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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类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和政治哲学的契合: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当代价值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政治哲学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20

政治哲学的契合: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当代价值,本文是关于政治哲学相关专升本论文范文跟葛兰西和政治哲学和契合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摘 要】葛兰西在总结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经验时,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从逻辑前提、核心、策略和“管家”等方面对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和稳固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一理论对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启示意义在于必须促进理论创新,守好马克思主义阵地,培养无产阶级批判自觉性,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必须满足民众切身利益需求,坚持方式培养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信仰,以获取民众的广泛认同;必须培养知识分子素养,提高知识分子的能力,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

【作者简介】周银珍,党校哲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91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7)05- 0141 -07

作为意大利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总结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经验时,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和稳固提供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提出加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任务,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指明了理论和实践方向.当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积极地吸取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思想精华,对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积极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文化领导权的逻辑前提: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划分

葛兰西认为斯皮里托“市民就是国家官员”的理论是反历史或非历史的国家观,其直接根源就是没有区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把政治领导权同国家——政治管理机构混为一谈.他指出拉萨尔的“国家是守夜人”的说法,是从狭义的角度对国家进行解释的,即把国家的职能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法律尊严,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混为一谈.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对其历史发展的领导权属于民间力量,属于市民社会——它也就是‘国家’,而且是事实上的国家本身”.

柯罗齐认为国家有两种永恒的辩证的矛盾要素,即“*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实用的)的.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领导权与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由大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其前提是某种合作,亦即积极自愿(自由)的协商一致,也就是实现自由主义的政体.丹尼尔·海菜维认为“国家”就是代表机构,法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是由政治组织发动的,而是民间组织发动的,这说明“国家,不仅应理解为政府机构,而且应理解为‘民间的“领导权’机构或市民社会”.葛兰西强调,“国家等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的概念必然包括市民社会概念中的一些成分和内容,市民社会在国家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的强制因素将随着被调整的社会(或者道德国家,或市民社会)因素的增加而逐渐消亡.

葛兰西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现实,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在国家职能方面的变革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此之前,统治阶级都推行封闭的保守的特权专制制度,他们既不打算通过引领意识形态,稳固和扩大统治阶级的范围,也不同意给其他阶级或团体进入统治阶级的任何机会.资产阶级与此不同,他们“把自身看作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有机体,能够吸收整个社会,使之被同化而达到他们的文化和经济水平”.葛兰西敏锐地指出当资产阶级处于“饱和”状态时,他们不但不吸收新的分子,而且会失去原有的一部分成员.虽然资产阶级声称能吸收整个社会的阶级.也确实一度表现这一过程,但是他们并未彻底地完成这样的任务.如果他们真的把这一任务完成,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必将被市民社会所吸收而失去存在的作用.在这里说明,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不仅仅运用暴力和强制方式,而且依靠操纵市民社会的方式,并控制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适度比例成份,来巩固和维持其政权.由此,葛兰西明确肯定上层建筑有“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主要是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个是政治社会,主要是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说明文明的国家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适度结合,两者无论哪一方过强或过弱,都不利于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

在这里,政治社会属于政治上层建筑,主要通过暴力机关(如军队、、监狱等)行使“强制”职能,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强制的统治;市民社会属于民间组织(如工会、学校、文艺团体、杂志等社会团体)综合,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主要通过宣传、教化和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实行文化领导权.正是在思考资产阶级统治现实的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为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思想指南.

二、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认同+领导

一般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力.市民社会指的是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知识分子最先在市民社会里发生影响.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对实现市民社会领导权,乃至整个国家的领导权具有积极作用.知识分子与民间组织联系密切,可以在民间组织中宣传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情感深处引起人民群众(市民社会)“认同”,形成市民社会领导权的“认同”基础.市民社会的“认同”是国家稳固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葛兰西强调国家是领导权获得被统治者“认同”的所有复杂的实践及理论活动的总和.

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组成的,国家权利的行使必然有两种主要方式:政府行使的“强制”方式和社会行使的文化“认同”方式.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比政治领导权更重要,是政治领导权实现的前提条件.他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说明赢得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国家在赢得政权之前和之后都必须牢牢地掌握和行使道德(文化)的领导权.这一点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中可以找到坚实的依据.当时,虽然欧洲国家有些革命推翻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社会领导权,控制统治阶级的军队、监狱等暴力机关,但是,“作为破坏行为的革命之后,用共产主义模式重建社会的革命过程没有接踵而来”.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非常成熟,资产阶级运用教育、宗教、政党、报纸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机构,已经将自己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灌输”给市民社会,形成心理“认同”.市民社会的“认同”抵御了无产阶级革命“灾难性的袭击”,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说明市民社会领导权是以主流文化本身为基础,所造成的影响深厚、持久,一旦与市民社会自身的语言习惯、生活原则、价值观融为一体,产生深层的心理“认同”,必然维护国家稳定和抵袭外敌入侵.因此,葛兰西提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首先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对“市民社会中起着堑壕和堡垒作用的”统治阶级文化和语言,予以*,争夺整个社会知识文化的领导权.

比基·格鲁克斯曼认为:“文化领导权不是暴力……不是被强加的:它通过一种特殊的和知识的道德维度来获取.”言下之意,文化领导权不是靠暴力破坏硬件机构设施能够实现的,而是依靠道德、知识获得民众“认同”的.“认同”与“强制”是矛盾统一体.如果无产阶级获得了市民社会的“认同”,则意味着资产阶级统治失去了市民社会的“赞同”和拥护;如果统治阶级失去了舆论的拥护,它只是运用暴力的“控制”维护统治;如果统治阶级只是用“暴力”“强制”和控制,则意味着群众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过去曾经相信的意识形态,并与其决裂.意识形态是属于人民的思想范畴,与心理认识密切相关,具有难以清除的特性.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强制”和“控制”手段既不会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也不会完全清除新的意识形态发挥影响,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一开始必然是贫困的,但正是这种贫困推动了它的传播……旧意识形态在临终前总是要玩弄一套事实上行不通的政治,但其直接表现形式却是玩世不恭的.这说明,无论资产阶级怎样耍花招,怎样采取“强制”手段,只要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获得民众“认同”,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为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立言,并积极引导人民群众的“自发性”意识向“自觉性”意识过渡,获得人民群众积极的和直接的“认同”.

三、文化领导权的夺取策略:阵地战

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夺取策略,葛兰西主要分析了“运动战”和“阵地战”.虽然“运动战”和“阵地战”都可作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新策略,但是两者运用起来是有严格区分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用,不可盲目借鉴.“所谓运动战,就是直接发动政治革命和武装起义,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所谓阵地战,就是坚守自己的阵地,逐步扩大,先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最后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国家的领导权.”

在总结1905年的历史经验时,罗莎·卢森堡专门论述过“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概念.罗莎·卢森堡认为经济因素(如危机)起作用的速度非常迅速,如同野战炮兵一般,能够迅速打开敌人的防御阵地,造成敌人内部混乱、丧失信心,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葛兰西批评地指出罗莎·卢森堡的观点低估了甚至忽略了社会“志愿”和组织因素的作用,这不仅是肤浅的经济决定论,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神秘论.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体系一样,在现代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猛烈的炮火似乎已经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但实际上只是摧毁了外线工事,在发动总攻冲锋时,进攻部队发现他们仍然面临着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防御.”

在克拉斯诺夫(哥萨克的将军)看来,谁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作战方式和战略,除非一开始就以压倒性优势摧毁敌方,否则随心所欲、主观臆断地选择作战策略,必然造成巨大损失.他认为“阵地战”由敌对双方总体力量对比决定的,不仅取决于敌后的综合实力,而且取决于军队的综合能力,不能仅仅把它看作“堑壕战”.国家的社会结构既松散又不发达的,不能采取“阵地战”,葛兰西对此持赞同态度.他指出,在西方先进国家,不但国家的社会结构很稳固,而且军队训练有素,反应迅速,一旦发生战争,社会结构的坚固防御功能立即显现,采取“阵地战”是最恰当的策略.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市民社会,每一个国家市民社会的成熟度和发展水平并不相同.葛兰西指出,在俄国,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国家就是一切;在西方,市民社会成熟,且与国家关系密切,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形成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也就是说,东西方国家的本质特征不同,俄国的市民社会处于较低层次的状态,国家依靠暴力统治,俄国发动“运动战”是革命成功的正确策略,也是适合俄国国情的.但是,西方国家依靠“暴力和市民赞同”维护统治,不能机械地把这一策略运用到西方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因为与俄国不同,西欧各国市民社会成熟,已经形成稳固的抵御体系,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实现战略重点转移,即从“运动战”变为“阵地战”——这是唯一可能的策略.实行各个击破的“阵地战”,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具有最后的决定意义.这些阵地虽非决定性的,却足以使国家无法充分调动其全部领导权,只有到那时运动战才能奏效.

在这里,葛兰西主要强调以下几点.一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采取“阵地战”,从市民社会(文化领域)开始,夺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阵地,传播无产阶级新世界观,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赢得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最后获得成功,进而夺取整个国家.二是“阵地战”和“运动战”相互联系.只有通过“阵地战”夺取了市民社会这块阵地之后,“运动战”才是有效的策略.同时,“阵地战”获得的成果需要“运动战”进一步巩固.在一个单一的整体战略中,“阵地战”作为一种新的革命实践,应该把“阵地战”策略和正面进攻整合在一起.同时,葛兰西指出“阵地战”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承担巨大的牺牲.所以领导权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以及获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于巩固统治集团的领导权“阵地”非常重要,否则很难与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和维护“阵地”领导权.

四、文化领导权的“管家”:“有机的”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知识就是权力,“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这说明知识分子是那些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拥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隶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掌握着丰富知识的人或社会集团.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通过行使某种技能,通过一定的语言知识,每一个人都证明了它可以起知识分子作用的能力.”阿但在现实社会中,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两大类: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分子从属于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集团,或者从属于退出历史主角地位的旧的统治阶级.他们是旧的统治阶级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者,为旧的统治阶级服务.“有机”知识分子从属于新的阶级,主要是指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中,无产阶级培养和发展与自身同质基、同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他们能力突出,勤于执行他们应有的职能,善于研究民众实践中的问题和经验,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整合民众力量,形成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葛兰西强调:“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以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大部分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方面领域中的‘专家’.”

“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在于:一是知识分子产生于并服务于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二是产生于人民之中,与人民关系密切;三是产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善于执行文化领导权职能.这三个主要特征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即“有机”知识分子是作为领导与群众的*而存在.如葛兰西指出:“党的领导人代表理论,群众代表实际经验,这种理论和实际经验的中间环节是由知识分子代表的.’在这个中间环节中,知识分子担当着重要的职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所属社会集体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递、渗透成为群众一致“认同”的共同集体思想,发挥着文化领导权的功能和“社会水泥”的作用.进而,整合广大民众,增进社会的凝聚力,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因此,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

正因为知识分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葛兰西对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不仅仅要作一个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雄辩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而且要作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者、组织者;不仅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且要执行市民社会文化领导的职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新政权服务.

五、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对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意义

当前,中国必须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从国际角度来看,全球化趋势日益扩大,国家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已经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命运.但是,软实力发展不到位,没有解决“有理说不清”“挨骂”的局面.从国内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文明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冲击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存亡和发展,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而且需要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两者缺一不可.文化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条件.

葛兰西从文化角度人手,把理论与现实相互对接,系统地阐释了文化领导权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对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意义.

第一,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守好“阵地战”,培养批判“自觉性”,把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葛兰西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积极地“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市民社会的“认同”为西方统治阶级提供“民意”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也启示中国,守好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很重要,否则,中国将面临失去意识形态的防御工事的危险.为此,我们必须加强理论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永葆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自觉”意识,守住、守好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要促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中国的发展必然提出前人所没有遇到的新课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根据实践发展,与时俱进,促进理论不断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三种精神.其一,批判革新的精神.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任何事物的本身都是一个永续发展的过程.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过程,要想在复杂多变的过程中树立权威,获得话语权,必须具有批判革新的精神,善于批判陈旧的框架,敢于迎接新的挑战,促进理论创新.其二,普惠性精神.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相互缠绕、相互交织的系统,任何理论只有关涉并解决“普惠性”问题,才能引起共鸣,才能赢得赞赏和认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全球化潮流,坚持普惠性精神,不仅关心和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而且关注和解决国际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成熟、强大.其三,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和创新必须融人中华民族精神.不仅要有爱国主义传统,也要有和谐世界的理念;不仅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要有现代文明的基因;不仅要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而且要关心民族的安全、国家的稳固和人民的幸福,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只有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在深入实际、深人人民群众中不断创新,真正赢得人民群众“认同”.

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要增强无产阶级“自觉性”作用,守住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葛兰西反对列宁“灌输”论,并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阵地战”中取胜,必须首先形成无产阶级“批判性的自觉”意识.这种革命意识就是已经达到“自为的”阶级意识水平,它既不是无产阶级本身赋予的意识,也不是外部“灌输”的结果,而是从“自发的”阶级意识(如感情、冲动、见识、能力等)发展而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不同.“自发性”意识来自于日常经验和本阶级的世界观,具有转化为“自觉性”意识的可能性.只要进行教育、引导,清除外来的污染,使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能形成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自觉”.一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自觉”,也就意味着这一理论超越了一定社会阶层通俗的科学水平,无产阶级掌控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的领导权.因此,培养无产阶级内部“批判性的自觉”是无产阶级赢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当前,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守住文化阵地,必须引入这种深刻的“批判性的自觉”精神.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工业文明获得的科技、经济、文化等优势,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称霸全球,威胁世界和平,而且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全力地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建立西方意识形态帝国.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多元、多样、多变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存的态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必然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一定的冲击与排斥.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一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自觉”水平.对于人类一切文化(包括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大众文化等),我们都要坚持批判精神,积极地“取其精华”,坚定地“去其糟粕”,谨慎地引导和规范,“使它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把它提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界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二是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和有害言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维护国家安全.要引导民众看清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揭露错误思潮的危害,摒弃不利于自己世界观的污染因素.三是要坚决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反击非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整合和引导各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批判性自觉”的精神基础.

第二,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坚持方式培养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信仰,满足民众切身需求,以获取民众的广泛“认同”.葛兰西强调赢得文化领导权不是依赖强制性暴力工具控制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而是依赖于市民社会内心的自愿式“认同”,暴力只会从民众的心里毁掉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虽然葛兰西的“认同”思想是针对西方社会无产阶级争夺政权而言的,但依然对当前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启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说明民众“认同”其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赢得和巩固政权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在建设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决反对暴力镇压的强制方式,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具体而言,要采用方式,深入实际,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宣传,在积极宣传、交流和对话中整合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源,积极地引导人民群众认知、认同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旧.

中国采取方式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可能性.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为采取方式构建和传播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根本保证.其次,当前我国处于和平建设发展时期,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国际地位明显提升,社会稳定和谐,为以方式构建和传播中国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保证.最后,采取方式符合大众认知心理和思维模式,有益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真正融人人民群众心里,内化为人民群众自觉性意识形态,为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奠定广泛“认同”基础,促进我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建立和发展.

采取方式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满足民众切身需求.“认同”就是民众对国家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产生重要原因是民众得到比外界更多的国家关爱.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该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国家要获得民众的“认同”就要不断地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一是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为价值取向.要重视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不同阶层、不同水平、不同年龄的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充实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二是要更加关注社会热点、社会舆论,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热情地深入群众生活,认真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矛盾问题.三是要不断地完善制度和权利保障机制,关注民声、关心民利、操心民事,增强民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同时,要及时考察和提炼民众的思想意识,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从而引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第二个方面是培养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同”的最高层次就是“信仰”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现着人的内心信仰和理想追求.无论是要人民放弃现有的意识形态,还是要人民接受新的意识形态.都必须以改变人的信仰为前提.这不是依赖暴力破坏有形的机构设施能完成的,也不是靠摧毁身体、剥夺生命就能达到的,而是取决于人们发自内心的,对意识形态理解、认可和接受的程度.这就要求培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信仰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自发”的意识形态水平,贴近人民生活,找准教育的切入点,认真地倾听人民的心声,并积极地加以教育、引导、规范,以提高人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信仰的水平.

总之,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既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提高国际形象的需要,也是维护广大民众根本利益和权利的保证.这就要求我们适应时代要求,不仅要坚持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要努力创造新的工作方式,综合运用引导、灌输、传播等宣传方式,以维护人民利益为目标,以取得人民的广泛“认同”为基础,加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第三,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在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与巩固过程中,葛兰西认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发挥知识分子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也有益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当前的现实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依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价值.首先,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积极地把人类各种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勇于肩负建设国家、振兴社会的重任.其次,知识分子具有自身的知识优势.相对于一般民众,知识分子专职从事文化和教育活动,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强大优势,拥有最丰富的知识和独特的专业能力,具有明辨是非、掌握大局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具有较高的敏锐性,对于人民群众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能提出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策略.中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具有自身的品格优势和知识能力优势,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构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因此,知识分子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者,应该修身养性,提高工作能力.首先,培养政治责任感.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应该培养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其次,提高工作能力.知识分子要认真地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知识水平;要善于参与社会实践,特别是文化建设实践,探索文化发展规律;要勇于面对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途径,提高工作效率.再次,发挥“社会水泥”作用,应以严谨、科学的态度,积极地引导民众正确地分析各类社会现象,合理地进行文化选择,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向民众宣传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善恶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共识的形成,凝聚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最后,关注国际动态,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评价要尽量做到全面客观,特别是要避免夸大和缩小国际问题,为确定我们的立场提供科学依据.

在国际竞争中,文化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条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加强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一项紧迫任务.一是必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培养文化骨干,切实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二是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促使他们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的组织者和永远的传播者,这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获得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而且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强大生力军.

提升知识分子的修养、挖掘知识分子的潜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是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一环,也是政党的职责所在.葛兰西指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成是知识分子.”政党的基本职能就在于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分子、领导者、组织者.因此,中国不仅要培养本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要把他们引导成为成熟的政治积极分子和意识形态积极分子.

此文总结,上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葛兰西和政治哲学和契合方面的政治哲学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政治哲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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