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国边疆暴力恐怖活动治理问题，该文是问题研究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恐怖活动和治理和问题研究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昆明650500）
摘 要：暴力恐怖主义是隐藏在黑暗丛林中的政治瘟疫.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边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凸显,以及境外因素的诸多影响,边疆暴力恐怖活动进入持续高发的活跃期,对民众安全与社会安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边疆暴力恐怖活动持续高发与防恐反恐活动不断升级的拉锯中,边疆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警惕的新的发展趋势.当前边疆暴力恐怖活动的滋生与蔓延,客观上要求我们对其展开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
关键词：边疆安全；暴力恐怖活动；暴力恐怖主义；防控；多元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1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11&ZD12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CZZ010）；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暴力恐怖活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2015Z059）.
作者简介：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治理和民族政治.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近些年来,各种极端恐怖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相互勾连杂糅,不断在我国边疆炮制各种挑战人类社会共同秩序和人类文明共同底线的暴力件和社会恐怖事件.特别是,随着当代恐怖主义政治心态和宗教情结的进一步极端化,恐怖主义活动的暴力色彩更加浓厚,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警惕的新型特点和发展态势.如何尽最大努力铲除暴力恐怖主义的生存土壤与活动空间,乃是当前我国建构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一、边疆暴力恐怖活动的现状与态势
我国是一个深受恐怖主义毒害的国家,极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近些年来不断勾连合谋,频频在我国境内炮制各种暴力恐怖事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仅“东突”恐怖势力就在我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00多人受伤”.［1］2002年后,“东突”恐怖主义在恐怖袭击数量、危害程度,卷入全球“圣战”运动的程度持续上升,他们先后在新疆境内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持续推升我国的恐怖主义指数.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指数报告》,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持续上升,从2002年到2013年,中国的恐怖指数从327上升到521,排名由43位上升至25位.［2］其中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恐怖事件给我国各族人员造成的创痛尤为惨烈,截至2009年7月17日,此次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97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群众）、1700多人受伤,331个店铺和1325辆汽车被砸烧,众多市政公共设施被损毁.［3］2010年以来,我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持续活跃,仅2013年暴力恐怖分子就在我国境内制造了1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导致警方与民众51人死亡,101人受伤.2014年,我国境内的暴力恐怖事件依然热度不减,据的数据,截止2014年11月22日,仅在新疆先后打掉暴恐团伙115个,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334名,52名涉恐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我国近些年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通过砍杀、、绑架、爆炸、投毒、纵火、策划骚乱、传播疫病等诸多手段,针对特定人群或无辜平民展开大规模轰动性的杀伤,借此彰显自身的存在感,并给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以达到其极其险恶的政治目的.纵观当前我国暴恐事件,与传统暴力恐怖事件相比,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其一,恐怖主义活动高位徘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性的民族分离思潮的刺激与影响之下,我国边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分进合流,频频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并呈现出恶性膨胀的态势.近几年以来,随着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和恐怖主义魅影的肆虐,我国防恐反恐的形势空前严峻,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和干预治疗阵痛期的“三期叠加”时期.虽然我们一以贯之地强调对待恐怖主义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恐怖主义保持着持续性的高压态势,然而,毋庸讳言的是,由于恐怖主义高度的国际关联性、形成机理的复杂性、运行轨迹的难以预知性,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精明的算计等诸多因素的深度掣肘,当前我国对恐怖主义的综合治理与彻底根除,依然处于上下求索的艰难行进中,恐怖主义活动也依然呈现出高位徘徊的态势.
其二,恐怖主义取向极端残酷.20世纪70-80年代的恐怖主义活动往往是针对特殊群体（尤其是身份敏感的政治人物）展开的暴力活动,带有明显的“受迫幻想”,并试图通过暴力恐怖活动传达本群体的反抗意识和政治诉求,他们并不排斥对自身恐怖主义活动的“正义性论证”,往往带有博取他者认同和同情的目的,所以其暴力恐怖活动止于“让更多人的看,而不是让更多的人死”.然而,当代中国恐怖主义活动“群体极化”现象和极端思潮蔓延体现的十分明显,驱动其不断炮制暴力恐怖的政治心理已经由传统的“极端政治诉求”向“极端政治诉求与炽热的复仇心理”进行变迁,对于恐怖主义来说,其所攻击的那个社会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罪行深重的,“不属于他们群体的人都是恶魔.他们渴望通过暴力释放自己的永恒的愤怒”.［4］在这样一种政治心理的驱动下,当代恐怖主义在施暴受众的选择上,由特定的身份群体转向非确定性随机抉择,通过极具嗜血性的犯罪手法,强调“让更多的人看,也让更多的人死”.传统恐怖主义对自身暴力恐怖行为的“正义性论证”并试图赢得他族认同与支持的做法,在当代正在发生重大扭转,恐怖主义不再谋求外在的认同,而只在意自身教派的支持与认同,［5］他们更多地强调通过暴力恐怖活动挑动民族“我者”与“他者”界别意识的尖锐对立,不断煽动民族敌视、民族排斥与民族仇恨,以图达到分裂国家之险恶目的.
其三,恐怖主义手法多种多样.在传统社会时期,恐怖主义采取的手法主要是砍杀、和绑架,目标群体相对固定,手法相对简单,社会影响也相对较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现代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获得了狂飙猛进式的发展,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的知识普及程度和教育提升程度有了大幅增长,客观上为各类武器的制造与扩散提供了便捷性条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发动各种暴力恐怖活动的武器库也日趋丰富,犯罪手法的选择余地也大为增加,爆炸、投毒、纵火、策划骚乱、传播疫病等诸多恐怖手段相继催生.国际恐怖势力恐怖手法的爆炸式增长,对当代我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境内外的恐怖主义相互勾连,沆瀣一气,境外恐怖主义经常对我国境内恐怖分子进行骨干培训、犯罪手法培训,甚至直接参与犯罪活动策划, 我国的恐怖组织如“东伊运”也经常将其成员派遣至阿富汗“”武装、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武装训练基地参加军事训练,学习各种暴力恐怖技术,由此也直接导致我国境内恐怖主义采取的恐怖手段和施暴方式日趋多样化、残暴化和国际化,给我国的防恐反恐带来了十分沉重的压力.
其四,恐怖主义后果放大扩散.随着恐怖主义思想进一步极端化、恐怖主义手法更加多样,以及恐怖主义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其给当代中国社会造成的杀伤性和威胁度也持续走高.尤其是2014年以来,恐怖分子使用爆炸物的次数、频率与用量都明显超过以往,伤害社会的能力呈现出递增式发展的态势.而且当代恐怖主义在犯罪过程中为了追求恐怖效应的最大化,更加强调施暴受众的非确定性、犯罪地点的高度敏感性、犯罪群体的团伙联动性、犯罪现场的视听冲击性,并以此制造整个社会的群体性焦虑与普遍性恐慌.再加上发达的现代传播媒介与日益精进的摄制技术,使得恐怖主义罪行的报道与揭露无不向民众传达着充满切肤之痛般的“现场感”.新闻媒介在恐怖主义报道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激发了民众对“超出法理的残忍”的恐怖主义的愤怒；另一方面,现代传播媒介的天性就是追求新闻报道的最大轰动性,一些新闻媒介在跟踪报道恐怖犯罪现场之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媒介自我约束”（Media Self-Restrain）,在全方位饱合式揭露恐怖主义罪行的同时,无意中也使得恐怖效应呈几何型的放大与扩散.
二、边疆恐怖主义的诱因与根源
恐怖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其形成的机理与原因就是一个难以解索的“斯蒂克芬之谜”,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以及任何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中,它可能在经济繁荣时期凸显,也可能在经济衰落时期爆发；它可能在大城市里肆虐,也可能在小城市里妄为；它可能在单一民族国家里孕育,也可能在多民族国家里滋生.［6］它的根源和动机是如此的复杂,以致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而普适的解释模式,而只能就单个国家内部发生的恐怖主义作个案式的解剖与分析.就我国边疆恐怖主义的植根与诱因而言,乃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受国际恐怖主义影响的多因单果式的存在.
其一,经济贫困.经济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直截了当的等号,但经济贫困地区最容易滋生恐怖主义却是不争之事实.我国边疆地区而不是沿海发达地区成为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的源头,在某种程度正是缘于边疆地区的经济贫困.纵观恐怖主义分子的来源,绝大部分成员都是来源于边疆最为贫困与落后的地区,如新疆的皮山县、和田县、墨玉县、巴楚县等.经济贫困使得边疆部分民众久居社会底层,生存技能的低下与社会向上流动空间的逼仄又使得他们不断滋生深刻的社会绝望和强烈的宣泄.生存的艰难与绝望情绪的叠加最终促使他们很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蛊惑,从而违背最基本的生存*,践踏最基本的社会道义,从事“圣战”并以此作为进阶天堂之阶梯.
其二,分配失当.我国传统社会时期的“弱暴恐态势”向现代社会时期的“恐态势”转向,是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滋生并凸显的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密切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向边疆地区纵深推进,现代文明和市场文化也将边疆地区裹挟进入了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之中,面对现代文明的强势植入,边疆少数民族产生了相当浓厚的传统文化失落焦虑,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中没有恰当地解决好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正义问题,民族非均衡性发展的二元结构不断凸显,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产生并淤积了比较浓厚的民族地位焦虑、民族边缘化忧惧和相对剥夺感等负面情绪,整个社会存在比较严重的利益结构紧张、文化结构紧张和社会心理紧张.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因为分配不公而诱发的各种内在紧张和心理失衡,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的个体挫败感和反社会心理才会引起少数其他成员的共鸣.换而言之,现代化进程弥漫的民族边缘忧惧和分配不公愤懑,为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动员和操作恐怖活动提供了上下其手的空间与舞台.
其三,文化异质.文化异质是当前我国边疆（尤其是新疆地区）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诱因.当代我国民族国家建构一个最为根本的任务就是通过全国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和文化整合政策,塑造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国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和社会主义认同.然而,由于在长期历史文化演进中,各个民族基于地理区位、民族风俗、历史传统和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当前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文化异质现象,国家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张力.尤其是我国的新疆地区,被称作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兼收并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埃及两河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文化的地缘政治色彩浓厚,宗教氛围十分浓郁.境内外恐怖主义组织往往利用文化上的亲和力和民众文化水平总体不高的特点来迷惑一些民众,获取他们的认可与支持.
其四,治理偏差.我国边疆地区恐怖主义在当代的坐大与边疆治理的前期不足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民族宗教工作恢复正常,平反了宗教界的大量冤假错案,但由于对宗教工作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未加严格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致使以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为代表一些人在获释后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他们及其追随者成为了当代我国恐怖主义活动趋于旺盛的重要根源.此外,在边疆涉民族宗教问题的治理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求稳怕乱”的思想比较严重,遇着民族宗教问题绕着走,存在“社会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政治化”的不良倾向；边疆一些地区出现的宗教狂热、极端化思想、“去中国化”思想在一段时期之内也没有引起地方政府足够警惕,以致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恐怖主义不断分进合流,渐成尾大难掉之势.
其五,宗教渗透.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深刻地揭示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我国新疆地区和平解放之后,宗教文化在国家宏大功能的主导之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去魅,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民族宗教工作的正常化,新疆又经历了一个强势反弹的宗教复魅.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借着宗教文化复兴的时机,不断丰富和提升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媒介和扩散技巧,将传统的骨干分子面对面的言语蛊惑式布道,发展到以书籍传单和光盘录像等“实物媒介式布道”,再升级为以电视电话广播等方式的“空中传播式布道”,直至以互联网络为基础的“虚拟空间式布道”,不断为暴力恐怖活动张目和进行“合法性”论证.他们通过对宗教教义的曲解,给予参与恐怖活动的成员以特定的道德支持与精神酬赏（如参与“圣战”死后可以进天堂）,从而使得一些恐怖分子违反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蹈死不顾,从事暴力恐怖这样一种反人类基本*的暴力活动.［7］
其六,境外因素.当前恐怖主义之所以臻于难治,是与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联合反恐机制的乏力密切相关.这也正是我国边疆恐怖主义即便国家全局反恐的扫荡之下,依然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以“基地”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不断对“东突”等恐怖主义组织培训“独狼式”的恐怖分子,而且还为他们提供活动经费和恐怖活动策划.这也决定了当前我国防恐反恐的成功推进有赖于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的切实合作.然而,在当代国际反恐大格局中,西方一些国家往往从地缘政治博弈和自身本土安全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在评判恐怖主义时往往不自觉地持有双重标准,过于迷惑于其虚伪的政治外衣,而缺乏从更深层次的生命*角度,对恐怖主义嗜血性造成的人类苦难抱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怜悯,从而影响了国际防恐反恐行动实质性的深入推进.
三、边疆恐怖主义的发展与走向
恐怖主义是隐匿在“黑暗丛林”中的政治瘟疫,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边疆地区恐怖主义以急遽而隐蔽的姿态迅速蔓延,在制造难以计数的道德灾难和人道犯罪的同时,更进一步显露出诸多值得警惕的发展走向.
其一,传统恐怖主义向非传统恐怖主义的升级.传统恐怖主义围绕着特定的政治诉求制造各种恐怖活动,虽然折射出“人道的迷失”,但依然持有“残存的理性”.从整体性而言,“传统”恐怖分子承认,“不加选择地制造过多伤亡会破坏其动机的合法性”,“暴力行动的目的是赢得公众,对政治家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而不是彻底消灭敌人”,因此,传统恐怖主义“使用暴力之前,通常会预先对可能的伤亡人数进行审慎的计算”.［8］而随着当代宗教极端思想的进一步蔓延,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之下,传统恐怖主义存在向非传统恐怖主义升级的风险,即恐怖主义者抛弃“残存的理性”,走向“致命的疯狂”,表现出传统恐怖袭击向核生化恐怖袭击突破性变革的趋势,尤其是“鉴于有关核、生化武器知识的泛滥,前苏联核、化学材料被窃与,薪水微薄的专家向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恐怖分子出卖技术等原因”,“恐怖分子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恐怖袭击的威胁日益迫近”.［9］2007年10月,新疆“东突”恐怖分子携带放射性物质进京企图制造辐射恐怖事件,就彰显了当前暴力恐怖分子极端残暴的疯狂,此次恐怖事件幸好被我机关及时发现,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才避免了核恐怖事件的发生.［10］
其二,现实恐怖主义与网络恐怖主义的合流.随着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与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微机与网络时代,网络甚至成为信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时代标签.网络的普及性与现代生活对网络的依赖性,给极端恐怖分子拓展了一个新型攻击领域,网络恐怖主义的攻击风险也应运而生.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与网络空间的结合,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即网络恐怖攻击、网上散布恐怖信息、网上组织恐怖活动”.［11］极端恐怖主义利用互联网全方位的信息覆盖、零壁垒的信息交流、超时空的信息传播,以及高伪装的身份隐藏等诸多特点,一方面通过超级蠕虫、制造病毒、信息隐藏、数据篡改等手段攻击各种军用设施和民用设施,如电力设施、供水系统、油气能源等；另一方面又在网上恣意地散布和传播各种恐怖信息,制造社会恐慌,更为严重的是网络恐怖主义还与现实恐怖主义不断合谋,传播恐怖主义思想,传授恐怖犯罪技术,进行恐怖活动动员等等.虽然当前我国尚未发现严格意义的网络恐怖主义攻击,但新疆“7·5”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前,网络世界关于民众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南门举行游行的相关信息异常喧嚣,就已经折射出暴力恐怖主义利用网络空间组织暴力恐怖活动的征兆.此外,被我国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东突信息中心”就特别擅长利于互联网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宣传、煽动和教唆.“如果这种新恐怖主义致力于信息战”,尤其与现实恐怖主义不断结合的话,“那么它的破坏力将远远超过它过去运用的任何手段的破坏力——甚至比生物和化学武器还要厉害”.［12］
其三,边疆暴力恐怖主义向其他区域的蔓延.随着边疆暴力恐怖事件的猖獗与升级,边疆地区也随之进入了全局反恐的时代.在这样一场非对称性的战争中,边疆地区以狮子搏兔之势,通过网格化的防控体系,极力狙击暴力恐怖主义蔓延之趋势.尤其是作为我国防恐反恐前沿阵地和主战场的新疆地区,面对暴力恐怖势力的肆虐,在开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同时,不断将防恐反恐常态化和持久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面对新疆地区防恐反恐力度的持续提升,暴力恐怖分子一方面极力寻求新疆防恐反恐的软肋,另一方面不断开辟暴力恐怖主义肆虐的第二场地.由于我国其他区域暴力恐怖势力鲜有涉足,暴力恐怖事件鲜有发生,防恐反恐的力度相对薄弱,这也给暴力恐怖主义活动以可乘之机.北京的“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和昆明的“3·01”暴力恐怖袭击案显露了暴力恐怖主义从边疆地区向国家核心区域与民族团结示范区域蔓延的征兆.而由于现代大中型城市普遍性的高密度人口聚焦和爆发式信息扩散,一旦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对整个社会产生的伤害和冲击将更为严峻.
其四,暴力恐怖主义与毒品犯罪问题的勾连.当代国际社会暴力恐怖主义的肆虐与蔓延是建立在其资金雄厚的基础之上的.资金是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保障其生存、发展、壮大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基础和关键.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恐怖活动培训、运作与袭击的资金,恐怖主义组织往往通过贩毒、绑架等有组织的犯罪来筹集资金.其中,毒品产生的高额利润成为恐怖主义资金运作中的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尤其是随着《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的通过,恐怖主义资金来源与融资越来越依赖于毒品犯罪,恐怖主义与毒品犯罪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越来越密切的合流.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些迹象也逐渐显示恐怖主义与毒品合流的走向,非洲几内亚比绍和马里的毒品,流入欧洲,赚取巨额利润,又回流到非洲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手里,然后又变成瞄准伦敦的炸弹.我国的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社会的毒恐合流趋势也影响和刺激了我国恐怖主义与毒品犯罪的结合,昆明“30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之中,极端恐怖分子的藏身区域、转移路径和云南传统毒品集散地、贩毒通道高度重合,昭示着在我国边疆地区恐怖主义与毒品犯罪的结合正在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
四、边疆暴力恐怖活动的防控与治理
当前在我国边疆日益滋生蔓延的暴力恐怖主义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妨害,它不但严重地威胁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各种恐怖事件也在不同程度上撕裂了渊源共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情感.恐怖主义对当前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深远而恶劣的影响,决定了防恐反恐乃是当前我国边疆治理和边疆安全建构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恐怖主义根深蒂固的形成原因,决定了恐怖主义治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标本兼治的过程.当前我国边疆的防恐反恐,不但要注意政治高压、军事打击、金融监控和“软目标”的保护,而且还要强调防恐反恐的法理支撑,构建完善的反恐法制格局,更要从根源上挤压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保障民众平等地获取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此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整合,全球性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的建构,对于当前我国边疆防恐反恐的推进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就恐怖主义生存土壤的清除、发展趋势的遏制与前瞻性治理而言,当前我国的防恐反恐还尤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前我国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与边疆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文化生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要求我们必须对边疆地区的经济贫困、教育欠缺和社会分配失当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矫正与救治.首先,当前反恐防恐应以民生改善为核心,围绕边疆的长治久安,按照“最少受惠者的最大优惠”原则,切实保障边疆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保证边疆底层民众的幸福指数与国家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的增长.其次,边疆防恐反恐要注重提升边疆地区的教育水平,积极推进双语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形塑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再次,边疆防恐反恐应致力推动边疆地区整体性发展,将“贫困地区扶助”与“弱势民族帮扶”结合起来,在社会资源权威性分配过程中,加大对边疆地区和弱势民族的倾斜性照顾,不断弱化区域二元结构和民族二元结构,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各个民族福利普惠型增长.
其二,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当前我国边疆恐怖主义蔓延的思想根源在于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而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又渊源于民族分裂势力对宗教思想正知正觉、正信正传的恶意扭曲.如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教法原则都要求穆斯林行事处世宽厚仁慈,反对滥用暴力,并明确提出对任何无辜者的伤害都是违反教义的.正如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教义称,凡“枉杀一人,如杀众生,凡救活一人,如救活众人”；“残害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大罪”,“行善进天堂”,而暴力恐怖分子却利用边疆民众虔诚信教而宗教知识匮乏的特点,捏造“圣战殉教进天堂”,“杀异教徒进天堂”等谬论,严重地误导了边疆部分信教民众.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要求我们建立一支强大的爱国宗教队伍,通过民众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方式,针锋相对地批判宗教极端主义者对宗教教义本真性的肢解和扭曲,捍卫宗教信仰的纯洁性和神圣性,共同反对以宗教名义从事各种亵渎宗教本义和本意的行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其三,加强对非传统恐怖主义的预防.当前我国非传统恐怖主义的发生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以核恐怖主义和生化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恐怖主义在当前并不是凭空臆断的假想,世界大量涉核、涉生化的恐怖主义事件都在不断地佐证恐怖主义进一步演变的趋势.当前我国核恐怖主义的风险主要包括恐怖主义组织窃取或购买裂变材料制造简易核装置,攻击并破坏核电设施,或者非法购买放射性材料以制造并引爆放射性散布装置（即“脏弹”）；而生化恐怖主义的发生风险主要体现为恐怖分子通过新型病毒或者有毒化学物质对各类群体进行灾难性袭击.生化恐怖主义与核恐怖主义作为同一级别的“终极的非对称性威胁”,它们对人类社会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当前中国恐怖主义的治理,要加强对非传统恐怖主义的预防,从国际合作、源头管控、应急方案、危机处理等诸多方面及早谋划.
其四,强化网络恐怖主义的管控.互联网是一个无国界的自由王国,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兴起,它以其交流便捷性、隐蔽性、即时性和交互性成当代民众不可或缺的新宠.互联网络的急速崛起,在无限拓展普遍的视听空间的同时,也给恐怖分子提供了一个肆虐的平台,互联网络也成为当前我国防恐反恐与恐怖主义斗争的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面对网络恐怖主义的网络攻击、情报窃取、恐怖宣传,以及网络线上线下的联动勾结,当前我国的网络防恐反恐必须从法制、体系、机制与技术等诸多方面以予以升级,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信息技术安全方面的立法,推动国际社会强化网络防恐反恐的合作体系,强化网络恐怖信息流传的监管与控制,确保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匹配网络防恐与反恐之需求.
其五,建构恐怖主义风险预警系统.面对当前我国边疆地区恐怖主义事件高位徘徊的态势,如何在对恐怖主义进行压倒性摧毁和精准性打击的同时,强化恐怖主义风险预警系统,建构恐怖主义的前瞻性治理模式,乃是当前我国防恐反恐任务的重中之重.我国恐怖主义风险预警系统的建构,应该坚持指标的完备性与精炼性,兼顾指标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坚持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相结合、科学指标与实际工作需要相结合,仔细衡量当前与恐怖主义活动高度关联的社会控制因素、先兆行为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社会紧张因素、民族宗教因素、利益冲突因素等,［13］开展恐怖主义的等级划分、烈度区分、风险识别、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尽一切可能努力将恐怖主义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
［1］.“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N］. 人民日报, 2002-01-22.
［2］http://www. ivsionof humanity. org/ #page/ indexes/ terri-index.
［3］新疆的历史与发展［EB/OL］. http://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09-09/ 21/ content_12090105_23.htm.
［4］http:// www. terrori. com/ terrori/ bpartl. com.
［5］王逸舟. 恐怖主义溯源（修订版）［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1.
［6］Walter Laqueur. The age Terrori［M］. London: I. B.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87∶164-167.
［7］关凯. 被污名化的“边疆”：恐怖主义与人的精神世界［J］. 文化纵横杂志, 2014,(3).
［8］安东尼·菲尔德. 从“传统恐怖主义”到“新恐怖主义”：革命抑或演变？［J］. 当代世界政治与社会主义,2009,(6).
［9］方金英. “恐怖”的预言——《终极恐怖者》介评［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4).
［10］夏治强. 反核化生爆恐怖——威胁·防范·处置［M］.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87.
［11］皮勇.论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及对策［G］∥ 杜邈. 恐怖主义犯罪专题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182.
［12］Walter Laqueur, Postmodern Terrori［J］. Foreign Affairs (USA), Sep./Oct.1996∶35.
［13］王存奎. 关于“东突”暴力恐怖活动预警的相关理论思考［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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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和探析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6871j cnki kjwhb 2018 06 058摘要按照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全面深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是推进高校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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