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的作用和贡献，本文是周恩来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红军长征和*红军长征和周恩来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王新生
（党史研究室,北京 100080）
摘 要：在红军长征中,周恩来一直是、中革军委的核心领导成员.在长征前和过程中,他指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为红军长征布下了一步战略妙棋；与朱德一起指导红军代表与陈济棠谈判并达成协议,使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前两道封锁线；支持西进贵州的主张,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条件；大力支持的军事指挥；提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构想,顾全大局,坚持北上方针.周恩来以其特殊的地位、深远的战略眼光、高超的智慧、杰出的领导才能、丰富的革命经验、高尚的品格,在红军长征的各个历史关节点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红军；长征
在红军长征中,周恩来一直是、中革军委的核心领导成员.关于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起的作用和贡献,党史、军史研究者还是很关注的,并且取得了不少学术研究成果.但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新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宽,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空间.本文,笔者试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指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为
红军长征布下了一步战略妙棋
过去党史、军史著作在论述红军长征的酝酿和准备时,通常都会提到、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上旬和下旬先后决定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进.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酝酿,则不是作为红军长征的准备而放在其他地方单独论述的.这里,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没有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和红军的长征放在一起去分析研究.因而,周恩来对红军长征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认识.
1932年7月,调动30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盲目轻敌,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便处于被动地位.10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西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11月底,鄂豫皖省委以留下来的五个主力团,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1932年底到1933年春,红二十五军抓住有利时机,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战斗的胜利,部队发展到三个师、九个团,由重建时的7000人发展到1.3万人.然而此后的半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恶果,红二十五军奉命攻打敌人工事坚固的七里坪,伤亡惨重.在围攻七里坪、“中心区保卫战”遭受严重挫折后,鄂豫皖省委于1933年10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前一段时期的错误,讨论转变斗争方针问题.由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时没有留下电台,鄂豫皖省委同、中革军委之间的联系只能靠交通员断断续续进行.因此,会议决定派省委委员成仿吾到汇报情况,请示工作,并要求派干部加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将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报告,以省委名义上报.
成仿吾先到上海,通过鲁迅跟上海局取得联系,并由该局派人护送进入苏区.1934年初,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等听取了成仿吾的汇报.1月27日,中革军委一个同志写出《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提出鄂豫皖苏区红军要“坚决决定一个总退却,主要的目的是保存战斗骨干,暂时把保守苏区当作次要问题”.建议红军主力“在适宜的时候,就实行有计划的战略的退却,可以从罗山地带退到豫南的桐柏（山地区）……建立新苏区”.[1]（P205）应该说,这个建议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在六届五中全会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的情况下,这个建议与六届五中全会决议中“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志就是苏维埃运动之茁长、胜利与成功,他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与雄大”,“反革命的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之日渐削弱”的判断和“粉碎五次‘围剿’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2]（P31,35）号召显得格格不入,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虽然,这个建议到目前还无法知道是谁写的,但结合后面将要提到的周恩来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这个建议应该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写的.
2月4日,上海局对鄂豫皖苏区工作发出指示,提议：“不要在这无希望斗争中牺牲干部,拿出一部分红军分开在边区游击,主要部分,一千五百战士完全离开苏区,如有可能,向西经过铁路,到鄂豫皖边西新栆、桐柏山和应山地带.”[3]（P141）这个指示和前述建议基本一致.
2月25日,将《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转发给鄂豫皖省委.3月中旬,鄂豫皖省委收到了《建议》.4月10日,省委开会,专门讨论《建议》.与会人员认为：近期红军主力大幅度减员,部队缩编,力量与成仿吾去时有不同,桐柏山地区“离我们原区域较远隔”,平汉路敌人防范严密,通过比较困难,目前难于实施《建议》.因此,会议决定：向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苏区,改向原根据地的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1]（P206）会议初步选定以光（山）罗（山）息（县）和英（山）罗（田）霍（山）两地区为开辟新区的目标.4月13日,鄂豫皖省委将上述意见报告.由此可见,鄂豫皖省委限于自己的眼界,对于实施《建议》有畏难情绪,没有正确认识战略转移、创建新苏区的重要性.
为了使鄂豫皖省委加快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实施,周恩来于8月间派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周恩来亲自召见了程子华,向他详细分析了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形势、前景,并就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并告诉他：“几次指示红二十五军转移.现在,原先确定的方针不变,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能够保存老根据地.”[1]（P208）关于新根据地选择在什么地方,周恩来指示程子华：“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4]
程子华随身带着7月29日《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7月26日《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和7月25日《上海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等文件,于8月下旬到达鄂豫皖根据地的卡房,见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
还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之前的7月1日,鄂豫皖省委收到2月12日的指示信和6月13日《、中革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指示信批评鄂豫皖省委：“由于反对四方面军的西逃,而走到了另一极端：‘死守’、‘与土地共存亡’的倾向.”“认为‘反对退却逃跑’便应死守不动,一些正确关于红军转移地区的意见,都被指为‘退却逃跑’而反对,结果是陷红军于敌人重围中困守硬碰,苏区既固守不住,红军亦日见削弱.”因此指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存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并提出：“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的条件：（一）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三）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3]（P143-145）这个指示信和1月27日的《建议》是一致的.从其中有“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和关于新的地区选择的条件看,与前述周恩来关于新根据地选择的条件给程子华的指示,基本上是一样的,应该是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起草的.
《、中革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则是对4月13日鄂豫皖省委给报告的回复,其中肯定“鄂豫皖苏区工作最近几个月中是有了进步,如游击战争的开展,尤其是红军的整顿和胜利”,表示,“目前我们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由此提出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在老苏区及边区苏区,最高度的发展游击战争”；“保持现有苏区中心及根据地,逐步巩固和向外扩大,并创造新的行动中心及根据地”；“最高度的钳制和吸引敌人兵力于鄂豫皖方面,使敌人无力再调军队来赣,以协助中区和在主要方向作战.”[3]（P211,212）很明显,这个训令由于对鄂豫皖苏区的形势判断乐观,要求红军主力留在根据地,以牵制和吸引国民党军的力量,减轻苏区的压力.这应该是代表着博古、李德的意见,其主要精神完全与2月12日的主要精神相反.
7月2日至4日,鄂豫皖省委连续三天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指示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执行6月13日军事训令中规定的任务,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根据地,以配合红军作战.7月5日,鄂豫皖省委将讨论的结果报告.8月18日,、中革军委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表示：同意鄂豫皖省委7月5日的报告中的决定,“认为你们最近行动是合乎两次训令的要旨”.[3]（P250）① 由此,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就被搁置起来了.
程子华带到鄂豫皖苏区的《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指示：“第二十五军的基本区域,其任务仍如上次训令所指示不变.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则二十五军及二十八军主力可深入河南”；“而在有利的条件下,两军应该各从其行动的区域向某个敌人部队协同动作,特别是向当然第一‘驻剿’区.”这个补充训令一方面说“二月十二日的指示依然是有效的”,但另一方面又说“二月二十五日军委某同志在文章中关于这方面的建议是不完全适用的”.[3]（P240）如上所说,中革军委某个同志的《建议》内容与2月12日指示信精神是一致的.这样,补充训令实际上否定了2月12日指示信.
由此看来,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时,带着、中革军委的两种不同精神的指示,一个是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即与2月12日指示信、2月25日转发的《建议》一致的,要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指示；另一个是代表博古、李德意见的要求继续贯彻训令的补充训令,即要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根据地作战的指示.值得称道的是,程子华贯彻的是周恩来的指示,而不是补充训令的精神.
程子华到卡房时,鄂豫皖省委随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去了.为了尽快地贯彻周恩来的指示,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当即给省委写信,报告程子华到达卡房的消息,建议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赶回鄂东北,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14次常委会会议,根据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一致认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虽然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当前敌我力量悬殊,严重的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变；在边沿地区恢复老根据地与开辟新区新根据地,经过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效不大；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但是本身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将会继续削弱以致被消灭.会议决定：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伏牛山一带创建根据地,留下高敬亭和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革命斗争.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上述情况说明,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是在周恩来指导下提出来的.由于鄂豫皖省委本身的眼界问题,也由于博古为首的指示红二十五军继续留在根据地,致使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问题久议未决.正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推动下,并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工作,传达、贯彻他的直接指示,红二十五军在红军战略转移后的一个月,也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对红军长征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一,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的长征.其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行动,成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决定战略进军方向的重要因素.1935年8月5日沙窝会议决议① 、毛儿盖会议② 等,都把红二十五军作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因素.其三,红二十五军是、张闻天等领导人决定落脚陕北的重要依据.1935年9月18日,到达哈达铺后,、张闻天等领导人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得知了红二十五军的行踪和陕甘红军与根据地依然存在的情况.张闻天从7月中旬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红二十五军“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过兰[蓝]田,出洛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他根据此前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廿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的信息,推断“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廿六军取得了联系”.[5]（P701）这说明,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甘南的活动,是、张闻天决定红军落脚陕北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四,红二十五军先期长征到达陕甘苏区,于9月16日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连续取得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为迎接和红军主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此,充分证明了周恩来指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是为红军长征布下的一步战略妙棋,是周恩来对红军长征的极为重要的贡献.
二、与朱德一起指导红军代表与陈济棠
谈判并达成协议,使红军顺利
突破国民党军前两道封锁线
发动对苏区第五次“围剿”时,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南路司令.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其嫡系部队从北面和东面向西南推进,将红军赶入广东境内.如果陈济棠不想让红军进入广东境内,就要拼命抵抗,造成红军和陈济棠两败俱伤.如果陈济棠抵挡不住红军,那么蒋系的部队乘机可以进入到广东境内,把势力深入广东.陈济棠当然能够识破的意图,知道正是有红军的存在,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消灭红军上,没能腾出手来对付他,他才能偏安广东.因此,陈济棠对进攻赣南红军处于消极态度.
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时,陈济棠也派代表到苏区谈判.这时,共产国际和驻华机构远东局虽然认为可以利用陈济棠同的矛盾,但他们坚持以粤军退出赣南为谈判条件,同时对陈济棠保持有高度的戒心,谈判没有实际进展.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对同陈济棠的谈判是抱着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没有寄很大希望.但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徳·施特恩对陈济棠的心态比较了解,主张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1月17日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的三个条件为基础同陈济棠谈判.
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其嫡系部队李玉堂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作军事上威胁,陈济棠大为震惊,对变得恭顺起来.为了集中力量进攻苏区,一面军事上给予威胁,一面给陈济棠提供军费,要其服从“”,进攻苏区.
面对此种情况,对以三项条件为基础同陈济棠谈判缺乏信心.2月6日,在给上海局的电报中说：“根据我们的估计,同广东在我们三项条件基础上的谈判不会取得成果；在最近的将来将会是这样.”[6]（P74）此后,同陈济棠的谈判问题就被搁置起来了.
到了9月中旬,苏区形势越来越困难时,陈济棠对与红军谈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起来,派了一个姓李的秘使到瑞金,携带着他给朱德、周恩来的亲笔信,要求和红军进行停战谈判.朱德、周恩来很快接见了陈济棠的秘使.通过和秘使的交谈和阅读陈济棠的密信,朱德和周恩来判断陈济棠要求谈判是有诚意的.这时,红军正在加紧准备战略转移,陈济棠派人来和谈,朱德和周恩来认为这是很好的时机,决定立即派人同陈济棠谈判,力争达成停战协议,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顺利通过粤境创造有利条件.接见之后,朱德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朱德的信,以三项条件为基础,说明了双方合作抗日反蒋的必要性,不再提粤军撤出赣南问题,而是提划清双方的分界线,是陈济棠易于接受的谈判方案.朱德信中的基本精神,应该是他和周恩来商量的结果.
9月14日,博古电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广东的代表仅作为建立联系的信使[已经来到],带来了具体的建议.我们让他给陈济棠带去了一封信,附有去年我们向第9军（原文如此,应为第十九路军——引者）提出的那些[协议]条件.在我们的策略中,广东提出的目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我们作为反对的屏障.”[6]（P236）看来,博古还是认为陈济棠缺乏谈判的诚意.
9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来电,认为向陈济棠提出“曾向19路军提出的那些条件,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会使我们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电报提出了同陈济棠的谈判条件是：“作为主要条件,请提出援助红军军事装备,其中包括.装备运到之后[我们可以]用[支付].他们可以在交货地点或上海收取货款.第二个条件是取消经济封锁和帮助开展贸易.第三个条件是广州军队从江西南部撤往广东边界,尤其是,从赣州、信丰和龙南等县撤出.”关于第三个条件,考虑到陈济棠可能不接受,共产国际要求向陈济棠说明“这样就会使红军获得机动作战和保卫苏区的可能性”.但共产国际也没有把此条作为硬性条件,表示“如果签订的协议能保证广州接受前两个条件,那就不应坚持第三个条件”.电报最后要求：“请务必向我们通报关于与广州人谈判的进展情况.”[6]（P253）
共产国际电报的基点是利用陈济棠而不被陈济棠所利用,同陈济棠谈判,主要是强调获得武器装备和取消经济封锁、开展贸易,同时尽量使粤军撤出赣南.这三个条件都是对苏区有利,而陈济棠无所得或少得.当时陈济棠同苏区谈判的基础是双方停战,不使双方因作战而相互削弱,让得利.朱德的信中以三项条件为基础,正是为了这一点.但共产国际却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不正确的加以反对.共产国际这个指示是过去指示的延续,以此同陈济棠谈判,达成协议是很困难的.
但周恩来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10月初,周恩来在瑞金召见了何长工,向他交代了与时任副部长潘汉年一起去寻乌同陈济棠代表谈判的任务.何长工回忆说：“周恩来同志亲切而又郑重地对我说：长工同志,这是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我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7]（P326）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1]（P45-46）从协议的内容看,是灵活的和非常讲究实际的.双方不再纠缠于领土和划界问题,而是着重于停战、合作,不再有敌对行动.最重要的是可以互相借道一条,对红军战略转移时顺利通过陈济棠的防区尤为重要.这是中国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周恩来、朱德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判结束后,潘汉年、何长工立即离开寻乌,返回会昌.这时、中革军委机关已经从瑞金转移到于都,潘汉年和何长工立即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说：这对于我们红军、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1]（P46）
10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以飞行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给的电报,内容为：“如果关于在最近准备向广州人发起进攻的消息可靠,我们就应该力求与广州人签订军事协议.签订这个协议之后,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一个策略手段,而应该真正积极参加同广州人联合反对这个主要敌人的行动.不要重犯在福建事变期间所犯的错误,当时我们没有积极地支持第19路军.”[6]（P272）
与以前的电报相比,这个电报有很大变化,要求同陈济棠签订军事协议,以实际行动联合反蒋,是正确的.但电报是于10月9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批准发出,收到时,应是马上从瑞金向于都转移或已经转移了,属于“马后炮”.
上述情况说明,共产国际、都认为以三项条件为基础同陈济棠谈判是不现实的.而周恩来、朱德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三项条件为基础同陈济棠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红军突破前两道封锁线时,陈济棠部基本没有堵截.试想,红军长征时,带着“坛坛罐罐”,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10至15公里.这样的行军,如果没与陈济棠达成借道协议,红军不知道将付出多大牺牲才能通过战斗力较强的粤军防守或参与防守的封锁线！
三、支持西进贵州的主张,
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条件
由于博古、李德在指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又没有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
红军长征开始后,因病被安排在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行军.张闻天、王稼祥原先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开始对博古的错误不满,受到博古的排挤.博古原想把他们分散到各军团去,由于的反对才把他们安排到第二野战纵队行动.在行军途中,经常向张闻天、王稼祥分析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后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张闻天、王稼祥很赞同的意见,形成以为首的“队三人团”.
红军原定的战略转移计划是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国民党当局已经判定红军的意图并修筑了四道碉堡线,企图把红军一网打尽的情况下,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是红军长征后面临的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危急关头,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意见自然是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商定的.周恩来曾在回忆中说：“从湘桂黔交界处,、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8]（P56）这时,博古、李德因湘江之战红军遭受惨重损失而灰心丧气.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痛心疾首,却又一筹莫展,部队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周恩来由于长期在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并主管军事,到苏区后担任苏区局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红政治委员,与朱德一起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在党和红军中具有巨大威望,且在长征开始后还是最高“三人团”成员.因此,周恩来对等意见的支持,在党和红军领导层内将会使正确一方同错误一方的斗争的天平上,朝着正确一方倾斜.
1934年12月12日,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赞成和支持转兵贵州的主张,对于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起了重要作用.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的意见“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准备转向‘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9]（P114）通道会议虽然还不是一个正式会议,但事情已悄然发生变化,由于周恩来支持的主张,长征以来的最高“三人团”实际上已经解体,开始有了发言权,党内正确力量一方开始占主导地位了.
鉴于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意见,12月17日、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他采纳哪一方的意见,哪一方将是胜利者.周恩来采纳了的意见.周恩来后来说：“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的罗网.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10]（P64）当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译文给李德送去时,李德看后大发雷霆,同周恩来大吵起来.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并对李德拍了桌子.
红军进入贵州后,势如破竹.就在准备渡乌江时,博古、李德再生事端,反对北渡乌江.他们主张“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① 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凌晨,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与其他同志一起反对博古、李德的主张.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并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5]（P194）决定虽然没有明确取消“三人团”,但明确把军事指挥权置于政治局的领导之下,这就实际上解除了李德的最高指挥权.
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在红军长征面临危急的历史关头,周恩来以独特的地位旗帜鲜明地支持的正确主张,红军西入贵州,不仅掌握了主动权,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而且党内的政治生活开始走向正常化,政治局开始起领导作用,最高“三人团”已经名存实亡,李德没有了最高指挥权,从而使遵义会议的召开水到渠成.
四、大力支持的军事指挥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常委分工时,“以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0]（P42）
遵义会议决定周恩来负责军事,是因为他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从事军事工作,并长期是党内军事的领导者.正因为周恩来在党内长期负责军事工作,他比别人更为了解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多次给有力的支持.1929年9月28日,经他审定的“九月来信”,确定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930年1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下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全文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按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同年9月30日,周恩来在《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称赞、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党的领导强,战斗力也好”.[11]（P116）1932年3月,红一方面军打赣州失利后,建议东路军打漳州.时任苏区书记的周恩来接受了的建议.东路军于4月间先后攻占龙岩、漳州,巩固了闽西根据地,为红军此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后,周恩来仍坚持留在前线,并提出两种方案供选择：“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12]（P231）尽管当时还是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但周恩来提出的两种方案反映出他对军事指挥才能的认可.由上可以这样认定：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周恩来又对的军事指挥才能十分钦佩,重视发挥的军事指挥作用.因而,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实际上是遵义会议后红军军事行动的指挥者.
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取消了旧的军事指挥体制“三人团”.然而,新的军事指挥体制需要在红军长征的实际中去改进、完善.
过去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但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负总的责任的,又走了另一面,每次作战都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因此,1935年3月10日在苟坝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打不打打鼓新场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认为攻打打鼓新场于红军不利,反对攻打打鼓新场.而与会人员多数赞同攻打打鼓新场.见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所接受,就生气地以辞去3月4日才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也称总指挥）一职力争.此举引起与会人员不满.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见状,就来了一个简单的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作出了取消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的决定.
回到住处之后,想到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决策,尽管已经作出了决议,还是坚定地认为不能打打鼓新场.由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当晚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经过力陈攻打打鼓新场的种种不利因素,周恩来赞同的主张.接着又说服了朱德.3月11日一早,周恩来即召集负责人会议,再次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周恩来和朱德积极支持的主张,说服了与会人员,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计划.
一次可能因为攻坚而陷红军于被动的战斗避免了.从这件事中得出一个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比较好.经提议,决定成立、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①
由于周恩来的坚决支持,在新三人团中,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取得了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等的胜利,摆脱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情况下,采取的战法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高度机动,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处处主动.这种战法,部队要比过去多跑不少路.特别是在敌变的情况下,我必须立即也变,部队刚到某地,接到命令,马上到另一地方,甚至是折回.这样,部队不可避免地十分疲惫.对此,红军中不少领导干部不理解这种战法,颇有怨言.林彪对这种战法不理解,私下里给聂荣臻讲,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林彪认为：“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13]（P206）林彪的观点受到聂荣臻的批评.起初,彭德怀对这种战法也是不理解的.红军二战遵义后,红三军团连续作战,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就又投入新战斗,并在此后打鲁班场也不顺利.于是,彭德怀对指挥作战产生了一些看法.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时,彭德怀对刚来接替袁国平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说：“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时从遵义出发,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①）.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14]（P204）他还建议在靠近红二、红六军团的地方建立新根据地.两天后,刘少奇将自己的意见和听到的别人的意见写成一个电报,与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一起署名,发给中革军委.
除了林彪、彭德怀对的战法不理解外,其他不少人也是不理解的.杨尚昆在回忆中曾说：“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有意见,他又不跟直接讲,就跟洛甫说,洛甫就跟讲,就发脾气.”[15]（P41）
在当时军情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对采取的新战法一时还不理解是正常的,但林彪的做法就不正常了.会理会议之前,林彪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军事的提议遭到彭德怀的拒绝后,又不顾聂荣臻等的劝阻,单独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军事领导.这时,的军事指挥地位又一次遇到挑战.在会理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虽然也批评了林彪要求更换军事领导的错误,但态度比较温和.周恩来和朱德态度鲜明,严肃批评林彪,支持,称赞他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才使红军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周恩来在会理会议上大力支持,批评林彪的错误意见,对于统一认识,维护团结,巩固在红军和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五、提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构想,
顾全大局,坚持北上方针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红军在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会师前,、中革军委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在川西及西北地区创立苏区根据地”,“实现赤化四川”.[5]（P323）然而,当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发现,懋功地区远非具有原先计划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在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从这个情况出发,他们认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5]（P511）
6月26日,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周恩来提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要根据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2.群众条件,人口较多；3.经济条件.[16]（P355）他认为松潘、理番、懋功地区不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一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过去一、四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这一带人口只有20万,而且多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困难的.由于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草原上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物资也都不易解决.因此,周恩来的结论是：“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周恩来对周围的敌情作了分析,指出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向西北,是广袤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① 他认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
周恩来的报告正确分析了敌情,并根据红军的特点、生存和发展环境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只有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才是红军正确的选择.他提出的战略方针得到会议的通过.6月28日,政治局作出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5]（P537）
周恩来代表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从大区域来讲是川陕甘三省,从具体的点上来讲,是先占领甘南.尽管这个战略构想还很粗,是一个模糊的轮廓,需要进一步摸索.但是,这是第一次把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确定在西北地区,为长征落脚点的选定迈出了可贵的、也是正确的一步.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对于红军北上方针表示同意,但他自恃多势众,野心膨胀,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向要权.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周恩来在同商议后,把他原任的红政治委员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此举,表现出周恩来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
然而,张国焘不以任红政治委员为满足,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8月底,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后,等待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前来会合.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到阿坝后,却按兵不动.在党的不断催促下,张国焘率部刚往前挪了几步,便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于9月3日致电,表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响（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并指责党：“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5]（P659）
张国焘要求南进,政治局领导讨论这个问题时,和张闻天认为“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则坚定地认为“北进便有出路”.[5]（P665）9月8日,周恩来领衔,与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一起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为不利.”要求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并告知：“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分,先行出动,与廿五、廿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南,开展新局面.”[5]（P667,668）
但是,张国焘对的劝说置若罔闻,反而在9月9日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17]（P160）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当晚,、张闻天、博古到阿西与病中的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是不可能的,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先行北上.10月19日,率领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
历史已经证明,红军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方针,才能最终找到落脚点,实现战略转移的目的,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而周恩来不仅是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构想的主要提出者,而且是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的坚定执行者.
纵上所述,笔者认为,周恩来以他特殊的地位、深远的战略眼光、高超的智慧、杰出的领导才能、丰富的革命经验、高尚的品格,在红军长征的各个历史关节点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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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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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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