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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季羡林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 跟《季羡林评传》:立体可感的诗意表达方面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季羡林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24

《季羡林评传》:立体可感的诗意表达,本文是关于季羡林方面本科论文怎么写跟《季羡林评传》和诗意和表达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 孟昭毅

《季羡林评传》,郁龙余、朱璇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

朋友圈中盛传郁龙余教授出版了《季羡林评传》一书,我非常渴望尽快看到,先睹为快.他让山东教育出版社给我寄来新书时,我刚刚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学访归来,一见装帧淡雅、大气,还散发着墨香的大16开本的样书,翻看其中的目录,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非常兴奋.季羡林先生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他的学术造诣与影响流露在字里行间.很想将内心不少的共鸣与冲动,写出来与广大的读者分享.

评传作者在“绪论” 开篇写道:“‘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需要出现预流和引领学术文化思想的大学者时,季羡林风云际会,躬逢其盛,应运而出.他从考据迈向宏论,形成洪纤并重,超越前人的学术大格局,呈现出脚踏实地而高天流云的学术大气象.他从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东方学奠基人,变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思想界的坐标人物.’ 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刻地评价他:季羡林是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季羡林评传》,第2页)这段文字应该说是当今评论界对季羡林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的最准确、最恰当、最有说服力的评价.

《季羡林评传》的内容包括季羡林在印度学、佛学、敦煌吐鲁番学、翻译学、比较文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以及作为作家的散文创作成就和他复杂的情感世界.这些方面的表达与书写,离不开这本书的主人公、评传作者,以及诸多相关人物之间的接触与对话;离不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真实的社会生活.凭我对季羡林先生和作者的了解,我觉得郁龙余是写好这部评传的不二人选.而我也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写这部评传书评的合适人选之一.因为我和郁龙余教授相识相知30 余年,称季羡林先生为老师也有30 多年的时间了,对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有一定的了解.评传中的书写我觉得熟悉而不陌生,仿佛将我重新带回那些风雨如歌的岁月.我和郁龙余教授现今都已到古稀之年,有着相同的历史感受和相近的思想情感.

为了能写好这篇书评,我又静下心来重新细读了全书的各个章节,想在娓娓道来的话语中体会到作者想向读者诉说的那些认知、情感、取舍和判断;想在那些并不单纯的文字符号里发现评传主人公能够传达给后人的学术追求和教育思想.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对话与交流的主体.在评传的“附编”中,郁龙余写到他为何要写此书,以及和季羡林近半个世纪的师生之谊.这种关系更多的是对话与交流,哪怕有时是无声的,可能是一种姿势、一个眼神,就能让人心领神会,气息相通.

郁龙余教授在书中“写《季羡林评传》的目的与原则”一节时,明确地讲述了他的写作原则:一、“客观、真实、实事求是”;二、“成就说到位,缺失也说到位”;三、“重视现象,不做现象的尾巴”;四、“对传主、读者和历史负责”;五、“不给自己提过分要求”.客观与实事求是地讲, 这部《季羡林评传》基本达到了他原来设想中的要求.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言: “对今天的我而言,要将季羡林的成就和缺失评价到位,是艰难的努力目标,也是巨大的自我挑战.” “将季羡林现象当作研究对象,透过现象抓住背后的本质,而不是流连、钟情于现象”, 这也绝非易事.另外“如何处理好当下和将来的关系,至关重要.处理好这一关系,既是对现在读者和将来读者负责,同时也是对传主季羡林负责”等,都是郁龙余教授写作时的难点.因此, 他诚恳地坦言:“知难行亦难.虽有以上认识,在具体行文间, 能否时时贯彻, 需要刻刻自省,亦需读者方家批评指正.”(《季羡林评传》,第637—639页)以我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此言不虚”.因为“季先生是我们时代的镜子,社会的良知,学术的标尺,民族的宝贵财富”(《季羡林评传》,第640页).而郁龙余教授用10年时间,撰写了第一部全面评述季羡林这位世纪老人近百年的一生,实属不易.季老极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深奥莫测的情感世界、晦涩难懂的语言禁区、卓绝前人的学术研究,是晚辈后学难以望其项背的.郁龙余教授自谦说:“不揣谫陋,不顾学力不逮,鼓起勇气拿起笔来开始撰写《季羡林评传》.”其实不然,他生活在季羡林先生留德10年后的季羡林时代的氛围里,并有幸投其门下,又有几十年近距离接触季羡林的机会和亲力亲为的努力,最后勇敢地担当起这一时代的重任,责无旁贷地写出50多万字的《季羡林评传》,这真是中国东方学界的伟业创举.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意义.

文章鉴赏与人物品评本来已非易事,而对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的学术与人品要进行准确、客观的评论岂不更是一件万难的事.对于评传作者郁龙余教授而言,他做了如此艰难的选择,并知难而上的原因,除了要实现自己十几年前对季先生的承诺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对季先生学术的追随,对季先生人品的敬畏,以及他个人学者型的思考与探究.因此,他的评传写得颇有文化诗学的色彩,哲理与文采相得益彰,形成一种诗意性的表达,让人赏心悦目.这种诗意性的表达主要表现出“立体感”“距离感”“历史感”“真实感”和“责任感”五个特点.

《季羡林评传》的“立体感” 使人觉得书中主人公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真人形象.早在10 年前,我曾和郁龙余教授谈起过如何给季先生写评传的事.因我在当时曾编写过《我这一生———季羡林自述》一书,也有想进一步写评传的想法, 又觉得不是很有把握.郁龙余说平面的季羡林评传好写,如果写成立体的那可就难多了.我知难而退了.可见当时他已有思想和材料上的准备了,想写一部具有立体感的季先生评传.

当下,学院派的学人写很感性的人物评传类的文字,大多会受到学界同人的讥讽;而评论性的文章若写得很散文化,则又会被学界同人视为异类.因为传统的学院派写作,较注重知识的科学性和逻辑演绎等学理层面的东西,而缺乏感性的陶冶和诗意的表达.有些文章看上去犹如干瘪的肌体,缺乏鲜活的灵性.而评论文章写得过于散文化,则又使表达缺乏理论深度与批评力度.只有像郁龙余教授这种智性的作者,才能将二者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抽象化的文字叙述配以具象化的图像,图文并茂,二者浑然一体.据粗略统计,书中有实物、图像扫描58 幅, 有照片128幅,很多照片都是第一次发表,此外还有变字体引文61处,注释的版式独特,设计新颖,文笔灵活.书中既有历史事实的钩沉,又有社会现实的反思;既有人物的心理展示, 又有人物的言谈举止;既有人物写的文学语言,又有活化石般的口述.如此全方位、立体式的描述使一代真实的东方大哲的形象由开始模糊变为逐渐清晰,由平面板滞式的客观描写,移位到灵活多样的立体展示.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谈话和语言,它使人物由死而生,成为一个有语言和思想交流的活体.这样的诗性表达使《季羡林评传》的文字摆脱了八股文风,走出塔,既顶天,又立地,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成为一种较完美的、新型的书写.

《季羡林评传》是作者郁龙余教授用春秋笔法为名人立传并评论的一种努力,也是他为寻觅将人物评论立体化,将人物由扁平形象站立起来,成为凸现形象的一种大胆尝试.他在前人写作该类评传的认知系统里千方百计地寻找亮点,从而创新此类写作的一盏明灯.作者努力运用散发着诱人墨香的文字寻找自己与季羡林先生在精神逻辑、形象思维等生活际遇中的某些契合点和一致性,从而在书中找到一种不断反思历史存在与追问未来的.它在客观存在与主观分析的层面上,发现了作者与读者都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文学使命,从而进入文化诗学的批评视域,完成了一次二者灵魂的净化与精神的飞跃.正如作者所说:“《季羡林评传》要告诉人们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缺点错误的‘大学问家’ ‘大思想家’ 季羡林.”(《季羡林评传》,第48页)

《季羡林评传》的“距离感”,主要表现在作者和季羡林先生之间,例如正常学习生活中的师生关系;政治运动中的派别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天南地北的学术关系等,这些关系作为社会活动中最本质的生产关系之一种,使二者之间有了心理与现实中的距离感.虽然距离产生美,审美要有距离感,但是,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审美对应的主观体,而是活生生的师生、亲人、友人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从他们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走过了一段从近到远,又由远到近的变化历程,这是他们二人在现实中的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结果.书中有详尽细腻的诗意表达.

评传作者郁龙余教授在书后“附编:我为何要写《季羡林评传》” 时,主要分三个时期写了他和季羡林先生的“距离感”问题.“一、季羡林和我是师生关系”, 这是作者贯穿始终的观点.重点指“”前.他总结说: “从上述可知,季羡林是我的系主任,又同在一个专业,对我的教诲数不胜数,所以在我心中他一直是我的业师,他和我的最本质关系是师生关系.” 这是二人近距离的时期.“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来撰写《季羡林评传》的.学生给老师写评传,有利有弊.”有利条件的是,“情况熟悉,信息丰富, 且多第一手资料”,不利条件是, “可能陷入对具体资料和私人情感之中,不易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季羡林评传》,第576页).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持好一个正常、平和的情感距离来写作.我觉得郁龙余教授做到了.“二、‘’中的季羡林和我”, 他们虽然还是师生, 因分属“井冈山” 和“新北大公社” 两派,二人的亲密关系因台上台下的地位不同而受到阻隔, 心里有了距离感.书中写道: “大批判组所在的北招待所,是一幢三层灰砖楼.……这幢楼离季羡林所住的十三公寓很近.”“尽管那么近,那几年夜值班或外出送文件,吃住都在楼里,见到季羡林的机会不多.我没有可能告诉他,我在离他很近的楼里做什么.他对大批判组和我具体的了解,是日后通过和林庚、周一良交谈才真正弄清楚的.” (《季羡林评传》,第587页)这时他们的关系虽然表面疏远,但心里并非结怨.因此,书中描写两人的关系时都很冷静而客观.“三、‘’后的季羡林和我”,二人的关系慢慢恢复正常.书中写道: “在和季羡林接触中,他一次也没有向我问起过在大批判组的情况,我也没有主动向他讲我的所作所为, 但他对我是理解和信任的.……主要表现在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学习的关心上.” 虽然季羡林先生有过多的可以“秋后算账” 的机会, “但是他对我(郁龙余)没有那么做.在没有任何辩解、沟通的情况下,他待我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怀疑、不屑的表现”(《季羡林评传》,第587页).通过“”,二人对双方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才有了书中写到的种种接近于友好往来的事实.

评传的作者并没有因为给自己极其尊重的老师写评论,就陷入私人情感的泥淖之中,盲目美化,夸大其词,直接成为其文品与人品的简单的传声筒,也没有在重蹈溢美的赞歌时,失去自身评论的客观真实性,而是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心态和审美距离,勇于向现实中存在各种现象提出挑战,完成人物评传应有的敢于冒犯审美经验的功能,强调自己诗意表达时的独立性.这种勇气在当下人物评传的书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是极其稀缺的精神文化资源.我在写这篇书评时也受到这种气场和氛围的感染.人物评传,尤其是妇孺皆知的名人评传,它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主要还在于因为审美距离感造成的某些可能性的推测,但是其中的创造性和典型性也是不容疏忽的.

《季羡林评传》的“历史感”,在书中表现得最突出.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评传具有史学意义, 不像文学创作,不可虚构.撰写《季羡林评传》,要有史胆、史实,重现史料的丰赡性、典型性.”(《季羡林评传》,第633页)评传是有评有传.“传” 是传主自己的真人真事,依据材料说话; “评”是作者自己的评论与见解, 有自己对史料的领会、判断.评传不是单纯的人物传记,没有人物采访的新闻性,也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评传是作者对传主的人生材料进行有机的整合后所进行的评价,并将这种评价说出来、写出来,供别人阅读分享,所以作者根据史料做出的评判不仅要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判断,而且还要有思想上的闪光点,因此可以诱发读者的思想共鸣,激发读者的阅读.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思索或考察,努力查明进一步的事实真相,借以证实或否定所想到的信念,正是这种基于史实探索的冲动,使这部评传具有了学术史的意义.

评传的“历史感”还表现在书中大量的人证、物证,以事实说话,论从史出,给人以很大的可信度.书中说季羡林自认为在义理、辞章、考据三大领域中,“我最不喜欢义理” “最喜欢考证,亦称考据”.“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 ‘老年忽发少年狂’,我竟对义理产生了兴趣,发表了许多有关义理的怪论.个中缘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释清楚.” (《季羡林评传》,第23页) 评传作者对季先生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问题,进行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分析,认为他在主观方面是受到了中国和德国两种学术传统的影响所致,而后来这些主观方面的因素“顺应了客观形势的发展”.具体而言, “从时间节点上说,1992年的《‘天人合一’新解》是季羡林从考证走向义理的重要转折.”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 “考证研究造就了一位学问家季羡林,义理文章将学问家季羡林变成了思想家季羡林.这两者的贡献都是中国学术所需要的,从贡献和影响来说,毫无疑问季羡林晚年的义理文章大大超越了他所有的考证文章.”(《季羡林评传》,第24页)这种结论显然是有大量的史料做依据才得出的,具有令人信服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评传中“历史感”的另一个亮点是口述史料的运用.书中运用口述史料多达15处之多.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评传“附编:我为何要写《季羡林评传》”中的第四部分“季羡林对我所做的口述”(《季羡林评传》,第595—602页).内容主要涉及“季羡林的赤贫家庭” “关于湖北赈灾彩票中头彩的故事” “关于季羡林家中*的谈话” 三方面的材料.之所以说这三则口述材料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解决当下诸多街谈巷议的疑问.一是季羡林留学10 年西装革履,怎么会是赤贫家庭.二是不少关于季羡林的评论中都有关于其父辈购买湖北水灾赈灾彩票中头彩的故事.版本众多,其说不一.三是季羡林家中*所引起的身后公案.作者的这三段口述史材料,对于解决社会上这三个疑问颇具说服力.作者标题用词精准,下笔谨慎.如第一则是情况介绍, 第二则是“故事”,第三则是“谈话”.作者运用口述材料,十分精心,用心良苦.

《季羡林评传》的作者善于将隐含在史料中的那些深层的非常态的书写升华为一种诗意的表达.擅长将潜行史料中的学术观点,从平静的表层叙述中溢出,给人以惊喜与激动.作者对传记人物评论深刻,尤其在意其中那些关于学术生命与人品道德的发现.这些非同寻常的诗意,延展了人物尚未表露的真实.这种历史感的评论无疑渗透着一种美学经验,并成为作者诗意表达的常态.

《季羡林评传》的“真实感” 是书中写作的又一特色.这种书写的真情实感使得评传的文体、文风明显具有了散文化和诗意化叙述的特点.其书写在娓娓道来的舒缓节奏中比一般评传中那种教诲性的文字更具鲜活性与灵性.因此评传中的真实感扩大了审美的空间与联想的弹性.作为评传的一种文字表达方式,使书中的哲理性与诗性相交融,理性与感性杂糅一体.如此形成的诗意表达的交感区域,使全书的史实与评论浑然一体,文脉得以一气呵成.

评传中的这种真实感从主观分析是作者和传主真情实感的流露,有一种不吐不快的舒畅.作者写道:“盖棺论定,是中国人的常规做法,总得给人一个评价.让我们学着季羡林的方法来评价他吧.季羡林曾说,中国学术史上,有许多像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这样的‘不可逾越’的高峰.现在,我完全可以说,季羡林是继他们之后又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由于时代与个人情感的不同,季羡林这座高峰,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脚踏实地、高天流云的学术气象之中.”(《季羡林评传》,第129页)这种评价不仅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而且这种表述方法也很有气势,充满.其中包含着作者的学术自信、评价自信和人格自信等诸多因素.

评传中还真实地写到1979 年3 月季羡林访问印度的一件事.德里大学文学院为他举行盛大隆重的欢迎会.会上德里大学文学院院长致辞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两千年中,印度是中国的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是印度的老师.’ 这番话引起满堂掌声.季羡林在致答谢词时说: ‘中印两国有长期的文化交流,不过,既然是‘交流’,就绝不会‘一边倒’.”(《季羡林评传》,第375 页) 这段话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季羡林先生的学理立场,它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他认为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二是指出文化交流的双向性.第二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印度文学界始终有印度文化影响中国的传统观点,季羡林的话是有针对性,而且态度坦诚、直率,令人感佩不已.

评传中的真实感从客观审美的角度分析,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有一种令人动容感染的“在场感”.众所周知,吴宓是对季羡林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而且颇受敬重.评传写到当年他在清华读书考试时的一幕.“有一次,考完试吴宓将试卷发下来, 季羡林得了个I,他就大骂一通, ‘吴宓把中西诗文比较paper发还, 居然给我I, 真浑天下之大蛋!我的paper实在值I,但有比我还坏的,也竟然拿E 拿S.一晚上心里不痛快,我觉得是个侮辱.’”(《季羡林评传》,第550 页) 看完这些文字,年轻自信、倔强、不服输的季羡林活脱脱地出现在书中,犹如站在我们面前.

评传中还提及1993 年3 月作者随季羡林、任继愈一行应邀赴澳门出席“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事.当时季羡林、任继愈是这次大会的主嘉宾,可是在安排座位和介绍来宾时, 没有按常规和常理来办,明显失礼.这种怠慢之举,引起澳门学者不满.此时,季羡林站了起来,坐在他旁边的任继愈也站了起来.我坐在季羡林的后排, 和其他大陆学者一样,也站了起来.正准备跟着季羡林离场,会议主办方急忙来人解释劝慰.大家见季羡林坐下,才都纷纷坐下(《季羡林评传》,第609页).季先生在会场的表现有理有节,为了国家的尊严,表现出知识分子的骨气.这段叙述犹如我们就在现场一样,不仅看到了季先生光风霁月的君子之风,也看到他怒目金刚的民族气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季羡林评传》虽为名人评论,却摆脱了学院批评的惯性和腔调.它的诗意表达以主观感性的直觉和客观理性的凝视,对季羡林真实的文品与人品进行了另类的描述.它完全可以作为历史人物传记散文来欣赏,这些鲜活灵动的评论文字,充满感情与睿智,犹如一支支穿越思维与语言的飞镝直奔精准评价人物的终极目标.作者以智性的思考面对传主复杂而难以言说的人生、丰富而真实的情感世界;以生花妙笔将他心目中的旷世奇才,事无巨细地写出来,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真情、真切的季羡林,真是三生有幸.

《季羡林评传》的“责任感” 始于作者的写作缘起:“季羡林是我的传主,更是我的业师,是中国当代学术的重要代表,我写评传必须对他负责.评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必须对读者负责.”“《季羡林评传》不仅是写给当下人看的,也是写给后人看的,必须经得住历史考验,必须对将来负责,即对历史负责.”(《季羡林评传》,第638页)有了如此明确的写作初衷还是不够的,还要看他写作的结果.我们觉得作者为读者准确地评价了季羡林近百年的学术和人生,不欺世、不媚俗,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给名人写评传的借鉴与标尺.

作者对季羡林的学术评价是空前而不绝后的.第一,季羡林不仅是当代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而且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印度学家之一.因为“在季羡林之前,中国出现了陈寅恪、汤用彤等著名的印度研究学者.但是,将印度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引进中国,并使之开花结果者,非季羡林莫属”(《季羡林评传》,第5页).他70余年来,在印度古代语言、古代文学、历史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第二,季羡林是享誉中外的佛教语言学家.他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吐火罗文研究》,“不但奠定了季羡林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不可或缺的翻译家地位,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佛教研究史上的佛教语言学家的地位”(《季羡林评传》,第81页).第三,季羡林是中国开宗立派的东方学家.“季羡林治学之道是中国乾嘉学派和德国梵学派相结合的产物,构成了中国东方学和东方学方法论的基石.”(《季羡林评传》,第110页)中国东方学和西方东方学的研究立场不同,它是“以人类全部历史为考量,客观、公允地评价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给予认真分析、理性批判和充分借鉴,旨在为建立以‘世界大同’为特征的人类新文明贡献力量” (《季羡林评传》, 第111页).第四,季羡林是中国当代不可或缺的翻译家.季羡林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译龄最长的翻译家之一”(《季羡林评传》,第156页),而且其译作“最突出、最具影响的是印度经典梵语文学作品,即二剧一诗一故事.主要包括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和大史诗《罗摩衍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季羡林评传》,第159页).正是这四部作品的汉译,奠定了他“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之一” 的地位.第五,季羡林还是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大家.他在德国留学10年,“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接受的是德国学派的观点,借重的是东方印度和中国的语言、神话的比较研究.所以,可谓路向正确,底气十足”(《季羡林评传》,第197页).他不仅有《〈罗摩衍那〉初探》《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等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大力提倡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他认为: “我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并不是为中国文学夺‘冠军’,不是意气之争,只是想能够较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及东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吸收各学派的长处,建立一个科学的、有特点的比较文学体系,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季羡林评传》,第211页)最后,季羡林先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伟大功臣.“除了漫长、丰富的文化交流的实践,以及大量优秀的美文游记之外,还出现了大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季羡林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是研究季羡林人生和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季羡林评传》, 第425 页).其中“《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好比是季羡林学术微缩景区,让我们可以清晰可辨地看到他的学术发展前景”(《季羡林评传》,第431页).《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是季羡林规模最大的一部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专著.同时,它又是季羡林学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季羡林评传》,第438页).“《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是中国当代的一项青史留名的文化工程,也是季羡林学术的又一个光辉顶点.”(《季羡林评传》,第429页)这些负有责任感的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除此而外, 《季羡林评传》中还极其负责任地提出季羡林是“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大学问家” “胸怀世界的敦煌吐鲁番学家”, 以及“独树一帜的学者、散文家”等重要的学术评价.上述所有的这些评价都是建立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的.它既出自一个学者的良知、一个评论家的独具慧眼,也是在全面、深入地研习季羡林所有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负责任的价值判断.评传作者胸襟坦荡、直言不讳、敢于担当、直抒胸臆,在诗意的流淌中,表现出一种不为外界事物所累的精神状态.作为评论者,他发现了传主尚未意识到的东西,于是他放大了传主的学术潜质和人格魅力,增加了评传的感染力.他在感情和理性的碰撞中,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诗性表达,凝聚了更多的精神能量,让更多的人分享.

人物评传之所以难写,主要是因为要有评论,而这种评论不是空泛、肤浅的,而是要精准、科学的,这对于作者来说要求是很高的.郁龙余教授努力做到了,虽然写得很艰苦,但是做得令人满意.我在通读全书第二遍时,对作者无私无畏的文笔,敢于负责的胆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想,有了这样的开山之作,会令后来者望而生畏,但是因为其挑战性更大, 所以他们不会畏缩不前.《季羡林评传》一定不会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之作,正如作者所愿,写作此书的目的: “就是将我心中的季羡林写出来,供广大读者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真正的季羡林; 同时,为季羡林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和素材,为季羡林学(季学)的深入发展尽一份应有的绵薄之力.” (《季羡林评传》,第636 页) 我和广大读者企盼有更多更好的季羡林研究著作问世.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农郁)

该文结论:上述文章是适合《季羡林评传》和诗意和表达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季羡林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季羡林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的高考: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 考邮递员失败转而考大学季羡林的高中是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和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读的,连续6个学期,他都考了山东省第一名 1929年,18岁的季羡林还在念高中,他结婚了,妻子是彭德华,这在当时很适龄 1930.

2、 季羡林和周有光之争:汉字该不该简化 □清风明月逍遥客周有光说,他与季老只是文化观不同,个人交往没有任何问题 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 我们只是学术观点有不同 2009年,有政协委员在中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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