论文新时代和文学的总体性视野第八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该文是总体相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跟批评家和总体性视野和纪要类硕士论文范文.
时间：2017 年11 月17 日
地点：桂林榕湖饭店·会议中心
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杂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人员：本刊年度奖评委与获奖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广西文艺评论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文学院相关学科师生以及媒体等
主持：张燕玲黄伟林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各位师友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第八届“今日批评家”论坛,本届论题是“新时代与文学的总体性视野”,这是李敬泽老师拟定的.“今日批评家”论坛已经第八届了,最初是我和李敬泽、周立民三个人商定,以“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为宗旨的青年批评家论坛.本届喜得十来位著名评论家参会,而李敬泽老师因有出访任务未能与会,他提出这个论题,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新时代,二是总体性视野,而且是文学的.首先是“新时代”,是的,我们的文学已从新时期进入了新时代,这当然不是历史学意义的,而是国家发生巨变的时代判断,中国文艺在这历史性的变革中,是否需要获得一种大历史视野、总体性的艺术观念,深刻去认识我们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时代的本质和主流,深刻思考个人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以期为我们自己寻找和建立新时代足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我想也许今天的讨论可能会涉及的.其次“总体性视野”,也许我们会想起卢卡契,想起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总体性”,他的总体性美学、总体性艺术观念、总体性的历史主体论,包括他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悉等,或许还有阿尔多塞、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许还有中华民族自身的文脉,新文学传统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宏阔而富有现代性的论题,值得我们在思想上情感上讨论直至追问：新时代文艺批评何为？
论坛一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主办,今天又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支持.论坛之前,我们请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梁飞、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小燕致辞,欢迎二位.
梁飞（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今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杂志社、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秀美的漓江之畔联合举办第八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的委托,我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批评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筹办此次活动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南方文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重镇之一,“今日批评家”这一标志性的栏目,从1998年至今,每期推出一位青年批评家,至今已经一百○二位了.可以说当下活跃于批评界的大多数批评家都曾在这一栏目闪亮登场,通过这一栏目,众多评论人才的批评观、批评风格得以全方位的呈现.而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是中国作家协会提出的一项旨在促进青年批评家成长的重大举措,自2001年以来,已有六届近六十位70后和80后的青年批评家陆续加入这个队伍.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设立,有效地促进了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赢得了学术界和创作者的充分肯定,取得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2010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开始合作,并联合上海作家协会举办了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由此每年一届的论坛成为文学批评界的一件盛事.客座研究员的青年才俊也逐渐成为每届论坛的主力,每届以当代文坛的前沿问题,切入文化现象,及时而深入的对新问题、新现象作出了回答,充分展现了青年评论人才的思想锋芒.历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使我们对这项活动的长期举办充满了信心.
本届论题是“新时代与文学的总体性视野”,当前在文学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论坛邀请了国内知名学者、批评家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将围绕主题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期待他们深入的研究和精彩的论述,为关照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思考,为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
陈小燕（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让我们文学院能够有机会和《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承办这次会议,可以说我们文学院的师生在这个会议当中受益是最大的,因为在场的我们几十位师生,可以有机会聆听文学大家的声音,另外尤其感动的是,昨天晚上我们学院师生共同打造的新西南剧展的年度大剧《花桥荣记》,能够得到各位大家的亲临指导和鼓励,在此我谨代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全体师生对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文学院的中文学科有着良好的文脉传统,在八十五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可以说是群贤毕至,陈望道、夏征农、沈西苓、穆木天、冯振、林焕平、舒芜等名家曾经任教我院.新时期以来又涌现出像蒋述卓、王杰、张燕玲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评论家,以及独秀女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家张燕玲、杨映川、黄咏梅等.我院几代中文学人上下求索,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学科基础.目前,我们中文学科拥有国家文科基地,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二级学科博士点以及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和重点研究基地等一批学科专业平台,以及国家级教学团队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
在我们中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各位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深表感恩！真切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受张燕玲的委托,我来接力主持.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时代与文学的总体视野”,我们讲新时期已经讲了三十多年,从1976连到现在,我们今天终于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第八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应该是一个新时代新论题的新开启.所以,我们先请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先生给我们做开题发言,有请.
郭运德（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很荣幸受邀参加本届论坛.以“新时代与文学的总体性视野”为题非常好,很有时代感和现实价值.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这个崭新的战略性判断,标志着五千年文明古国迈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的历史方位.
讲到新时代,我觉得至少有三点作参照：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我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的大国.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环境、资源、结构,也包括腐败和社会道德问题,十八大以来,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让世界为之瞩目.我们国家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二是从国际格局看.曾几何时,东欧剧变让中国承受到巨大的国际压力.但天佑中华,中国人韬光养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成功,让西方的强大政治同盟正在走向解体,我们的国际压力减轻了许多,这为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的空间.三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看.经过了从粗放型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国正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向着强起来的目标迈进.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单纯地追求温饱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几代仁人志士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追求,正在变为一种现实.这个现实,凝聚并激发着每个中国人实现美好梦想的磅礴的精神力量.所有这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崭新时代,文学当何为？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必须面对并回答的时代课题.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火炬,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想象力的标识,也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面对着社会巨大的历史转折点,文学不能做旁观者.文学要走进新时代,融入新时代,表现新时代,这就是文学的总体性视野.适应社会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我想,新时代的文学必须具备四个纬度：
第一是历史的纬度.中国是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五四运动以来,历史曾经被视之为重负,但经过了“”十年的浩劫和改革开放的探索以后,我们重新认识并验证了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之久的优秀传统带来的巨大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文学在面对过去的时候,如何延续我们的优秀传统,使之成为未来文学创作的底色和背景,以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面对过去,文学需要把历史赋予的巨大优势转化为新时代推陈出新的创作动力,让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具有深厚的历史纵深感和思想穿透力,使之真正与古老民族传统相匹配.
第二是现实的维度.新时代的文学应及时捕捉时展的脉息,发现时代进步的趋势.无论是从事创作还是理论批评,都应当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展的呼声,反映民族精神的肌理,反映人民大众内心的渴求、焦虑和企盼.正如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倘如此,文学才能真正地回应这个时代的精神饥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
第三是世界的纬度.现代社会,任何国家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艺术,都不可能孤立的发展.文学要融入人类共同审美创造的洪流,体现人类共同的价值和追求.在全球化时代信息开放的条件下,一味回到老路抱着传统不放,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在不忘过去的时候,更要面向未来.新时代的文学要有世界眼光,要从人类进步的大趋势中审视国人的精神走向,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感悟和意愿去体现人类共同的人性变迁和审美追求.面向世界的文学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去表达中国,向世界推广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另一方面是如何让文学真正走进世界,让世界更好地来了解中国.
第四是自我的纬度.文学要遵从创作者自身的感受,要张扬个性、尊重个性,追求独特的个性化表达.个性化的、有表现力的、独特的文学创造才能够真正切入时代,走进大众的内心.个性化的文学是真诚的文学.只有真诚地面对生活,面对世界,面对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够获得真诚的文学表达.而只有真诚的文学,才能够脱离低级趣味,脱离各种庸俗、眉俗、恶俗和拜金主义的文化侵蚀,才能回归真正的文学本体,让文学闪耀时代和人性的光芒.
这样的四个纬度,可以把历史的纵深感和当下生活的鲜活质感、把国际的视野和我们内心的感悟融为一体,有助于文学创作走出简单的模拟古人或抄袭洋人的老路,闯出一条真诚而扎实地融入时代、表达时代的新路,不断推出能够再现这个伟大时代进步的足迹、体现人类共同的审美价值的精品力作,从文学的高原不断攀向新时代文学的高峰.
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时代这个概念,自然与刚刚结束的十九大的报告有关,但落实到文学批评与研究上来,是否像当年周扬提出“新时期文学”那样,因为进入了“新时代”,就将从现在开始的文学称之为“新时代文学”,这也许是可以讨论的；但有一点我想可以肯定,在今天的语境下讨论这个话题,它绝非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性和临时性的姿态,而是一个立意高远、具有深刻历史内涵和强烈现实意义的话题,有着文学演进的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个内在逻辑就是：当代文学在经过近七十年,尤其是新时期以迄于今近四十年的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再向前推进,日益由“跟跑”走向“领跑”,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有一个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社会的准确判断和理论引领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学有“高原”缺“高峰”,面临的考验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如何书写和表现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与时代的巨变.这不是说,我们理论批评没有这方面的讨论.实事求是地讲,近些年来,从《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到《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经常都有讨论.如底层文学、文学接地气、反对虚无主义、批评强制阐释、强调文本细读、倡导新史诗写作,以及路遥、陈忠实作品讨论等等,有时还引起较好的反响.这一点,应该看到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可能与过于专业化有关吧,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讨论往往思维比较狭仄,在小我与大我、理性与、思想与艺术以及与时代社会关系的认知问题上,往往存在着某种偏执.中国不同于西方,它是在先发国家的挤压下被动的而不是自生爆发式地进行民族解放、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这样的现代化进程,自然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风范.因此,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析,可能会不得要领,甚至导致误读.这也是评论和研究需要警惕的.当然,要真正看清和表现与我们处于同构关系的新时代,是很难的.它不仅存在着如卢卡契在谈史诗所说因为超越了我们的经验和感知不像古希腊时代的整体性那样不易把握的问题,而且还有其自身“初级阶段”所呈现的异常复杂的问题.再大而观之,这也可以说是所有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的“历史性的难题”.新时代,文学何为？它能否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新史诗,构建适应时展的新的体系和范式？我以为,其中很重要和关键的,就是能否重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忽略了的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及其现实主义传统,做好“内源性”资源承续这篇文章,并给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仅仅将借鉴的目光盯着卢卡契、阿尔多塞、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整体性理论及其“外源性”资源的横移,显然是不够的,尽管他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独到和深刻之处.
有必要指出,强调文学反映新时代,并非返回原来反映论的旧轨,对时代作机械的、简单的、迎合性的展示,而是对之作能动的、审美的、创造性的反映.这里有二点要注意：一是这种反映既是历史的,也是美学的,应充分揭示中国社会震古烁今的巨变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并内化细化到人性的里层细处,它是有艺术力量和审美价值的.二是这个反映同时还是个性化的,它应很好地体现作为创造主体的“这一个”的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并为广大群众所认同和喜爱.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新时代,它是基于诗性表达的一种诗学话语,这与政治学意义的新时代具有不同的功能指向.
吴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我现在的思考是针对我们作为文学批评个人的、宏观面上的问题觉得越来越难以把握住,主观上的感触是好像自己的年轻时代这么快就过去了,对自己的年轻时代,现在回过头去想,我也没把握住,所以现在也很难把握这个新时代.或许年轻的批评家更有现实的能力.我们身上有多重的身份,用什么样的姿态来进行文学批评和专业活动,对我们自身其实是一个挑战.如何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语境或者环境当中,做好一个批评家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比如,文章会越写越少,文章里的空话反而会越来越多,而表态性的语言则会越来越频繁.到最后,一个批评家的面目变得非常的暧昧.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写的文章哪些是代表一个批评家,哪些是代表自己的社会身份,好像只有在上课的时候,还比较明确,对自己对学生有一点专业的要求.这个时代对我们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但也处之泰然,焦虑性的思考和感觉也不见得多.可见这个时代正以巨大的力量重塑着我们的人性和思想方式,首先是改变了我们的日常感受和经验.这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挑战吧.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明确自己的身份和立场,用什么方法实现我们的价值,找到我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这些都是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缩小到专业领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如何去看待我们文学批评的地位？还是得回到一个老话题,这个老话题是在中国很多时代会出现的.每到一个新时代,知识分子总有一个问题会出现,就是何以自处的问题.
前不久我有篇文章追思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钱先生留下的最具魅力的遗产就是他的人格力量,如何把握住自己,他的一生诠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乱世逆境保持自尊,又如何在顺境坚定操守.这一点恐怕也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大挑战.文学批评不仅是一种专业行为,同时是指向我们自身的一种反思,需要对自己有一种反思.既然走进了新时代,那么,作为个体的我,以什么姿态、立场和价值观与时代对话,在新时言,这是首先要考虑的.我们常以鲁迅为楷模,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在新时代首先且不断反问自身的批评家.
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就讲讲我个人对这个话题的想法.依据我的理解,“新时代”的特点应该从关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表述中理解,这个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什么叫作“好生活”？什么叫作“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觉得“好生活”应该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道德等等方面,而不只是好的物质生活,不要对这个概念做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的解释.如果人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国家经济发展了,但是人民的政治文化权利没有得到落实,社会的道德水平每况愈下,那就不是充分意义上的好生活.同样,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概念,不平衡不只是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更包括政治权利、文化权利、法律权利等等的不平衡；不充分也不只是物质财富的不充分,更是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的不充分.所以公民自由、公民权利的落实,制度的建设,应该是消灭物质财富不平衡的一个根本渠道.这也是我理解的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深化改革不只是要改革,而是优化改革.怎么优化？就是改掉扭曲市场经济的各种各样的弊端.
下面讲讲“文学总体性”.我不想在卢卡契意义上谈这个概念.我想谈的是我自己的理解：中国当下的文学总体性应该表现在全面地表现人民的好生活理想,全面地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个全面性达到了也就达到了文学的总体性.换一种表述就是文学的总体性,应该是对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总的原则的深刻把握.这样的一个把握,在当代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中是很不够的.
我举几个例子.一是有一种说法,在评论界也很时髦的一种说法,就是市场经济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各种社会弊端,包括物质财富不公平分配、两极分化、道德滑坡、创作的媚俗、作家没有责任感,等等.我觉得这个说法很肤浅,如果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文艺创作的媚俗化,那我们怎么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市场经济却产生了那么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家有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自由.
还有一个所谓“分享艰难”理论,我觉得也是很误导.有一批描写国企改革的作品,要求底层人发扬自救精神,互助精神,大家分享艰难,共渡难关.这些作品有点像雕牌洗衣粉广告,妈妈下岗了,打着雨伞在外面找工作,很悲苦的样子.孩子放学回家了,拿着雕牌洗衣粉帮妈妈洗衣服,妈妈慢慢回来时感到很欣慰,所有痛苦都没了.用一种煽情的方式让孩子来解决一个由社会体制造成的问题,不荒唐吗？第三个就是把一切的罪恶都归结为现代化.很多描写中国现代化阵痛的作品都在鼓吹前现代的“美好生活”,要回到桃花源时代.这种创作和评论显然是误导的,因为我们的问题并非仅仅抽象的现代化的问题.
总之,我觉得文学的总体性就体现在全面地表现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抓住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研究员）：我可以讲讲“总体性”,因为,我的博士论文里,有一节就曾谈过卢卡契的“整体性”问题.
卢卡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叙述与描写》,是他的很有代表性的文学论文.在这篇文章里面,卢卡契提出了“整体性”这个概念.他要用这个概念来解决左拉的自然主义写作与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写作之间的冲突.他从描写与叙述的写作技巧入手,分析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局限和问题,肯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胜之处和文学价值.他说,描写跟叙述比较起来,是低层次的技巧；它把一切都放在眼前,并抹杀差别.外部化的描写,导致物像的堆砌,取消了个性,把人降低到死物的水平,缺乏意义感.叙述则分清主次,有历史感,能准确地揭示人物的个性和细节的意义.深刻的叙述则意味着反思,叙述意味着判断力,意味着对事物的本质和意义的认知,意味着对人物和生活的一种完整的把握.所以,小说家要将描写提高到叙述的高度,要赋予它以意义感、历史感和思想性.
显然,卢卡契的“整体性”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当我们将它与“新时代”并置的时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混乱感：是要把所有充满差异性的经验和个性,纳入一个整体性的体系里面来呢,还是别的什么？如此语境下的“总体性”,跟卢卡契原来的那个范畴,已经是天悬地隔、迥然不同的两回事了.
所以,讲到“整体性”或“总体性”,应该强调的,就是卢卡契所讲的这种分析的方法、批判的态度、理性的意识以及充分个性化的风格.这种整体性意识和方法,在我们伟大的《史记》里就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整体性的视野,整体性的叙述,是一种真正个性化的近乎完美的叙述.司马迁的叙述并不排斥描写,而是将二者完美地融为一体：赋予描写以叙述的深度和概括力,赋予叙述以描写的生动和鲜活感.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叙述,不是封闭的,而是极为开阔、非常深刻和高度自由的,因而,才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历百代而不废的价值和生命力.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叙述,都应该是这样的.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想对这个时代有个总体性视野,或者说有这个认知需求,有要把握的需求,这个需要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要达到是很难的.我们自己就处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太可能假设成我们站到了这个时代的外部或者上面,对这个时代进行全面的、客观的、一览无余的观察和判断,我们不能把自己想得太了不起.我们和这个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各样非常复杂的感受.
我想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应该基于我们个人和它的真实联系和复杂的感受,基于我们个人的实感经验.不要指望别人可以给我们一个对这个时代的理解,或者给我们一个关于这个时代的视野.最好还是不要别人给我们那个视野,还是要自己的那个视野比较好一点.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我们还需要对个人的狭隘的有限性对个人视野的局限,有一个反省,有一个警惕.不能说我个人认识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总体的样子.
我觉得这两层意思同时作用,在诚恳无伪的个人实感经验和对个人经验的反省中去接近、去触及对时代的总体性理解.
王尧（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南方文坛》创刊三十年,我也阔别桂林三十年.这三十年,文学、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南方文坛》有紧密关系,是这个杂志的作者.我现在体会到,要办好一本杂志,需要像张燕玲这样懂文学、把文学当作信仰的主编.在文化现实再次发生变化时,有无文学信仰太重要了.我要借此机会,向《南方文坛》表示祝贺与敬意！听了前面几位先生的发言,我有大致相同的想法.我们所讲的“新时代”应该说是个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进行过程中,包括文化现实可能发生的变化,文学秩序可能发生的变化,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常常觉得批评家的想象力落后了.这无疑需要一个整体性的视野,以宏观当下,应对未来.我充分注意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批评家面临考验,他如何处理与新时代的关系,如何表达自己真实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它有自己的方式,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明显的.在大的历史脉络里,作家批评家如何既与作为整体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保持一致,又能够自由表达、呈现独特的、有差异的精神与艺术,是个难题.
李伟长（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创联室副主任）：关于这个主题,我想到的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即一个写作者如何处理他和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不管这个作家生前写的什么内容,如何直接地、间接地处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后人评价他的创作成就的时候,总是会把他与所在的时代进行关联,譬如说他代表了一个时代,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没有一个作家是可以离开时代而单独存在的,正如鲁迅所言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即使如卡夫卡这样看上去似乎与现实颇有距离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也不例外.英国诗人奥登在评论小说家卡夫卡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处理他与时代的关系,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完全不一样,现实的日常的常规的经验,被卡夫卡进行了抽离、改造乃至扭曲,呈现荒诞、紧张、孤独和压迫感,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探求,所谓现实、所谓时代在他的心中的反映.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新时代和文学的总体性视野,即一个作家如何处理当下时代和生活的关系,并尝试进行总体性的把握.问题在于,很多作家作品在写这个时代,表示得比较“无知”.这里的“无知”不是个形容词,它是个名词.正如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说的那样,一些写作者的才华可能被他的“无知”给饿死.这个“无知”是不是可以同样理解为,写作者对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清晰,或者缺乏能力来把握时代的脉络.一个作家,有没有总体性视野的意识,还是很不一样的.在我的阅读视野里,不少小说家还是有总体性意识的.
我想提两部长篇小说,一是哲贵的《猛虎图》,二是鲁敏的《奔月》.《猛虎图》写的是温州生意人的兴起和衰落,哲贵被认为是写所谓富人阶层的代表.事实上,哲贵在这部小说中关照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成长的温州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他们和时代关系的分合和疏离,渴望和时代保持一致,又处于时代的漩涡里.哲贵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进行了观察,尝试整体性地去书写经济人群.
鲁敏在《奔月》中,涉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一个发生车祸却幸免于难的女人,选择了失踪,去了一个小城镇隐姓埋名,重新开始生活.她是否可以真的离开这个时代？如果关于她名字所对应的社会性认知全部剥离掉,意味着她将一无所有,是否就能如愿地消失？从这个世界逃离出去,没有人会知道她曾经的经历、地位和感情.问题在于,当这个人从她所处的时代逃离出去的时候,到另外一个空间重新生活的时候,她将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她得重新建立新的社会认知,还是得去工作,得去办*,得去经历新的感情,得重建她的社会交往和关系,重新成为另一个人.鲁敏处理的显然就是一个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有意思的,从一线城市逃离到小城镇,鲁敏对小说人物在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空间的生活进行了颇具张力的叙述.
对一个小说家,或者推而广之,对所有的写作者而言,如果他有文学的总体性视野,在处理与时代和现实关系的时候,他的作品就会变得更加的生动和开阔.有和没有总体性视野,分别很大,有但不写出来,自然是作家的个人选择.如果一个写作者,没有这种总体性视野的话,我们显然无法期望他能够写出大作品.
陈祖君（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90年代中期,陈晓明老师的《无边的挑战》以及洪子诚、陈思和等老师们的相关书籍,已经涉及这个问题.这几年海外学者提出的“华语语系”“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我觉得非常好.《南方文坛》第五期刚发表了王德威先生的文章,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几位教授写了回应文章,看后很受启发.总体性视野,它首先是一个共享的概念.强调多元共享、相互参照,包括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也包括政治、经济等领域.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共时性平台,从不同的角度看,总体性视野包含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从地理范围来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就应该把海外华文文学纳进来.
另外一个想法,今天的文学艺术的总体水准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其中的标准应该如何设立.布鲁姆做了一个“西方正典”,其实我们也在做,如“新文学经典”“百年经典”等,在重建经典的过程中,文学批评或者说纯文学批评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我们所讨论的总体性概念,应该包含多元化、多区域、多族群、多层面甚至多层次、多层级的意蕴.我们知道,今天的文学创作,不管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和戏剧,不同文本之间的艺术水准相差很大,而我们的批评往往是鼓励偏多,差的也鼓励,好的也鼓励,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混乱的、良莠不齐的局面.有时候可能是懒惰,装作没看见,我们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某些问题,而不去分析和批评文本的质量.其实文学作品是一个“总体性”的文本,集合了社会各种各样信息并加以呈现.比如说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艺术审美等方面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因子,集合或者说统合在一起.那么,怎么去统合,怎么面对这样一个统合的现实？需要怎样的批评标准？这也是“总体性视野”所应包含的论题.
徐勇（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发言的题目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在新时代提倡文学总体性,不仅仅意味着文学总体性视野的重建,在我看来,还可以在日常生活及其叙事中发现历史.这首先要求我们应重新审视日常生活.重新审视日常,不仅是要看到日常生活的两面性,以发挥其积极的意义,更要看到日常生活叙事的两种路径.即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的写作和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的写作.我这里提倡的是后一种日常生活叙事.
过去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的写作中,是没有日常生活的,有的只是符号化的日常,这种写作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把日常生活化的日常生活写作.以韩东、朱文等作家为代表.另一种是隐喻性的日常生活写作.这种写作,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阎连科的很多小说中表现明显且具有症候性.要想还原日常生活的本意及其全部的丰富性,就必须跳开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的写作.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的写作,是一种到日常生活为止的写作,日常生活既是它的终点,同时也是它的起点.这是一种循环式的日常.日常只是作为能指,在这一循环式的圆圈中漂浮延宕,而无所指.隐喻附着于其上,某种程度上,隐喻是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的,是一种强行的“赋予”和“符码化”.
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的写作,首先是要建立日常生活表现的多重视角,以还原日常生活的全部丰富性.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的写作,也是一种重新看待日常生活的方式方法.简言之,它要求我们对以往日常生活写作的“去魅”和反本质化.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的写作,还意味着可以日常生活作为视角,而不应该停留在日常生活的浅层或到日常生活为止.王承志的《同和里》和艾伟的《风和日丽》值得关注.
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的写作,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日常生活不是目的,它只是作为方法、手段.这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书写日常的时候,我们要建立日常间的所指系统.这是一个个具体的日常所构成的所指的集合.但这些所指之间,并不是任意的、碎片化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也就是说,日常虽然是碎片化的存在,但其背后的所指之间却是有内在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的写作,就是一种本雅明意义上的拼接和“翻译”,是一种把打碎的花瓶重新拼接成一个完整的花瓶的过程.格非的近作《望春风》是这样的代表.
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的写作,其实是提出了重新思考宏大叙事或展开宏大叙事的反思的命题,以及如何阐释中国现实和经验的问题.在这方面,刘心武的《飘窗》可以说极具症候性.在这篇小说中,刘心武之所以提出启蒙的限度和反思的命题,与其说是对启蒙或启蒙者表示质疑,不如说是对启蒙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表示出了担忧.刘心武充分意识到了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这个时候再去沿用传统意义上的启蒙（诸如人性、人道主义）、革命、解放等等宏大叙事,显然是无效且无力的.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日常生活作为起点和方法,重新思考（反思）宏大叙事并使之在日常生活的表现中被激活,而不是继续沿用原有的宏大叙事来削足适履,以此来规范生活.
我们要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而不应像以前那样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
黄伟林：各位下午好！上午的发言精彩纷呈,期待下午有更多新时代的新思想,首先请女评论家、《新华文摘》的陈汉萍老师发言.
陈汉萍（《新华文摘》编审）：在我的理解中,“新时代与文学的总体性视野”的提出,正是缘于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异常繁荣、文学作品与批评意见的海量生成相伴随而产生的总体性匮乏的焦虑感.信息泛滥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太多劣质信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优质信息的快速精准获取.“无网不文”（No internet,no art）,泛文艺时代文艺作品与批评意见的海量生成导致漩涡中心的匮乏.而这种总体性匮乏的焦虑感在当下文学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优秀之作遴选的困难；二是优秀之作或有争议之作充分批评化的困难.
如何将优秀之作从鱼龙混杂的海量创作中遴选出来,去芜存菁、披沙拣金、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是文学批评不可推卸的使命,也是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仅长篇小说而言,每年出版的就有五千部之多,这还不包括风头正健的网络文学,如此巨量的文学存在对文学批评从业者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感.看看80年代的年度创作回顾,“年度概观”“年度检视”,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再看看最近几年的年度回顾,“年度中篇小说之一瞥”“年度长篇小说之窥见”“年度长篇小说之某个侧面”,已显示出批评对创作总体性把握的乏力.大量的平庸之作淹没了少数精品力作,尤其会淹没那些不以噱头吸睛、平实而有价值的新人佳作,淹没潜在的文学新生力量.优秀之作的遴选需要有宏阔的视野和专业的精神,但海量的新作迫使诸多学院批评家不得不做出调整,专注几个作家的作品,因而与芜杂多元的文学现场的隔膜也在渐渐增加.
而一些优秀之作或有争议之作也缺少充分批评化的过程.速生速朽的文学生态惯于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热点,优秀的文本未及深入细读和充分讨论,就被层出不穷的新作覆盖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没有真正开展针锋相对的争鸣,不同意见的交锋更多流于碎片化的私人微信表达.如果说,程光炜老师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中认为有关80年代文学史写作存在直接将批评历史化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连一些重要的作品也远远没有充分批评化就留给了文学史.
在人人都是批评家的互联网时代,文学批评的从业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今日的批评从业者除了要面对源源不断的海量新作,还要有对时代敏锐的感知力和思想力、良好的审美感知判断力和审美表达能力.因为个体化批评是建基于对时代总体性感受之上的,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内含着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性维度,回应时代难题和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今日批评家大都寄身于学院体制,良好的学术训练是其优长,但也习惯于对已有定评的作品做出阐释,面对鲜活的新文本、新现象、新思潮,不少批评文章存在从理论出发寻找文本再回到理论印证的弊端,因此需要重新激活我们对开放状态的原始文本的审美感知力和精准的审美判断力.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见文字才情是读者对文学批评的天然要求,文学批评更要加强文体建设,讲究文章之美.如此,新时代对文学批评家提出了较前更为严苛的要求,新时代赋予文学批评家多重使命,他需要具备处理新的文学经验和复杂文学现场的综合能力.
不过,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正在发生的、未完成的新的文艺现象、思潮和美学观念,传统的文学评判标准和美学趣味不尽适用,正处于调适之中,青年批评家大有用武之地.互联网时代专业性稀释导致文艺批评陷入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需要专业文艺评论工作有所作为,积极介入文艺现场,主动发声,及时发声,并逐渐形成和建构批评共同体,放大有思想穿透力和审美洞察力的声音,共同推出有思想有见解有立场的评论,营造良好健康可持续的批评生态.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我想谈谈“总体性”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是跟它相连：一、我们要讲的是谁的总体性？二、总体性与个人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三、总体性的提出隐含什么意图,不能每个人都有一个“总体性”吧,它一定有个潜在的统一性在背后.以往的历史曾给我们不少教训,就是作家很难把握“总体性”.
当然,以总体性的视野来突破以往我们个人的局限,从这个层面来探讨问题,这其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之处.我想追问的是,我们还有面对时代、历史、自我的雄心吗？马克思说过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碎片化的世界中,我们还能够建立起总体性的框架吗？从自我反思的角度出发,我同样不能放弃自我的提升和突破机会,就此而言,我想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首先,尽量让自己不要过分“专业化”.我们都是太专业教育背景下的结果,尽管学院里不断地在强化所谓的通才教育,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超越本身的专业,或者说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专业化,对我们认识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可能有帮助.我曾经开过玩笑,其实也不是开玩笑,我是见过的,研究李白的研究生,连关于杜甫的论文都不关心,“专家”“专业”“研究方向”,有时候是画地为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可怕壁垒,这一点,我们需要有自我警醒.
其次,要引进时间的维度,历史地看问题.很多事情,立足当下,很炫目,实际上是雾里看花,如果再迷醉于此,就不仅仅是目光短浅的问题了.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参照物多一点,就会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比较,甚至有些事情,不要急于做出某种结论和判断,“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古人早就在提醒我们嘛.学术研究也一样,引进了历史的维度,就会更平和、更客观地看问题.比如,对于孙犁晚年创作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漠视,过一段时间好像又发现了一位巨人.如果,稍微展开一点历史画卷,就会发现,这些壮年被耽搁的一代,在晚年涌现创作高峰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汪曾祺、黄裳、张中行、黄永玉,如果把这些人跟孙犁放在一起,既看清了孙犁的创作价值,也能清楚他们各自的特点和相互联系.如果再往前看,《耕堂读书记》与《知堂书话》再做个对比,迥然不同中也能看出各自的深浅,这样就用不着惊呼“天降”孙犁了.
第三,探索多种方式,不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一隅.张新颖老师说他要做一个“随笔”作家,随笔,的确有现有的学术论文难以容纳的情感、思绪和探索的力量.我近年也在尝试写一些作家故居的寻访记,似乎是游记、印象记,然而,我认为它大大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至少突破了单一的文本、文献这样的单一局限,从作家的生活情境、细节、心态再来看作品和思想,出乎文本内外,感受更深,看得更清楚.对于一个大时代而言,个人总是渺小的,然而,小没有关系,只有能够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存在方式,我们依旧会在春风里看桃花.
宋嵩（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既然来到了广西,那么我就以广西本地作家光盘今年在《民族文学》第八期上发表的一个中篇小说《重返梅山》为例,谈谈我对当下总体性写作的看法.
各位老师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指出了当下写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但是,很多作家显然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们也是在追求一种总体性的写作,想在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小说）里面,既有对历史的追溯和反思,也有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以此来完成一种总体性的建构.然而理想往往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就在他们努力实现总体性建构的时候,却忽略了小说应该是由丰满的人物形象来结构的.光盘这篇小说就存在着人物形象过于脸谱化、不够丰满的缺陷；而整篇小说的“总体性”追求也因此陷入理念化的窠臼.
这篇小说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发展道路的抉择.整篇小说可视为一部由恒通公司董事长从大义的回忆、从大义爷爷的回忆以及梅山的现实交织而成的三声部合唱.爷爷回忆中的梅山,虽然先后经历了战争和“大炼钢铁”的严重破坏,但“春风吹又生”的希望始终存在；从大义回忆中的梅山,则是热火朝天的开矿场面；而梅山的现实,却是一幅过度开采、严重污染后的末日场景.围绕是否重启采矿项目而引发的观念冲突贯穿小说始终：一种观念以“苍天给了我们无穷的宝藏,我们不开发,老天不答应”为口号,不惜为经济利益牺牲环境；另一种观念则是宁愿破产也要为子孙后代的生存保护环境.小说的立意上显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凸显这一立意的同时却暴露出了人物形象的单薄.作者将梅山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极力突出两种发展观念的对立,矛盾倒是尖锐了,却难免让人生出疑问：在科学发展和保护环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是否真的还会有人为了眼前利益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此外,小说里还设置了一个很有科幻意味的“毒人”形象：这是第一批因梅山环境污染而中毒的人,他全身是毒,甚至连跟他握手的人也会中毒；而他维持生存的方式则是喝被污染的毒水,吃用毒水种植的蔬菜、稻米,甚至在煮牛肉的时候还要往锅里滴两滴农药,要不然就没法吃.现实生活中当然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作者为了凸显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不惜用一种科幻小说的写法来塑造这样的形象,使小说显出怪异的样貌,从而对小说的总体性风格带来了干扰,影响了创作主旨的表达.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下很多作者其实是有总体性追求的,但是在付诸创作实践时往往会矫枉过正.《重回梅山》所体现出的一些教训,值得其他作家,特别是创作类似题材的作家思考.
李丹（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显而易见,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变的关口,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是毋庸置疑的.
在上一个世纪,《老残游记》中的中国是“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如果用与之类似的比喻,现在的中国则是“那边一艘航母在星辰大海之中,好不骄傲！”
历史的走向是如此难以预测,大概二十年前,知识分子有一种普遍的乐观和理所当然的判断——如福山所言,历史已经终结也不需要更多的想象力,我们只需要沿着“自由经济、政治、多元文化”的进路,就可以一直走到灯塔里去.而历史的发展则与之相去甚远,知识分子的预测也几乎完全是错误的.以我个人的阅读和了解,现在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可谓层出不穷,其尺度远远超过想象力.比如,我看到有人说“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朝贡体系”.还有人说,“马上中国就要进入一个持剑经商的时代”.而前段时间,在一个注册用户超过一亿,号称“中文互联网最大的知识平台”的网站,对中国的现时描述是“昭和”.
当然,这样的言论在严肃文学之中是很少看到的,但与之类似的说法与言论在网络文学之中却极其普遍,可以说各式各样粗鲁的想象层出不穷.严肃文学和网络文学的这种差距也许可以推动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工作者,正在更进一步地陷入一种普遍的孤立,坚守严肃文学的人显而易见地是这个世界中的少数.在这种对比之下,文学的处境可能会显得更加艰难.
所以,在此基础上谈到文学总体性视野问题,很难相信这种分裂的局面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生弥合,也很难相信日趋少数、孤立的严肃文学能够在总体性表达.王士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议题的一个关键词是“新时代”,关于“新”的想象和追求可能是一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20世纪以来,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新诗,到后来新中国,然后新时期、新世纪,再到现在的新时代,在不断地“新”.这里面当然有一种简单化、二元对立的倾向和乌托邦色彩,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社会、中国文学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也与此有关.近年来一些相关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关注,一些学术的工作也有开展,这自然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当然,这个“新”我觉得确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这一百年以来的确是天翻地覆、风云激荡,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的确在发生着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和重大的转折,有许多新的东西在不断地出现.比如说在文学层面,新时期文学是很有概括力的,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它的确可以构成一个有独立的段落意义的文学时期,它在相当程度上使得文学回到了正轨,成就和价值是非常大的.关于现在的新时代,因为处于现在进行时,近年来文学中的确有许多新的因素、新的变化正在发生,作为批评家应该关注当代、关注文学现场,其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重视、观察和研究的.
我主要做诗歌评论,我谈一谈对近年诗歌的看法,算是一个宏观、总体性的评价.关于近年来诗歌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有人认为现在是诗歌最好的时期,也有人认为当今诗歌已经死亡.我觉得诗歌没有一些人说得那么好,但也没有另外一些人说得那么差,它更多的是活力和问题并存的.活力的方面是诗歌已经形成了开放、自由、多元的发展态势,诗人们在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语言创造和写作实践,问题方面则是诗歌圈子化和内耗严重、总体水平不高、低水平重复,以及诗歌被征用、丧失独立性的危险等.如果两相比较做一个总体判断的话,我认为其活力、积极的一面仍然是更主要、占据主流的.如果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的话,百年新诗应该还只是一个少年,还处于一个成长和上升的阶段,它正走在一条开拓、探索的道路上,它是有活力、有生机、充满可能性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对中国新诗的未来报以乐观的期待,当然,是谨慎的乐观！
金春平（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摆在文学创作甚至文学批评面前的巨大挑战,就是个人的有限经验如何去代言时代、参与历史、言说生活的绚烂奇幻.“历史时代”已经被整体瓦解,“有机整体论”也已陷入表述的危机,个体作家已经很难以一己之力去撬动社会结构和时代变迁的巨大意识形态,唯有以有限的知识、观察和体验,去面对更新、时时开放的多声部时代,努力勾勒其中的局部场景.为了让这种观察和勾勒坐实,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就是对作家经验有限性的弥补.如果说非虚构叙事的个人还带有一定的公共性的整体论色彩,更多的作家则是选择了一种合法且安全的叙事武器——“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以鲁迅的思想和艺术完结出文学的典范,确立了反思、批判、独立、自由、怀疑等个人主义话语的核心命题,其精神的背后是深切的家国之忧和民族再造的历史责任；在当前经济时代为主导的历史语境中,“个人主义”或“个体写作”的叙事姿态,往往与消费主义秘密合谋,变异了当中的现代性内涵,成为展示个人隐私、心灵隐秘、生活隐情的叙事视阈,更有甚者只是将仅仅关涉一己私利的爱恨情仇作为文学的主题.这种流行而时尚的个体化写作,至多能够引起同阶层当中非常有限的局部人的理解,而无法触动到造成个体心灵和精神生存种种“压抑”背后的诸多外在性机制,比如社会机制、政治机制、经济机制等.
当然,这样的文学期待似乎将社会学或经济学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卸给文学,文学被视为一个不尽职的学术门类,但这正是当前文学需要自我更新的动力.作家和批评家面对越来越模糊、混杂的结构化的社会情境,文学只能以“微光”洞悉局部的真实与深邃；新的文学经验的建构,包括思想价值体系和美学艺术体系,就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历史使命,而“跨学科”的大文学意识,走出学科、知识、经验和意识形态等规定性,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揭示身处于各个区隔空间当中,人的种种身体的、生存的、情感的、心灵的、精神的无奈、妥协以及挣扎和自救的方法,并以唯有文学才具备的“美感的批判性”或“美感政治”去撬动业已成型的社会生活结构,这才是切近一个阶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方式.因此,当前的个人主义要从被历史所限定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义务中解放,祛魅深植于政治信仰、实践理性和既定规则的安全稳定的秩序,而以寻找规则的个体理性重新嵌入新时代语境下的社会义务,重建一种承担当前社会公共义务的个体化的新整合,这是打通“个体化”叙事和“整体性”表述的唯一方向.
董迎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20：虚无主义的重新审视和否定情感再开发》,主要观点是：新时代完整的文学总体性,应该包含那些人类的反总体性,或者说与反总体性相关系的边缘性,即人类的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的理解与把握.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说是否定,但它实际上是一种肯定的、有意义的主义与情感.不止在文学世界里,就是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明显地感觉到,以不安、焦虑、悲伤、孤独等为表现形式的虚无与否定情感,它们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深度清醒地认识世界与自我.
今年9月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关于诗人海子“大诗”的专著：《“独自走上我的赤道”：海子“大诗”谫论》.我在海子的长诗写作和大诗写作上,看到明显的强调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的写作特征,这种虚无与否定情感特征成为海子长诗与大诗的质地与时代价值.海子作为一个文学符号,海子之死,实际上是一代人的死.在80年代反抒情、反精英主义、反崇高化的文化氛围里面,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是海子诗歌的全部,思想的全部,人生的全部.海子的死亡与诗歌写作,无疑是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的展现.
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是人类最深刻、本质的情感体验.反映这种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的文学创作,是让文学真正回到艺术本身,让文学进行平衡现实与心灵关系的功能.我认为：虚无的、否定的情感与文化,渗透着我们文学创作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融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和思想.在坚持新时代文学创作总体性的同时,谁如果合理、合宜地对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进行把握与驾驭,无疑就能够在时代当中进行深度的文学创作与思考,写出真正的好作品.
文学是有温度有热度的文学,在我们新时代文学的总体性、世界性的文学愿景当中,虚无主义与否定情感的创作与思考可以让我们真正地回归文学本身,回归深度的、内在的、本质的文化批评,最终获得和找到每个人想得到的生命与世界的真实、价值与意义.梁冬华（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我今天发言的内容与论坛的主题“新时代和文学的总体视野”既有联系又有所偏离.首先,我非常感谢《南方文坛》和张燕玲老师一直以来对我学术成长的帮助和支持！近年来,我研究的领域逐渐从文艺学、文学批评转向艺术学理论、美术批评.在这一转向中,我带着自己文学的背景进入艺术,尤其是绘画领域,发现了艺术家、画家所没有注意的东西.比如,传统的绘画研究往往聚焦在作品的形式上,如色彩、线条、技法、构图等,而忽略了作品深层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意蕴,此深层意蕴的形成显然受到了整个社会思潮和艺术观念的影响,要将之挖掘出来必然涉及今天论坛所提到的“总体视野”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鉴文学研究中的方法来展开美术研究,往往会有新的学术收获.
最近,我采用文学研究中的“总体视野”梳理了广西少数民族人物画发展史.我发现：从1949年后到现在,广西少数民族人物画图式的变化实际反映了时代社会思潮和艺术观念的变化.1949年初期的少数民族人物画图式,大多是将少数民族人物放置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宏大语境中,描绘其织布、收割、牧耕、婚嫁、节庆、学习等场面,表现地处祖国边远山区的广西少数民族人民在新社会重获新生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与同时期文学作品中所使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念和手法是基本一致的.而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时代艺术观念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向,文学领域出现了私人化写作的倾向,广西少数民族人物画也开始聚焦少数民族个体——民族服饰、生活习俗以及个体生命精神等.总的来说,通过“总体视野”的研究方法,我们能够爬梳出广西少数民族人物画受总体社会思潮和时代审美观念变化而悄然发生的图式演变,这一图式演变将与传统绘画研究关注的技法传承互补互存,共同呈现了艺术发展的多元面目.
邱振刚（《中国艺术报》文艺部主任）：单个作家的生活范围是有限的,只占据总体现实的极小的局部.即使作家整体,现实世界的很多领域对他们也是陌生的,这是一个常识,那么我们在谈论作家的视野时,内在的隐含性要求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重叠加的社会,一个写都市白领生活、写官场、写商战题材的作家,可以说自己站在北京商务区的世贸天阶上,站在上海浦东的高级写字楼上,看不到农民是如何面对拆迁、失地,面对父母养老、子女入学等难题的.很多作家就是通过假想作家群体中的他人在处理这类自己所看不到的题材,从而为自己的写作寻找到辩护的途径.另一种作家中常见的辩护途径是有些国外作家同行的题材范围也很狭窄,卡佛的确写了一辈子低收入者,门罗的确写了一辈子小镇居民,村上春树也的确写了一辈子都市里的文艺青年,而且写的就是人物所遇到的似乎很琐碎的困惑、烦恼.但是,人的痛感是分级的.这些作家选择题材的方式,不应成为我们的作家也这么做的理由.在社会福利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公民对现实的诸般不满意,在有些欠发达国家底层人群眼中近似于无病.鲁迅所说的,“揭露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于中国作家,既是写作的机遇,又是不容回避的义务.一个都市白领,为何要把收入的大半用来还一套蜗居的房贷,和一个农民如何砸锅卖铁来供养子女上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当作家真的讲述好前者,其实也就回答了后者.作家可以自由地选择题材,但不应自由选择对题材的处理方式.事实上,很多作家是以轻佻乃至虚伪的姿态来讲述现实.他们的写作技巧、写作经验,仅仅是给故事打蜡抛光的工具,并未用于淋漓尽致地挖掘故事的内部信息.他们所在意的,是作品的完成度而非穿透力.实际上,一篇小说的艺术高度和思想质地,既来自作者把多少现实内容收纳于其中,更取决于作者理解现实、穿透现实的力量和勇气.由此也可以说,文学的视野问题,是广度的问题,更是深度的问题.
彭林祥(广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如果“新时代”是十九大之后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词,那么现时的文学批评就与“新时代”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作为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家自然就生活在“新时代”之下.这就对我们的批评家提出了要求,我们没法逃脱这个“新时代”,那么我们给这个“新时代”之下的文学批评又带来什么呢？
目前的中国,GDP已位居世界第二.经济上的强大需要强大的文化.这对我们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2016年,在建党九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了“文化自信”,而我们的当前文学批评是否有自己的自信？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带有浓重的西方烙印,那21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界是否需要反思我们的思想资源？
最后,我借用郭运德副主席的四个维度的看法.认为：“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应该向具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鲜度,世界的广度,情感的温度的汉语批评话语体系努力.
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想以最简化的方式说两句,我不做任何的论述和展开.新时代与文学的总体性视野这个大的题目,令我想到近两年来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时代与文学研究的形式探索与趁势.昨天晚上请大家看了话剧《花桥荣记》,与其说是请大家看一台戏,其实我们在排演时,并没有仅仅把它当成一台戏来做,我以为这是我们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我觉得现在的全媒体时代,数字化网络的快速发展,文学研究的形式不应该仅仅是论文或者是专著,甚至说得直白一点,其实今天很多的论文和专著,尤其质量差的很多,我觉得是在浪费纸张.在这种情况下,一台话剧,从小说到剧本到导演,到舞台呈现,我们是在通过舞台来阐释和评价一部作品.所以,我觉得新时代的文学研究形式,是否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更多的形式,让它能够有音乐、有色彩、有表演,在高校能让学生更愿意去接受,然后有更多的受众,让普通的老百姓也来接受.一如许多电视剧改编于网络文学,我们文学研究者是否也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去介入.
张燕玲：大家的专业与认真令我深受感动,对本届论题各自不同的丰富的解读,启人新思；大家不约而同地坚定知识者的操守,葆有文艺批评的初心,显示了个体批评家在新时代的社会担当与人文担当,令人感佩.谢谢大家,明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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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现实主义题材，开启网络文学的新时代 网络文学经历了20年的发展,如今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中国网络文学作家有超过一千万人,阅读网络文学的网民达到了3 78亿,每年也会产生超过十万部的长篇网络小说 近年来,网络文学也成为了动漫、影视剧本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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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的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 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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