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集体焦虑下的佛系新民谣，该文是焦虑相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新民谣和佛系新民谣和集体焦虑方面论文如何写.
“热河路就像80年代的金坛县,梧桐垃圾灰尘,和各式各样的杂货店.”这是民谣歌手李志在《热河》里描述的南京热河路.李志的热河路,充斥着与现代化大都市南京迥然不同的风貌,有着仿佛存在于上个世纪的杂货铺、维修小家电的摊点、杂乱无章的电线和平静到漠然的人.
近年来,新民谣在中国名声大噪,从打着“小众”标签的乐坛边缘逐渐走上《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大众舞台,走进了大众视野.中国新民谣是幸运的,他们没有摇滚声嘶力竭的“焦”和“躁”,也没有校园民谣翻来覆去的少男心事,在听众对零点乐队的“你到底爱不爱我”和老狼们的“白裙女孩”逐渐审美疲劳后,声音纯净、节奏简单、民族化,配以朴素的伴奏乐器,新民谣渐渐从中国各地萌芽,接着自成一系,有了固定的小众接受团体.周云蓬、宋冬野、赵雷、李志、张玮玮、好妹妹乐队、低苦艾乐队等新民谣人和新民谣乐队渐渐走进音乐视野,有了诸多拥趸.2016年,赵雷的《成都》唱遍了大江南北,年轻人蜂拥而至,试图在成都寻找玉林路尽头小酒馆.赵雷、李志等新民谣歌手成为各大网络音乐平台、音乐演出、音乐杂志的常客.《董小姐》《南山南》《天空之城》《南方姑娘》等歌曲不停出现在清吧歌手的吉他上和嘴里.网易云音乐平台上以“民谣”为关键词的歌单达到500个,民谣单曲《成都》的评论达到35万之多,《安河桥》达到近26万,《杭州》达到8万以上,听众在喜欢的民谣下交换自己曾经的故事.一支烟半瓶酒,以“穷”闻名的民谣人渐渐富起来,新民谣这种音乐形式也由原来的小众品味走向大众,活跃在年轻人社交平台上.那么,这些民谣是如何火起来的呢？背后的文化生产逻辑又是什么？
一、“新民谣”的涵义——“唱自己歌”的音乐嫁接者
研究新民谣或者说城市民谣,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城市民谣作一个大致的界定.而要廓清城市民谣的概念,则需从城市民谣的前世今生来理清其发展脉络.
首先,提到城市民谣就不得不说与之相对的乡村民谣.乡村民谣也就是以晋陕信天游、沂蒙山小调以及西南对唱情歌为代表的,在农村社会广为流传、节奏轻快、唱词简单的民间小调,多反映农民生活、男女爱情、风俗集会,表现的是淳朴、简单与纯净的乡村生活.这样的民间谣曲倾向于民间性的自发传播,未受到商业社会的广泛影响.
其次,与城市空间相对的,还有一种与世隔绝的空间——校园塔,这种与城市空间和乡土空间迥然不同的地点,衍生出新的音乐形式——校园民谣.校园民谣最初兴起于台北,以齐豫、罗大佑等歌手为代表的台湾校园民谣独树一帜,大陆则以高晓松、老狼为代表,乐器简单、歌词伤感、旋律悠扬,表现塔里青涩的爱情、年少的青春和同窗情谊,以真诚和纯洁为主要风格标签.然而由大地唱片发行的《校园民谣2》却不像之前发行的《校园民谣1》那样大受欢迎,过度的商业化对音乐资源的消耗,使校园民谣失去了其本真性,慢慢沉寂下来,从此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
再次,流行音乐发展至今,摇滚的勃兴与衰落,也为新民谣的流行提供了参考先例.1980年是中国摇滚元年,以崔健、许巍、窦唯、谢天笑等音乐才子为代表的大陆摇滚,用沙哑的嘶吼嗓音、狂乱的贝司节奏、叛逆不羁的歌词和着装、的现场表现,横贯中国流行乐坛,虽算不上主流,可也有了一大批拥趸的发烧友.摇滚的初衷,是对社会现实的质疑、对庸常生活的超越和对生命活力的张扬.商业化的收编,实现了对叛逆的招安,摇滚渐渐被另一种低吟浅唱所替代.
这样,新民谣就有了一个基本清晰的轮廓——以民间歌谣为基础,与校园民谣相呼应,与摇滚的风格截然不同.城市民谣不表现乡村民谣里淳朴的农村生活,也不擅长校园民谣的白裙飘飘,不是中国摇滚鸡血式的“冲”和“躁”,更不是唱遍大街小巷的流行口水歌.城市民谣的歌手,穿梭城市之间,平静记叙生活的流淌,低吟浅唱都市青年的异都寻梦与小城突围,与校园民谣的纯净感情和中国摇滚的暴躁叛逆相比,更加注重都市人细腻的情感点滴,以纯净人声为主的简单乐曲,成为小众歌坛的清流.
新民谣或者说城市民谣既不是完全的舶来音乐,也与港台流行音乐无甚关联,更与传统民歌关系不大.我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新民间音乐”.所谓的新民间,对应了旧民间,他们唱的不是如民歌里的传统中国乡土农村,也不是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唱的正是当下的现实和社会,唱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他们可以算得是舶来与乡土之间的嫁接者,混融着独属于年轻现代中国的情绪,连接了都市和乡土的现实.
二、“新民谣”的发生——理想主义下的怀旧者
早在19世纪的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的短短50年后,有一部分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从前乡村静谧安详的气氛之中.康思泰博尔在油画作品《干草车》中,用湿润清新的笔法,把工业革命的快速城市化之后人们对逝去的“黄金时代”的留恋和怀旧感伤的情绪,以及英国人传统的保守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中国人在英国人怀旧传统的比较下,则一点也不逊色.没有贵族传统的中国,是完完全全从乡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认为,社会是以共同体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的社会涵义指城市或国家为主的生活空间,它同时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中国人的共同体就生长在乡土性的家庭*与儒家的国家观念上.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中国数千年农业社会的浓缩,中国人的根向来在家乡.历史上诸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几次大的移民,除了天灾饥荒和兵灾战乱的迫不得已,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多数不愿承受背井离乡的苦痛.而在快速城镇化的今天,离家寻梦仿佛已成为当代青年的青春模式,小城熟悉的节日、民俗、祭祀被都市的快餐、快消费和快时尚磨平取代,于是在陌生的都市,出现了一大批漂泊的他乡人,他们心怀理想,却怎么也斩不断思乡情思.
打开新民谣的歌单,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的新民谣都与城市有关.宋冬野的北京、李志的南京和杭州、赵雷的成都和丽江、花粥的西安、低苦艾的兰州和白银、贰佰的太原……这些歌手不约而同从自己的家乡小城背着吉他来到大城市,希望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理想你今年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谢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赵雷在《理想》里痛彻心扉地唱着.走过青春的每个年轻人都体会过青春的彷徨和理想的落空,中国摇滚的怒吼和校园民谣的,在今天,反而都不如新民谣朴素的无奈来得更直接.“对于这个世界我不想再多说,其实我也和你一样痛苦的活着”（贰佰《我在太原和谁一起假装悲伤》）.相较十年前雄心勃勃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新民谣人更加倾向于“无为”,少了对抗世界的勇气,却多了点无能为力的苦涩,对于他们来说,改变世界越来越难,诱惑却越来越多.匆忙奔命,理想早已抛之脑后.“双脚总不能停下行走,内心总不愿停止幻想”（花粥《深夜鱼塘》）,“为了填饱肚子早已筋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赵雷《理想》）.理想是背井离乡走进大城市的理由,也成为不敢离开的负担,在小酒馆的一首献唱,或者在音乐平台的几首电子单曲,让新民谣人恍惚间有了实现理想的幻觉,却在北京房价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怀抱理想却贫穷的新民谣人,租住在例如“北京特色”的群租房和地下室,在他们的歌声中,充满着在逼仄空间的压抑和无力逃脱的抑郁.他们拥有的是边缘的空间、边缘的权力和边缘的职业.而相对于大城市的冰冷陌生带给年轻人失控的恐慌,家乡温暖的意象就在他们的脑海被反复提起.家乡与现居的城市不同,家乡是干燥、温暖、明亮的,那里存放过童年、妈妈和青春.与记不住北京地铁有几条线不同的是,家乡对于他们来说了如指掌,没有一处不熟悉的角落,也没有一处没有回忆,作为被遗忘的小城,一直等着旅人的归途.蔡崇达在《皮囊》中写道：“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光景,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成这样的模样.”这种对熟悉事物的控制感,是异乡人格外怀念的归属所在.
因此,大城市被边缘化的人和被现代化边缘化的家乡,他们在不同的空间相互想念.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很好地阐述了这一悖论,城市的资本增殖,表现在城市建筑物的疯狂生长,而空间的不断扩大,反而有进一步的社会阶层划分,资本空间的不断扩张,挤压着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因此,偌大的城市,寻找一个安身之地的成本远远高过并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的家乡.新民谣人被架空在追求理想却肃杀的陌生城市和落后又荒芜迷茫的熟悉家乡之间,身处逼仄的空间,怀念着温暖的家乡,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狭窄空间中反抗着生活,构成了一个闯世不得志、思家不得回的空间悖论,这样的理想与怀乡悖论成为了新民谣发生的主题.
三、“新民谣”的创作——扮演游荡者的边缘人群
波德莱尔与本雅明都曾提出过“游荡者”的概念.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以、画家、流浪汉的伪装形象出现,他们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冷眼旁观资本主义大都市的一切新奇,却拒绝成为都市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在自己意象的美学世界中,从碎片中提取诗意,实现了个体化游荡者主体性的剥离和掩饰目光的游移.本雅明的“游荡者”身份则悄悄转向了怀旧的方向.这种形象“代表着被现代性挤出社会空间的传统残余”,他们边旁观边怀旧,边怀旧边研究,身处都市却背对现代,依然是在都市中边缘到没有容身之处的“游荡者”.新民谣人就是这样,作为“新都市移民”,在城市中扮演着“游荡者”观察都市,构建了新民谣这一商业化中的音乐符号.
与中国摇滚的旅行路途和校园民谣的大学校园、操场不同的是,新民谣人出没于大城市的地下酒吧、简陋棚户区和位于郊区的城乡接合部等空间.不单单是空间的狭窄,时间也与大部分人不同.他们的酒吧演出基本都在晚上至凌晨,是昼伏夜出的动物.凌晨两点,他们背着吉他,走在灯火通明却寂静的大街上,偶尔路过疾驰的车辆,然后穿过繁华的街区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从灯红酒绿的Live House到庞大却寂静的街道和建筑,再到昏暗的住处,空间的迅速转化导致了心境的转化,新民谣人在歌声里追问：“这么努力的我为何找不到一席之地？”他们在各种各样的空间里展现自己的声线和身体,却败在空间的争夺中,也就是权力的争夺中.
因此他们的活动空间大部分都在城市纷乱的街道上,与摇滚的“在路上”不同的是,摇滚们走在“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许巍《旅行》）的路上,而新民谣们走在“飘满煤炉的味道”（李志《关于郑州的记忆》）的城市杂乱街道里.他们扮演着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的“游荡者”,对城市空间的描述,都是来自异乡人的目光一瞥,而没有已然是城市一员的融入感.他们用冷淡的眼睛扫过冷淡的城市,因为这个城市不属于自己,自己也不属于这个城市,在他们眼里能看到本地人觉而不察的东西.新民谣人眼中冬天的北京,是灰色且肃杀的,暮霭沉沉,行色匆匆；他们的成都和大理,有浓郁的地方城市风情,有超脱的闲适和安稳；而他们的兰州和白银,如同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一样,这样的西北城市早已被现代化远远甩在身后.在游荡者新民谣人的眼睛里,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新奇的,“一个男人握着加温的啤酒,整片星空和一只老狗,他没流过一滴眼泪,却被大雨包围”（马頔《皆非》）.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都在他们的冷眼旁观下,看一眼,但也仅限于一眼,所有的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转瞬即逝的经过.“秋林龙虾换了新的地方,32路还是穿过挹江门.高架桥拆了修了新的隧道,走来走去走不出我的盐仓桥.”（李志《热河》）他们是城市的照相机,忠实却冷淡,只是如实记录这些经过的人和事,构筑还原一个真实的城市,并不多加评判这个不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作为匆匆过客或是都市移民,只是这个城市请来的客人,非融入感为他们的观察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与空间.
四、“新民谣”的接受——社会集体焦虑的精神抚慰者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这位在“”之后迷茫徘徊的青年,在信中倾诉了自己工作及恋爱的烦恼与内心的苦闷,最后得出了“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结论.“潘晓之问”的提出,引起了当时全国上下长达半年的青年讨论.观察当代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是当代青年无所适从的焦虑心态.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到“80后,垮掉的一代”,再到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成长在幸福中的90后开始接触社会,慢慢踏入成年人的世界；80后焦急地想打破晋升的天花板,或者挖空心思找一套能承受的学区房；70后步入中年,终于逃离房子车子的恐惧,却又忙于想方设法保住自己中产阶级地位,或者看着《芳华》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从事社会生产工作的三代人,依然没能够逃脱“潘晓之问”.社会在光速更新的当下,人的精神仿佛也随之紧张,全社会陷入一种渴求财富的“漂泊感焦虑”中.
在偌大的城市,商品符号泛滥,纯粹的意义却缺失了.人在破碎的当下,背井离乡,脱离了属于自己的家庭“细胞”,专业分工的细化,生活圈子的缩小,使人们成为了“原子化”的人.人们渐渐感受到自己的渺小,选择的无力.在选择完全自由的今天,像新民谣歌手这样的文艺北漂租住在北京六环外的小屋里,空间的边缘化导致了其身份的边缘化.这个城市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他们极力想融入城市,城市只是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却没有接受他们,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然而城市的一切都没有变过,变的是流水般的人.这可能是每个北漂都经历过的生存悖论,在这种悖论下尤其突出的是对身份的体认.其实身份体认中的“身份”,是人们早就自我承认的契约,人已经处在城市的边缘位置,身份早已确定.所以对身份的体认危机,不如说是对自我的寻找危机.人对于身份的探求无可指望,反求自我却也无处可寻,在过多的选择中,年轻人反而失去了凭依,自我的失落和环境的冰冷,再加上“过度自由造成的焦虑眩晕”,这些从中国各地来到北京的城市异居者,处在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的漂泊感中.在这个一切都讲求“快”“早”“多”的时代,处于时代风口的90后,他们少年时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理所应当成为城市知识、技术、人力的支柱群体.而现实则是,刚迈出校门接触社会,就受到房价、摇号和催婚的考验.他们没有资本积累,仅有一些知识和一腔热血,成为焦虑社会中的“新焦虑群体”.他们在宿舍床上或者拥挤的地铁里,听着新民谣,在这些歌曲下面讲着和歌手们相似的故事.
现在的我,一个月工资3000,每天早上8：30到晚上8：30.在这个消费一流工资的西安.合租的房子一个月900,房贷一个月1800.嗯,剩下三百,公交费电话费生活费.不敢生病,生病了就扛过去.不敢开口问家里要,父亲大手术还欠了一屁股债,更没勇气给曾经患难现在牛逼的大学同学开口.嗯,就是这样.（赵雷《理想》）
我妈中午修机器的时候,手指头被压断了一节,到医院时,我妈让我把断了的那节指头给扔了,我骗她已经扔了,偷偷打开来看,纸巾包裹着,漆黑又血肉模糊,夹杂着几根钢丝在里面,散发着车间独有的味道.47岁的她已经在车间里忙活了近30年,指甲里都是陈年的黑色,洗不掉.（陈鸿宇《理想三旬》）
网易云音乐单曲下的评论,平静却悲哀地记录着生活的残忍,也记录着遥远理想的残忍.在梦想与现实的冲撞下,年轻的听众与新民谣创作者,仿佛有了绵长的共鸣.他们都是离乡追寻理想的人,也是受过教育却现状不尽如意的人,是苦闷又无从发泄的年轻人,在汪峰式“飞得更高”或崔健“新长征路上”鸡血式暴躁之后,听众似乎更加倾向于低吟浅唱,正如评论里有人说的：“似乎拽走你的耳机贴着耳朵唱.”“硬核”摇滚之后,“软壳”新民谣开始慢慢流行起来.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使得年轻人说到“理想”时充满了逃避的反讽意味.新民谣人唱的大体是这样焦虑的超脱,他们和生活中的你我一样,同样也是对自己的理想人生失去掌控的俗人,碎语絮叨着北京的一切.在新民谣人唱着怀乡、城市、理想、姑娘的主题时,格外切中的是“新焦虑者”的心境,社会的集体焦虑似乎在新民谣里找到了共鸣,因此才有了歌曲评论里互诉衷肠的年轻人,也有了唱着新民谣大火一把的许多“赵雷”.
五、“新民谣”的未知困境——警惕音乐工业生产的佛系患者
在新民谣的勃兴中,借用周志强教授“现代性跳转”的概念,可对新民谣的未来进一步阐发.中国现今正在经历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巨大转变,讲交情关系的熟人社会慢慢演变成统一规法的陌生人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正是社会薄膜被拉伸、诸多隐蔽矛盾纷纷凸显的关卡.在新技术、新体制和新的集体理念不断更新的当下,以房分流、以证鉴人和以学历判人各种具体化的标准,使主流与边缘化群体的界限越来越清晰,边缘化群体处在符号“标出”的位置.而相反,越是如同新民谣歌手这样的边缘化群体创作,却越容易被大众主流所认可,产生“越小众、越大众”的多元化时代悖论.处于“标出”位置的城市新民谣,因节奏变化少、歌词平易、伴奏乐器简单、演出包装和舞台精简,反而能在名牌加身、伴舞成群的流行音乐中成为一股清流,为在反复浮夸的表演形式中审美疲劳的观众们吹来一阵清风.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的小众,反而会引起大众的关注.在不断变化的中国都市,边缘化群体创作诸如“农民工写作”“同性恋bar文化”“地下摇滚演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主流关注.带有“干净”“纯粹”“颓丧”等本真性标签的新民谣,加之以商业化的音乐综艺节目、微博乐评大V点评推介等多方面运作,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小清新”与“沧桑感”的特质.
近来诸如“佛系青年”“中年少女”等大量标签贴向90后,逃脱房车焦虑的中产阶级70后,也处于保温杯泡枸杞的“油腻中年”之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所面对的,是越来越发达的中国城市,却也是越来越低的晋升天花板,关闭得越来越紧的阶层跃升大门.改革开放40年,物质极大丰富,财富也在时代风口迅速积累.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靠自身的努力去实现阶层的上升越来越难,继而阶层流动的强烈,也慢慢丧失.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开始像日本“低社会”中的年轻人一样,租房独居,单身恐婚,大龄恐育,网络上的年轻人,叫外卖成了“哪家都行,五星好评”,朋友圈成了“只微笑,不评论,随性点赞”,对人生慢慢也成为了“随心,随性,天注定”.通过生活中的“无为”“佛系”,似乎是脱离了“鸡血式暴躁”,以“无为”消极抵抗生活.而这种消极抵抗,正是举手投降.我们需要警惕的恰恰是,这种“看破红尘”式的淡然,加之以新民谣带来的精神抚慰,经过情绪的渲染和放大,反而造成年轻人认为“人生本就残忍”的无奈,理想在沉重的现实面前轻飘飘,抚慰的温柔却忘记了抵抗的使命,漫步在都市丧失了探索的,在本该奋斗的年纪,慢慢失去对美好人生的信心,心安理得沉沦,低吟浅唱着丧失了对抗人生的活力,对意义过度的表达,掩盖了意义生成的土壤,忘记了表达的目的.在添加商业化运作因素的背后,要警惕新民谣带来的温柔精神抚慰变成精神,进而演化为另一种形式的精神压迫.
所以,不管新民谣会成为永远的恒星,还是一现的昙花,它承载的都是年轻人的记忆和迷惘,在歌手和歌曲日渐被商业资本收编的同时,更应该警觉的是,在商业为新民谣疯狂输出“佛系”“随性”标签的当下,别让新民谣的低吟浅唱成为怨天尤人的合理借口,也别让精神抚慰的暂时轻松成为卧倒不起的理由.忧伤带来的是切中伤口的警戒,而不是为了走红成名而泛化的陈词滥调.警惕新民谣佛系生产模式下的困境,拒绝使其成为商业化音乐制作的牺牲.商业无节制地对音乐资源的开采和对观众情感的透支,违背的是音乐制作的初心,抽空的是对生活仅剩的希冀和.
结论,此文是一篇关于焦虑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新民谣和佛系新民谣和集体焦虑相关焦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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