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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松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王象春的诗学观,经历了从师法明中期七子派到不循时习、“自辟门庭”的发展过程.他主张“重开诗世界”,倡导禅诗、侠诗,在七子派、派和竟陵派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诗路.王象春诗学观的转变,与其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经历有关.另外,还受到明末禅学思潮盛行、山左诗风转变及钱谦益、钟惺等好友的影响.
关键词：王象春；诗学观；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131-03
王象春（1578-1632）,字季木,号文水,济南府新城（今桓台县）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1610）进士,官至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著有《问山亭集》《齐音》等.王象春生活在明代末期,当时文坛正值以李梦阳、李攀龙等为代表的七子派掀起的复古思潮影响衰退,、竟陵派倡导的革新思潮方兴未艾之时.作为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老乡,王象春为诗之初,师法李梦阳和李攀龙,以复古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象春的诗学取向发生了较大变化,开辟出了一条有别于七子、、竟陵的诗路.本文旨在深入阐析王象春诗学观的内容与发展轨迹,并FEN分析其文学观转变的原因.
一、从师法七子派到“自辟门庭”
王象春的诗学取向,经历了从复古到不囿时俗而“自辟门庭”的过程.在其为诗的初始阶段,他主要师法李梦阳、李攀龙.关于此,钱谦益指出：“季木于诗文,傲睨辈流,无所推逊,独心折于文天瑞,两人学问皆以近代为宗.天瑞赠诗曰：‘元美吾兼爱,空同尔独师.’其大略也.”[1]钱氏所谓王象春与文翔凤（字天瑞）学问“皆以近代为宗”,即指二者以复古为同调.另外,此处钱氏还借用文翔凤的话,强调了王象春对李梦阳诗法的继承.
关于王象春师法李梦阳的原因,除二人都具有不畏权贵的性格外,还与李氏傲兀雄浑的诗风及其体裁多为乐府、古体、内容上颇具现实意义等与王象春相似有关.而对于李攀龙的推崇与敬仰,不仅因象春雅负性气,刚肠疾恶的个性与李攀龙相似,更与李氏身为“后七子”领袖和“济南诗派”中坚人物且对乡邦文学影响深远有关.
“济南诗派”亦称“历下诗派”,它是明中期以来在山东地区兴起的一个地方性诗歌流派.该派主要成员均为济南人,其中包括边贡、李攀龙、刘天民、许邦才、殷士儋等.关于李攀龙在“济南诗派”中的地位,王士禛曾有过客观评价,他说：“不佞自束发受书,颇留意乡国文献.以为吾‘济南诗派’大昌于华泉、沧溟二氏.”[2]后来他还指出：“历下诗派,始盛于弘正四杰之边尚书华泉,再盛于嘉隆七子之李观察沧溟.”[3]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济南诗派”在边贡、李攀龙等人的领导下,自明中期以降,对乡邦诗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于乡邦文化与乡邦诗坛的高度关注,使王象春沐浴其中,受其泽被.这是王象春学诗之初宗法李攀龙的重要原因.
然而,王象春并未因受到乡贤前辈及乡邦文学的影响而走上一味摹古拟古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变化及人生阅历的丰富,王象春的诗学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进而形成了崭新的诗学观.关于此,朱彝尊曰：“万历中年,诗派杂出,季木自辟门庭,不循时习.虽引关中文天瑞为同调,然天瑞太支离,未免邪径害田矣,未若季木之无戾群雅也.”[4]那么,王象春开辟的门庭是怎样的呢？在《公浮来小东园诗序》中,王象春作了详细的论述.他首先对当时的诗坛风气进行了批评：“今之诗,如市肆,杂爼预陈,客到便付.虽不尽恶草,要非思其所嗜.而定诗者亦如八寸三分帽子,人人可移.一人曰：必汉魏,必盛唐,外此则野狐.一人驳之曰：诗人自有真,何必汉魏,何必盛唐.一人又博大其说曰：何必汉魏,何必不汉魏,何必盛唐,何必不盛唐.两袒莫定,五字成文,今天下盖杂处于第三说矣.”[5]这里,王象春所说的“必汉魏,必盛唐”当喻指七子派,而“诗人自有真,何必汉魏,何必盛唐”则当喻指派.在指出诗坛已处于折中七子派和派的“第三说”后,王象春并未安于诗坛现状,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重开诗世界”的主张：“三说聚讼,权必归一.过瞬成尘,言下便扫,其或继周,宁能无说？浮来请于此再下转语,吾尝赠浮来句云：‘重开诗世界,一洗俗肝肠.’诗固有世界,其世界中备四大宗：曰禅,曰道,曰儒,而益之曰侠.禅神道趣,儒痴而侠厉.禅为上,侠次之,道又次之,儒反居最下.”[56]通过对禅诗、侠诗、道诗和儒诗不同地位的论述,不难看出,王象春心目中理想的诗世界是：倡导讲求顿悟、讲求情至,具备悠然神韵的禅诗和善于揭露社会弊端、具备慷慨噍杀特点的侠诗,鄙弃追求适意的道诗与温厚雅正的儒诗.
另外,王象春还认为诗歌风格不应随诗坛风气的改变而改变,而应服从情感表达的需要.为此他曾在《昭代选屑序》中说：“诗之变转不关风气工拙,不关学习.情则有悲愉,声则有韵什.”[6]这样的观点,相较于中晚明以来各流派在论诗时或强分伯仲,或互相攻击,形同水火的行为,要进步得多.
至此,王象春“自辟门庭”的诗歌理论正式形成.但是,王象春要践行他的诗学主张,就必须既要放弃对七子派复古行为的因袭,又要放弃对、竟陵派任性自适诗风的盲从才行.这种做法似乎与上述之“第三说”并无二致.然而,因王象春公然提倡禅诗、侠诗,鄙弃道诗、儒诗,这实际上已为实现他“重开诗世界”的目标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只是这样的方法与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有所违背而已.即便如此,王象春的“自辟门庭”之行为还是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除前文的朱彝尊外,王象春的同年好友钟惺在评价他的诗歌时曾说：“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诣,所为诗有蹈险经奇,似温、派者.乃读其全集,飞翥蕴藉,顿挫沉着,出没幻化,非复一致,要以自成其为季木而已.”[7]在总结王象春诗歌特点的同时,钟惺重点赞扬了王象春为诗“要以自成其为季木”的“独成其是”之行为.另外,袁中道有曰：“（季木）新诗如决河放溜,虽不中宫商,亦一时熊快.”[8]虽指出王象春诗有未中声律的特点,但是赞扬之情溢于言表.而王象春的另一位同年好友钱谦益指出：“季木则如西域波罗门教邪师外道,自有门庭,终难皈依正法.”[1]这里,钱氏既批评王氏诗歌背离正统,是“邪师外道”,又肯定了他的“自辟门庭”之功.
总之,王象春的诗学主张,、反映了明末文人渴望追求自由,希望挣脱束缚,同时又热衷关注国事民生的精神内核,折射出了明末文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二、王象春诗学观转变的原因分析
首先,受明中期以来诗坛风气,尤其是山左诗风转变的影响.明中期,七子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复古浪潮.而当时的山左诗坛,因边贡、谢榛和李攀龙等七子派代表人物的存在,成了复古的重要阵地.随着七子派复古理论与实践上的弊端不断显现,文坛上掀起了以派和竟陵派为代表的对复古派的猛烈批判.而两派提倡抒写性灵、求新求变的诗学主张,必然对王象春的诗学观有所启发.而在山左诗坛内部,以于慎行、冯琦、公鼐为代表,也开始了针对复古派的深刻反思.他们力倡“齐风”,反对复古模拟,主张宏大雅正,以闳音鸣世,这诱发了王象春对七子派及其自身复古倾向的深层反思.
其次,与王象春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有关.王象春生活的时代,正值明朝末期,万历皇帝统治下的明王朝,已腐败至极.朝廷内部,万历帝因宠幸郑贵妃,久不临朝,致使纲纪废弛、党争激烈；朝廷之外,税监、矿坚横行全国,敲诈勒索,致使民怨沸腾.再加上*污吏的层层盘剥及连年的灾荒,广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如此黑暗年代里成长起来的王象春,其人生道路注定会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王象春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是从其万历三十八年参加科考开始的.是年,因在殿试中获得了全榜倒数第三的成绩,王象春未被授职,只能在京候选.这对于恃才自傲的王象春来讲,打击很大.而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乡试,王象春被诬陷,历时两年才得以昭雪.此后他满怀激愤,告病还乡.如果说这些经历使王象春认清了朝廷的腐败的话,那么发生在乙卯至丙辰（1615-1616年）的北方大旱,则使王象春深切体会到了天下百姓遭受的苦难和地方官吏的贪虐.“隘道饥民声似鬼,出门一望哽诗喉”,“二月新丝五月谷,较今真是太平年”,“只见名园花似锦,那知官道树无皮”[9].这一切带给王象春的是震撼与愤怒.可以说,正是因为王象春生在了那样腐烂透顶的年代,且遭受了那样偃蹇坎坷的经历,才使他有机会切身体会到政治的腐败及百姓遭受的苦难,才促使他走上创作侠诗的诗路,并以此来表达他的傲世、愤世之情.
再次,与王象春受到晚明禅学思潮的影响有关.明代立国之初,统治者推崇理学,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明中期以来,因心学的兴起打破了理学独尊的局面,佛教的发展开始抬头,禅宗也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到了万历年间,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狂禅”思潮风靡一时.这种思潮也影响了王象春,他对禅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其《问山亭集》中,有许多与禅学有关的诗歌.如《闭关》：“老病山居百不宜,闭关虔诵陀罗尼.”[9]《答苏云浦侍御十首》其三：“恰似骑驴又觅驴,中宵听雨费踌躇.呼灯急起披衣坐,番尽苏禅七卷书.”[9]不难看出,在病中或夜深人静之时,王象春往往以佛经为伴.然而,从王象春的“宗禅岂碍官”[9]和“官不离禅禅更诗,诗是禅灯第几枝”[9]等话语我们似乎又可以发现,他罹病孤寂时的读经学禅行为,只是其想借助佛理点来排解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真的要脱离官场、潜心向佛.
然而要指出的是,王象春所提倡的禅诗,不是指诗歌只要内容上与念佛、参禅有关即可,而是指那些或能够营造出禅境、富含禅意,或讲求顿悟、情至,具备悠然神韵的诗歌.在《问山亭集》中,这样的诗歌不在少数.如《野望》：“远水和烟双鸟去,断桥背日一僧归.钟声缓落云间寺,知有幽人静息机.”[9]通过对僧人、钟声等意象的描写,将人带入了一种深幽而静谧的境界.另如《怀人》：“岁月成何事,潜潜去已多.故人江汉绝,疏雨户庭过.”[9]《柬高孩之》：“塘上孤禽栖,头与塘水齐.唼喋莲叶间,啄莲不啄泥.”[9]前首写得淡远绵邈而富有神韵,后首则情韵婉约,诗味隽永.王渔洋在其手批的《问山亭诗》中称《怀人》为“集中第一诗也”,称《柬高孩之》“古雅集中仅见”[10],正是看中的这些诗歌所具有的神韵色彩.
最后,与同年好友们的交游唱和,对王象春诗学主张的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早在在京应试期间,王象春就与当时在京的诗坛名流们展开了广泛的交流,有的甚至在后来与王象春建立了良好的诗友关系,这包括钱谦益、钟惺、袁中道、文翔凤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探讨诗法,这对王象春诗学思想的转变不无影响.其中,对王象春影响最大的是钱谦益和钟惺.
在《王考功象春》中,钱谦益劝说王象春、文翔凤：“岁庚申,以哭临集西阙门下.相与扺掌论文,余为极论近代诗文之流弊,因切规之曰：‘二兄读古人之书,而学今人之学,胸中安身立命,毕竟以今人为本根,以古人为枝叶,窠臼一成,藏识日固,并所读古人之书胥化为今人之俗学而已矣.譬之堪舆家,寻龙捉穴,必有发脉处.二兄之论诗文,从古人何者发脉乎？抑亦但从空同、元美发脉乎？’季木挢然不应.天瑞曰：‘善哉斯言,姑舍是,吾不能遽脱履以从也.’厥后论赋,颇辩驳元美訾謷子云之语,盖亦自余发之.季木退而深惟,未尝不是吾言也.”[1]由此,我们可大略获知钱谦益对王象春诗学观转变的促进作用.钟惺对王象春诗学观转变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他对王象春诗学实践的肯定与赞扬上.钟氏曰：“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诣,所为诗有蹈险经奇,似温、派者.乃读其全集,飞翥蕴藉,顿挫沉着,出没幻化,非复一致,要以自成其为季木而已.”[6]因钟、王二人交往甚密,且钟氏是晚明诗坛倡导革新的主将,故他对王氏“出没幻化,非复一致”的诗风进行的肯定,对王象春创作实践的鼓励,必然反过来促进其诗歌理论走向新变.
晚明时期,在、竟陵派相继兴起于诗坛,反对复古、力倡革新之风盛行的情况下,王象春诗学观发生了转变.但是他力倡禅诗、侠诗的主张,又与、竟陵派的性灵说不同,这标志着王象春走了一条不同于派和竟陵派的革新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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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鼒.浮来先生诗集[A].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0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6〕李本纬.昭代选屑[M].明万历间刻本.
〔7〕钟惺.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94.
〔9〕王象春.问山亭诗[A].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28册）[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10〕王象春.问山亭诗[M].国家图书馆藏王渔洋手批之明抄本.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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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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