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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策研究本科论文怎么写 与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知识图谱分析:1978~2019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政策研究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20

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知识图谱分析:1978~2019,本文是有关政策研究论文写作资料范文跟高等教育和政策研究和知识图谱分析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已经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研究者基于计量学基本理论,利用可视化研究软件Citespace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文献从发文量、核心作者与机构、研究主体、凸显性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发文量趋势呈现出整体增长但有小幅度波动;已经出现了该领域影响力较高的核心研究者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核心研究机构.研究者还厘清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及不同主题内的具体研究问题;明晰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发展历程中的凸显性较高的关键问题.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应更多地聚焦于民办高等教育、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绩效拨款与绩效评价等领域.

关键词:高等教育政策;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4-0027-09

收稿日期:2018-05-05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制度保障研究”(BAA170014).

作者简介:祁占勇(1978-),男,宁夏彭阳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法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王艺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西安,710062.

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高等教育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而指定的关于高等教育的行动指南,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调控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历经40年的不懈发展,不仅为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进步.本文通过对1978年~2017年40年间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意在探求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热点与前沿,希翼在探寻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变迁进程的同时,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提供可行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文章相关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间为2018年1月2日,利用高级检索功能,以“篇名等于高等教育”并含“篇名等于政策”为检索词,时间限定为1978~2017年,文献类型选择“期刊”.经过重复项目合并及剔除公告、研讨会简介、出版物介绍、声明等非科研类文献后,共得到1176篇相关文献,将文献数据按照Refworks格式导出,其中每条数据包括标题、作者、摘 要、出版日期、期刊等信息,用于下一步的信息处理.

(二)数据处理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后,对分析所得可视化图谱展开具体论述.本文通过对作者合著、机构合著、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图谱以及时区图谱进行分析,展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在国内发展的热点及未来趋势.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发展成果的可视化分布

为获得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发展变化的详细情况,将1978年~2017年间与高等教育政策有关的公开发表文献进行了筛选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1998年前,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平稳发展期,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变化不大,只在1988年、1994年有所增加,但幅度很小.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明显进入上升期,特别是2005年至2012年间,年均发文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该领域在这一时间段内发展较为迅猛.其中,2007年至2010年,年均发文量均超过于90篇,并于2010年到达峰顶,出现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内单年发文量的最高值,单年发文99篇;2010年至2015年间,该领域内总体发文量有所下降,但仍旧超过领域平均值(图1中斜虚线);2015年至2017年间,该领域发文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仍旧可以看出,尽管总体趋势放缓,2016年和2017年发文量虽然低于领域平均值,但差距不大,且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可以预测,未来数年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可能会逐渐升温,发文量应会逐渐回升至平均水平,即说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依旧会是高等教育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

统计发现,进入21世纪后发表的文献数占到了总文献数的94.39%.这说明,尽管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起步较早,如1983年我国早期的高等教育学者王瑞庆与钱令希先生就已提出了“对于高等教育要放宽政策,解放思想”的新变革趋势,但真正开始有学者大量进入该领域进行研究是从2000年之后开始的.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首先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集中借鉴外国经验、对国外先进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学习、针对国外先进学者的思想与理论范式进行深入探讨的吸收借鉴期.此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外国先进经验同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环境进行本土化结合,进一步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基础进行建构,同时对高等教育政策的转化与实践进行探索.

(二)核心研究者的可视化分布

图2中,点代表作者,作者字体的大小代表其文章数量的多少,点与点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与作者之间合作关系.可以发现,高等教育政策领域核心研究者中除少部分研究者存在合作发文情况外,大量研究者是独立发文.在发文量大于2篇的作者中,只有龙春阳和张德才有过合作发文,总体来说,作者合作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离散状态,表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虽然数量众多,但未能形成合作性作者网络,没有形成较大的研究共同体,研究者之间合作程度不高,没有将该领域内的科研力量整合成为体系化的科研生态系统,从而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

普莱斯(derekjohndesollaprice)提出的核心知识生产者分布方程:N等于0.749×nmax,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期刊论文写作中核心作者与全体作者之间的定量关系[2].在该公式中,nmax代表所有研究者中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N则代表核心作者发文量,当作者发文量大于N时,则可判断其为核心作者.基于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该领域文章发表最多的作者为唐燕儿,共发表8篇文章,则nmax等于8,最终得出N等于2.118,取整数3.因此,在分析时将发文量阈值高于2的作者认定为关键作者,但同时需要同引用频次结合判断作者是否为核心作者.

通过对发文量高于2篇作者进行数据统计,发现在国内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关键作者中,被引超过50次的作者有7位.其中,邬大光、李建发两位作者在发文量同为3篇,文章被引频次分别为425次和123次;涂端午发文6篇,被引98次;周光礼、周国平两位作者发文5篇,文章被引64次和59次;余英发文6篇,被引59次;徐绪卿发文4篇,被引58次.这七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拥有超过50次的引用频次,且占到了表1中总引用频次的89.68%,可以认为这七位学者是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最为核心的研究学者.在所引1176篇文献中,文献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是邬大光和李建发两位教授,分别被引425次与123次,说明他们的论文对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三)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核心机构的可视化分布

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核心机构聚类如图3所示.图中圆圈表示机构发文量,直径越大代表发文量越多.不同原点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数量与程度,连线越多说明结构件合作次数越多.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需要各机构之间打通合作交流的通道,需要各机构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科研信息共享、研究资源共享,利用各自优势研究成果,将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与实际进行更好的结合,以促进高等教育政策理论的发展,推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科学化与可持续性.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核心机构聚类图中可以发现,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机构中存在一定数量的跨机构合作,但合作数量不多,且大多合作机构都属于非师范类高校机构间的合作研究,仅有的少数合作研究情况也主要出现于传统优势研究机构同一般研究机构之间,如华中科技大学同东莞理工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同衡阳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同广西大学等,大量的专业师范类研究性大学仍属于独立研究.因此,可以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群体内,仍未能达成普遍的机构间合作,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重点机构间的学科合作研究,分散了研究发展的合力,不利于领域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同时导致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机构间研究水平差异不断拉大,不利于高等教育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进步.

核心研究机构可视化图谱(图3)中,我国研究高等教育政策的机构共有67个,但图中并未对属于相同学校的不同部门进行合并(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应当合并为北京师范大学),因此当对其进行合并后,统计得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共有50所.依据机构发文量进行统计并排序后,得到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发文时间表(表1).

表中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为北京师范大学,从2000年至今已有55篇关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发表.其次为厦门大学发表文章47篇,是国内研究机构中最早开始讨论高教政策问题的高校之一.潘懋元先生早在1993年发表《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筹资政策》,开始尝试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同市场相结合.华中科技大学发表高等教育政策领域论文43篇,最早文章发表于2001年.北京大学在此领域共发文28篇.最早研究的成果是张光珮1993年发表的《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及政策》,是我国最早涉足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者之一.

表1所列11所高校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总发文量均超过15篇,说明这11所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其发表的论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通过分析统计可以发现,除少数机构涉足该领域较早外(如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其余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相关研究机构进入该领域时间基本始于21世纪初,且大量文献研究成果出现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一期间总体发文量较大,此后该领域研究开始进入平稳发展期,大量研究机构在这一阶段只存在少量科研产出.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机构主要以科研型大学为主,其中,师范类大学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成果数量超过了一半达到50.31%,说明师范类高校对于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一直关注.

(四)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分析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地表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及时地对研究的前沿领域进行一定的预测.在对高频关键词分析时,出现的频次越高、中心值越高的关键词就越能体现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热点.在对高等教育政策共现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后,得到图4.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十字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连线越多代表该关键词中心性越强,也就越重要.

通过对图4进行分析后,可将关键词总结归类后分为以下10个方面的研究热点:

1.高等教育.在这一聚类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为“高等教育”(中心性0.87,简略为0.87,下同)、“政策”(0.08)、“政策分析”(0.07)、“启示”(0.04).其中,“高等教育”作为关键词出现在研究文献中的时间早在1998年,并且一直保持着极高的频次;“政策”和“政策分析”两个关键词也是从1998年开始出现,“启示”则是出现于2004年.不难发现,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起步很早,研究的方式主要是以政策分析为主,目的是为了通过对现有政策的详细分析,获得启示从而指导实践[3].

2.高等教育政策.关键词“高等教育政策”(0.56)、“分析”(0.03)、“高等教育大众化”(0.03).对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进行归纳可以发现,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变化的[4].通过对高等教育政策的解读和分析,结合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的变化,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到来,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同新世纪的实际问题结合十分紧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教育政策演进与发展成为了新世纪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重点.

3.民办高等教育.关键词“私立高等教育”(0.21)、“教育政策”(0.08)、“政策工具”(0.05)、“高等教育公平”(0.03).可以看出,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研究起源较早,20世纪末就有一大批致力于弘扬私立高等教育的学者开始进行民办等教育发展的理论铺垫与实践,当然“教育政策”和“政策工具”的中心性也体现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同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是不可分割的.在21世纪的开端,困扰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如何在发展民办教育的同时保证教育的公平,民办高等教育被认为可能会加剧我国的教育不公平[5].而当下,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成为了国家大力推进的繁荣高等教育市场的手段,民办高等教育成为了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重要措施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6].

4.成本分担.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加大和市场对于高等教育的强势介入,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教育学界人士所重视.在21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方面,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则是“学费标准”(0.08)、“财政政策”(0.05)、“远程高等教育”(0.02).高等教育学费标准的确立直接关系到了最广大高校学生的切实利益,是直接影响民生的重要事宜,高等教育学费标准的每一次变动,不仅影响着高校学生的生活,也代表着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变革[7].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准,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截止2016年,我国的教育财政投入比例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而对于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或成人来说,高速发展的科技与互联网给予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另一种新的途径——远程高等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地域的阻碍,学习高等教育的课程并获得学历[8].

5.美国.21世纪初,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教育公平特别是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0.06),而作为老牌经济强国的美国(0.05)式高等教育成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借鉴的标杆,如何处理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如何处理高等教育加分等优惠政策(0.03),如何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适当的优惠(0.02)等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

6.改革政策.1988年,我国教育学界召开了“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铁映院士在会上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0.12)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的重要战略[9].同年,广东的李修宏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设想(0.02),在此之后,广东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为我国其他省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0].进入21世纪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理论开始大量出现,典型的如余英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变迁: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理论反思》、吴合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演变分析》.

7.欧盟.我国高等教育政策领域对于国外先进经验的学习与探讨从未停歇.对于同我们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同属东亚人种的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早在20世纪末就早已开始(0.04).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学习和研究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的障碍进一步扫清,中外比较研究在21世纪初迎来了大爆发,如2004年对于欧盟(0.02)和马来西亚(0.01)的研究.

8.政策研究.1995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教育质量(0.03)提升的迫切要求促使着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们努力探索一条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实道路.自此伊始,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对于教育质量提升的研究从未间断[11].高等教育政策研究(0.03)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和调控作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已经和政策分析一起成为了高等教育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

9.远程教育.我国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政策(0.01)的发展是以构建学习型社会,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为目标的,是对我国边缘弱势群体的“差异补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远程高等教育政策法规(0.02)是否完善与配套,对远程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健全远程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体系十分重要.然而,我国现阶段远程高等教育立法十分滞后,而相关法律如《高等教育法》对此类教育形式也没有作明确规定,为远程高等教育的法制化管理带了巨大的困难.学习域外先进经验订立我国的远程教育法律是当务之急[12].

10.改革走向.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探索取得了初步成就,对于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初步理论探索和实践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因此,高等教育公共政策(0.06)改革也就成为了必然需要,传统的教育公共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大众化阶段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更勿论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迎接不久之后的普及化浪潮.而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改革重点就在于将高等教育从过去重入学人数,重数量的路径导向重质、有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体系上(0.03)[13].

(五)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演进

在关键词共现时序视图(图5)中,十字代表节点,不同的颜色(原图为彩图,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本刊注)及大小代表节点的出现数量随时间的演进关系,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不同时间内节点的传承关系,连线越多,表示节点的传承关系越紧密.节点依照时间分布在横坐标时间轴上,整体涵盖了高等教育政策发展领域的热点演变过程.从图上可以看出1994年及1998~2004年间,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文献关键词共现频率较高,出现了很多突变关键词.在过滤如“高等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政策”等关键词后,较为突出的关键词是“高等教育”“政策分析”“民办高等教育”“公共政策”“少数民族”“财政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优惠政策”等.随着时间的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新的研究热点,但从新的研究热点发展出来的不同主题间连线逐渐减少.可以认为,新的研究主题间共现频率较低,但新老关键词之间连线仍旧很多,说明新的研究热点同传统热点间依旧存在传承关系.新的热点如绩效拨款、阶层、政策执行、成人高等教育等逐渐吸引研究者的关注.从“关键词时序视图”可明显看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走向了多领域、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方向,研究的内容不仅有理论的宏观思考,更有实践的微观规制,不仅有基于教育学、政策学的传统理论建构,更有同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相结合的交叉学科蓬勃发展.总体来说,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涵盖的学科内涵更加广泛了.

通过对关键词共现进行统计分析,得到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前沿关键词突显统计表(表2).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前沿的关键字突显统计表中可以明显看出,突变值最高的关键词为“政策”和“高等教育政策”,突显值为5.8462和5.0045,这说明,在该领域中“高等教育政策”与“政策”被研究者关注的程度最高.“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热点年份是1994年至1998年,“政策”为关键词的研究热点年份是2001年至2005年,这说明对于高等教育政策的元研究在这两个时间段内较为丰富,同时也是因为这二者是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基础关键词,故其突显值在表中最高.此外,虽然“公立大学”突显值为4.4043,但其研究的热点年份是1994年至2001年,这一时间段内关于公立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外高校高等教育体制的比较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外教育的不同背景为基础来探讨我国公立大学的未来定位与发展前景.其热点年份变迁则说明“公立大学”相关研究很长时间内已经不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也从侧面说明关于公立大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经基本成熟.与此类似,关于“日本”和“成本分担”的研究虽然突显值较高(4.3303和4.4878),但其研究热点年份为1999年至2005年和2005年至2007年,说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目前已失去热度.这也是由于新世纪初关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中外比较研究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发展提供了较高的经验价值,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探索本土化的高教政策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了现今研究的重点.而“成本分担”则是新世纪初为了探索高等教育发展而做出了基于成本理论的高教理论研究,其之所以现今失去热度也是因为经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不断发展深入,成本分担的理论论证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从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判断,近年来的热点主体是“公共政策”(2009~2012年)、“少数民族”(2011~2015年)、“国际化政策”(2014~2017年)、“绩效拨款”(2015~2017年).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热点变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随着社会整体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发展,研究的内容也在变化.在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现实情况下,人民对于更高品质高等教育的希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愿景和高等教育取得更好发展的绩效拨款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了高等教育研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结论与预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发展已不仅仅止于理论上的纸上谈兵,高等教育政策领域早已经拥有了体量庞大的文献成果,领域内的核心研究学者及机构已经基本形成.经过40年的积累,大体上形成了本领域内稳定而重要的研究主题,如“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同时,研究发展不断同社会整体发展结合,不断出现新的前沿性研究主题,如“远程教育”“绩效优化”等,为本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科学研究范式.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早已通过政策的实践变迁指引着我国高等教育向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已经形成了包含宏观理论建构、微观实践检验,既有对于重点研究的持续关注,又有多方面、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的多元化发展范式.研究热点也越发同时展结合,更加切实服务于当下及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

通过对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并结合近两年来的教育政策发展,未来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应在如下方面不断加强:

一是民办高等教育将成为未来数年内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自1997年起民办高等教育方向有学者研究伊始,至今该领域发表论文已超过120篇.然而,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长期停留在理论建构层面,实践层面的发展受制于政策和地域制约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教育政策向民办教育的倾斜,由此带动下的民间资本流入和地方政府政策倾斜必定使民办教育的现实发展更上一个台阶.而民办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民办高校的非营利性或营利性分类管理及政府政策研究,教育产业化与资本市场及民办高校融资问题研究;又比如,如何使民办教育在保持自身活力的前提下反哺公立教育,推动公立教育改革,仍是困扰教育界的重要问题.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同时需要将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与成果进行有机融合,达成学科互补,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二是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巩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少数民族关系,将会是未来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首先,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首先需要坚实的民族教育理论作为基础.我国现行的民族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涉及民族学、政策学和教育学,但对于新兴交叉学科如管理学,法学的研究依旧不足.民族教育研究者需要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应用学科交叉研究,探讨解决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问题.其次,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比较中外民族教育的研究方法获得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民族政策环境下,需要有中国土壤上诞生的、适应我国国情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方法.最后,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培养方式研究领域,有关少数民族培养方式的研究在我国民族教育界一直未有停歇,民族学生预科生制度也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与变革之中.1984年3月,教育部与国家民委在《关于加强领导和进一步办好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班的意见》中对预科班的设立做出了文件上的指导,但自此之后预科班究竟何去何从,如何改革的问题就一直影响着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14].

三是“双一流”高校建设及质量监督体系是未来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重中之重.自2015年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关于一流学科、一流高校的理论研究从未停止.什么是“双一流”,“双一流”建设要如何推进和发展就成为了自此之后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2017年由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正式确认了我国首批双一流高校和双一流建设学科.关于“双一流”学科如何发展的研究必将成为2018年乃至未来较长时期的研究主题.

四是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演进趋势不可逆转.当今的世界,国际化早已是无所不在的现实情况,它不断地整合和分化着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力量与利益关系,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要素的全球流动,同时也凸显了霸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15].这种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网络化社会对各地区的影响方式说明,当来自于有活力的开化地区的人们通过一个又一个捷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迁徙时,未开化地区或无活力地区的人们只能处于被动的接纳中.因此如何成为有活力的高等教育地区,掌握高等教育发展话语权是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的目标[16].现阶段的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内,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水平距离发达国家差距仍旧巨大,发展的多次“断层”,学术精神的流失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弱势的追赶者.这也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作为追赶者的我们必将首先成为学习者,在国际化的高等教育研究层层壁垒中找寻发展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管理、心态和理念依旧落后,如何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同时,进行本土化的行动与研究,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高等教育研究重点.

五是绩效评价与绩效拨款是未来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现阶段我国关于绩效评价与绩效拨款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绩效政策体系的比较研究.绩效拨款政策作为当代高等教育全球化大背景下最能适应市场需求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虽然还没有达到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完全满意的程度,但其发展起码达到了满足了高校提高办学效益、促进问责制度的建立以及使高校对于国家教育政策的变更更为敏感的作用[17].在针对域外发达国家绩效评价制度与拨款政策进行研究时,学者发现一些负面效果,如功利化导向、指标制订不合理等,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未来的高等教育绩效评价和绩效拨款研究必定是在吸收域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将理论成果同我国实践相结合,最大程度上避免负面效果的出现.但面对我国绩效评价与拨款政策实施具体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需要不断剖析其原因,找出解决的可能方案.综观已有域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高等教育绩效评价研究仅仅止于理论研究,由于绩效评价和拨款政策其内含的经济学与政策学实践背景,我国未来的高等教育绩效评价研究必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甚至某种程度上实践研究优先于理论研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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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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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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