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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类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广东文献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著录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18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广东文献,本文是著录类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与《四库全书总目》和著录和文献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罗志欢,黄李霞

摘 要 文章对《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广东文献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统计与分析,叙述《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广东人士著述、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以及《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广东文献的概况,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广东文献在清代文化学术中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广东文献

引用本文格式 罗志欢,黄李霞.《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广东文献研究[J]. 图书馆论坛,2016(7):79-85.

A Study of Cantonese Works Listed on Catalogue of Si Ku Quan Shu

LUO Zhi-huan,HUANG Li-xia

Abstract Wit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antonese titles including works on Canton and works written by Cantonese or Canton habitants listed on Catalogue of Si Ku Quan Shu,this thesis gives an account of those works and overviews all the Cantonese works included in Si Ku Quan Shu and Si Ku Quan Shu Series,thus revealing the cultural and academic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Cantonese works in Qing Dynasty.

Keywords Catalogue of Si Ku Quan Shu;Si Ku Quan Shu;Si Ku Quan Shu Series;Cantonese works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收录历代典籍共10254部①,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下又分若干小类.全部书目分为两种类型:著录书和存目书.所谓“著录书”,即为《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所谓“存目书”,指那些虽然没有被《四库全书》收录,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撰写了提要的书籍.出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十七日的上谕:“止存书名,汇为总目”.[1]《四库全书总目》每一小类下,先列著录书的提要,次列存目书的提要.其中著录书有3461部,占总数33.75%;存目书有6793部,占总数66.25%,存目书远远多于著录书.至于《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了多少广东文献,广东文献在这部总目中著录书与存目书所占的比例如何,目前尚未看到相关的统计数字,因此,笔者尝试进行全面的调查、统计与分析,试图用获得的数据说明一些历史问题及现象,从一个侧面揭示广东文献在清代文化学术中的地位和影响.

广东文献属于地方文献范畴,根据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对地方文献范围的界定,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部分[2].本文着重考察广东人士的著述与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关于《四库全书总目》及相关丛书中的粤版书将另文介绍.

1《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广东文献概况

1.1 存目书远多于著录书

根据调查,《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广东文献存目书数量远多于著录书数量,详见表1.

从表1可见,广东文献之存目书的比例超过70%,而著录书不足30%.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过程中,四库馆臣根据当时严格的去取标准,对图书进行了分级,优秀之作及长短互见、瑕不掩瑜者列为著录书,《四库全书》予以收录;寻常著述、无所启发者,或“言非立训,义或违经”者[3],列为存目书,仅存书名和提要,《四库全书》不予收录.在今天看来,存目书中的广东文献,绝大部分都有它的文献和学术价值,如明陈建、黄佐、湛若水,清梁佩兰、何梦瑶、郑之侨等人的著述,只因不符合《四库全书》的收录标准而被列入存目书.正如黄永年指出:“存目之书不一定都不如著录书”“有许多还正可补著录之所缺.”[4]

1.2 收入《四库全书》的广东文献

清代抄写的七部《四库全书》中,今仅存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和文澜阁四部②.其中,文渊阁本收录的广东文献数量见表2.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中的广东文献有43部,几乎全都能够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查到,说明已经收进《四库全书》的广东文献在之后的历次审查中没有被抽毁撤换.相关研究显示,不同版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所载书的数目各不相同,而七阁《四库全书》的收书数量也是不一致的.陈垣调查统计发现文津阁《四库全书》收录书目(3470部)[5]比《四库全书总目》(3461部)多出9部③,就是一个例证.更有甚者,“不同阁本的同一种书,其卷数、篇数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较大;即使卷数、篇数相同,文字也会存在差异.”[6]这种情况在广东文献中同样存在.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对比,文渊阁《四库全书》遗漏尚多.如宋李昴英《文溪存稿》,遗漏《文溪存稿原序》《文溪文稿论》等19篇;明孙蕡《西庵集》,遗漏黄佐、叶春及撰《西庵集传》2篇;明丘濬《重编琼台稿》,遗漏《梁文吟》《浩浩歌》等21篇;明梁储《郁洲遗稿》,遗漏卷首黄佐《郁洲遗稿序》、卷三《乞致仕疏》(两首)等5篇;明黎民表《瑶石山人稿》,遗漏《和白石蔡公蓟镇报捷》《闻青州报警》2篇;明海瑞《备忘集》,遗漏《保甲告示》《禀袁察院揭帖》等5篇;明叶春及《石洞集》,遗漏卷首万历甲午沈铁继《石洞集序》、卷二《上书记》2篇④.其篇数之不同竟如此之大,至于同一本书字词句之间的差异更是不胜枚举.

1.3 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广东文献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由季羡林任总编纂,收录《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书中的4508部,于199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2002年,该社又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收入正编所遗存目书219部.正、续编合计共收书4727部,占《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书总数69.5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广东文献数量见表3.

《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书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实际收书不是一一对应的.两者的编纂时间相隔两百多年,因天灾人祸等原因,存目书很多不复存在,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书中有2066部没有收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占总数30.41%,这些典籍除部分暂未查明下落外,大部分已不存于世.《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书中广东文献有150部,其中有33部没有收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占总数22%,反映出广东文献散佚情况比较严重.如明番禺王渐逵的《青萝集》、南海陈绍儒的《大司空遗稿》、广州佘世亨的《佘山人诗集》等一批著作今已难觅其踪影.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提出,文献散佚的原因有“四厄”: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7].另外,因为“岭南地湿,易长蠹鱼,藏书无至二百年者”[8],湿热的气候不利于书籍的保存,这也是造成广东文献散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2《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广东人士著述

2.1以四部划分的情况

表4显示,《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广东文献中有65.8%是广东人士的著述.其中经学著作和诗文集所占比例较大,特别是经部的著作,百分之百为广东人所编撰[9].广东经学研究在宋代得到较大发展,至明代而蔚然大观,经学家辈出,其中较有名者有方献夫、郑旒、黎遂球、薛侃、庞嵩、湛若水、丘濬、黄佐、杨起元、区大伦、黄士俊、张萱、梁斗辉、杨昌文等.诸家或通一经,或兼通数经.明代广东学者释经解经之作,据阮志《艺文略》著录凡141部.各类中,以《易》《礼 》为最多,《春秋》《四书》次之.明儒师承“宋学”,只读朱熹《四书集注》,而不读“五经”,以此参加八股文取士.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广东治“五经”者颇多.考察现存广东经学文献,有关《易》和《礼 》的占了很大比例,研究经书的论著十分可观,其成就甚至超过了唐、宋两代,这说明广东经学研究努力冲出宋元“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的氛围,打破程朱思想的垄断,具有积极的意义.明末清初,理学流于空谈,逐渐衰微,实学取而代之.《四库全书总目》收录薛侃《图书质疑》、方献夫《周易传义约说》、黎遂球《周易爻物当名》等明人经学著作凡14部,而清人著作仅有何梦瑶《赓和录》和廖文英《正字通》2部,而且都被列入存目书中.

2.2 以朝代划分的情况

表5显示,《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广东人士的著述,只有唐、宋、明、清四朝的记录.在唐代5部广东文献中,广东人士著述共4部,其中张九龄独占3部,另1部是刘恂的《岭表录异》.这是《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最早的广东人士著述.明代广东人士著述最多,占总数的85% .简又文说:“广东文化至明而大盛.” [10]其时全省有科举人才接近8000人,陈白沙、黄佐等大儒名家辈出,“一扫以往广东人才单薄局面” [11].且书院林立,藏书、刻书业发达,广东文献数量增加,影响扩大.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到了清代,广东文献数量急剧下降,广东人士著述仅有14部.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本身收录不全,主观或客观上的遗漏很多(如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葛长庚《重编海琼白玉蟾文集》等),而收书年限只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另一方面是因为清廷编纂《四库全书》时,对明末清初著作禁毁删削严酷.清初满兵南下,广东是主要战场,许多知识分子仗义死国,幸存者或退隐山林,或遁迹空门,或以诗文自娱,学者无闻,人才浅露.虽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岭南大家,但他们的著述或多或少带有反清复明的思想,所以许多抗清志士的著作为清廷所禁.如番禺屈大均《翁山文外》等著作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被禁毁,是影响颇大的一宗文字狱案;顺治年间,博罗韩宗騋(释函可)因撰《变记》(又名《再变记》)一书而成了清朝以文获罪的第一个罹难者;乾隆年间,丹霞寺住持澹归和尚(金堡)《遍行堂集》等一切著作包括墨迹、碑刻一并销毁,不许片纸只字留存;嘉应州疯人梁三川因一部《念泉冤录》而给他的全家及亲族带来了抄斩之祸;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只因携带回汉文经书《特直威德》《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差点酿成悲剧.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统计,乾隆间被禁毁的广东文献多达182部(次)⑤.清代广东文献数量急剧下降与文字狱有很大的关系.

2.3 以地域划分的情况

屈大均认为,岭南文化的发展轨迹与“天地之气”(指社会、经济、文化的客观因素和趋势)的变化流向相同,即都是“自西北而东南”发展[12].考察广东的历史,与屈氏所言吻合.宋代以后,岭南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特别是明清两代,以番禺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迅速崛起,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时人才荟萃,书院林立,学术、著述风气浓厚,文化甚为发达.表6显示,《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广东人士著述,其作者主要集中在南海、香山、番禺、增城、东莞、新会、顺德等地,如陈献章、方献夫、霍韬、黄佐、郭棐、湛若水等,都是该地区著述丰富、卓有成就的文献学家.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出版业高度发达,因而文献数量高居全省前列.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起,随着社会经济进步,海南琼山地区人才辈出,学风隆盛.丘濬、海瑞等著名人物诞生其间,流风所播,教化大开,学校兴盛,出现了文化繁荣局面,该地区的著作竟多达11部,超过东莞、新会,与增城比肩.

3《四库全书总目》中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

3.1 以四部划分的情况

《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广东文献中,有34.2%是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其中最多的是史部,次则子部和集部.史部著作主要集中在奏疏、传记、史志、风土杂记以及主持编修的地方志诸类.例如,明江苏昆山叶盛,天顺二年(1458)巡抚两广,期间所上疏稿汇编为《两广奏疏》;清山东高唐人朱宏祚,曾巡抚两粤,在粤五年,凡上165疏,汇编为《清忠堂奏疏》;明浙江奉化人戴璟修撰《广东通志初稿》;而清代三部《广东通志》分别由历任两广总督的金光祖(汉军正白旗人)、郝玉麟(汉军镶白旗人)、阮元(江苏仪征人)所修.子部有东晋医药学家葛洪(江苏句容人)的著作多部,咸和年间(326-334)葛洪在广东罗浮山边炼丹行医,边从事著述,代表作有《抱朴子内外篇》等;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四川眉山人)绍圣三年(1096)谪居雷州,后移循州(今广东龙川),期间撰《龙川略志》《龙川别志》,追忆生平经历及记载所闻见之事.集部著作主要集中在别集和总集.别集多为入粤人士在广东游历所见所闻之结集,如明江西泰和人郭子章、福建连江人陈第各有《粤草》一书;清山东新城人王士祯、江西金溪人冯咏各有《南海集》一书.总集多为岭南一地文献的汇编,如明湖广蕲阳人张邦翼所辑《岭南文献》、福建人杨瞿崃所辑《岭南文献轨范补遗》等.广东文献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历史、地理条件,也有赖于其开放容纳,兼收并蓄的风尚.历史上入粤人物对岭南地方文献的繁荣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3.2 以朝代划分的情况

表8显示,晋、明、清三朝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较多.晋代主要包括葛洪的著作和嵇含的《南方草木状》等,这是《四库全书总目》收录最早的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到了唐代,由于大庾岭道路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推动了岭南政治、经济、科技、学术的发展.明清两代,广东与岭外的文化交流增多,各地人民不断逾岭南来,述粤文献明显增多.有趣的是,明代的广东文献多至120部,而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所占比例仅有15%,远远低于其他各朝,其个中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以地域划分的情况

表9显示,在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中,作者来自全国13个地区.这些作者的身份以及进入广东的原因各异:有诗人学者、文臣武将、道释二氏;或为朝廷命官,或为游山玩水,或为传经说教.他们把在广东的所见所闻著述成帙,从不同角度描述和介绍广东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工艺物产、历史文化、佚闻掌故等,以广东或岭南为题的文献一时十分盛行.来自偏远地区的有内蒙古汉军镶白旗人郝玉麟,清雍正六年(1728)奉旨任广东总督,任上主持编修《广东通志》,创新体例,增设《编年志》二卷,记自五帝至雍正八年(1730)的广东事史.另一内蒙古汉军镶蓝旗人韩作栋,顺治间分巡肇高廉罗道,任上编有《七星岩志》.清陕西武功县人焦映汉,康熙四十四年(1779)任海南分巡雷琼兵备道,任上重视教化,倡议捐资筹建琼台书院.他和来自河北河间的贾棠一道,搜集当地名贤丘濬和海瑞的著作,合刻为《丘海二公文集合编》.江苏、浙江、山东和福建4个省份入粤人士论述广东的文献最多,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人文气息浓厚,人才辈出,为宦在外的人自然不少;另外,因地属沿海,与交通、地缘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

4《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广东文献版本来源

《四库全书总目》所收录之文献均记其版本来源,大体可分为6种:一曰敕撰本;二曰内府本;三曰永乐大典本;四曰各省采进本;五曰私人进献本;六曰通行本[13].广东文献所据版本来源详见表10.

据表10统计,《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广东文献版本来源有内府本8部、永乐大典本3部、各省(11个)采进本102部、私人(20家)进献本76部、通行本4部.从版本来源可考察广东文献的学术价值,如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宋苏辙的《龙川略志》、明陈建的《学蔀通辨》、清王士祯的《南来志》等内府本,是清内廷藏书珍品,专供皇帝御览之书.唐刘恂的《岭表录异》、宋王宗稷的《东坡年谱》、王辅《峡山神异记》三部,是辑录《永乐大典》散佚之书,具有辑佚和校勘的巨大价值.这些具有史学与学术价值的广东文献曾为海内学者、藏书家竞相搜求和购藏,使之得以在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山东、河南、福建等地区传播.可见,通过对版本来源的调查和统计,可以了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关于广东文献的征集、进献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和流传情况.

注释

①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收书的数目史籍记载不一,本文据《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页.

②文澜阁本因战火残存半部,清光绪间,丁申、丁丙兄弟搜集抄补齐全,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③中华书局1965年版《四库全书总目》附《四库撤毁书提要》恰好9部,两者是否有关,待考.

④以上见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⑤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统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898年.

⑥因个别著作有多个作者,故与广东人士著作总数略有出入.又各表百分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本表和表9中合计之百分比会有微小差异,因无碍阅读理解,故仍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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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讷,李晓明. 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4.

[7] 陈登原. 古今典籍聚散考[M]. 上海:上海书店,1983:16.

[8] 曾钊. 古输廖山馆藏书目录序[M]//陈在谦. 国朝岭南文钞 卷十七. 广州:学海堂刻本,清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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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简又文. 广东文化之研究[M]//广东文物展览会. 广东文物. 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0:678.

[11] 广东历史地图集编辑委员会. 广东历史地图集[M]. 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143.

[13]郭伯恭. 四库全书纂修考[M]. 长沙:岳麓书社,2010:75-80.

作者简介 罗志欢,男,暨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导师;黄李霞,女,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5-09-16

(责任编辑:沈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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