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学治理：基于业务特征、组织结构、管控方式和外部环境匹配的示意性分析，本文是组织结构论文范文素材与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和管控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王飞1,王运来2
（1.曲靖师范学院,云南曲靖655011；2.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93）
摘 要：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对一个局部的敲打与调整,而是对大学组织整体运营的治理建设.这种整体运营的建设决定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寻找适合自己个性化的治理条件集,条件集分为内部部分和外部部分.内部条件集包括业务特征、组织结构与管控方式；外部条件集包括社会市场环境、外部监管环境与人的发展环境.一所大学架构怎样的治理体系与拥有怎样的治理能力,是大学根据内外部条件进行相机抉择、理性选择的结果,其主要问题是解决大学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适应与匹配问题.在大学整体运营的治理推进中需要从大学的业务特征、组织结构、管控方式和外部环境匹配上整体把握,创建“内部条件集+外部条件集”的治理生态与治理路径,以期为大学治理在顶层设计、决策化工具、建立个性化的适应性判别系统等方面实现健康发展.
关键词：大学治理；业务特征；组织结构；管控方式；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7）01-0022-08
一、大学治理示意性分析框架的建构
根据权变理论观点,影响大学进行组织和管控调整的权变因素主要有大学的基本类型、大学的治理结构、大学的史、大学的核心能力、大学的资源关联度、大学的区域分布和大学的外部环境等.在借鉴权变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大学的一些共性因素出发去寻找并构建一个具有一定包容性的条件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分析框架.当然,这个问题永远是开放性的,本文所做的只是通过搭建一个示意性的分析框架,来介绍一种关于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分析方法.如图1所示,本文将影响大学治理的条件集分为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即条件集的内部部分和外部部分.
内部结构包括大学的业务特征、组织结构、管控方式,其中业务特征包括大学的基本业务及其周期性、业务之间的专业化与多元化、大学多元业务的相关度、大学业务的成熟度、大学业务之间的协同性等；组织结构包括大学组织联结关系、组织形式、组织层级等问题；管控方式包括大学科层制行政指令管控和法人治理框架下管控的协调、集权与分权的权衡、管控模式的影响等.外部环境包括社会市场环境、监管环境（政府环境）、人的环境.其中,社会市场环境包括大学外部学术力量,如各种学会、协会、基金会等其他*机构；监管环境或政府环境包括“伯顿所指的国家权力,也指政府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1］；人的环境主要是指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整个社会里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对待大学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
大学架构怎样的治理体系与拥有怎样的治理能力,是大学根据内外部条件进行相机抉择、理性选择的结果,其主要问题是解决大学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适应与匹配问题.其中,大学的业务特征、组织结构、管控方式通过资源、信息传递,相互影响渗透,决定着大学治理的基本形态、治理行为；外部环境是大学治理生存与发展不能脱离的基本面,特别是在大学承担起人才培养的责任后,大学的内部结构在外部环境得更加透明,进入更为复杂的内外部博弈、更为规范的政策监管和更为广泛的社会评价监督之中.对于内外部条件变动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大学治理构建的“三内三外”条件集框架是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对于影响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一次探索.它的有效性和包容性体现在为大学治理在顶层设计问题上提供分析框架,为大学治理提供决策化工具.大学在面临这方面的具体问题时,可以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个性化的适应自身情况的适应性判别系统.不同的大学,仍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对此分析框架下的具体条件、各条件应赋予的权重以及条件的完备性等问题“量体裁衣”.
二、大学治理的内部条件集
（一）业务特征
大学所从事的业务是大学获得和利用经济资源、知识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创造更多价值的领域与方式.大学在这种业务方式中的业务特征是其行为方式的出发点,是大学基因中最为直观和最具有辨识度的要素,是大学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
1. 育人性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2］育人性是大学业务的根本特征.大学治理的第一意义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使人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3］
2. 知识性
知识是大学进行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载体.知识具有某种理性和科学的意味,正如康德说：“知识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4］大学是当之无愧的有理性的实体,其根本目的是人才培养,在这个角度上看,大学业务的知识创造是为了人才培养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创造.
3. 研究性
何谓研究？“研究是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获取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知识体系的一种活动.”［5］“只有取得非传统的,前所未知的成果的活动形式,才能称得上科研工作.”［6］大学的业务鲜明体现这种研究活动性.
4. 自由性
自由性是学术性的前提.中国大学长久以来,学术性与学术自由性一直没有受到法律的尊重与保护,直到2014 年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才提出“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的要求,“明确规定了高校的学术自由,才表明学术自由开始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7］
5. 协同性
简言之,协同就是为了产生1+1>2 的效果.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的实现,需要通过对各部门、各环节、各要素的功能耦合和能力整合,使大学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远远超出各成员单位功能的简单加总,即大学的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的价值之和,就是协同的体现.协同性并不是由大学全部单元产生的,而是由不同的经营单元中具有资源与技能共享的要素之间的“化学反应”产生的.
6. 科学性
前述五种基本特征都可用科学性来概括,因为都有科学性的成分.科学性的把握重点在于“科学”.何谓科学？“科学是一种建制、一种科学方法、一种累积的科学传统、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8］大学是一种科学建制,育人性、知识性、研究性、自由性、协同性都要通过科学性的形式与内容呈现出来.
（二）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大学各部分资源排列顺序、空间位置、聚散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方式,是大学办学治校和管理系统的“ 框架”.组织结构是大学得以组建和运转的保障.
1. 大学组织结构的特性
第一,组织结构的学科性.“大学组织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组织的矩阵型组织.”［9］因为大学是从事高深知识研究与传播的场所,学科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构成了大学组织的特点.第二,组织结构的松散性.因为学科与学术活动具有相对独立性、自由与松散的本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这就决定了大学本质上是一个相对独立、松散的网络组织.松散结合是大学组织区别于政府、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性.第三,组织结构的永恒性.之所以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正是因为大学组织结构具有永恒性,要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正,加之“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10］由此,更要在保持大学遗传特性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完善,使其更吻合时展要求.
2. 大组织病与组织结构调整
作为人类活动中出现最早最稳固的组织,大学本身就是为了降低人类文明传承与人才培养成本而产生的组织解决方案.作为一种科层组织,大学可以通过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即通过大学内部“看得见的手”代替社会“看不见的手”来节约交易成本.但由于大学办学治校者的组织和控制能力是有限的,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大学内的组织成本会逐渐上升,对整个组织实施完全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大学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依靠大学内部的计划、组织、协调来配置资源的组织成本已经大到一个很难把握的程度,这时候就会出现“大组织病”,［11］即拥有太多的管理层级,俨然一个正规而又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国某些大学前些年进行的“大部制管理”,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内部组织失败而采取的组织创新,如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综合改革方案,具体看就是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为克服组织成本过高而采取的组织解决方案.通过权力下放和组织分立,限制自己的组织边界、缩小大学的规模、规范组织设置、减少组织层级、实现组织扁平化、打造敏捷型组织,通过发挥各个二级组织内的层级协调,避免大组织病.
3. 大学组织层级问题
在组织结构中,与大学治理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组织层级问题.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科层制组织纵深不断被拉长,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几种问题：第一,层级过多导致汇报和审批的链条长,降低了信息传递和管理决策的效率,组织内的沟通成本、协调成本与控制成本迅速上升,这是最突出的问题；第二,部门或个人分工的强化使得组织无法取得整体效益的最优化；第三,难以对社会经济需求的快速变化做出迅速反应,此时扁平化组织应运而生.所谓扁平化组织,就是通过破除组织自上而下的垂直高耸的结构,减少组织层次,增加管理幅度,调整优化建立一种紧凑的横向组织,从而使组织变得灵活高效并富有柔性.扁平化的组织更强调组织系统、组织层次的简化和管理宽度的增加与分权.
（三）管控方式
在大学治理中,组织是形,管控是神,形神兼备才能做好文章.管控方式是保障组织结构能顺利运转、组织任务能顺利实施、组织目标能成功达到的关键,构成了大学基因的第三个要素.
1. 管控的本质是促使“两种体制”的平衡第一,大学管控的纽带.首当其冲的纽带是“人才培养纽带”,即“育人纽带”.在大学里,校级层面与基层学术组织通过多种纽带形成紧密联系,但其中的育人纽带及其形成的管控关系是大学最基础、最具决定性的联结方式.好比家族中的血缘关系,血缘决定了家族成员的身份、血缘的远近,也基本决定了家族关系的亲疏.大学组织的联系和认同主要靠的就是这种育人的血缘.育人纽带体现出的校级层面与各基层学术组织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将校院二级紧密联结而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校级层面根据其对二级学院的育人工作承担有限责任,并拥有对二级学院的管控权、重大问题决策权、中层管理者的任免权以及重要信息的知晓权,而二级学院应当维护整个学校的合法权益,为大学管控效益的最大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育人纽带是最牢固的联系纽带.因为根据育人关系确定的大学发展规律为处理内外各种关系提供了基础,增强了大学组织的凝聚力；大学校级层面能够控制各育人实体二级学院,形成大学统一的治校战略,优化大学内部资源配置,实现大学人才培养效益的最大化.除了“育人纽带”外,大学组织内部之间还通过治理纽带、运转纽带、契约纽带、人事纽带与文化纽带等进行联结,但由育人纽带建立起来的大学内部的办学关系是最为稳固的,也是其他关系纽带的基础.治理纽带是依据大学校级层面与各基础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校院二级组织的责任和义务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便对各二级学院的人才培养活动进行指导和监控.运转纽带是指大学校级能通过该纽带实现多个基层学术组织成员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联合,依托人才培养链条的上下延伸或横向拓展来实现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发展,进而带动人才培养.契约纽带是指在大学运行中,通过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有助于实现大学各部门单位之间的明确分工,确立校级层面对各二级学院管理关系的合法化,如通过校院签订目标责任契约书的形式来进行.人事纽带建立在人才培养关系基础之上,在不同的学科专业院系之间,对人事的控制力度与该学科和专业的规模相匹配,校级层面可以对院系的人事进行全面控制与调节.信息纽带是指为满足大学在办学治校决策时信息对称的需求,校级层面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大学内部建立信息中心以及完善的信息网络,广泛搜集内外相关信息,为大学各基层学术组织提供决策信息支持.文化纽带是指大学文化是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群体意识,是在融合各个二级学院和中层单位成员大学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全体大学人对大学组织文化的认同.文化纽带能够对大学成员行为形成无形的约束,是最高层次的联结纽带.
第二,法律意义下的大学组织.在法律意义上,由人才培养纽带形成的内部治理关系是校院二级管理体制存在的唯一纽带.换言之,只有通过人才培养这个纽带才能使在法律上原本相关性不是太高且处于松散结合状态的各个基层学术组织成为“校院二级管理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形成了校院二级之间在办学管理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据此,所谓校院二级就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育人需求所形成的,存在实质性控制关系的校院二级内部治理体制.这种关系构成了大学内部治理的运作关系.对这个关系可从下面三方面理解：其一,校院二级法律定位.校级是法人实体,二级学院是育人实体.在法律上,校院二级是隶属关系,法人实体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二级学院作为育人实体,要通过在法人实体这个框架内搭建自己的组织机构,法人实体指导育人实体,育人实体对法律实体负责.其二,校院二级通过育人关系控制.在法律意义上,大学的所有权、决定权、控制权,主要在校级层面,具体的学科建设权、人才培养权、教师教学权等需要在所有权、决定权与控制权的赋予下进行,但是所有的权力都离不开育人关系纽带,离开了这个纽带,利用契约或法律意义下的行政权力,或许也可以实现大学对基层学术组织的控制和协调,但比起育人纽带上的控制或协调要脆弱得多,也很难持久.
第三,管控意义下的大学组织.大学的管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很多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管控内容上看,大学组织管控既包括治理意义上的管控,也包括管理意义上的管控.前者是校级层面根据其与二级学院的关系,对大学内部各个单位内有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具体事务做出制度安排,通过组织设置、权力分配和制度设计,解决委托-*问题,使各方行为主体相互形成一个人才培养的命运共同体.后者是在日常运转过程中,处理各个二级学院间,特别是校院二级间的权力分配、资源配置以及运行方式和程序.两者的区别是,治理关注党委会、理事会、校长办公会和二级学院层面的制衡和联系,管理关注如何确定和实现目标；治理规定大学运作的基本框架,管理是在既定架构下实现战略目标；治理关注战略规划、重大事项决策,管理关注战略实施、操作程序等具体事项.
第四,“法定的体制”和“事实的体制”.大学作为介于政府和社会市场之间的组织和制度形式,其运行同时依靠科层制下的命令机制和社会条件下的弹性机制,体现在其管控上就是“法定的体制”和“事实的体制”并存.对于大学而言,“法定的体制”是基于人才培养纽带形成的育人权力关系.在大学组织中,大学校级层面的基本角色是办学治校者的委托*人,大学通过掌握学科专业建设搭建起高深专门知识教与学的人才培养载体,可以行使法律规定的人才培养权力、科学研究权力与社会服务权力.这是法律赋予大学组织的一种刚性的基本控制权.由此,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大学的办学方略和办学计划.在“法定的体制”下,大学对内部二级部门的管控主要是通过治理路径来实现的,校级层面通过向各个二级部门遴选派遣中层干部,将各二级部门具体实施的大学职能权利转化为整个校级层面的内部权力,使校级层面的办学意志得到贯彻.图2 为大学组织的治理路径示意图.
为实现大学校级层面通过遴选派遣中层干部对二级部门进行管控的意图,首先需在制度上确定,重要事项的决策需通过大学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以及校级学术委员会研究确定.在操作上,二级部门需按照相关规章制度提前将决议事项提交给校级层面,二级学院将拟决议事项报到校级层面,获取校级层面专业决策体系的支持；校级层面治理决策层对二级学院拟决议事项进行讨论研究并做出决定；校级层面以行政指令将意志贯彻到二级学院中.“事实的体制”的形成是基于大学组织内的长期形成的业务流程、大学文化、行为方式及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等.大学校院二级的管控不仅通过“法定的体制”,也通过“事实的体制”.基于“事实的体制”的管控路径主要有：通过大学业务的一体化管理；通过战略、人力、财力、信息等集中管理；通过预算、审计的垂直管理等.
实践中,“法定的体制”和“事实的体制”两者同时存在,此消彼长,随着大学的发展变化实现动态均衡.决定两者以何种模式实现均衡的因素很多,如大学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管理者风格、教育竞争结构等.而这些因素都要围绕“人才培养”这个根本来发挥作用,具体到人才培养平台上看,大学能够相对完整地架构好自己的人才培养平台,将牵涉人才培养的一切利益相关者置于大学治理内边界之外,大学原有的管控模式及校院二级间“两种体制”的均衡和“配比”格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2. 管控模式是就集权与分权进行恰当取舍
第一,管控中的集权与分权.凡是组织管理一定存在分权与集权的问题,大到国家组织小到家庭细胞组织,都有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所谓集权,就是把治理决策权集中在校级层面,校内二级部门只拥有一定的业务决策权和具体执行权,校级层面对二级部门实行管控.集权的好处在于：首先,集权可以保证组织总体政策的统一性,防止政出多门,互相矛盾；其次,集权可以保证决策执行的速度.任何事项在决策完成后,都能借助集权体制下高度统一的行政指令体系,在整个大学组织中迅速组织实施.所谓分权,就是把治理决策的执行权与落实权分配给二级部门,校级层面只集中少数事关全局利益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分权的好处在于：首先,有利于调动二级学院/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努力完成人才培养等任务；其次,有利于提高决策速度和工作效率,二级部门自主决策可以节约信息上下沟通反馈的时间,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再次,有利于减轻校级层面的决策负担,避免陷入日常管理事务中,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大学发展的重大问题；最后,有利于提升决策质量.二级学院处于大学职能履行的前沿,具备信息上的优势,要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决策.
第二,集权和分权的选择.事实上,集权和分权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矛盾双方,而是统一于大学组织的管理实践中,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动态地达到平衡.集权和分权的选择,关键是要认清哪些资源和权力必须在整个大学组织层面集中配置,而哪些资源和权力可以配置到自主履行大学职能的二级学院中.通过集权和分权的合理安排,大学要达到充分发挥两种管理方式的各自优势、促进大学整体效能最大化的目的.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集权管理在计划和协调上的长处,加强大学组织相对于其中单个二级学院特有的“集成作战”优势；另一方面,要通过合理的权限安排,让二级学院承担部分大学职能履行问题的决策,有利于其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完成各项任务目标.大学在集权和分权选择问题上需要考虑的因素一般包括：一是大学的规模；二是大学的产品结构；三是大学的产品关联度；四是大学决策的代价和重要性；五是管理者的风格与要求.对于业绩好、管理者素质高的二级学院,校级层面放权顾虑少,会提升分权程度.反之,校级层面会倾向于进行集权管理.
三、大学治理的外部条件集
现代大学治理实质上就是大学内部业务特征、组织结构与管控方式三大结构在社会市场中如何呈现的问题,或者说大学基因与社会环境是否匹配的问题,合适的外部环境能够充分发挥内外部应有的作用,协调大学内外部治理的关系,促进大学发展.反之,大学就要通过调整、磨合、甚至是转基因的手段来适应外部环境,而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伴随阵痛和成本.
（一）社会市场环境
1. 社会公共环境
从社会环境出发,大学治理的首要意义在于使大学把内部的业务特征都通过其“公共性”彰显出来,因为无论是财富、权力、知识,都具有强大的公共性,一所大学得以运转,不仅只是大学在出力,很多人与系统也在出力,把大学或者说社会共享的求知体系给搭建了起来.据此可说,大学如果没有了公共性,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背叛.
2. 社会创新环境
中国社会在致力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当前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重要特征是创新环境.之所以当前中国要致力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的创新问题,主要表现为“创新者的窘境”.克莱顿·布里斯坦森的《创新的窘境》一书中有一句醒目的话：“就算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做对了,仍有可能错失城池”,“面对新技术和新市场,往往导致失败的恰好是完美无瑕的管理”.［12］他经过大量的案例分析认为,良好的管理往往让创新者陷入一种窘境,最终导致组织或行业失败.而究其原因,则是管理目的性与当今破坏性创新的矛盾.大学作为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没有知识、技术、人才、资本,也不是管理差,那是什么导致创新动力不足？是大学现有的管理更加强对现有业务的保护和激励,很难接受新的业务,围绕人才培养所延伸出来的业务一直坚守在传统的地方.然而,当今的破坏性创新,不单颠覆传统业务,颠覆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甚至颠覆整个教育生态体系,进而重新构建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面对这种创新,往往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破釜沉舟的决心,这对于中国大学现有的管理而言是一种挑战.
（二）制度监管环境
监管环境就是制度环境,也就是政府环境,政府环境包括“伯顿所指的国家权力,也指政府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对于世界各国的大学制度建设来说,政府都是最关键的因素.”［13］在政府这个关键因素里,政府对大学的宏观管理是必然的,政府宏观权力运行的制度,就当前而言,缺少对权力运行的合理有效制约.主要问题包括我们的制度体系大都是柱状的制度,政府部门通过制度使自己的权力固化,形成一个个权力壁垒,造成了制度虽然多且庞杂,却出现了一种“制度管制度、制度否制度、有很多制度却管不住、出事时还经常找不到制度或找不到责任者”的现象.制度的过于繁杂与越位和缺位、不落实等状况同时存在.这种缺乏合理有效制衡的监管制度,往往导致一种“权力困境”.
（三）人的发展环境
前面所述的社会环境与监管环境,其实都是一种人的环境.人的生存、生活与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这里说的人的环境包括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之所以要强调大学治理的外部环境中有一个“ 人的环境”,是因为大学本身就是一个“ 人的环境”,“大学人”这个小环境中的人最终都离不开整个社会与自然这个大环境.从大学治理的角度看,大学所处的人的环境主要是指人的社会环境.人的社会环境与前述所说的社会环境不一样.“社会环境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政治组织、科学文化等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人与环境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5］从大学治理来看,社会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社会环境对大学人发展的制约.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大学人的能力发展的方向与高度；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制约着大学人的能力的发展和发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大学人物质生活需要的内容及其满足的程度；社会精神文明和教育发展的状况,制约着大学人的智力、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发展.其二,大学人对社会环境的能动利用与改造.在大学这个空间范围内,大学人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达到怎样的高度,则取决于个人的自觉选择和努力；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大学人仍然有着一定的活动空间与余地,并可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努力,影响、改造或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个环境意义上讲,大学治理的核心就是治理人,改变人的观念理念.
上述大学治理的三大外部环境,共同支撑起大学的外部和谐治理状态,如图3 所示.
三大外部环境与大学外部治理共同构成了大学外部治理的现状示意图,图中圆环重合部分是最有效的发力.三环相交部分构成了大学“强大”的基座.三个圆环重合度越高,叠加效应越大,大学强大的基础就更大.因而,良好的状态就是让社会市场环境、制度监管环境与人的发展环境三环尽可能多地叠加,与大学共同构成“圆形金字塔”.中国大学的现状是这三环未能很好地协调,也造成大学的大而虚胖、大而不强.据此,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大学治理需要多方下功夫.
综上,基于内外条件集的大学治理之有效性关键在于真正做到内外协调,即做到内外适应性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平衡.有效的大学治理是一个需要内外各构成条件相互配合、平稳运行的有机整体,因此,前述“三内三外”条件集及其结构之间也需要像咬合的齿轮一样协调匹配.这里面既包括各种内部结构之间的协调,如业务特征与组织结构、管控模式的协调,也包括外部条件与内部结构的协调,如社会市场环境、制度监管环境等与内部结构、管控模式的协调.这种协调的意义在于确保整个大学步调一致,正如一个人,假如头脸已经转向,而身体还在原地不动,就会呈现出一种滑稽的“拧巴”状态.如果出现不协调的状态并通过人才培养市场加以固化,那么这种“拧巴”状态就更难以调整,如同戴着镣铐跳舞,舞技再高超,优美的舞姿恐怕也要大打折扣.总之,基于大学内部条件集和外部条件集的大学治理的有效性,要实现业务与管控的协调、管控与组织的协调、外部环境与管控的协调,如此才能在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中真正做到为做好顶层设计提供参考、为寻找决策化工具提供参考以及为建立个性化的适应性判别系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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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晓梅；责任校对：徐治中）
归纳总结，此文是适合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和管控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组织结构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组织结构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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