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绩效特征基于31个省级《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9-2020年）》的内容分析，该文是全民健身类论文参考文献范文和全民健身和社会体育和绩效特征类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以萨拉蒙政策工具理论作为研究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的分析框架,以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挖掘当前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类型特征.结果发现,基于工具不同类属的绩效特征差异较大.首先,基于强制类属的工具在效率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有效性、公平性、易管理性和政治支持等方面表现一般；其次,基于直接类属的工具在有效性、公平性和易管理性方面有一定优势,而在效率性、适应性和政治支持方面表现较差；再次,基于自治类属的工具在有效性、公平性和政治支持等方面有一定优势,而在效率和适应性方面表现较差；最后,基于可见类属的工具在效率和公平性方面有优势,而在易管理性和政治支持方面表现较差.
关键词：全民健身计划；健康中国；体育管理；社会体育政策；政策工具理论；绩效特征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7）10-0018-07
以学者萨拉蒙的政策工具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考察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1-4].一方面,以该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可全面而深入的揭示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学者萨拉蒙在综合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工具选择的两大体系,既工具选择的关键分类与绩效标准,同时在两大体系间建了清晰的对应关系,不仅系统揭示了不同工具分类的绩效特征,而且提供了工具绩效特征考察的操作路线[5].另一方面,以该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考察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意味着研究者只能选择具体的政策项目渐次进行,不断累积在中观层面的研究成果,从而深化对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的认识[6].具体来说,笔者以全民健身政策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为《计划》)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基于四种工具类属统计政策工具出现频数,通过探讨高频工具类属揭示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类属的总体倾向,并依据工具类属与其绩效特征间的关联关系,考察当前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绩效特征.
1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1研究方法
1.1.1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一种实证科学研究方法,试图以经验理论来界定分类范畴和分析单元,然后以人工编码来分配资料,将文献中的内容加以量化分析,得出有社会科学意义的研究结果"[7].一般认为,"人的认知倾向主要通过他经常使用的文字反映出来.经常使用的文字便处于人认知的核心地带"[8,9]."文字使用频率的变化反映了人对于事物的重视程度与认知的变化"[9,10].《计划》作为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文本,记录了政府在社会体育管理中应用了哪些政策工具,反映了决策者对各种工具选择的价值判断.《计划》中出现的高频工具则反映了政府选择工具的价值倾向,其对揭示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发挥了指示器作用.据此,可通过政策工具的标志词识别各类政策工具,并统计它们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为考察政策工具绩效特征奠定基础.
1.1.2NVivo 11软件的应用
"NVivo是国际最早也是目前最新的CAQDAS（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11],可协助研究者搜集、整理、分析和呈现质性资料,增进研究的信实度与严谨性[11].在本研究中,为了提高内容分析的有效性,笔者主要应用了NVivo 11软件提供的四项功能.首先,应用Query方式中的Word Frequency（词频）功能,挖掘样本中高频工具标志词,从总体层面评价政策工具；其次,应用Query方式中的Text Search(文本搜寻)功能,对文本中政策工具标志词进行编码,实现政策工具识别之目的；再次,利用Classifications（分类）方式中的Case node Classifications（案例节点分类）功能对案例节点建立类属,并赋值；最后,应用矩阵编码（Matrix coding）功能,按类属统计工具出现频数,并生成矩阵图和层次图.
1.2分析框架
学者萨拉蒙基于关键分类与绩效标准两大维度体系间的对应关系考察政策工具绩效特征.一方面,就关键分类而言,学者萨拉蒙认为"政策工具有多方面的分类"[6],应"根据各种分类来区分工具".他不仅提出了强制性、直接性、自治性和可见性四种区分工具的关键分类,而且在分类基础上,他又进一步从属性程度（低、中、高）即类属层面对工具进行了更细致的区分[6].另一方面,就绩效标准而言,学者萨拉蒙将工具绩效标准归纳为五个方面：有效性、效率、公平性、可管理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6],并在这些标准与类属间建立了对应关系,依据这些对应关系可全面考察政策工具绩效特征.
首先,工具的4个关键分类：强制性、直接性、自治性和可见性.第一,强制性分类是"衡量一个工具对于个人或团体活动施加的限制程度,而不仅仅是鼓励或阻碍其活动的开展"[6]；第二,直接性分类是"衡量一个具有授权、资助或发起联合行动能力的政府机构参与施政行为的程度；第三,自治性分类是"衡量一个工具利用现存的管理机构实现其运转,而非专门成立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管理机构的程度"[6]；第四,可见性分类是"衡量工具支配的资源在正常预算审议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程度"[6].此外,学者萨拉蒙在工具分类的基础上,又从属性层面的三种程度对工具进行了更加细微的区分.上述不同分类（类属）对工具间的相似性有较大影响,"有些工具可能在一些分类上相似而在其它分类上又各异,不同的分类可反映出工具的不同层面"[12],因此无论是对工具本身考察,还是工具间的比较,基于一个类属显然是有很大局限性.所以学者萨拉蒙的工具分类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次,工具评估的5个绩效标准：有效性、效率、公平性、可管理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第一,有效性是衡量一项行动实现其预期目的的程度[6]；第二,效率指注重对效果和成本间的权衡[6]；第三,此处的公平性包含基本的公平与再分配的公平[6]；第四,可实施性是指项目运行所涉及的难易[6]；第五,合法性和政治可行性即政策项目在实施期间吸引重要行动者的能力[6].一方面,上述绩效标准体系对工具评估较为全面,不仅涉及对工具的事实评估(如有效性和效率等),而且涉及价值评估（公平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等）；另一方面,不同工具类属会对工具绩效标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即工具绩效特征与工具类属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借鉴学者萨拉蒙的政策工具绩效特征分析框架,我们可通过两个步骤探讨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第一,依据"4种关键分类"探讨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类属特征；第二,应用"4种关键分类"与"5条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揭示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通过这两个步骤,将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纳入多分类与多目标的维度体系中去考察其绩效特征,确保了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探讨的全面性与深入性.
1.3数据来源
本文之所以选择省级《计划》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计划》保障了研究的可行性.《计划》通篇几乎涵盖了社会体育政策作用的全部领域,并且其文本内容涉及政府选择的工具较为集中,可以满足研究的信息需求.第二,《计划》为研究提供了恰当的着眼点.、省、市、县四级政府出台的社会体育政策数量与种类相对庞杂,这为政策工具绩效特征考察带来了一定难度,而省级《计划》既是对国家层面社会体育政策的细化与落实,也对市、县二级政府制定和执行社会体育政策发挥着统领作用,由于兼有这两类政策信息特征,保障了其作为研究样本的代表性.第三,以《计划》为样本提升了研究的必要性.《计划》是国家层面《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执行方案,同时也对市县两级全民健身执行计划制定具有指引作用,其在整个社会体育政策或全民健身政策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考察《计划》中的工具绩效特征,对于进一步优化当前社会体育治理方式,充分达成全民健身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者分别登录全国31个省级政府门户网站,共收集到31份省级《计划》文本,并应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文本.为了增强工具研究的针对性,将分析文本内容限定在《计划》的实施措施部分.
1.4分析单元的确定与编码
在内容分析法中,"需要确定分析单元,即挖掘研究所需考察的各项因素,这些因素应都与分析目的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且便于抽取操作"[13].本研究以每一份《计划》文本的内容为分析单元[14].此外,为了确保编码的信度和效度,基于学者萨拉蒙提到的政策工具定义,对编码的规则进行操作化.依据编码规则,借助软件NVivo 11中的Text Search(关键词搜寻)功能挖掘出592个分析单元（参考点）,并将这些分析单元编码为14个案例节点,即14种政策工具.
1.5编码信度评估
编码信度评估包括两个步骤,第一,计算两位编码员间的同意度（见公式（1））；第二,计算所有编码信度（见公式（2））.其中M为完全同意数目；N1表示第一位编码员应有的同意数目；N2表示第二位编码员应有的同意数目；n表示编码员人数；A是两位编码员皆同意的同意度,即相同同意度.在本研究中,由两位编码员借助NVivo 11中的Text Search功能进行了两轮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编码.第一轮预测得到的信度是0.837；第二轮得到的信度为0.905."一般认为,计算结果达到0.8以上,便符合信度检验标准（Holsti,1969）"[7].所以本研究编码信度符合要求.
2结果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通过考察工具分类便可探究工具绩效特征,工具分类的前提是工具识别,即对工具选择状况研究.因而对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的探讨将遵循如下思路：首先,对工具选择状况进行研究,为工具分类奠定基础；其次,对工具进行分类研究,为考察工具绩效特征进行研究准备；最后,将工具的不同分类纳入工具分类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中考察工具绩效特征.
2.1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选择状况
通过文本内容与工具本身两个层面研究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选择状况.第一,就文本内容词云特征.基于31份《计划》文本,应用NVivo 11中的Word Frequency（词频）功能,生成《计划》内容的词云.词云突出显示的有"管理"、"政府"、"标准"、"领导"和"资金"等词语,尤其是"管理"一词较为醒目,表明在当前社会体育领域中,政府的政策执行倾向于管控方式.第二,政策工具选择的总体特征.基于已编码的节点,应用NVivo 11生成的层次图显示,一方面,在社会体育领域中政府经常选择的工具多达14种；另一方面,政府的工具选择具有明显的倾向性,首先最倾向于选择直接行政（所占层次图面积是33%）,其次是标准要求、公共信息（两类工具所占面积总计达30%）,接着是责任法、社会规范和矫正税（三类工具所占面积总计达17%）.综上,尽管当前政府的社会体育政策工具选择呈现多样化,但总体上却倾向于选择管控型工具.
对影响社会体育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探讨.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众多,一些学者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政府能力、社会能力和社会异质性,我们可根据这三个方面来解释当前政府的工具选择状况.一方面,从政府能力与社会异质性角度看,学者迈克尔·豪利特（Howlett.Michael）与M·拉米什（M.Ramesh）认为,在政府集体行动与政府获取集体行动资源的能力强,而社会中存在的团体和组织的类型与数量较少,且利益诉求差异较小时,政府倾向选择管制型与直接型政策工具[15]；另一方面,从政府能力与社会能力角度看,学者陈恒钧、黄婉玲认为在社会能力不强的情形下,公私合作的形式不利于公共管理目标的达成,但由于政府本身具有强大的能力,社会团体可配合直接型工具的运用,所以政府倾向选择管制型与直接性政策工具[16].可见,目前的社会体育政策工具选择状况与政府能力强、社会能力弱和社会异质性程度较低有一定关联.
2.2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
在上文工具识别的探讨基础上,依据学者萨拉蒙的工具类属相关理论统计工具频数,揭示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类属特征.应用NVivo 11软件生成工具类属表,表中的行（Rows）表示工具的4种关键分类,列（Columns）表示政府常用的14种工具,行与列交汇处的单元格（Cell）则表示工具在特定分类上的3种属性值.依照该类属表统计已编码的节点(工具)频数,通过分析工具频数,便可测度政府所选工具在4种分类上的属性程度,进而根据工具类属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实现考察工具绩效特征之目的.下文将基于工具的4种关键类属,分别探讨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绩效特征.
2.2.1基于强制性类属的工具绩效特征
2.2.1.1工具的强制性类属特征
我们将通过具体与总体两个层面探讨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强制类属特征.一方面,具体层面指通过探讨工具与类属间的矩阵关系来揭示类属特征.另一方面,总体层面通过3种属性差异来揭示类属特征.其特征表明政府所选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在强制性方面总体上倾向于中等程度.
对政府选择中强制性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倾向的探讨.一方面,从经济学视角看,强制性反映了一个工具对市场机制依赖的偏离程度[6],选择中强制性工具的倾向表明当前社会体育治理正逐渐由一元格局向多元格局转变,除了政府外,市场等也是社会体育治理的重要主体.但目前市场在社会体育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这或许与市场机制不完善有关,或与政府还没有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社会体育资源有关.总之,在积极倡导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大背景下,社会体育领域中市场参与不足的现象应引起我们格外关注.另一方面,就政治学视角看,强制性与的维系有一定关联,工具的强制性越强,个人自由空间越少,个人自由越有可能受到侵犯[6].选择中强制性工具的倾向也表明,尽管这几年政府积极推进职能转变,不断创新治理方式（比如强调公私合作、协商、授权等方式）,但思想上对传统单一行政管理方式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惯性依赖.总的来说,当代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已发生重大转型,更加注重"治理"而非"统治",社会体育领域内需进一步改革落后管理方式,不断强化政府与市场等社会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
2.2.1.2工具的强制性类属对绩效标准的影响
依据工具强制性类属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探讨绩效特征.总体看,由于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在该类属上倾向中强制性的主要特征,所以我们重点考察中强制性工具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由于标准规定与矫正税等市场型工具在中强制类属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中强制性工具对5条绩效标准影响程度不同,一方面,对效率目标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对有效性、公平性、易管理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等目标却表现一般[6].从理论上讲,第一,市场运行所遵循的是成本收益原则,因而应用该类工具自然会对效率目标有优势；第二,由于成本收益是市场运行所遵循的根本原则,这就不可避免的使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成为市场的主导目标与行动准则,在社会体育治理中运用此类工具,社会体育服务的公益性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受到逐利目标的冲击,有效性与公平性目标可能会打折扣,甚至有时也可能被忽视,招致目标群体等各方的质疑；第三,运用这类工具,尽管对提升民众体育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有帮助,但涉及的参与者较多,且行动目标多元,相对于传统的政府直接行政工具,该类工具在易管理性方面可能表现一般.综上,基于强制性视角的工具绩效特征表明,当前政府所选社会体育政策工具虽在效率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对于有效性、公平性、易管理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等方面表现一般,因而政府需要正视这一特征,除了注重上述工具应用的技术性与艺术性外,还应视具体情况选择其它工具弥补所选工具在绩效特征方面的"先天不足",进而不断优化社会体育政策的执行方式.
2.2.2基于直接性类属的的工具绩效特征
2.2.2.1工具的直接性类属特征
对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直接性类属特征同样可通过具体与总体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方面,就具体层面而言,首先,低直接性高频工具有责任法（45.61%）等；其次,中直接性高频工具有标准规定（45.57%）等；最后,高直接性高频工具有直接行政（56.45%）等.另一方面,就总体层面而言,首先,表示高直接性的图形面积最大；其次,表示中直接性的图形面积次之；最后,表示低直接性的图形面积最小.上述特征表明政府倾向选择高直接性社会体育政策工具.
对政府选择高直接性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倾向的探讨."工具的直接性反映的是在一个集体行动中,为共同实现目标而加入的行动实体的复杂程度"[12].当前政府选择高直接性工具的倾向表明社会体育治理方式与治理主体相对单一,一方面,从治理方式角度看,政府依旧扮演着"全能型"的角色,包揽了社会体育服务与物品的供给与生产.另一方面,从治理主体角度看,政府在社会体育治理中仍处于垄断地位,而市场、社会和公民等主体参与体育治理要么作用缺失,要么作用有限.上述两方面特征一般伴随着高成本、低效率、质量不尽人意和回应性缺乏等治理问题[5],不仅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无端耗费了体育公共资源.总之,在"掌舵而不是划桨"和"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等现代政府管理理念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不仅需要深入探索民营化等新工具的应用,不断优化社会体育治理方式；而且需进一步加大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力度,推动社会体育多元治理格局的日趋完善.
2.2.2.2工具的直接类属倾向对绩效标准的影响
依据工具直接类属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探讨绩效特征.总体看,由于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在该类属上倾向高直接性的重要特征,所以我们侧重考察工具的高直接性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由于直接行政、标准规定和责任法等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工具在直接类属方面居于主导地位,高直接性工具对5条绩效标准影响程度不尽相同.首先,对有效性、公平性和易管理性目标有优势；其次,对效率目标表现一般；最后,对合法性/政治支持目标表现较差[6].从理论上讲,第一,政府直接行政这种作用方式一般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直接性等特征,因而该类工具对有效性、公平性和易管理性目标有优势；第二,用理性经济人假设视角看待政府行为,其与市场的行动逻辑还是有很大差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并非仅对经济目标考量,政治目标常常处于政府考虑的首要位置,所以此类工具在效率性与适应性方面表现一般；第三,由于该类工具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对目标群体而言,没有或仅有很小的自由选择权,所以时常表现为民众的参与性与积极性不高.综上,基于直接性视角的工具绩效特征表明,当前政府所选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在有效性、公平性和易管理性方面有一定优势,而在效率性、适应性和对合法性/政治支持方面表现较差,这也是现代政府遭受抨击最多的地方.因而政府需要重视这一特征,一方面,为了提升政治支持和自主性,进而保障效率与适应性等目标的实现,可视问题情境补充一些间接性工具（比如委托*工具等）；另一方面,也要高度注意在选择间接性工具时,由于参与主体多,会出现公平性和有效性较差,不容易管理等问题.总之,将直接性与间接性工具结合使用可能效果会更好.
2.2.3基于自治性分类的评估
2.2.3.1工具的自治性类属特征
对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自治性类属特征也通过具体与总体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方面,就具体层面而言,首先,低自治性高频工具有直接行政（47.19%）等；其次,中自治性高频工具有标准规定（89.63%）等；最后,高自治性高频工具有责任法（31.98%）等.另一方面,就总体层面而言,首先,表示低自治性的图形面积最大；其次,表示中自治性的图形面积次之；最后,表示高自治性的图形面积最小.上述特征表明政府倾向选择低自治性社会体育政策工具.
对政府选择高自治性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倾向的探讨.正如前文所述,工具的自治性反映了利用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程度[12].当前政府选择低自治性工具的倾向表明利用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程度较低.学者萨拉蒙认为政策工具也是一种制度化的行动模式[6],规定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可通过探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揭示当前社会体育领域内的工具选择倾向.有学者认为,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发育程度对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模式有重要影响,如果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发育程度都比较低,政府可能采取管控社会的方式以保证社会共同体正常运转所需的稳定和秩序[17].综上,目前政府选择管控方式即低自治性工具的倾向与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发育程度比较低有一定关系,而这种工具选择倾向不利于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体育事业发展格局,所以为了改善这种局面,需要通过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发育程度两条途径来实现.
2.2.3.2工具的自治类属倾向对绩效标准的影响
依据工具自治类属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探讨绩效特征.总体看,由于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在该类属上倾向低自治性的重要特征,所以我们侧重考察工具的低自治性类属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由于直接行政、标准规定和责任法等高强制性工具在自治类属方面居于主导地位,高自治性工具对5条绩效标准影响程度不尽相同.首先,对有效性、公平性和政治支持目标有优势；其次,对易管理性目标表现一般；再次,对效率目标表现较差[6].从理论上讲,第一,这类工具"高度依赖行政化系统",有强制性、权威性作保障,所以对政府绩效目标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贡献较大；第二,虽然政府在社会体育管理中处于垄断地位,管理主体间关系相对单一,但面对社会体育政策标的群体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异质性,仅依靠这类高度行政化工具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因而该类工具在易管理性目标上表现一般；第三,由于这类工具具有高度的行政化色彩,正如上文所言,由这类工具建构的公共行动并非只遵循成本收益准则,由于政治追求与价值判断的介入,自然会表现出对效率目标贡献较差的现象.综上,基于自治性视角的工具绩效特征表明,当前政府所选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在有效性、公平性和政治支持等方面有一定优势,而在效率和适应性等方面表现较差.因而政府需要重视这一特征,一方面,为了提升工具的效率和适应性,可进一步利用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比如税式支出、合同等）；另一方面,为了保障上述工具的应用效果,还需要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促进社会发育程度.总之,通过上述两方面可以改善政府选择低自治性政策工具的倾向.
2.2.4基于可见性分类的评估
2.2.4.1工具的可见性类属特征
对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的可见性类属特征也通过具体与总体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一方面,就具体层面而言,首先,低可见性高频工具有工具有标准规定（47.66%）等；其次,中可见性高频工具有公共信息（70.89%）等；最后,高可见性高频工具有直接行政（72.86%）等.另一方面,就总体层面而言,首先,表示高可见性的图形面积最大；其次,表示低可见性的图形面积次之；最后,表示中可见性的图形面积最小.上述特征表明政府倾向选择高可见性社会体育政策工具.
对政府选择高可见性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倾向的探讨.正如前文所述,可见性衡量的是工具支配的资源在正常预算审议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程度[6],可见性较强的政策工具往往是那些成本和收益比较清晰的工具[12].选择可见性较强工具的倾向与当前政府在社会体育治理中强化问责制度建设与最求公平目标有关.首先,从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政府更加强调依法行政、依法治体和问责的重要性,政策工具的可见性越强,权力运行也相对规范透明,越容易问责,所以就不难理解当前工具选择中出现的这种倾向了；其次,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在执政理念上,政府不仅重视效率目标,而且也开始公平目标,由于政策工具的可见性也体现了其在多大程度上是被用来追求公平目标的,而可见性越强的政策工具越可能被用于再分配,所以目前政府比较青睐高可见性工具.
2.2.4.2工具的可见性类属特征
依据工具可见类属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探讨绩效特征.总体看,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在该类属上倾向高可见性的重要特征,所以我们侧重考察工具的高可见性类属与绩效标准间的对应关系.高可见性工具对5条绩效标准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一方面,在效率、公平性方面有优势；另一方面,在易管理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方面表现较差[6].从理论上讲,第一,可见性较强的工具往往是成本收益比较清晰的工具,因而对效率目标的贡献最大；第二,一般在政策过程中,"一个项目使用越多的可见性工具,它就越接近服务于再分配的目标"[12],再分配是解决公平问题的重要途径,因而此类工具对公平性目标也贡献最大；第三,由于该类工具具有较强的可见性,容易问责,此外也容易引起民众、媒体等政策主体的关注,因而该类工具对易管理性目标表现较差；第四,还由于该类工具具有较强的可见性,运用它们的公共行动所担负的责任就越大,因而一般不易获得政府支持,所以此类工具对合法性/政治支持目标表现较差.综上,基于可见性视角的工具绩效特征表明,当前政府所选社会体育政策工具在效率和公平性等方面有一定优势,而在易管理性和政治支持等方面表现较差.因而政府也需要重视这一特征,一方面,为了提升工具的易管理性和政治支持等,可视情况搭配一些管制型工具（比如经济管制等）和市场型工具（比如合同等）；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该类工具在有效性与公平性等方面的绩效优势,还需要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体.总之,通过上述两方面可以改善政府选择低自治性政策工具的倾向.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通过对31份省级《计划》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直接行政、标准规定、公共信息和责任法等管控类工具仍是现阶政府发挥社会体育管理职能的主导类工具.
当前社会体育政策工具绩效特征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就强制类属而言,由于政府倾向选择强制性程度适中的政策工具,所以对效率目标有一定优势；而对有效性、公平性、易管理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等目标表现一般.第二,就直接类属而言,由于政府倾向选择那些直接性较高的政策工具,所以对有效性、公平性和易管理性目标有优势；对效率目标表现一般；而对合法性/政治支持目标表现较差.第三,就自治类属而言,政府倾向选择那些自治性程度最低的政策工具,所以对有效性、公平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目标有优势；对易管理性目标表现一般；而对效率目标表现较差.第四,就可见类属而言,政府倾向利用那些可见性程度最高的政策工具,所以对效率、公平性目标有优势；而在易管理性和合法性/政治支持方面表现较差.
3.2建议
根据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目标与上述结论,我国社会体育政策工具选择优化需要把握三点：第一,社会体育社会化发展趋势为工具选择规定了方向；第二,优化组合是工具选择的基本原则；第三,公平首位,兼顾其它是工具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具体举措有四点：第一,基于中强制类属工具的绩效特征,应强化公平首位,兼顾其它标准,组合选用中强制性与低强制性工具；第二,基于高直接类属工具的绩效特征,应坚持公平首位,兼顾其它标准,推动高直接性工具逐渐向低直接接性工具转变；第三,基于低自治类属工具的绩效特征,应坚持公平首位,统筹其它标准,推动低自治性工具逐渐向高自治性工具转变；第四,基于高可见类属工具的绩效特征,应围绕公平首位,兼顾其它的要求,优化组合可见性工具.
尽管本文评估政策工具着眼于工具的功能发挥而非实现程度,但通过政策工具绩效特征研究,有助于深化工具多维性与绩效标准多元化的认识,进而有助于对政策工具效果复杂性的理解.笔者提出的四点具体举措,可作为政府进一步优化社会体育政策工具选择的参考.
由于研究方法和资料上的不足,本文还存在以下三方面的欠缺：第一,社会体育领域众多,因而社会体育政策相对庞杂,本研究样本限于《计划》,那么选取社会体育其它领域政策文本,对政策工具绩效特征的考察可否得出相同结论？第二,学者萨拉蒙提出政策工具评估的"四个关键分类"与"五个绩效标准",也并非涵盖所有的工具分类与绩效标准,分析框架是否需进一步完善？第三,学者萨拉蒙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基于政府类与市场类工具探讨而建构,那么该框架对分析公民、社区和社会等政策工具有哪些启发？对于这些主要问题,本文讨论有限,这也是未来研究中需重点加以验证和分析.
参考文献：
[1]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谭功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315-331.
[2]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1-115.
[3] 彼得斯,冯尼斯潘.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M].顾建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18.
[4] 张璋.理性与制度：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90-113.
[5] E 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6-92.
[6] 萨拉蒙.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M].肖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66.
[7] 翟海源,等.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2.质性研究方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0-56.
[8] Sapir,Edward.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M].New York: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2004:58-76.
[9] 邓雪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测量[J].中国行政管理,2015(8):30-36.
[10] Benjamin Lee Whorf.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M].Cambridge:MIT Press,1956:134-159.
[11] 刘世闵,李志伟.质化研究必备工具：nvivo10之图解与应用[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1-8.
[12] 陈振明.政府工具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02.
[13] 邱均平,邹菲.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2):14-19.
[14] 黄萃,任弢,张剑.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J].公共管理学报,2015(2):129-137.
[15] 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庞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41-289.
[16] 陈恒钧,黄婉玲.台湾半导体产业政策之研究：政策工具研究途径[J].中国行政,2004(75):1-28.
[17] 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J].学术月刊,2012(8):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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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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