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身份地位化为例，该文是有关区域本科毕业论文范文与国家身份和认同和大国相关论文范文检索.
摘 要：国家身份的实践会产生区域效用,区域合作的发展亦受国家驱动.从国家身份视角出发,探究国家身份如何在区域实践中塑造区域认同.为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身份概念与地位概念相联系,形成“身份地位化”认知,进而指出区域大国“身份地位化”是这种区域实践的主要过程；认为国家通过领导区域规范及机制的建构,既实现其区域大国从身份向实际地位的转变,又塑造了区域认同.在东南亚区域认同塑造中,来自域内的印尼的“区域大国化”与来自域外的英国等国的“区域大国化”形成了竞争关系,前者脱颖而出并成功塑造区域认同,其关键在于有效推动了区域规范及机制的建构.
关键词：国家身份；东南亚；区域认同；印度尼西亚；域外大国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18)02001313
引言
国家身份（nationalidentity）是国际社会中国家固有的标签,它源于国家间以及国家与体系间的互动,同时,身份还是国家主动谋求的结果,一国围绕身份的认知、蔑视、调整、承认等实践是建构国际体系及其结构的关键.①对于区域层次的国家身份,首先,已有研究普遍关注的是区域一体化中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的建构,即涉及区域视角下单元与区域认同间的互动,而不涉及单元的身份与区域认同间的互动.正如经典区域研究所揭示的,行为体驱动的实力与观念要素均可单独建构区域,但仅依靠物质实力所建构的区域缺乏凝聚力与持续性.相较而言,观念认同是塑造区域集体认同并确保区域持续有效存在的关键,其中,作为共有观念的集体认同是一种基于建构的社会化,它涉及国家间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1]其次,已有研究并未关注国家视角下的国家身份与区域认同间的互动,因而本文立足于区域层次,探究国家身份缘何以及如何在区域主义进程中塑造区域认同？
对于国家身份与区域认同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假设区域大国候选国谋求从区域大国身份（identity）向区域大国地位（status）转变的过程是国家身份塑造区域认同的主要路径,本文将这种从身份到地位的过程称为“身份地位化”.此外,基于物质与观念实力的区域实践是国家谋求区域领导的关键,[2]这种区域实践具体又表现为在国家身份、规范等观念要素以及安全、发展等利益要素基础上建构区域及其规范、机制等的过程.其中,区域规范及机制的建构是国家综合物质与观念力量,在“身份地位化”进程中将国家身份融入区域规范与机制,进而建构区域认同的关键.其次,在探究这种国家身份塑造区域认同的案例选择上,典型的区域主义、显著的区域大国以及持续的“身份地位化”进程是探究本文核心问题所必须囊括的几个方面.鉴于此,本文以东南亚区域大国“身份地位化”为案例,通过对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英国等域内外大国在东南亚谋求区域大国的动因、进程及结果的比较分析,揭示国家身份及其实践对区域认同塑造的作用.
一、国家“身份地位化”与区域认同建构：一种解释路径
对于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这一问题,首先,国家的区域实践是身份塑造认同的主要过程,区域研究业已对国家的区域与战略与行为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此类研究虽未涉及国家身份维度,但身份实践亦寓于国家实践之中.因此,本文首先指出,国家身份实践一方面既可以凝聚共同利益,推动区域认同建构,促进区域一体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相关国家从中谋取私利,阻碍区域认同及合作.其次,国家身份的实践主要寓于国家对区域领导地位的追求中,本部分重点以“身份地位化”为媒介在国家身份与国家地位（nationalstatus）间建立联系,并以区域层次为探究“身份地位化”动因、路径的平台,建构区域大国“身份地位化”与区域认同建构的一种解释路径.
（一）“身份地位化”：从国家身份到国家地位
国际关系体系建构主义的研究揭示了身份作用的基本逻辑,即行为体的身份影响偏好,偏好界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3]在此基础上,身份又可分为类属身份（typeidentity）、角色身份（roleidentity）与集体身份（collectiveidentity）3类,就国家而言,类属身份以国家的自然禀赋、政权类型、国家形式、发展水平以及对国际体系的态度等为分类依据；角色身份习得于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与具有反向身份的行为体的互动,如区域层次的“宗主国－殖民地”“区域大国－域内次级国家”以及“领导国－追随国”等；集体身份简言之就是认同,如区域层次的“共同体”身份认同.[4]由此可见,类属身份主要指向国际社会中的单个国家；角色身份主要指向互动的两个或多个国家；而集体身份则立足于国际互动所产生的层次.对于这3种身份间的关系,曾向红指出,一国往往同时具有角色身份与类属身份；[5]季玲进一步指出,角色身份的进化就是集体身份的形成；[6]克里斯托弗·罗伯茨（ChristopherB.Roberts）认为,一体化进程是培育国家的角色身份向集体身份进化的主要途径.[7]
实际上,体系建构主义所揭示的身份作用逻辑并非单向的,即国家身份彰显于国家行为后,此类行为又带有目的性,即实现国家利益.由于身份主要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认知,因此获取国家利益需要国家在实践中掌控权力与话语,国家身份的地位价值由此凸显.关于地位,T.V.保罗（T.V.Paul）指出,地位是获取权力与权威的基础,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主要寓于行为体集团内部的成员资格（membership）中,区域层次的成员资格对于获取体系层次的国际地位具有基础性,其中,他者承认是地位获取的关键.也正如保罗所指出的,地位追求是一种身份转换现象（identity-tranormingphenomenon）,[8]换言之,地位追求的基础是自我身份认知,即对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是以国家身份为基础的国际互动的前提.他者承认,即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对这种自我认知的态度与因应是建构国家身份为基础的国际互动具体模式的关键.因此,国家身份的自我与他者认知间的互动是将国家身份嵌入国际体系、区域体系及其他次级体系,塑造国家地位,并在此过程中获取建构体系合法性,谋求国家利益的核心.因此,在自我认知基础上,以国际实践协调身份的自我认知与他者承认,进而获取国家的地位是身份之于国家以及国际体系的关键.
综上所述,本文以体系建构主义对身份的认知为基础,以国家身份为对象,将国家身份与国家地位相结合,指出在国内政治主要影响类属身份的基础上,以角色身份、集体身份为重点的国家身份的价值主要凸显于身份实践中的国家地位.本文将国家身份由身份向地位转变的过程称为“身份地位化”.有关“身份地位化”的论述亦可参见李峰：《身份互构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具体地,“身份地位化”进程以自我身份认知为基础,以基于物质与观念实力的行为体间互动为过程,以获取国家地位为关键,以谋求国家利益为目标.这一进程将国家身份嵌入单元之间以及单元与结构间的互动中,同时也塑造了相应的结构,也正因此,“身份地位化”进程因国家身份的多样性而表现在国家间、区域、区域间、体系等不同层次中.此外,角色身份向集体身份的进化主要依托于集体认同的建构,建构集体认同既是身份实践的需要,也是地位追求的需要,而观念层面的集体认同建构通常借由实践层面的规范与机制建构来实现.正如陈拯所指出的,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与规范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关系,身份转变与规范塑造及重塑必然经常性地关联在一起,特定的身份关系需要通过一定的共有规范加以巩固.[9]此外,规范与机制又紧密相关,前者旨在以区别性的规则将不同行为划分开来,而后者强调行为与规则的集合,[10]同时,机制对国家身份以及集体身份的影响近年来在区域研究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规范与机制建构中的领导作用成为推动国家“身份地位化”的关键.
（二）“区域大国化”：从国家身份到区域认同
当前从身份视角审视国家与区域的互动,尤其是国家身份与区域认同建构间关系的研究尚属欠缺,由于区域是集体认同通常作用与普遍存在的层次,因而区域层次是理解国家身份与地位的理想场所.本文认为,在国家“身份地位化”研究中将国家身份与区域身份相联系可以深化区域研究,其中,就国家角度而言,这种研究可以将国内政治及其变化塑造的国家认同、指导思想等观念因素同传统区域研究中的国家物质实力相结合；就区域角度而言,这种研究可以进一步将区域一体化的国家驱动力从国家行为与战略层次深化至国家观念与身份层面,从而深化对区域结构变化的行为体驱动力的认知.国家“身份地位化”在区域层次的主要表现是区域大国身份的地位化（以下简称“区域大国化”）.
首先,新区域主义下国家身份在区域层次凸显的主要表现是相关国家对区域大国地位的谋求,“区域大国化”成为“身份地位化”在区域层次的主要表现,而国家实现“区域大国化”的行为模式通常包括帝国（empire）、霸权（hegemony）与领导（leadership）3种,“帝国”意指占支配地位的区域大国以自利为目的,以军事威慑甚至武力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与维持区域秩序的方式；“霸权”意指区域大国以自利为优先目标,兼顾区域共同利益,它可以恩威并施,因而又区分为仁慈霸权与强制霸权；“领导”意指区域大国以实现区域共同利益为首要目标,以合作为实现方式,该战略因行动倡导者的不同分为领导者发起型与追随者发起型.[11]不同行为模式谋求“区域大国化”的同时既塑造了相关行为体的不同身份,也塑造了区域认同及区域本身.此外,由于区域既可以由域内国家或国家集团建构,也可以由对区域具有直接影响的域外大国建构,因此,实践上述行为模式的主体既可以来自域内,也可以来自域外.
其次,通过“区域大国化”实现国家身份到区域地位转变的关键在于候选国对区域规范及机制的建构,其中,规范是塑造集体身份的核心原则.[12]如上所述,观念认同是塑造集体认同并确保区域持续有效存在的关键,塑造区域观念认同的主要过程即是区域性的共有规范建构的过程.与此同时,区域大国的建构伴随着区域认同的塑造,它是凝聚共同意识、利益,塑造集体认同的过程,因此,“区域大国化”对区域规范及机制的建构也是催生并巩固区域认同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大国化”也是将本国的国内规范融入区域的过程,[13]因此,“区域大国化”亦具有塑造利己身份的倾向,[14]这种利己身份倾向会导致区域大国候选国在建构区域规范及机制等区域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供给者身份,霸占区域公共产品并使其成为谋求国家私利的工具,即区域公共产品“私物化”（privatization）.
综上所述,本文以身份与地位为基本概念,以国家实践为联系这两个基本概念的纽带,指出国家身份的价值主要彰显于掌控权力与话语的国家地位中,并将由身份到地位变化的进程称为“身份地位化”,“身份地位化”实践的主要载体在于规范及机制建构.为探究国家身份缘何以及如何塑造集体认同,本文进一步建构了一种针对区域层次的“区域大国化”解释路径,下文在将国际关系与国家外交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对东南亚域内外国家谋求区域大国地位进程的比较研究,具体探究区域大国与区域认同建构的关系.
二、域内大国的“区域大国化”与东南亚区域认同建构
虽然“区域大国化”所承载的国家身份既可以源于域内,也可以源于域外,但区域研究所揭示的区域往往是由内部建构的特征表明,域内大国对建构区域更具普遍作用.在东南亚区域认同建构中,国家身份因素突出地表现在印尼身上,在国家领导人及其变更深度影响国家外交的基础上,印尼对本国区域大国身份的认知以及对这一地位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包括东盟规范、东盟机制等在内的一系列规范性、制度性安排,开启了东南亚内生区域主义的进程,也为区域认同从内部建构注入了强大动力.本部分即从国内、周边、印尼与域外大国这3个维度审视印尼的“区域大国化”及其对东南亚区域认同建构的作用.
（一）东南亚区域安全与印尼的“区域大国化”
在东南亚,区域大国的兴起要早于区域主义,前者以印尼谋求区域大国地位为域内“区域大国化”的开端,而后者以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的建立为标志,其中,印尼的“区域大国化”始于苏加诺政府时期哈达内阁（1945-1948）确立的“独立与积极”（independenceandactive）的外交政策.本文认为,东南亚区域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国家动机,这种动机又包含显著的国家身份因素,作为这种国家身份因素典型的印尼的“区域大国化”进程是东南亚区域主义兴起与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
首先,印尼的“区域大国化”源于其独立与去殖民化进程中对国家及区域安全的认知,即国家的脆弱性、周边安全威胁、域外大国对本国及区域安全的威胁迫使印尼谋求独立自主的区域大国地位.作为印尼独立与反殖运动主要领导者的苏加诺在1945年8月17日发表的《独立宣言》中阐述了一种“脆弱且易损”的国家安全认知,即来自马来亚对印尼的周边安全威胁,来自帝国主义对区域安全的威胁构成了印尼面对的主要外部威胁.[15]此外,印尼的国内安全也与外部环境存在直接的安全联系,就国内层面而言,通常国家的虚弱会削弱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在缺乏有效的国家安保的情况下,各族群通常会选择自保,后者会滋生地方的独立势力,而东南亚族群的多样化会使得少数族群独立的威胁愈发严峻.因此,外部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甚至直接干预会威胁印尼新生政体的安全.与此同时,印尼对周边关系的处理也与其对域外大国的态度保持一致,即以周边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关系为处理本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依据.这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及域外大国关系的目的最终在于确保印尼的国家安全,即一方面需免于域外大国的干涉或潜在干涉,另一方面需强化国家实力与国家认同,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尼对“印尼－英国－马来亚”三边关系的处理即反映了其对安全威胁及国家身份的认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法国等欧洲殖民大国企图重新恢复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但在本国实力受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东南亚民族主义又迅速崛起的现状下,这些殖民大国被迫调整1939年以前在东南亚采取的基于强制的殖民关系.[16]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殖民帝国,战后英国的东南亚政策也开始由基于强制与武力的帝国方式向以英联邦为纽带的区域合作方式发展.在英国规划的东南亚区域合作蓝图中,以英国主导的粮食委员会这一技术援助性合作向亚洲区域联盟（AsiaRegionalAlignment）式的综合性区域合作机制发展,最终发展为区域防务集团的路径是重振英国在东南亚地位的主要方式,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第一节“跨区域互动与域外大国的‘区域大国化’”.为此,英国计划在战略上以新加坡为中心建立辐射周边的合作网络.而在1946年4月英属马来亚联盟建立、英国结束在马来半岛的军事统治后,一方面马来亚成为运筹区域合作,同时对抗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渗透”的主要基地,[17]另一方面,马来亚也亟需向英国等西方国家寻求安全保护,以应对来自印尼的强烈反应.在此背景下,围绕马来亚的安全机制相继建立,东南亚周边的英联邦国家在英国授意下,纷纷以保护名义下的安全合作介入东南亚安全.1949年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亚3方达成的防卫英属马来亚的“联合防务计划”完成了战后英国对太平洋地区防务的重构；[18]1955年启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虽由菲律宾、泰国、英国等8国倡议并组建,但亦将马来亚等所谓的“自由领土”划入条约的“保护区域”,[19]马来亚与印尼间的关系因英国等域外大国的介入而陷入安全困境；1957年的《英国－马来亚防御协定》进一步明确了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防御保护,并将矛头直指印尼对马来亚的威胁.[20]因此,印尼－马来亚间的安全困境实际上反映了印尼与英国等域外大国间的安全矛盾,而这种周边及域内外安全关系则塑造了印尼对政治大国的身份认知与地位追求.
综上所述,上述区域安全格局成为塑造印尼类属身份,建构印尼角色身份的关键因素,区域大国的身份成为印尼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苏加诺时期东南亚并未形成一种明确的集体身份,建构一种成熟的区域形态,但这一时期印尼对域外大国干预周边及东南亚安全的反对态度与对抗行动表明,开启“区域大国化”进程的印尼已以一种整体区域的观念看待东南亚,换言之,一种区域理念的雏形已嵌入区域大国的身份之中.
（二）印尼“区域大国化”与机制建构中的认同
在印尼开启“区域大国化”进程后,国内政治的剧变使得苏哈托总统执政初期的印尼周边关系相较此前发生反转.本文认为,就国家身份认知及其实践而言,苏哈托政府时期印尼的“区域大国化”进程并未停止,而是实现了延续基础上的变化调整.这种延续主要表现为继续秉持国家及区域安全要素在国家身份中占主导地位的认知,变化则体现在印尼与周边国家间关系开始由对抗的对手转变为“领导－追随”的合作关系,换言之,印尼的角色身份发生变化.这种角色身份的变迁同时也开启了东南亚的内生区域合作,此间,一种强调政治与安全的区域认同随之产生,并由东盟的产生与发展加以固化.
首先,苏哈托政府在国家身份认知上延续了苏加诺政府对国家及区域安全要素在印尼国家身份中占主导地位的认知,这种延续性主要源于周边国家与域外大国安全联系的延续性,尤其是冷战格局对东南亚的覆盖进一步恶化了东南亚的区域安全态势.具体地,受国内易损与脆弱、冷战对东南亚覆盖的影响,苏哈托“新秩序”（NewOrder）政策的首要原则是统一（Unity）,[21]即强化印尼的国家认同与国家安全；此外,20世纪60年代冷战已支配了东南亚的安全格局,两极的对抗使得域外大国对东南亚的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这种国内及周边安全环境与苏加诺政府时期具有一致性.虽然苏哈托政府在经济关系上逐渐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转向西方国家,但在安全关系上,域外大国仍被印尼视为本国及东南亚的主要安全威胁,只是相较于苏加诺时期,这种首要安全威胁的地位已被中苏两国所取代,但西方国家的安全威胁并未消除.此外,伴随西方域外大国安全威胁减弱的是周边关系的缓和,印尼对马来（西）亚1963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改称马来亚联邦.等国的认知逐渐由敌人转变为平等的区域伙伴及寻求与西方缓和的纽带.印尼与周边国家间的角色身份随着东盟的建立开始改变,一种“领导－追随”型的角色关系逐渐形成,正如奥兰·扬（OranYoung）指出的,领导的本质是关系,这要求“领导者”（leader）通过策动相关国家形成共同目标,使“跟随者”（follower）愿意主动与领导者一起协作行动.这种协作行动的关键则在于通过解决相关区域与国际事务能力的规范维度,但其又必须植根于能对领导加以约束的制度化环境之上；领导须以特定议题为基础.[22]印尼与东盟关系即体现了这种规范、机制与议题的互动.
承上所述,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促使印尼继续其“区域大国化”,并意识到物质与观念综合实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促使印尼领导东南亚合作,谋求塑造区域认同.由此,印尼的“区域大国化”与东南亚的区域主义得以“双轨并行”.在机制层面,东盟的成立即是这种“双轨并行”的开始.其中,在“区域大国化”目的上,鉴于1963年至1965年的“印马对抗”既加剧了域外大国的干涉,也凸显了印尼本国实力的不足,苏哈托总统在上台之初便酝酿在“马菲印多”（Maphilindo）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印尼领导的开放的新东南亚区域组织以增强区域稳定.[23]至东盟成立后,虽然5个创始国筹建东盟的目的各不相同,如印尼旨在借其寻求区域领导,而菲律宾、泰国旨在借其推进区域认同,并平衡因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形成的本国与美国的联系,马来西亚则希望以本国在东盟中的政治地位取代此前因英国撤出东南亚而受削弱的本国在英联邦中的政治地位,但5国在尊重各国目标的实现,以及促进政治和解上的目标是一致的.[24]
综上所述,外部安全威胁下的东南亚需要一种集体身份与集体行为,“区域大国化”进程中的印尼适时地发起并领导了这种区域认同的建构,并主要通过东盟规范及其机制的建构推动了认同建构.因此,就国家身份视角而言,区域规范与机制建构实际上也是印尼“区域大国化”的产物与载体,在区域主义与“区域大国化”“双轨并行”中,区域认同的建构既有区域性,也有国家性,既有集体驱动,也有个体推动,而国家身份是国家驱动力的主要构成之一.
（三）印尼“区域大国化”与规范建构中的认同
承前所述,“印马对抗”中印尼采用的是一种片面依靠武力而缺乏规范基础的实践方式,但是,此前印尼最早倡议、共同发起并承办的1955年万隆会议则成功为印尼在规范创建以及议程设置中实践“区域领导”提供了舞台.[25]换言之,在内生区域尚未真正诞生的情况下,苏加诺政府时期印尼的区域实践充分彰显了区域规范在建构区域及塑造区域大国中的关键性,以规范为代表的观念因素由此成为苏哈托时期印尼在建构持续、有效的区域认同中谋求“区域大国化”的关键.因此,区域规范建构是继区域机制后,印尼“区域大国化”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双轨并行”的另一主要表现.
印尼“区域大国化”对区域规范建构的实践首先表现在影响规范导向上,即领导塑造强调政治－安全的东盟规范.具体地,东南亚安全是贯穿苏加诺执政期间至苏哈托上台、东盟成立前印尼首要的外部关注,苏哈托上台后,东南亚的安全与印尼的“区域大国化”逐渐融合.迈克尔·E·琼斯指出,东盟主要建立于规范认同之上,东盟集体身份的主要内容便是规范.[26]与此同时,东盟的规范建构契合了印尼的国家身份认知,即以政治－安全为核心.其中,就域内规范即东盟规范而言,从1967年东盟成立到1992年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FreeTradeArea）,东盟的功能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论坛；[27]此外在规范导向上,以限制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不干预主义、区域问题区域解决、协商与共识的“东盟方式”为主要内容的东盟规范具有明确的政治－安全导向,其根本目的在于谋求区域安全自主.因此,区域规范尤其是安全规范建构成为东盟寻求一种尚未成熟的区域认同中的核心.[28]
就域内外互动的规范而言,合作安全规范逐渐成为东南亚国家与域外大国互动的基础,该规范即是“印尼区域大国化”的产物.合作安全在规范特征上具有明确的政治－安全导向,而在形成及具体内容上,合作安全规范的核心是印尼提出的国家抗御力（NationalResilience,印尼语KetahananNasional）,这是苏哈托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起初意指某种国家意志与决心；[29]随着“新秩序”政策的成型,国家抗御力也上升为政治信念.[30]实现国家抗御力的主要方式是发展国家经济,保持军事上的自力更生以及避免卷入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31]苏哈托总统上台后,印尼主动向马来西亚、新加坡释放了改善关系的善意,在各方领导人的互动下,马、新两国对区域安全的认知开始转变,逐渐认识到域外大国保证下的东南亚中立缺乏自主,20世纪70年代初,他曾倡议将区域抗御力融入东南亚和平、自由与中立区（ZoneofPeace,FreedomandNeutrality,ZOPFAN）,并作为其基本理念,[32]此后,ZOPFAN成为以抗御力塑造伙伴关系,谋求区域自主的平台.[33]
其次,上述东南亚的区域规范通常又可分为法律－理性型与社会－文化型两大类,其中后者更具有内在性,通常被认为是“规范的规则”.[34]就上述东盟规范而言,限制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不干预主义、区域问题区域解决以及合作安全均属于法律－理性型,而东盟方式则属于社会－文化型.其中,东盟方式的核心是协商与一致,这种协商则偏爱峰会安排,同时在正式的会议前进行必要的“非”的初步交流.在东盟方式起源的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东盟方式的产生要早于其他东盟规范以及东盟本身.[35]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之一即是东盟方式的协商与一致方式源于崇尚和谐与一致的印尼爪哇文化,这种协商与一致此前已在1963年的“马菲印多”中得到短暂实践.[36]换言之,印尼在领导区域规范上的实践要早于东盟的建立,并具有与东盟规范实践的连续性.
综上所述,区域规范建构是印尼“区域大国化”的核心,也是构建东南亚内生区域的关键,印尼通过爪哇文化为代表的持续的文化影响,及东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的社会化影响领导了东盟规范的建构,同时也塑造了内生的区域认同.其中,认同是东南亚及周边国家谋求区域存在及领导的关键,印尼“区域大国化”得以成功推动区域认同塑造的关键既在于综合观念与物质实力的机制建构,更在于作为观念实力与机制基础的规范建构,后者成为东南亚区域持续且有效存在的关键.
三、域外大国的“区域大国化”与东南亚区域认同建构
域外大国将“东南亚”界定为一个地理整体要早于域内国家,如盛行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南洋”；即使是“东南亚”（SoutheastAsia）这一区域概念也并非源于域内国家,而是源于1943年盟军东南亚司令部（South-EastAsiaCommand,SEAC）的建立.域内对“东南亚”界定最早可追溯至1962年在马来亚召开的东南亚地理学家会议.参见刘稚主编：《东南亚概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这种东南亚与域外大国间紧密的实际联系主要源于前者具有扼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处的关键“支点”价值,因此,域外大国对东南亚主导权与领导权的争夺具有深远的历史.本部分以“东南亚”概念产生至今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区域大国化”为中心,探究其在区域机制及规范建构中的建树,并分析其“区域大国化”失败的原因.
（一）跨区域互动与域外大国的“区域大国化”
域外大国与东南亚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地缘上,也表现在区域合作上.在东南亚,区域大国的起源要早于区域主义,而域外大国的“区域大国化”则要早于域内大国,此外,即使在印尼为代表的域内区域大国、东盟为代表的内生区域主义逐渐成长后,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区域大国化”也并未停止.本部分即通过对印尼区域大国兴起前后、东盟区域合作产生前后域外大国“区域大国化”的概述,探究域外大国与东南亚互动的主要模式,并从身份互动视角将此类模式分为帝国、强制霸权与合作3种主要类型,同时探究缘何域外大国与东南亚没有形成“领导－追随”的角色身份.
首先,帝国是域外大国与东南亚跨区域互动持续时间最长的模式,也是印尼“区域大国化”进程开启前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主要身份,其中以英国的帝国身份最具代表性.17世纪中期起,英国殖义者开始向缅甸、马六甲海峡和马来群岛渗透,1824年的《英荷条约》将荷兰在马来半岛的势力彻底清除,马来半岛开始成为英国的专属殖民地,[37]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已成为东南亚海上国家最大的宗主国,并以一个地理整体看待东南亚.二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暂时退出了这些殖民地,转而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建立了以蒙巴顿为总司令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得以重回东南亚.此时,英国将重振在该区域的传统威望,恢复前日占区的经济,维持与该区域新生国家政权的友好关系,遏制共产主义在该区域的渗透等作为四大主要目标.[38]与此同时,战后初期东南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大米危机”,由此,生存援助及经济发展援助成为英国实现其他三大主要目标的突破口.在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渐趋强烈的情况下,英国开始重构自身的帝国身份.
1946年2月,英国在新加坡建立了应对“大米危机”的“特别委员会”（SpecialCommission）,以组织食品援助与分配,该组织被称为东南亚第一“技术”层面的区域合作组织,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此后,英国酝酿在该组织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更大范围的亚洲区域联盟（AsiaRegionAlignment）,[39]在英国影响下,印度在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AsianRelationsConference）上提出了“泛亚洲主义”的理念.但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印度将区域合作的领导易手至印尼,“泛亚洲合作”也逐渐转向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与此同时,面对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快速发展、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扩张、中国局势的变化以及印度尼赫鲁政府在冷战中的“中立主义”姿态,[40]英国的东南亚区域理念与身份也正在重构,由英国领导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组织的构想至1950年已初具轮廓.英国外交部拟定在经济与政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东南亚的区域防务安排（regionaldefensearrangement）,以实现英国在东南亚的区域霸权（hegemony）,进而以英联邦为纽带重振英国的帝国地位.[41]1950年1月在科伦坡举办的第一次英联邦会议迈出了这一区域构想实践的第一步,但是,此后英国的区域实践不仅受到了域内印尼的抵制与反抗,也受到了美国与日本的竞争与压力.
其次,在二战后英国“区域大国化”的进程中,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亦迅速调整其在东南亚的身份,也试图谋求“区域大国化”.具体地,自1941年12月8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迅速取代了美国、英国、法国及荷兰等传统殖民宗主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并将该地划入所谓的“南方共荣圈”规划.然而,所谓的“共存共荣”很快发展为日本的法西斯,基于军政“统制”、经济掠夺与剥削的强制霸权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的主要治理方式.[42]
20世纪50年代,回归东南亚很快摆上日本的外交议程,而以赔偿外交、援助外交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合作成为日本与东南亚接触的主要途径.在1950年英联邦国家发起科伦坡计划后,日本于1954年10月同泰国、菲律宾一起加入该计划.至此,科伦坡计划中的非英联邦成员数量达到9个,超过了英联邦成员的8个,同时,1951年至1958年间,美国对该计划的援助已占原总额的85%,从而取代英国成为事实上的主导者.[43]随着朝鲜战争等东亚格局变化对美日关系的重构,日本在科伦坡计划中的援助份额也在美国的鼓励下越来越大,同时冷战在东南亚的升温也促使美国对日本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的接受与支持.1966年日本构想并积极推动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亚洲开发银行成为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主要纽带,并塑造了日本与东南亚间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日本在东南亚的身份由此实现了由强制霸权向经济合作者的变迁.
综上所述,在印尼的抵制与美日的竞争中,1965年“印马对抗”的结束宣告了英国不仅没有实现从东南亚霸权向帝国的复苏,还在帝国向霸权的衰退中彻底退出了东南亚,其“区域大国化”也就此终结.而日本在东南亚由强制霸权向合作者的身份演变则反映了域外大国在东南亚身份变迁的普遍趋势,即合作者身份是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普遍身份.这种合作者身份的普遍化不仅源于全球化的兴起,更受到域内区域主义兴起及域内“区域大国化”进程的直接影响,域内外安全机制和“区域大国化”的竞争将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身份限定于经济领域.总而言之,域外大国在与东南亚的跨区域互动中建构了帝国、霸权及合作者等身份,迄今并未有成功的“区域大国化”,相较于域内“区域大国化”,领导身份的缺失是域外大国身份及其实践的显著特征,本文认为,这一缺失源于域外大国安全机制在东南亚竞相林立的状态以及域外大国与东南亚身份互动中对规范建构的缺失.
（二）域外大国与跨区域机制及规范的建构
与域内逻辑一致,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区域大国化”的主要载体是跨区域机制及规范建构.与此同时,随着域内区域主义及“区域大国化”的“双轨并行”,由域外大国主导的跨区域安全机制与域内安全机制、区域主义及“区域大国化”产生了明显冲突.本部分即以对跨区域安全机制的建构为分析重点,并将此类机制分为域外大国支配型及域外大国参与型两大类,通过对跨区域安全机制与域内区域主义及“区域大国化”间冲突的分析,以揭示域外大国“区域大国化”失败的规范成因.
首先,域外大国支配型安全机制意指由域外大国发起倡议、组织建立并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安全机制,此类机制是上述帝国、霸权身份的域外大国普遍建构的机制类型.本文认为其实践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源在于机制自身与东南亚内生区域安全机制在规范上的冲突,这种规范冲突也折射出域内外大国在“区域大国化”上的冲突.具体地,在科伦坡计划兴起与执行成效显著的同时,英国等域外大国也在筹划建立跨区域的安全合作机制,《英马防务协定》以及《五国防务安排》分别是域内“区域大国化”开启而区域认同建构尚未开始、“区域大国化”与区域认同并行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典型.承前所述,二战后马来亚与英国在安全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其中,1957年的《英马对外防务与互助协定》是英马双边安全合作深化的成果,但该机制随着印尼“区域大国化”对英马安全合作的抵制与对抗,以及1965年“印马对抗”后英国从东南亚的撤出而宣告失败.在东盟成立后,1970年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为防止东南亚的防务真空,维持英联邦的团结以及密切英美关系,而决定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在协商基础上建立《五国防务安排》,[44]以延续《英马防务协定》的“防卫保护”职能,但该职能在次年11月缔结的条约中的表述却变化为“磋商应对”.
究其原因,域内外安全联系弱化主要源于1967年《曼谷宣言》中对于限制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不干预主义、区域问题区域解决的区域自主规范的明确,而马来西亚又是东盟创始国之一.换言之,域外大国与域内国家的跨区域安全互动机制业已受到东盟规范的影响与约束.此外,在冷战支配东南亚而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域外大国介入东南亚安全力度又在弱化的“矛盾”中,域外大国支配型安全机制难以建立有效的区域安全规范是这种矛盾的关键.虽然东南亚成为冷战新的前沿,但东南亚内生的中立、反殖与反核运动亦在兴起,同时,东南亚普遍参与“不结盟运动”以及作为安全机制的东盟的建立使得域外大国难以与东南亚形成有效的机制联系.有效的安全机制联系需基于共同认可的安全规范,而支配型安全机制实际上仍是传统殖民体系的延续.殖民本身既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制度,它也成为支配型安全机制的核心,即使在宗主国重返东南亚而内外环境业已质变的情况下,调整后所建立的支配型结构仍是一种不平等的“中心－”结构,这也意味着东南亚内生区域认同及区域机制将使得东南亚被集体捆绑在上,从而与东南亚内生规范形成冲突.
其次,域外大国参与型安全机制意指由域内国家或域内国家与域外大国共同发起、共同筹建并参与的安全机制,合作是此类安全机制有别于支配型安全机制的首要特征.本文认为,参与型跨区域安全机制是域外大国“区域大国化”与域内大国“区域大国化”折中的产物,也是内生安全机制抵御、影响进而包容跨区域安全机制的结果,东盟地区论坛（ARF）即为域外大国参与型跨区域安全机制的典型.具体地,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安全竞争催生了众多的跨区域安全机制,这也使得东南亚区域安全始终难以实现区域自主,加之冷战对区域安全格局的支配决定了后者的从属性与被动性,东盟安全规范与机制的真正实践仍须等待体系层次的变革.1992年东盟新加坡峰会后,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与安全的“区域多边主义”（regionalmultilaterali）成为东盟各国普遍的关注,这种多边主义须以东盟四大规范为核心,确保东盟在其中的中心角色（centralrole）,并在对话与合作中将域外大国约束为一种“规范性力量”（normativepower）.[45]1993年,当时的东盟6国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邀请7个对话伙伴国、3个观察员国和2个来宾国外长参加“非正式晚宴”,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倡议得到了域内外的普遍认可,次年,东盟地区论坛正式建立.
作为一种跨区域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在机制特征上以跨区域的政治－安全议题为核心,强调以安全关系制度化基础上的均势为目标,以基于开放、包容的对话与协商为主要实践方式,倡导国家间外交以对话为基本合作方式,支持“第二轨道”等非正式外交.[46]在规范基础上,它以合作安全规范为直接规范,以东盟四大规范为基础规范,并辅以大国均衡的具体操作原则,[47]从而实现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安全中的参与者角色,并以大国均衡确保这种参与者不上升为领导者.其中,合作安全规范的域内规范基础是印尼的国家抗御力,而它在域外规范层次也吸收了欧安组织倡导的共同安全规范中“包容的多边方式”和“反对敌对性的基于威慑的安全体系”这两个基本要素,同时剔除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合作”和“国内政治与地区安全的关联性”这两个要素.[48]而这种域内规范吸收并改造域外规范的主要推动力则来自于印尼的“区域大国化”,即区域大国在区域规范建构中有选择地吸收域外规范的规范“地方化”（localization）作用.此外,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与运行的基本前提是东盟以一种集体身份参与其中,在此基础上,通过议程设置与规范倡导来确保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这一“中等强国”对域外大国的“反领导”.[49]
综上所述,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区域大国化”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域外大国在该区域的相互竞争,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东南亚内生区域规范与机制对域外大国的抵抗及约束作用,换言之,跨区域互动中,尤其是根本性的安全互动中跨区域规范与机制的缺失和低效主要源于域内规范与机制的直接作用,后者的动力来源则是“双轨并行”的印尼“区域大国化”及东南亚内生区域主义.也正因此,无论是业已或曾经确立的帝国身份还是霸权身份,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身份均朝着合作者与参与者的方向发展,因而难以建构有效的跨区域认同,最终在与内生区域认同的竞争中被淘汰.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以区域层次的“区域大国化”为分析框架,探究了域内外国家在竞争东南亚区域大国进程中对区域规范及机制的建构如何影响了区域认同的建构.其中,印尼在“区域大国化”进程中从霸权向领导的转变建构了内生的区域规范及机制,同时也有效塑造了区域认同,实现了“区域大国化”对区域认同建构的积极促进以及“区域大国化”与区域主义的“双轨并行”.相较而言,英国在东南亚的“区域大国化”是挽救其帝国危机的主要途径,而英国从帝国发展为霸权,最终成为域外大国的身份变迁主要源于其在跨区域互动中对规范及区域认同建构的缺失,日本亦然.此外,对东南亚“身份地位化”的分析将区域主义兴起与演进中的国家驱动力深化至国家身份的观念层次,上述分析与比较研究在揭示印尼成功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与区域认同的同时,也触及了公共产品“私物化”这一难题,国家身份在谋求国家利益的“身份地位化”实践中嵌入区域规范、机制及集体认同之中也揭示了区域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国家利益特性,国家身份与区域认同背后的私利与公益矛盾、国家规范与区域规范矛盾需作进一步探究.
注释：
[1][8][27]T.V.Paul,DeborahWelchLarsonandWilliamC.Wohlforth(eds.),StatusinWorld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4,pp.188,190,pp.7-8,197,275,p.196.
[2][23]李峰、郑先武：《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63、72-73页.
[3]刘乐：《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退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第92-94页.
[4][12][1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0-225、XXXI、331页.
[5]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30页.
[6]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77-78页.
[7]ChristopherB.Roberts,ASEANRegionali:Cooperation,ValuesandInstitutionalizatio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12,pp.21-22.
[9]陈拯：《身份追求与规范建设——“边缘大国”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动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120-121页.
[10][13]MarthaFinnemore,KathrynSikkink,“InternationalNormDynamicsandPoliticalChang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890-891,pp.887-917.
[11]SandraDestradi,“Empire,Hegemony,andLeadership:DevelopingaResearchFrameworkfortheStudyofRegionalPowers”,GIGAWorkingPaper,No.79(2008),pp.7-22;SandraDestradi,“Regionalpowersandtheirstrategies:Empire,hegemony,andleadership”,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6(2010),pp.909-925.
[15]ExcerptsFromSUKARNO’SINDEPENDENCEDAYSPEECH(17August1964),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78-03061A000300010027-0.pdf,登录时间：2018年3月10日.
[16]NicholasTarling,Britain,SoutheastAsiaandtheOnsetoftheColdWar,1945-19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p.2.
[17][英]康斯坦丝·藤布尔：《新加坡史》,欧阳敏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97页.
[18]靳小勇：《英国太平洋防务政策调整困境析论》,《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第99页.
[19]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92页.
[20]JosephChinyongLiow,ThePoliticsofIndonesia-Malaysia:OneKin,TwoNation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5,p.82.
[21]RobertCribb,“TheHistoricalRootsofIndonesia’sNewOrder:BeyondtheColonialComparison”,inEdwardAspinallandGregFealy(eds.),Soeharto’sNewOrderanditsLegacy:EssaysinhonourofHaroldCrouch,Canberra:ANUEPress,pp.70-71.
[22]ORYoung,“PoliticalLeadershipandRegimeFormation:OntheDevelopmentofInstitutionsinInternationalSocie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5,No.3(1991),pp.281-308.
[24]DonaldE.Weatherbee,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outheastAsia:TheStruggleforAutonomy(SecondEdition),US: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pp.72-73.
[25]郑先武：《万隆会议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33、36、38页.
[26][美]迈克尔·E·琼斯：《打造东盟身份：必须确立共同命运》,众人译,《南洋资料译丛》2004年第3期,第11-19页.
[28][加]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29]GaryE.Hansen,“Indonesia1975:NationalResilienceandContinuityoftheNewOrderStruggle”,AsianSurvey,Vol.16,No.2(1976),p.147.
[30]MichaelLeifer,ASEANandtheSecurityofSouth-EastAsia,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89,p.4.
[31]SheePoon-Kim,“ADecadeofASEAN,1967-1977”,AsianSurvey,Vol.17,No.8(1977),p.756.
[32]MichaelLeifer,Singapore’sForeignPolicy:CopingWithVulnerab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0,p.77.
[33]KusumaSnitwongse,“ThirtyYearsofASEAN:AchievementsThroughPoliticalCooperation”,ThePacificReview,Vol.11,No.2(1998),pp.185-186.
[34][47]AmitAcharya,“DoNormsandIdentityMatter?CommunityandPowerinSoutheastAsia’sRegionalOrder”,ThePacificReview,Vol.18,No.1(March2005),pp.98-99,pp.95-118.
[35]JürgenHaacke,ASEAN’sDiplomaticandSecurityCulture:Origins,DevelopmentandProspect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9,pp.16-31.
[36]梁志明：《源远流长多元复合——东南亚历史发展纵横》,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年,第308页.
[37]文学：《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模式及影响研究——以马来地区和印度支那地区为例》,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41页.
[38]PeterLower,ContendingWithNationaliandCommuni:BritishPolicyTowardsSoutheastAsia,1945-65,London:PalgreMacmillan,2009,pp.1-2.
[39]TilmanRemme,BritainandRegionalCooperationinSouth-EastAsia,1945-49,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5,p.3.
[40]NicholasTarling,Britain,SoutheastAsiaandtheOnsetoftheColdWar,1945-19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p.8.
[41]DanielOakman,FacingAsia:AHistoryoftheColomboPlan,Australia:PandanusBooks,2004,pp.28-31.
[42]毕世鸿：《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18-20页.
[43]张德明：《从科伦坡计划到东盟——美国对战后亚洲经济组织之政策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12年5期,第97-109页.
[44]卢筱捷、郑先武：《五国防务安排与南海非传统安全》,《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期,第66-75页.
[45]NoelM.Morada,“ASEANintheARF:IdentityandNormsPromotionbyanAspiring‘MiddlePower’?”,PhilippinePoliticalScienceJournal,Vol.23,No.46(2002),p.85.
[46]RalfEmmers,CooperativeSecurityandtheBalanceofPowerinASEANandtheARF,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pp.4-5.
[48]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89-90页.
[49]聂文娟：《东盟如何在南海问题上“反领导”了中国？——一种弱者的实践策略分析》,《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89-90页.
[责任编辑：包广将]
NationIdentityandRegionalIdentity:ACaseStudyofRegionalPowerIdentityto
RegionalPowerStatusinSoutheastAsia
LIFeng
（InstituteofInternationalStudie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46,Jiangsu）
Abstract:Thepracticeofnationidentityleadstoregionalutility,whileregionalcooperationisalsodrivenbynationidentity.Thisarticleexploreshownationidentityconstructsregionalidentityininternationalpractice.Tothisend,theconceptofidentityandstatusiscombined,whichiscalled“identity-statuslization”.Thenitisarguedthattheregionalidentitypracticeisalsotheidentity-statuslizationofregionalpower.Byconstructingregionalnormsandinstitutes,anationgoesthroughhingtheidentityofaregionalpowertoarealregionalpowerandformsaregionalidentity.InthecaseofregionalidentityinSoutheastAsia,Indonesia,theregionalpowerseekerintheregion,competeswithUK,anextra-regionalpowerseeker.Thereasonwhytheformerbecamearealregionalpowerbutthelatterlostitspoweridentityisthattheformerconstructedregionalnormsandinstitutessuccesullywhilethelatterfailedindoingso.
Keywords:nationidentity,SoutheastAsia,regionalidentity,Indonesia,extra-regionalpower
括而言之,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国家身份和认同和大国方面的区域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区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等3则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研究虞 虎 钟林生 曾瑜皙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
2、 合作原则视角下人物性格塑造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 摘 要随着语言学在国内的蓬勃发展,语言学与文学的交叉也早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去研究文学作品,也早已经在国内流传开来 笔者试图运用会话原则理论,来分析著名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
3、 三维动画的人物角色塑造以梦工厂《虫虫特工队》为例 摘 要 三维动画和普通的平面动画不同,展现给观众的是立体的形象,所以又叫3D 动画,它伴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与二维动画相比,三维动画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物体在动画里不仅有长度、高度,还.
4、 国家认同的层递性浸润 摘 要国家认同具有认知、情感、理智、实践上的层递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具象到抽象,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 国家认同教育,必须适应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征,由近及远,从低到高,自浅至深,渐进渗透.
5、 历史、记忆和认同仪式传播视角下的《国家宝藏》解读 历史、记忆与认同——仪式传播视角下的国家宝藏解读□夏语檬【摘要】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与全国九大博物馆合作,以文博探索为主题,立足于悠远深长的中华文明底蕴,以表演和纪实相结合的手.
6、 保守主义如何塑造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评《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 杨 钊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著,王传兴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刚刚过去,共和党的特朗普在一片嘲笑声中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