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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类论文范文例文 和新型农民形象和叙事逻辑关仁山《金谷银山》和柳青《创业史》比较谈方面论文范本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逻辑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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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关仁山这部旨在聚焦表现当下时代处于沧桑巨变中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9月版),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作品与“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也即柳青那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之间的内在关联.

强调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男主人公范少山心目中的头号精神偶像,就是《创业史》中那位引领乡亲们走上集体合作化道路的梁生宝.小说中先后五次专门提到过《创业史》.最早一次提到《创业史》,是在开头第一章“雪疯了似的下呀!”中.范少山与前妻迟春英发生了尖锐的情感冲突:“迟春英急了,把范少山拉杆箱里的衣物拿出来就摔!摔着摔着,就摔出一本书来,旧书,纸都发黄了.柳青的《创业史》.成立人民公社那阵子,县上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住在范老井家.走的时候,留下了这本《创业史》.范老井说:‘俺家人都不识字,给俺没用啊!’组长说:‘过些年,你们家就出识字的了,交给他,会有用.’范老井就把这本书珍藏了起来.等范少山高中毕了业,出门闯荡了,就把这部书交给了他.范少山稀罕啊!一直带在身边.”这里,首先介绍了范少山与柳青《创业史》之间深厚渊源关系的最初建立.因为一直随身带在身边,所以范少山才可以做到对这本书随时随地的阅读.第二次提到这本书,是在第三章“山野里的春天才叫春天啊”里,范少山和余来锁结伴在北京城里找二槐的时候:“为了省钱,他们找了家最便宜的地下室小旅馆住下.这让范少山想起了《创业史》中的买稻种的梁生宝.他敬重梁生宝,那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当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白羊峪时,《创业史》更是成了他的口袋书,时常揣在怀里,特别是梁生宝买稻种的章节,已经被他翻烂了.梁生宝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鼓舞着他.这时候,夜深了,隔着一层薄板,外间的呼噜声响成一片.范少山睡不着了,他从包里拿出《创业史》,读起来……”第三次提到《创业史》,是在第十三章“泰奶奶走了,风来了”中的开头部分:“范少山和余来锁靠着银杏树,想心事.两棵银杏树,一人一棵.

事情也不顺,修路的事儿,没影了.下雨了,淅淅沥沥.范少山看着雨,不由得朗诵起来……这是啥?《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梁生宝买稻种的开头.而今,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融化在血液里了……范少山一字不落地背完了整个章节,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为啥要背诵这篇文字,也许是因为下雨了,也许是想起了这几年的困难,他的心里头住着的那个梁生宝一直没有离开.余来锁是文化人,也是读过《创业史》的,也稀罕‘梁生宝买稻种’这段,他接到:‘票房的玻璃门窗外头,是风声,是雨声,是渭河的流水声……’朗诵到最后,范少山流下了眼泪,滚烫滚烫的.”第四次提到《创业史》,是在第十五章“手心手背都有情啊”中:“范少山还是喜欢看《创业史》,提醒自己个过紧日子,做一个像梁生宝那样的农村带头人.他时常住在苹果园的房子里,和余庆余守着果园.这天晚上,下雨了,他向果园走去,边走边念叨……”到了最后一章“无边无际的早晨”中,关仁山不仅第五次提到了《创业史》,而且更是特意安排范少山专程前往陕西凭吊柳青墓:“范少山忽地想起,应该去了,到柳青写成《创业史》的皇甫村去!《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买稻种,他先是在中学时学了这篇课文,又是不识字的爷爷把这本书交到他的手上.于是,他带着这本书走南闯北,开始了创业生涯.他回到白羊峪,更是多次翻看这本书,将‘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烂熟于心,汲取着精神力量.”

应该说,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关仁山关于《创业史》与梁生宝的相关叙事也都还是令人信服的.一个出生于偏僻山乡白羊峪的只有高中学历的青年农民,既由于当年的工作组偶然间遗留下的一部《创业史》,更由于少年求学时接触到的课文节选《梁生宝买稻种》,并对长篇小说《创业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因为受到处境相似的梁生宝创业精神的感召,便在内心里把梁生宝确定为自己的精神偶像,然后以梁生宝带领乡亲们走集体合作化道路的精神,激励自己在当下时代的乡村创业过程,如此一种叙事逻辑的设定,自然可以成立.但紧接着,当关仁山试图更进一步地表明,范少山内心中对于柳青与梁生宝的由衷敬仰时,他的叙事就开始出现破绽了.“王家斌是谁?梁生宝的原型.除了《创业史》,范少山还读过好多关于柳青的资料呢!”“一个著名的作家柳青,一个一心为集体的‘梁生宝’,都走了.虽然范少山不懂‘互助组’‘合作化’,但是柳青和‘梁生宝’的创业精神却始终激励着他.”作家关仁山,当然王家斌是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然而,仅仅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农民范少山,他到底凭什么可以知道王家斌的存在呢?尽管叙述者告诉我们“范少山还读过好多关于柳青的资料呢”,但说实在话,这样的一种交代性描述却很难令人信服.实际的情况是,除了专门的柳青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其实很少会有人去关注了解梁生宝的原型究竟是不是王家斌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个多少显得有点自相矛盾的叙述是,一方面,“范少山还读过好多关于柳青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他竟然弄不明白究竟何为“互助组”与“合作化”.照理说,既然阅读了很多柳青的资料,就不可能不理解究竟何为“互助组”与“合作化”.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里的相关叙事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促使我们更严格地回顾审视《金谷银山》中关于男主人公范少山与柳青《创业史》之间渊源关系的那一部分叙事.由以上分析可见,尽管说为范少山设立梁生宝这样一个精神偶像有其必要性,但正所谓过犹不及,一旦关仁山超越范少山的特定社会身份,以越界的方式去特意强调他对于柳青以及梁生宝的谙熟的时候,也就令人遗憾地留下了缺少艺术说服力的叙事破绽.

但不管怎么说,关仁山《金谷银山》的构思与创作,明显地受到了柳青《创业史》的规约与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这一方面,除了《创业史》对于范少山而言,就是如同《圣经》一般的神圣存在,以及范少山与梁生宝之间的同构对位关系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人物关系的设置.虽然说在人物关系的设定上,关仁山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柳青,但其中若干人物关系设置上的被影响,却也是不可置疑的客观事实.比如,范少山与父亲范德忠,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一般被公认为比梁生宝更具审美艺术价值的梁三老汉,是一个思想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性格构成颇为复杂的人物形象.由于对传统个人创业方式的过于迷恋,同时也由于对于儿子梁生宝的不够信任,他曾经一度扮演了梁生宝集体合作化道路的反对者角色.但在亲眼看见梁生宝所率领的合作社短时间内取得的农业生产业绩之后,面对摆在面前的事实,这位曾经固执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老农民,终于放弃自己的反对立场,开始认同儿子梁生宝的人生选择.与梁三老汉相类似,范德忠在《金谷银山》中,也曾经是儿子范少山的反对者.由于时代的变化,范德忠所具体反对的,乃是范少山竟然放弃越来越有起色的北京城里的卖菜行当,重新返回到偏远落后的白羊峪带领早已“老弱病残”化了的村民们创业的行为.关于白羊峪恶劣的生存现状,叙述者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交代:“听爷爷说,如今的白羊峪就剩下三十几户人家了,老弱病残占了一半,在村里人眼里,每块石头上都刻了个‘穷’字.”放着北京城里前景一片光明的卖菜生活不过,偏要不识时务地返回到日益“老弱病残”化的白羊峪,来实现所谓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理想,在范德忠看来,的确是一种难以理解、接受的不理智行为.也因此,他才会对范少山的行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说啥说呀?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人家费大贵是村书记,都撇下白羊峪进城了.要不是惦记着白寡妇,余来锁也早走了!你还想留下?这穷山恶水,神仙也救不了,你还能搞出啥名堂来?”毫无疑问,对白羊峪的贫穷状况以及自然条件的恶劣,早已感同身受的范德忠,之所以要不无坚决地把范少山从白羊峪“赶走”,其内心深处其实更多地有着对儿子的几分担忧.在所有人都已经放弃对白羊峪的希望之后,你范少山却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变白羊峪贫穷落后的面貌,你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普通农民,到底凭什么呀?也因此,当范少山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只是留下来干一年,一年到头有变化没变化,自己都会离开白羊峪的时候,范德忠才会不无忧虑地说:“看你能的!你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能碾几个钉?”当然,到后来,随着范少山在白羊峪创业道路上成绩的日益显著,范德忠便也由范少山的坚决反对者,变身为一位有力的支持者,开始倾全身心力辅助儿子实现自己的创业蓝图.

再比如,范少山和他的妻子闫杏儿,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与徐改霞.《创业史》中的徐改霞,虽然最终未能与梁生宝走到一起,但她却依然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与梁生宝一样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志同道合者.这一点,首先集中表现在她包办婚约解除后的择偶行为中.在当时,追求她的人很多.其中,既包括身为小土地出租者的乡文书,也包括一个布匹商正在县城上中学的儿子,还包括蛤蟆滩本村郭世富家同样正在上县中的儿子永茂,可以说不仅家庭条件富足,而且也都属于那个时候乡村里有文化的青年.但所有的这些青年却都不入徐改霞的法眼.在她看来:“既然新社会给了她挑选对象的自由,总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为了慎重,虽然女性的美妙年龄已经在抗婚中过去了几岁,改霞也绝不匆忙.”事实上,也正是从如此一种革命色彩鲜明的择偶标准出发,她才最终选择了志同道合的梁生宝.其次,恐怕多少会令人感到有点难以理解的是,她的革命性,竟然表现在她最终弃梁生宝而去进城当工人的人生选择中.我们注意到,在“第一部的结局”中,柳青曾经写到过改霞的这样一段心理活动:“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但他俩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刻很快过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在柳青的描写中,改霞最后之所以毅然地弃梁生宝而去,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在.而在改霞的这段心理活动中,令改霞心生恐惧的“做饭”“生孩子”其实都可以被视作日常生活的外在表征.如此说来,真正令改霞恐惧的其实正是作为政治对立面存在着的日常生活了.我们注意到,柳青是以一种极其欣赏的方式描写改霞的上述心理活动的,他接着这样写道:“新的社会意识,使大部分闺女向这样的性格发展.”由此可知,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把改霞的上述心理活动理解为作家柳青潜意识深处的一种心理活动,理解为作家一种不无隐秘色彩的“夫子自道”.正如有论者分析的那样:“这种思想观念认为,日常生活是平凡乃至平庸的,革命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着淹没、忽略和遗忘的命运;日常生活中找不到革命的,看不到革命的诗意光辉,日常生活是革命的对立面;当一个人沉迷于日常生活的琐事时,这个人的革命意识就会被消磨掉,他就会面临被革命抛弃的可怕命运.避免日常生活堕落化的唯一有效手段是赋予生活以不断革命的意义,只有让生活革命化,生活才能充实,革命者才能永葆青春.”①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存在的缘故,所以柳青才在《创业史》中最终走向了对于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美学表现.毫无疑问,在柳青的理解中,革命与日常生活属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两端.要么革命,要么日常生活,二者不可兼容.同样,按照徐改霞抑或柳青的逻辑,假若自己(徐改霞)不向往革命,那当然可以凭借日常生活而成为梁生宝很好的贤内助.一旦向往革命,就必然会因为日常生活的问题而与梁生宝发生尖锐的冲突.是故,为了充分保证徐改霞的革命权利,她便只能义无反顾地舍弃梁生宝而毅然进入工厂工作.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徐改霞因为自己的革命性而最终选择了对梁生宝的舍弃,但她如此一种看似反常的行为中,却不仅切合于自身的性格逻辑,而且也还充分地凸显出了现代女性难能可贵的独立自主精神,或者也可以干脆被认定为一种现代女性意识.虽然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有女性解放的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但作为一种自觉意义上的现代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思想的大规模进入中国,却是“”结束后新时期以来的事情.相比较而言,柳青写作《创业史》的“十七年”期间,是一个视西方思想文化为寇雠的极端自我封闭的历史阶段.那个时候的柳青,自然不可能了解作为一种激进思想文化思潮的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对所谓的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思想一无所知,毫无此类思想资源可汲取的情况下,柳青竟然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于无意间写出了徐改霞这样一位颇具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当然,倘若还原到“十七年”的思想文化语境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柳青关于徐改霞形象的刻画塑造,或许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紧密相关.虽然思想谱系中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更多地着眼于现代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动员,旨在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生产劳动的行列之中,与现代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思想中的女性解放根本不搭界,但在男尊女卑思想所普遍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对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强调,却也还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支持并强化了当代女性某种独立自主精神世界的建构.作为思想的坚决服膺者,柳青对于他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念自然耳熟能详.虽然内心里并非不喜欢梁生宝,但在敏锐地发现徐改霞很可能会因为与梁生宝的感情而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淖难以自拔的时候,徐改霞在经过了一番不无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弃梁生宝而进城做工人.“在狂热的时候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冲动,在冷静下来的时候,改霞也能想得很远,很宽.”一位乡村青年女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克制对一位普遍被视为“英雄”的青年男性的爱,以一种特别理性冷静的姿态处理感情问题,以退出的方式保证自我的人格完整,假若剥离掉,披在徐改霞身上的那一层“革命”外衣,那她不管怎么说都应该被看作是一位具有突出现代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也因此,尽管柳青曾经明确表示徐改霞这一女性形象的构思乃是出于对梁生宝形象的艺术烘托:“不是为了写恋爱而写改霞,是为了写梁生宝而写改霞.”②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作家的书写却往往会溢出自我意识规限,形成某种出人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文学史对《创业史》作出这样的一种评价:“在合作化主题之外,作品还对农村青年的人生道路问题进行了真诚恳切的思考.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感情纠葛,是作品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徐改霞的人生道路选择问题,体现了作者对于农村青年出路和前途问题的深切思索.《创业史》的思考直接启迪了80年代作家路遥《人生》的创作.”③梁生宝与徐改霞感情纠葛的一种直接结果,恐怕就是徐改霞这样一位颇具现代女性意识的当代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

到了关仁山旨在刻画塑造所谓新时代新型农民形象的这部《金谷银山》里,与徐改霞相对位的人物形象,当然就是范少山的第二位妻子闫杏儿.虽然说一方面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与作家力图使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尽可能曲折有致有关,围绕着男主人公范少山的感情生活,关仁山曾经在他身边设置了多位女性形象.这其中,既包括他那位红杏出墙的前妻迟春英,也包括那位跑到白羊峪支教的女研究生欧阳春兰.但相比较来说,能够从根本上对范少山产生影响的,却依然是他后来的这位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妻子闫杏儿.但在具体展开讨论范少山与闫杏儿他们的感情故事与《金谷银山》叙事逻辑建构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却首先须得关注范少山究竟为什么一定要不管不顾地重新返回故乡白羊峪去率领乡亲们艰难创业.不管怎么说,这一点,都是范少山这位新时代的“梁生宝”,新时代的新型农民形象得以在作品中立足的根本前提所在.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范少山最早的离乡去北京城卖菜闯世界,乃是因为前妻迟春英不仅红杏出墙,而且还人为制造被范少山假象的缘故:“白羊峪的男人都把女人捧在手心里,最瞧不起打老婆的人.就这样,范少山顿时在人前矮了三分,范家人也在村上挺不起腰杆来.范少山叹口气,心一横:下山,闯世界去!”实际上,范少山之所以要离开白羊峪去外面闯世界,前妻迟春英的红杏出墙以及他们由此而发生的冲突仅仅只是一种诱因而已.究其根本,范少山们离开白羊峪,还是因为白羊峪生存条件的恶劣以及贫穷:“白羊峪没有小麦,不种水稻,吃白面大米要下山去买.钱呢?得用鸡蛋、苹果、山楂去换.咋换呢?‘鬼难登’在那横着呢!不能车运,只能提着篮子翻过那段险路去卖.”没想到的是,范少山的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年时间.倘若不是那一年年底北方大雪,虑及家人尤其是年迈的爷爷范老井的日常生活与生命状况,范少山或许还不会返回白羊峪呢.问题在于,故事开头的那一年到底是哪一年呢?论述至此,我们忽然意识到关仁山这部特别切近当下时代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很可能存在着故事时间上的混乱问题.这一点,需要从小说结尾处说起.小说结尾处,先后交代了两个具体的时间因素.

一个是白羊峪人重新立碑——立“知耻碑”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另一个则是范少山和闫杏儿他们俩的儿子范明这时候已经五岁了.2016年,范明五岁,那就说明范少山和闫杏儿培植试管婴儿的时间,乃是2010年.正所谓十月怀胎,只有在2010年试管,范明才可能在2011 年出生.假如说范明2011年出生,那就意味着范少山从北京城返回白羊峪下定决心带领乡亲们创业的时间,最晚也得在2008年,或者干脆就是2007年.因为从范少山的重返故乡,到他和闫杏儿的试管婴儿怀孕,至少也有两三个年头.假若他回家创业的时间是2008或2007年,那么,根据故事开头所说范少山离家已经三年时间来判断,他离家去北京城闯世界的时间,就应该是2005或者2004年.然而,根据百度的结果,农村中的所谓整体搬迁计划,是从2009 年才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在范少山毅然决定回乡带领乡亲们创业的2008或2007年,整体搬迁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但多少有点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村干部们已经把白羊峪的整体搬迁挂在了嘴上.与此同时,较之于2008 或者2007 年更早十几年的1990年代中期,关仁山就让范少山的爷爷范老井讲出了一番“绿水青山”的大道理:“‘……你们去黑羊峪去看看吧!好好的青山绿水都糟蹋了!老百姓还能顺顺畅畅地吸口气不?人都死了要钱还有个毛用啊?’

范老井的一席话,把会场搅了,人们散了,费大贵把鼻子都气歪了.爷爷拍拍费大贵的肩膀说:‘支书,记住喽,没了绿水青山就啥也没了.’”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毫无疑问是一部旨在呼应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种政治发展理念的主旋律长篇小说.这种思想题旨的设定虽然无可厚非,但刻意地让一位不识字的老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说出一番事关“绿水青山”的大道理.如此一种“急功近利”的艺术处理方式,细细想来其实还是很有一点生硬.

时间因素的处理之外,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范少山究竟为什么要不管不顾地回乡创业.对此,关仁山给出的原因,乃是由于受到了老德安上吊自杀的强烈刺激.一个人丢下全家人跑到北京城卖菜三年后,范少山因为牵挂家人的安危而冒着大雪回到了故乡白羊峪,没想到,回家不久就撞上了老德安的自杀这件事儿.面对老德安的自杀,范少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思来想去,他找到了导致老德安的自杀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

因为看不到自己个活着的指望在哪儿,因为看不到白羊峪的希望在哪儿,老德安上吊自杀了!对他来说,死才是指望,死了,才是真的享福了.”“一个人活着没指望,一个村活得没希望,那就是生不如死!”“乡亲们的指望在哪儿?白羊峪的希望在哪儿?”就这样,因为老德安之死的刺激,范少山开始认识到,只有给白羊峪村找到希望,才真正有望从根本上改变白羊峪的贫穷落后状况.但,究竟怎样才能给白羊峪找到希望呢?内心里一直以梁生宝为精神偶像的范少山,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并由此而开始找到身为村民小组长的余来锁,一起琢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真正改变白羊峪贫穷落后的面貌.从此之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想方设法带领乡亲们以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脱贫致富的道路.此后,无论是种金谷子,还是培植一点都不上农药的“永不腐烂”的金苹果,抑或还是打开“鬼难登”以充分改善交通条件,这些相应的脱贫致富措施也就自然顺理成章了.这里的关键,其实还在于范少山返乡创业的动因设定.明明在北京城里,不仅卖菜卖得顺风顺水,而且身边也还有特别爱自己的后妻闫杏儿,仅仅凭着一本熟读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影响,凭着老德安上吊自杀的刺激,再加上他自己曾经反复强调的热爱故乡的乡愁,范少山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地回到白羊峪带领众乡亲创业吗?虽然说关仁山的艺术逻辑也的确称得上是完整自洽,但其中的说服力不够充分,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文本事实.

更进一步说,范少山自己返乡创业的原动力不足倒在其次,其叙事逻辑的难以成立,更在于范少山与后妻闫杏儿二者感情关系的设定上.首先,是他们俩爱情的生成.范少山与闫杏儿的最初相识,是在为人泼辣的闫杏儿与她劈腿的前男友吵架的时候.由于前男友背信弃义地和她的闺蜜搞到了一起,气不打一处来的闫杏儿便和他们俩当街吵了起来.由于路过的范少山意外地充当了闫杏儿阶的垫脚石角色,心存感激的闫杏儿很快就对范少山主动表达了感情.这里,曾经出现过一段叙述:“他动了喜欢杏儿的念头,想去牵杏儿的手,没敢.人家是大学毕业,年轻漂亮.你是打山沟里滚出来的,虽是高中毕业,但这几年做买卖,那点墨水差不多干了,三十大几了,人又老相,一个卖菜的,又是二婚头,凭啥?范少山觉得自己个的想法没天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范少山想法的合理性.遗憾处在于,一直到小说结束为止,叙述者都没有明确交代,各方面条件都明显要强过范少山的闫杏儿,究竟为什么要一门心思地嫁给范少山.俗话说,这世界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所描写着的范少山与闫杏儿之间,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爱.

给读者的感觉是,似乎只因为他是范少山,是小说的一号男主人公,闫杏儿就应该不管不顾地爱上他.如此一种描写,与柳青《创业史》中徐改霞对梁生宝选择的那样一种理性十足,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相比较而言,文本的叙事逻辑问题却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婚后闫杏儿对于范少山简直就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无条件认同上.比如,范少山和余来锁第一次到北京城去购买西洋参种子,本来就已经张口向闫杏儿借过钱,没想到,到最后却因为缺乏经验而上当受骗血本无归.当范少山被迫向闫杏儿坦白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之后,得到的却是闫杏儿毫无怨言的理解与支持:

“瞒不住了.范少山把买种子挨骗和回来报案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杏儿,还得用两万,俺想把乡亲们凑的钱和救济款还回去.’杏儿说:‘我领到的股金卡里还有十万,咱俩一人一半.还了钱,剩下的留着你用.明天我去银行取.’范少山鼻子一酸,差点儿落泪.他紧紧抱着杏儿:‘杏儿,你真好.’杏儿说:‘咱俩一对傻子.’”先前已经借了钱,上当受骗后再一次提出借钱,闫杏儿的反应却是除了理解,还是理解.如此一种故事情节设置,明显违背了日常生活中的常情常理.给人的感觉,似乎闫杏儿的钱不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而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一样.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类似这样对丈夫范少山给予无条件支持的故事情节,在这部《金谷银山》中还曾经出现过多次.只要范少山在创业的过程中遇到资金之类跨不过去的难题,就必然会想到闫杏儿.而闫杏儿在文本中的主要存在价值,也就是作为范少山的坚强后盾存在.无论范少山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闫杏儿就会竭尽所能义无反顾地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也因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虽然有丈夫,但这丈夫却抛下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城卖菜打拼,然后不管不顾地跑回故乡白羊峪去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不仅如此,在整个创业过程中,这丈夫一旦遇上困难,留在城里的妻子就得提供无偿的支持.更有甚者,这丈夫不仅在生活上帮不上妻子一点忙,而且还硬是把亲生女儿小雪和干女儿黑桃送到妻子身边由她一人抚养.从日常的生活情理出发来加以考量,如此一种绝对不平衡的夫妻关系,恐怕是任何一位现代女性都难以接受的,哪怕她的确拥有超乎常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到了《金谷银山》里,这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不可能不对等的男女感情奇迹,偏偏就发生在了范少山与闫杏儿身上.唯因其不合常情常理,所以,这样的一种叙事逻辑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倘若说范少山的新型农民形象塑造绝对离不开后妻闫杏儿的强有力支持,倘若说范少山与闫杏儿他们俩是一种类似于多米诺骨牌那样的一种紧密连带关系,那么,一旦其中的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其他部分的坍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更何况,他们俩之间情感故事的叙事逻辑本就是难以成立的.

然而,我们对闫杏儿这一女性形象的分析却并不能到此为止.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关仁山写作《金谷银山》的时候,已经置身于21世纪的当下时代.到了这个时代,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思想,都早已经成为不再时髦的文化常识.令人遗憾处在于,作家关仁山明明已经接受过现代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思想的洗礼,但他在写作《金谷银山》的时候,却还是不无“陈腐”地在一种男尊女卑潜意识的主导下,硬是把大学生闫杏儿写成了一位现代意识匮乏的对于男性的依赖与臣服者.不要说与那些更具现代意识的写作者,即使与柳青笔下义无反顾地告别了梁生宝的徐改霞相比较,其写作观念的落后,恐怕也都是无法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置身于已经经历过现代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思想洗礼的时代,却不无陈腐地刻画塑造出如同闫杏儿这样极不现代的女性形象来,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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