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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玄乌与神话国度
尽管不一定相信那是事实,司马迁还是看到了,并且迁就了自己的直觉.他看到,也许就在不久前,有娥氏的女儿简狄、帝喾的次妃,与伙伴们结伴到黄河去洗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戏水扬波.一只黑鸟飞来,放下一个蛋.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简狄捡来那个蛋,吞下.司马迁也选择相信,简狄因此怀孕,生下商部落的始祖契.契长大成人后,帮助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商地,赐姓子.梦想传宗接代的人们总有无尽的想象力,帝王的祖先总是以神奇的方式诞生.比如,鲧的妻子有莘氏在梦里吃了薏苡怀孕生了夏禹,姜源踩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了周弃.三千年后,加拿大人诺斯普·弗莱说：“神话首先是展示灵魂本质的心理现象.”一种典型的心理现象,连接着人类传承的自证理由.所以我相信诸神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神灵的崇拜是虔诚的,对种种传奇是笃信的,与后来者传说的龙躺在他母亲身上而让他诞生的境况,应该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尽可能遥望远古时期的场景.人们因为血缘关系和生活需要聚集在一起,形成氏族；一族之人聚集多了,就分开成为多个群落,但同一氏族分出去的群落还是以母族为本源,这就形成了部落.部落越大,血缘关系越淡,地缘关系就越来越重要.部落的聚集和分化逐渐形成原始邦国.按照亲疏远近划分,这些邦国大多由核心部落、盟友和被征服部落组成,依靠意识形态、血缘地缘关系和暴力维持相对的稳定.后来,核心部落的实力越来越强,一家独大,且阿附者众,权力就开始集中.关键是,作为权力的前提,一个被众人认可并寄予生存意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了早期的人性自觉,让对稳定的服从可以发自人的内心.于是,当权者就有了足够的条件对有功的人和盟友进行分封,以及聚集更多的人对不服从者进行讨伐.当然,建立在神与暴力基础上的权力并不容易把握,人性的贪婪和权力结盟,足以干出反人类的事情,并且因之断送自己的部族,身死国灭.
玄鸟并不是神奇的生物,黑色的鸟,有人考证说,那就是燕子.其实,燕子也好,乌鸦也罢,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当时的场景与古人的想象.可以猜想的是,商部落生活的区域,众鸟高飞,让人敬畏.而黑鸟乌亮的羽翼滑过低空,穿过彩虹或者,显出更大的神奇,因而更为神圣.玄鸟,就渐渐成为商部落的图腾.人类来自神灵,是创世时代人们的共识.有一天,在神秘祭司的启示之下,人们确信,在帝喾也就是俊的时代,他们的先祖契,应该是神圣的玄鸟与世俗权力的母体结合孕育而出的产物.传说中的夏王朝在成汤时期结束,末代共主夏桀,这个据说将自己当做太阳的人,带着荒唐的传说消失于历史的天空.吃薏苡而诞生的部族的统治,被吃玄鸟蛋而诞生的部族取代.
传说商延续六百余年.耐人寻味的是,除了成汤之外,每个王都以天干命名.按照史记梳理的地系,商王包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宣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太丁、乙、辛.在史记的描述中,这些王有贤明有为的、残暴无道的、昏庸愚蠢的,所占比例大约持平.汤以后的三十一位王,名字涉及十天干的八个甲、乙、丁、戊、己、庚、辛、壬.没有丙和癸.其中,以甲为名的有六位,以乙为名的有四位,以丁为名的有六位,以庚为名的有五位,以辛为名的有三位,以己、戊、壬为名的各一位.
按照《史记》的说法,十天干的大致含义是：甲是拆,万物剖符甲而出；乙是轧,万物出生,抽轧而出；丙是炳,万物炳然著见；丁是强,万物丁壮；戊是茂,万物茂盛；己是纪,万物有形可纪识；庚是更,万物收敛有实；辛是新,万物初新皆收成；壬是任,阳气任养万物之下；癸是揆,万物可揆度.可以看出,天干与太阳有关,太阳循环往复,万物因而化育.远古时期有太阳崇拜的传统,比如,夏桀这个自命的“太阳”就被商取代.而商以鸟为图腾,在取代“太阳”之后,这个仰观天象的民族,以太阳循环命名,或许有继续合法而神圣但又更细致合理的考虑.当然,也可能是,后人根据当时的自然环境与商王的作为,重新给他们命了名.反过来讲,十天干,会不会在商代以前就产生了呢？可不可以这样判断：十天干自远古就有人类认知雏形,一个个积累,历经夏商周,到战国时期,与阴阳五行的说法相结合,最终形成后来的样子？
人群不断迁徙,是夏商王国时代的重要特征.观察毫州、郑州、安阳等地发掘的商代遗址、青铜器物、占卜甲骨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迁徙几乎是商代部族的常态.迁徙的理由,既有自然灾害、环境变迁,也有王位之争,战争需要.王城整体迁徙到附近或者更远一点的适于居住、生产和管理部族的地方,重新画地为界、垒土为城、掘地为池.《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毫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邢、南庚自邢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迁都,也可能是一种调整.迁徙是残酷的、强制性的,彻底的.不愿意迁徙的将会受到严厉处置.比如,盘庚号称“视民利用迁”,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的威胁.自盘庚迁回成汤旧都,内部矛盾逐渐缓解,商的共主地位和管辖区域就渐渐稳定下来.实际上,尽管商代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但是并没有稳定的王权继承制度和内部协调机制,所以围绕王权、部族治权、利益关系的斗争往往很激烈.而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商王作为共主的自身实力、商部落军事力量和财力、方国依附程度,所以就有了成汤、太甲、盘庚、武丁的强盛,以及另外一些商王众叛亲离的衰微.
根据传统的考古结果,鼎盛时期的商王朝,其疆域北至蒙古、东北至辽宁朝鲜半岛、南至湖北湖南江西福建、西至甘肃新疆,东至海滨东海.包括现在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江苏、陕西、辽宁、甘肃、湖南、江西、浙江、四川、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商王国还只是以城邑为中心的邑土国家.这是脱胎于部落聚集的国家,其簪理大约分成三个层次.一是都城和王畿,都城和周边范围不大的土地,由商王和大臣直接管理.二是属国,即向其臣服和纳贡的城邑、部落.三是方国,商通过盟誓等方式结成联盟,方国尊商王为共主,接受商王巡逻,战时派兵辅助.联系密切的中原方国史书称国,比如：虞国、芮国、阮国、崇国、苏国、九国、鄂国、莘国等.较为偏远的直称其名或者成为方、氏.在今东北的有肃慎氏,滦河下游有孤竹氏,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境内有鬼方、土方,陕西北部有羌方、犬戎、熏育,西部有周,西南为巴、蜀,长江中游为濮、楚人,淮河流域为淮夷等等.同时,在城邑之间的广阔山水间,除了商王朝直接管辖的区域、属国、作为联盟的方国、少数民族部落,还散落着不与商来往或者与商互不同通音信的部族.所以,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还处在由邑主向领土国家过渡的王国时期.
王国时期,共主掌握了哪些权力,以管理在那个时代看来足够庞大的国家？反之,足够宽阔的土地上,那些部落,如何能够凝聚在一种权威之下？其实,从那时起,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就开始服从于神、世俗领袖和暴力.所以,一个共主,必须掌握神权、族权、军事指挥权,才足以君临天下.处于公元前十七世纪与公元前十一世纪乏间的殷商时代,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人们信仰万物有神,比如日神、月神、星辰之神、河神、山神、地神、树神、动物之神等等.这些分散的神的信仰并不利于人的凝聚和服从.所以,商王要努力建构一个统一的神,重塑各部族的意识形态.这个神就是商王祖先帝喾辅佐的最高神,也是神的总和、社会秩序的主宰——“帝”.“帝”在甲骨文中是个象形文字,一朵盛开的花,垂放在万物之上.权威和美好到极致.后来,人们称道的“三皇五帝”,“皇”“帝”都不是秦皇汉武意义上的皇帝,而是后人加上的美称.
于是,在商代,自然界有“帝”统治自然神祗,人世有君王统治百姓, “帝”的能力和权威又凌驾世间君王之上,成为万物的主宰.商人问卜,权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控制自然气候,问卜就问农业丰欠；“帝”主宰祸福奖惩,问卜就问祸福.特别是商代还处在部族式社会形态,需要以战争征服各部落,“帝”决定战争胜负和政权兴衰,商王必须问战争胜败,看看“帝若”,还是“帝不若”.由于商王国的日常活动莫不祷于“帝”,所以神权祭祀权既是与神为伍的意识形态,又是可以转化为安排世俗生活的强制力量,所以掌握“帝”的宗教权祭祀权至关重要.而族权和军事指挥权,可以来源于部落的传承,可以来源于个人及其小族群的强大,也可以来源于“帝”的祭祀占卜权的派生与辐射.历代商王都努力做的最大事情,就是形成和掌握一元神“帝”.显然,他们磕磕绊绊,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们要说的商纣,是最后一任商王帝辛.“纣”是周人对他的谥号,这是个极尽恶劣的词：集僭越、残暴、荒淫、堕落、放荡、无耻于一体,毁坏所有美好的典型.
之二帝辛和他的王朝征战
在帝辛继承王位前后的两百余年时间里,从地中海沿岸、西亚到东亚地区,在航运相对便利的沿海地区、大江大河流域,古老的世界文明正行走于城邦到国家的发展之路上,生杀、兴衰、胜败、得失,都指向国家体系的完善、集权的形成和文明的稳定.
似雅典为新中心的迈锡文明盛极一时.一百多年来,迈锡尼人掌握着爱琴海甚至东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主导权,他们的足迹遍及埃及、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和意大利南部,可控制的陆地土地面积达十三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一百五十万.作为希腊城邦联盟的盟主,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率领盟军渡海远征,攻破并掠夺了繁荣的特洛伊城.他们的光荣与残暴,被《荷马史诗》广为传诵.当然,在地中海、红海等水域,“海上民族”菲力斯丁人逐渐发展壮大,开始与希腊人、埃及人、赫梯人争夺财富和人口,并最终让迈锡尼文明衰败.
埃及依然维持西亚和北非的霸主地位.古埃及年谱进入十九王朝、二十王朝.为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周边地区,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人的战争持续多年,终于在公元前一二五八年缔结了世界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国际和约,内容包括永久同盟、互不侵犯、军事同盟、引渡政治犯、划分势力范围等.一个人就在埃及留下五十多块记功碑的伟大皇帝拉美西斯二世的征战将十九王朝的实力推向新高峰,埃及帝国的版图面积约达到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统治的人口超过四百四十万.拉美西斯三世随后的二十王朝的九个叫拉美西斯的埃及王,并没有守住拉美西斯二世的功业.“海上民族”侵入和掠夺,阿蒙祭司团体与世俗朝廷争夺不休,引发了漫长的衰落期.
与埃及结盟的赫梯四分五裂,邻国亚述却在加速膨胀.尼努尔塔一世先后打败了亚美尼亚、埃兰、叙利亚诸城邦等国家,在北叙利亚俘虏了三万多赫梯人,几乎摧毁加喜特巴比伦并席卷其珍宝文物,亚述帝国控制的面积曾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一百二十万以上.但是建立在军事政府上的好景毕竟脆弱,尼努尔塔一世死后,缺乏军事强人控制的亚述帝国影响力迅速下降,盟国背离,国势衰落.除了与帝辛同时代的提格拉·帕拉萨一世时期有过昙花一现的复兴,直到中亚述结束,也没见什么起色.
在东方,商在武丁治理时期就已经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国家.顺便说一句,武丁就是铸造司母戊大方鼎的国王. 《史记》中说,武丁从犯法服刑的人中找到一个被后人广为传诵的贤人傅说,辅佐他治理国政.至于这个神奇的人物如何治理国家,司马迁没有多说,只是轻轻一句“举以为相,殷国大治”.紧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武丁祭祀成汤的时候,一只野鸡飞到鼎上呜叫,把武丁吓坏了；一个叫祖己的人站出来劝他,不必害怕,办好政事就好了.祖己还安慰他,上天监察下民是着眼于他们的道义,大王您继承王位,努力办好民众的事,没有什么不符合天意的,还要继续按常规祭祀.武丁听了祖己的劝谏,“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在都城稳定下来之后,以中原大地为核心,凭借“四渎”之利,在相对封闭的统治环境中,商王营造出坚实的道德优势足以成为方国依附的理由,而集中力量的征战也不断树立自己的军事权威,因而逐渐一家独大.武丁及以后一段时期,商及其方国控制下的土地面积超过两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百万.
之所以如此比较,我想说的是,公元前十三世纪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世界各地的早期国家已经发展刭一个鼎盛时期,并且走向衰落.不同族群、不同发展水平的文明群落,正在聚集、裂变、分散、消解、重生等等.族群和早期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微妙.在这个时代,中心部族或者共主与属国、方国、被征服部落分分合合的争端,强盛称霸与衰落分散的循环,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一种新的倾向于集权式的国家形式正在酝酿,从部族共主式的邑城国家向领土国家发展已经势在必行.而完成这个发展,仍然依赖的传统路径：战争与征服.
我想,战争也许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宿命.一个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总是战争不断.原始人类时代,人们按照自然法则争斗、杀戮、生存,大浪淘沙,一些种族生存繁衍,另外一些衰落、灭绝.尤瓦尔·赫拉利说： “整个世界从古到今,最重要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就是这群四处游荡、讲着故事的智人.”在他看来,只有智人作为一个人种发展到了今天.然而,智人的发展同样伴随着自相残杀,你方唱罢我登场.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庞大的民族战争和最的.时至今日,战争依旧不断.战争与和平的断续,是人类繁衍的自身调节还是自然法则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调节？从人自身来看,或许真的是种种限制了人性？“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帝辛死后一千八百年,一个叫曹松的人以为,导致“万骨枯”的屠杀,也是因为将军的功业.刘商说得更：“将军挎宝剑,功在杀人多.”无数将军的功业成就了帝王的功业.
武丁之后几代商王并无被史料印证的功业,国势慢慢走向衰微.有一个在司马迁笔下特立独行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末代商王辛的曾祖父武乙.这个人其实很有上进心,勇敢、果决而且富有智慧.在他任上,打了两场大战,攻打东夷两个方国召方、人方,据说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他生性叛逆,固执地挑战权威,不信天神几乎到了决绝的地步.司马迁记载,武乙制作一个木偶人,称它为天神,跟它下棋赌输赢,让旁人替它下子,如果天神输了,就羞辱它；又制作了一个皮革的囊袋,里面盛满鲜血,仰天射它,说是“射天”.当然,这样的人必然不善终,打猎途中,合乎逻辑地死于雷击.这个人的荒唐,不在于他侮辱天神,而在于这个重祭祀、重神灵的部族时代,没有哪个属国方国敢于支持亵渎神灵的王.当然,不敬天神,也给方国生变、不听共主号令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于是,方国与共主之间关系松散,结盟有名无实,还互相征战,抢夺地盘.
公元前十一世纪,帝辛继承王位,据说他只有十八岁.这时,他的国家有四个方面的敌人：向东,有东夷,也被称为东莱夷、尸方、人方；向南,九苗,多个少数民族部落的总和；向西,周,那时天下三分有其二；向北, 《山海经》上描述的具有异能的神秘民族逐渐强大.同时,在服从于商王的九州之地中间,在那些王权鞭长莫及的空格里,还有众多不为人知的岩穴之士,纠集身怀异能的小团体,形成各种各样的反抗力量.他在王廷之内,也有四个方面的敌人.王族比干、微子启：比干作为帝乙的胞弟,在帝辛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中站在帝辛一边,有拥立之恩,所以希望凭资历把持朝政；兄长微子启,因为是庶出和斗争失败而没能继承王位,心怀不满,木惜纠集朝臣,还把国家利益出卖给东夷.西伯侯、崇侯、鬼侯三侯,常年把持朝政,与各方国明暗交接.带兵的朝臣闻仲等等,拥兵自重,自行其是,让商王无可奈何.朝廷内的佞臣诸如后世列为反面典型的费仲尤浑,总是把国家大事往女人和娱乐方面带.
在这种情况下,帝辛的任务可能就是,征服四夷,将四夷纳入王朝管理范围,让四夷之主成为真正的领主；清理管理空格里的力量,最好是这些力量为己所用——就像封神演义中写的那样,闻仲从岩穴山岭海岛请了若干人助阵；管好王族,堵住他们的嘴巴,斩断他们伸向最高权力和吃里扒外的手；恩威并施,牢牢控制既是部族首领又掌握朝廷实权的国家重臣,并通过他们管好心不在焉的属国；管好朝政,协调大臣之间的矛盾,让朝廷之内政令畅通；亲贤臣,远小人,清明朝政.在商王共主地位处于衰微的时期,帝辛如何完成这些任务？最便捷的途径依然只有一个：战争.
《史记》上对帝辛的描述可能是比较客观的：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这样的人,正适合带兵征战.甲骨文的卜辞记载的蛛丝马迹,以及后来《尚书》《左传》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征战,可能推动了王国向更高层次发展.
最先发生的是对周的战争.自弃以下,周部落多次迁移,最后迁到岐山下的镐,“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后来,人们认为成都这个城市名字就来源于此.黄河、渭河、泾河冲积累而成的肥沃土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肉食与粮食,秦岭与潼关的天然屏障挡住了虎视眈眈的敌人,周民族得以生息发展,逐渐壮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季历、姬昌两代人发动了两次对商战争.
史书记载过,古公宣父最器重三子季历,老大老二太伯和虞仲就自行消失于百越之地,后来在太湖流域创建吴国.季历继位后发奋图强,周部落日渐强盛.为扩张土地和消除威胁,他多次征伐戎狄部落,甚至还对今山西境内的戎狄部落发动过征战.周坐大之后,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共主,称为西伯.在帝乙时期,季历纠集西方方国,发动了对商王近属国的战争.这次幸运的砝码倾向了商王属国,季历战败身亡.
一场战争的失败和季历的死并没有伤及周的筋骨.姬昌继承王位之后,继续征战,取得不少土地.最后一战,姬昌直接挑战帝辛.这就是著名的“西伯戡黎”.《尚书》记载,西伯在此战中灭掉黎,并且演绎出许多故事.但是,从考古资料以及典籍之间互相矛盾的说法中可以推测,也许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时期,正好处在征鬼方、东夷之前,帝辛厉兵秣马,跃跃欲试.而且,他还完成了重用“小人”即平民百姓组建军队的改革,新军士气旺盛且直接为其控制.所以,姬昌攻打处于商朝腹地的黎部落,帝辛决不会袖手旁观.周的解释是,西伯灭掉黎部落的事情惹恼帝辛,被其囚于菱里,后贿赂帝辛才逃出来.这是个在逻辑和情理上饼不通的描述.姬昌实力雄厚,身为国家重臣,挑战共主灭掉方国,如果不是兵败,帝辛如何能囚禁他？如果是兵败,按照甲骨卜辞透露的信息,商通行的做法就是以俘虏为奴,首领用作祭祀的人牲,年轻气盛的帝辛又如何会放他回去？最有可能的是,帝辛带着精锐部队,在方国支持下,一战而胜,姬昌被帝辛处死.以财物女色贿赂,朝廷重臣出面营救,那是帝国时代的套路,却未必适用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商.如果姬昌被帝辛处死,后来姬发灭商之后,他还要从火堆里扒出帝辛的实体砍头示众,仇恨如此就可以理解了.
与东夷的战争旷日持久.甲骨卜辞含混不清的叙述之中,帝辛的父亲帝乙曾经十次与东夷作战.而帝辛与东夷的第一次战争,就长达两百余天.帝辛有三个方面的优势：军队改革完成,帝辛拥有一支稳定而强大的核心军队,战斗力强大,也足以为方国盟军做出表率；军队装备有青铜打造的锋利兵器、箭镞和强弓；役使猛兽,组建庞大勇猛的“象队”“虎队”.为解决前线军需运输问题,帝辛征发大量工匠和十几万奴隶,修筑从都城直达东方海滨和南方江淮战场的道路.民夫和奴隶们在威逼之下,依靠石器和木棒,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用生命和鲜血开凿出一条从河南腹地到东至山东海滨、南到长江沿岸的道路,创造了人类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帝辛的远征军从淮河流域出发,向东一直打到今江苏南部长江口地区以及浙江北部,东北进入山东半岛最北端,向南一直打到湖北长江流域.东夷中最强大的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相继败亡,众多中小部落先后归顺.另一支反抗力量南方九苗也被征服.据说征战持续了整整八年,商王朝终于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帝辛的征战之后,今天中国在长江以北以及长江流域除今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外的主要领土最终确立,中原文化已经覆盖东南地区,用于军事的运输大道成为各民族迁徙混居的便捷通道,一个包括华夏、九夷、苗、鬼方、西羌等众多民族的庞大领土国家基本形成.
从帝乙时代,或者更早些时候,顽强的东夷人战败后就向外迁徙.众多典籍记载,当然,有的是推测和假想,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朝鲜半岛,后来建立了朝鲜王朝；一部分人向东出海,在日本列岛扎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更大胆的说法是,一部分人越过太平洋,到达美洲大陆中部的墨西哥地区,在中美洲热带雨林中,创造了美洲大陆可以考证的第一个辉煌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在青铜器都还是贵重物品的时代,人们如何漂洋过海？在那些人身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不为后人知道的事情？然而,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奥尔梅克人使用的器物与商代遗址中发掘出的器物高度相似,他们崇拜的是东夷人共同拥戴的祖先少昊,难道仅仅是文明相似性造就的偶然？从大约七万年前开始,智人就游走在世界各地,六万多年后,是不是同一类智人经过相近的进化创造了相似的文明？残缺不全的古人类迁徙图无法确证古文明的细节,奥尔梅克,这个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文明到底经历过什么,也许永远都会作为一个秘密,埋藏在人类创造的奇迹深处.
之三从辛到纣的历史困境
每个王朝都有一个亡国之君,绝大多数亡国之君在历史乡棱镜的映照下深陷困境.接盘的君王和受雇于他们的史家,都会给他们设一个局.这个局常常有四个支点：天命,道义,人心,个人的现实罪恶和私德污浊.困在这个局里,一个人或许就在历史上成为骂名永固的反面典型,在赞颂英明君王之时做鲜明对比,以及在讨伐他人之时做先验性例证.在随处可见先知和正义设定者的国度,后来人对前人设下的局选择了无条件信任,因为探究历史真相要承担肉体和灵魂的双重风险,接受谎言常常轻易得多,况且,春秋笔法,尊者为大,很多人已经没有对历史说真话的习惯.
尚书中有一篇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西伯戡黎》.原文如下：西伯既勘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日：“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日天易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日：“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日：“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这段文字透露出三个信息：在长期征战中,帝辛的王朝与方国之间的矛盾加剧,大臣恐慌；一些方国之间趁机攻伐弱小,扩大势力；老百姓生活困苦,这恐怕是深陷对东夷战争的商王朝的真实写照,
这段文字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其无比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和自相矛盾的逻辑.我们先看这个祖伊的世系：商汤右相仲虺,曾作《仲虺之诰》,集权威与道德正确于一身；仲虺之后裔祖己,是武丁主管祭祀的重臣,作《高宗肜日》,劝武丁行仁政；祖伊是祖己的后代.这是一个世代管理商王朝国运的家族,他们的忠心与正确性均不容置疑.他对帝辛说,上天恐怕要断绝我们殷商的国运了！这是因为大王自作自受；不但上天断绝国运,我们的臣民没有谁不希望殷国灭亡的.而帝辛说,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祖伊说,您过错太多,上天已有所知,殷商行将灭亡,您的国家将被周国消灭.从字面上看,周作为商的一个方国,平定作乱的黎,于商而言,自然是有功.而主管祭祀的重臣不因此向上天祈祷国运,反而因为这一场地区冲突当面指责商王,指责的内容居然是你要亡国了,而且是被周消灭,这无论如何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帝辛真是后世描述的那样残暴,恐怕祖伊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大卸八块.而他的语言也令人不解：占卜是每天例行的事情,不吉随机而常有,但占卜国运却是仪式规范庄严肃穆的事情,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由商王自己主持,吉凶自知,不需祖伊告知；如果祖伊私自占卜国运,那是僭越和足以导致自我毁灭的大罪,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干并以此为由指责帝辛；在帝辛讨伐东夷的时候,周的实力远不如商,且有实力的方国众多,而祖伊此时仿佛知道就是周灭商；而且,既然都天命决定,帝辛的过错不是也由天命决定吗？
我觉得“西伯戡黎”本来就经不起推敲,而这段祖伊与帝辛的对话,看起来更像后世写来证实商必然灭亡的证词.这样的证词很多,正史有,野史有,传闻更多.但我猜想,事情也许是这样的：酉伯戡黎战争中,帝辛俘虏了西伯,与西伯友善又在帝辛面前有话语能力的大臣,找各种理由向帝辛求情；帝辛不为所动,对他们提出的理由表示了足够的轻蔑,最后杀掉西伯.最后那段“祖伊反日”,更像是这个人一人独处之时痛心疾首或者气急败坏的自言自语.而这段难以自圆其说的文字之所以如此奇怪地存在,也许是周人为了掩盖那场战争的挫折,希望他们塑造的西伯姬昌的形象完美无缺,并且再一次将帝辛推入一种敌对的困境.当然,我仅仅是作为局外人姑妄言之,有此一说.经文专家、历代史家自有评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我等非专业人士,自然只是.
据推测,公元前1046年商历正月,四十一岁的周王姬发抵达牧野,决定整顿军队,发起总攻.他发布进攻动员令的时候,向他的军队和盟友阐述讨伐五十九岁帝辛的理由： “古人有言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在这段话里,帝辛的罪状有五条：听信妇人之言处理政事；祭祀荒废；不重用血亲宗族；重用外来人；纵容外来官吏残害百姓作乱国都.早在《牧誓》之前, 《西伯戡黎》就作出了铺垫,帝辛已经“淫戏用自绝”.“淫”是个奇怪的字眼,查过很多字典,最原始的意思居然是“平地出水”；水沿着某种脉络流淌,故又有循脉理而入的意思；平地出水是因为水多了,故又把做得过分了称为“淫”,比如下雨超过三天称为“淫雨”；后来又有一种意思,叫做“不以礼交”,这个意思比较含糊,因为“交”在商代似乎还是“交叉”的意思,即使在《说文解字》中,也看不出这个字与交合有什么关系；而“交配”是另外一个字,“君子好逑”的“逑”.所以,“淫戏用自绝”的意思大约与“自作孽不可活”相近吧.姬发在《牧誓》中列出的五条罪状,其实都可以解释为“恣意妄为”.听信妇人之言,之所以成为罪状,正是因为父系氏族残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男人决定一切的时代,听信妇人之言必然是国家民族的灾祸.祭祀荒废是对天对祖宗的不敬,是个“口袋罪”,所有人的罪孽和失败的因由都可以装进意识形态中来.而用人方面的问题,正好可以说明,靠宗族已经无法建立起强大的统治体系.最后一个,残害百姓,这几乎是所有君王都干过的事情,也是君王和叛逆者互相攻击的口实.但是,有此五条罪状,帝辛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人,更难以成为后来人们称颂的“明君”.
到了《史记》中,帝辛的罪状详细而明确起来.先是“淫乐”,这是儒家对人私德的彻底否定,三千年后,依然有类似}青形.“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耽于声色,耽误国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栗.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浪费国家资财,用于自身享乐,极度奢侈,玩物丧志,这无疑是大罪.且“慢于鬼神”,不知敬畏,没有进退,一意孤行,这是意识形态的乖舛.更有甚者,“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找们所处的文明时代,这简直就是一副色彩缤纷的春宫图,属于严管新闻媒体乐于报道的事情,但那个时代是真的不同.我们要注意到,文中有一个关键词,“沙丘”.古文中多有沙丘、河之洲等等地名.查过多种史料,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当时的风俗,每年,人们都要组织青年男女在那些地方相聚,选择配偶,适时交合,繁衍生息.那个时候有特定区域,“男女裸相逐其间”,尽管有些夸张,但是对于繁衍还是第一要务的时代,这个样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安排.
再是酷刑.“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什么是“炮烙”,后世说法各不相同,但大多同意是立金属柱子在炭火之上,而受刑者最终被烧死.除此之外的酷刑还有“醢”,剁成肉酱；“脯”,就是做成肉干.而剁成肉酱做成肉干竟然分别是“三公”中的两个人九侯、鄂侯,而“三公”之首的温和派西伯姬昌仅仅“窃叹”,崇侯虎一告发,就被囚于“菱里”.对王公大臣尚且如此,又何况普通人呢？后来有文献记载得更有故事性：砍人腿骨比较骨髓差别,从孕妇肚子里掏出婴儿查看性别.这些荒唐的做派,仅仅来源于和妲己打个赌.然后是用人荒谬.“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真可谓小人当道.而“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逃走了.比干“乃强谏纣”,帝辛“剖比干,观其心”,而箕子“佯狂为奴”,也没有逃脱被的命运.
一个王朝的覆灭自然有其必然性,很多人都会去探讨那些隐藏在种种现象中的规律.然而司马迁在《殷本纪》最后只是叙述了他关于殷的记载,使用了哪些方面的资料,而没有像后面很多地方以“太史公日”的方式评述一番.也许,史家自有判断？（后来读《汉书》以及后世关于汉代的记载,总觉得太史公对帝辛的描述,携带着自己关于家国的愤怒.）为前朝做史,是后来王朝的通行做法.这一做法,似乎就是从周开始的.姬发率先给帝辛一个谥号,“纣”这可能是对亡国之君最极致的否定.后世诸多王朝更替,对亡国之君的谥号用“哀”的居多,用“厉”“幽”之类的恶谥的其实极少,用“废帝”之类的说法,不是谥号,只是一个代称.周为何要给帝辛如此一个恶谥？从后来的资料看,可以想见的是,姬发一开始,就要塑造周的正当性,而不是造反或者乘人之危造反.今文尚书三篇《泰誓》,姬发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已有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姬发表现的三个细节.其一,是第一次在孟津会诸侯的时候,群情激奋,而姬发只是轻描淡写一句“商未可伐”,再次回去养精蓄锐.其二是在《牧誓》之时,姬发已经很有信心地向所有人宣告,这是一场大家的战争,谁不听命令我杀谁.其三是在牧野之战后,姬发“行天之罚”,用“黄钺”砍了帝辛的头悬在白牦牛尾巴装饰的旗杆上,用小斧头砍了妲己的头悬在小旗杆上.文字描述一字一顿,仪式感十足,对于后人而言,他以礼的标准“恭行天罚”,宣告了正义的胜利.然而毕竟还是臣造反谋杀君主,所以要让君主“恶贯满盈”.
回头看成汤讨伐姒履癸即夏桀之时的《汤誓》,说的是因为大家在说“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他自己也知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调”,“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德若兹,今朕必往”.三条罪状,废稼穑、滥用民力、残酷镇压,以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但并没有关于桀私德有亏的说法.到了《国语》中,一个叫妹喜的女人出现了：“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这个妹喜,汤的权臣,出卖了夏桀.但《史记》中根本就没有妹喜的踪影.汉代以后,才有关于妹喜放荡、惑君、裂帛、裸游的恶行.在成汤时代,夏已经没落,势力大减,而汤已经强盛到足以成为共主,所以毫不客气地取代了他,而将这个叫桀的人流放.“桀”也很难说是个称号,因为“桀”最原始的意思是高出来的木桩,引申为杰出,《礼记》中有“选士厉兵、简练俊桀”的句子,《诗经》中有“邦之桀兮”的吟唱.而“桀”有“凶暴”的含义,已经是秦汉以后的事情了.可以推测,成汤所处的时代,还不需要将一个共主描述到道德糜烂、人神共愤的境地,只需要让人们知道这个人对大家很坏、让大家生存困难就足够了.而且,就像柏杨评述的那样：仅只王朝在他手中灭亡这一点,就足够证明他的无能和罪恶.
那么,到了商王朝末季,为何要将帝辛涂抹成极端负面的样子？帝辛面临的困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我想,与其说那个困境是失败者帝辛的困境,不如说是姬发的困境.在姬发砍掉帝辛头颅之后,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正在形成,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领土国家.与一个部落成为共主、众多方国结盟拥戴的国家形态不同的是,这是以宗法为纽带、分封为体制的新型国家形态.帝辛长期征战,将众多结盟却独立的方国一一征服的时候,新的国家形态已经初见雏形.而周灭掉商之后,面临的困境恰恰是,如何继承帝辛征战之后的胜利成果.除了我们猜想的杀父之仇,更重要的是,姬发要给所有人一个理由,就是他凭什么建立以宗法为纽带的分封制.最便捷的方式,除了已经广泛使用的武力,还有神与人共同承认的意识形态.而帝辛这个人,在残暴、不敬上帝、用人不当这些和夏桀高度相似的罪行之上,再灌注加悍妇“妲己污秽”的经血,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被终极否定的人.一个合法的人彻底烂掉,成为“纣”,当然急需一个代表天命、道德高尚的人取而代之.姬发就把自己塑造成了这样的人.于是,一个原本不合法的强人就成了神、人共尊的合法者,而这种合法性就赋予这个人封建的合法性,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就此慢慢形成.姬发给帝辛设了一个局,这个局被后世屡屡重演,慢慢地,有了一种痛不欲生的陈旧.
之四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的战争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帝辛有一定的防守准备,那场战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拉锯战,胜负亦未可知.原因其实不复杂：帝辛有十五万还在东南作战的军队,离都城最近的一支,驻扎在淮河以北护卫粮草；而都城朝歌及近郊,至少占地三十六平方公里,分为宫殿、王陵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在战争时期,守卫这样一大片区域,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队,至少,居住在宫殿之外的平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武装成一支军队.牧野之战,有人说帝辛武装军队七十万,有人说十七万.我想,十七万还是靠谱一点,困为那时全国所有人口大约只有四五百万.十七万,就算七八成是奴隶和囚徒,也还有近四万正规军,仍然有得一拼,况且强援并不遥远.
我们看看商朝如何组织军队.商朝的军队大约分为三类.一类是常备军,商王组织部分贵族和平民编成常备军,统一管理,通过打猎、较场角力等方式训练,充当都城和王宫守卫.这类军队从武丁开始慢慢扩充,到帝辛时成为强大的职业军队,装备了精良的青铜兵器和带青铜箭镞的弓箭,有训练有素的战马拉着坚固的战车,在征伐中常常充当先锋队、尖刀团之类的锋锐之器.第二类是民兵.尖兵不是军队主体,军队的主体还是临时征集起来的民兵.甲骨文中常有“登人三千”“登人五百”的文字.“登”,就是丰收时节捧着装着谷物的器皿向神献祭,后来的诗歌《大雅·生民》中还有“印盛于豆,于豆于登”的诗句.商朝采用临时征兵制度,“人”就是平民,和平时期耕种田垄的平民,一旦接到征召指令,就要立即备好军粮,从田间匆忙奔赴战场,履行作为族人的天生义务.编入军营,升车上阵,赋予了“登”新的意义,而这种征兵方式就称作了“登人”.负有出征义务的主要是平民,但有时兵力不足,也会将奴隶编入军中.负责军队组织的是师长及各级执事官,这些人平时负责管理所属的平民和奴隶,组织生产劳动,战时率领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参加战斗.第三类是方国的军队.商王朝方国众多,每个方国都有数量不一的军队,以方伯为统帅.
军队最高统帅是商王,他带领的常备军让他有足够的力量管理下属将领,实现令行禁止.商朝军队的编制,大致有“师”“旅”“行”编制.师是军队中最高的编制单位,下面为旅,旅有“左旅”“王旅”“右旅”之分.旅下面是行,行有“左行”“中行”“右行”之分.一行大约一百人,一旅大约一千人,一师大约三千人.步兵和车兵协同作战.战车由两匹马驾挽,车上三人,中间驾车,左边持弓,右边持戈.车下有若干步行徒役.似乎还有为数不多的骑兵快速传递消息,有舟兵负责运送军队渡河,也由水上运送补给.在那个以民兵为主体的时代,动员军队的能力至关重要.古书中常有“修德”若干年,军队强大起来的说法.对于军备而言,这个“修德”的含义其实并不简单.首先,要休养生息、繁衍人丁,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和战争供给.其次,要以德服众,让人们死心塌地跟随.再次,要把神权、王权结合起来,在天命与仁德的旗帜下形成强制性的、行之有效的征召和管理制度,达到令行禁止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前后的商王帝辛.对东南旷日持久的征战使商王朝国力空虚：征召的军队几乎全部用在东南战场上,都城防御只有和平时期的常备军；成千上万的平民和奴隶在一千公里左右的补给线上奔忙,众多亡者在道路两边堆起累累白骨；在田间耕作、林间狩猎的人们年复一年地将粮食和肉食送到军队,自己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帝辛将军队交给宗室攸侯喜统帅,自己回到都城朝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对个人钝力的自负、对天命毫无疑问的寄托,以及前线时时传来的捷报,让他心安理得聚敛珍宝、声色犬马.特别是在姬发率军渡过黄河,“观兵”之后说了句“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又匆忙返回之后,帝辛原本还有一点对来自西部威胁的警惕都消失了.
我们再看看姬发,这是一个怀抱仇恨和夺取天下野心的人,关于他修仁德、修礼仪的记载随处可见.帮助他操盘的,是一个充满智慧却也心怀仇恨的东夷人,姜尚,或者叫吕尚.这是个在民间传说中神乎其神的人物,其实只是一个因为家园破碎流浪到西部求生的落魄人士.但是,在这场改朝换代的较量中,他似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为.东夷不服商王号令,引发多年战争,或许有他的功劳.而训练军队,联合西部、北部、西南各部落,也许还是他直接出谋划策.当然,如果不是吕尚,也会有其他类似的英雄豪杰出现.而他的军队,在征伐之时可以带领的是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与他们联合作战的,有庸、卢、彭、濮、蜀、羌、微、鬃八个部落.我们再看八个部落：庸、濮、卢在今湖北境内,蜀在今四川西部地区,羌在今甘肃东南地区,鬃在今甘肃四川交界地区,微在今陕西邱县,彭在今甘肃镇原县.这些地区山深林密,民风强悍,作战方式灵活多样,其战斗力甚至超过周的正规军队.
征战之前,姬发还演了一出戏.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八年,他在祭祀姬昌之后,到东方去集结部队,抵达孟津.《史记》做了空前绝后的精彩记载.姬发制作姬昌的神灵牌位,用车载着供于中军帐中,宣称是奉文王之命讨伐帝辛.他向司马、司徒、司空等官员宣告：“大家都要严肃恭敬,要诚实啊,我本是无知之人,只因先祖有德行,我承受了先人的功业.现在已制定了各种赏罚制度,来确保完成祖先的功业.”吕尚则发出严厉的军令： “集合你们的兵众,把好船桨,落后的一律斩杀.”姬发乘船渡河,船走到河,一条白鱼跳进船中,姬发俯身抓起来用它祭天.渡河登岸,一团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住的营房上,转动不停,最后变成一只赤红的“乌”的形象,发出魄魄的鸟鸣声.按照古人的说法,天降异象,必有非常之事.是讨伐商纣的事情？诸侯们虽然未曾约定,却都会集中到盟津,共有八百多个.诸侯都说：“纣可以讨伐了！”姬发却说：“你们不了解天命,现在还不可以.”于是撤回军队.我觉得,基本史实应该就是这样：姬发在盟国面前炫耀了武力,宣扬了“天命”所在,展示了至少两种惊心动魄的预兆,也明确地了解到盟国愿意讨伐帝辛的态度.他撤回军队,把进攻众人进攻帝辛的一口气憋下来,为下一次真正的进攻做更周详的准备,也向帝辛示弱.事实上,他在两年内都没有发起战争,帝辛果然完全放松了警惕.
从姬发东“观兵”到牧野之战的两年里,帝辛的军队在东南战场继续取得胜利,俘虏东夷诸部落五六万人,东夷已经处于外迁或臣服状态.住在京城的帝辛似乎忘乎所以,《史记》说他“杀王子比干,囚箕子”,逼得“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心中有底的姬发号令诸侯,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姬发的军队再次在孟津与盟国军队集结,从汜地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折而东行,直指朝歌,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这次他不再谦逊,不再说“天命”之类的废话,而是作了严厉的战前动员.“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居高临下说了句“将士们辛苦了”,就命令将士们“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在历数帝辛罪恶、讲明战争规矩之后,强硬地要求将士们必须“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拼命作战,如果出工不出力,那就不要怪我军法从事,“其于尔躬有戮”.正义而充足的理由,远道而来追求胜利的,严厉的作战纪律,以及两年前憋下的一口恶气,化作了勇往直前的士气.
帝辛得到消息,立刻调集军队.让他措手不及的是,前一天得到消息,后一天盟军就到达了牧野.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最近的军队也刚刚得到消息往首都赶.帝辛无奈之下仓促部署防御.军力不足,只好按照此前的办法,将武装起来的奴隶和战俘编入军队,大约有十七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姬发的联军.乌合之众对精锐之师,胜败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但商军人多势众,牧野之战还是打得非常惨烈,“流血漂杵”.《史记》中说奴隶与战俘们临阵倒戈,姬发几乎兵不血刃,还是显得抒情了些.帝辛而死,两个宠幸的女人也自缢身亡.姬发举行了战后第一个仪式：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表示自己讨伐共主有罪；用大斧头砍下帝辛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用黑色大斧头砍下两个女人的头,悬挂在小白旗上.朝歌被攻占,帝辛身死之时,攸侯喜正带着商王的十五万主力军队向朝歌赶来,然而此后再也没有关于这支军队的记载,他们在赶往朝歌的路上,遽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帝辛在牧野之战中身死国灭,可以想见的原因在于：周王养精蓄锐、多方结盟,形成了强大军事力量；常年征战加重商地老百姓的负担,商地百姓甚至商部族的人都渴望结束战争,过平静的生活,故转而支持周；帝辛的国力被征战掏空,对周防范不足,都城守备空虚；周暗度陈仓,亡命奇袭,攻其不备,灭其不坚.帝辛烧得面目全非的头悬在高处,标志着殷商六百年国运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周,开启了领土国家建立的新时代.
但是,阴差阳错的失败并不表明帝辛被彻底否定.实际上,他创造的大国辉煌快速奔向周的繁荣.只不过,他这个骑手被射落马下,跃上马背的姬发继续纵马飞奔,整个国家依旧随头马飞奔.
结语： 迎来新时代
在人类没有处在食物链顶端的时代,人类群居仅仅是为了生存和繁衍.按照进化论的理解,人们在种种生存选择之中,锻炼了自己的智识,让自己进化到文明时代.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到尼安得特山谷,从克努亚洞穴到西伯利亚草原,从东非到弗洛里斯岛,从元谋古村落到爪哇,人们像所有动物一样生存、繁衍、迁徙,人类历史缓慢流动.对一切强大事物及祖先的敬畏,产生了群居的种种习俗,而制度就在各种习俗中产生,那就是“自然法”.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脱胎于部落聚集的城邦国家已经形成.从那时起,战争和灾难就成为改变人类组织方式的决定性条件.
在甲骨卜辞的引领之下,商的国度进入新的文明时期.这个文明时期在世界古文明中不算早也不算晚,却一直传承延续,至今犹存.商王朝解决了早期国家发展的四个基础问题：国家组织,权力继承,意识形态,统治力重.如前所述,商王朝还是城邑国家,共主真正自行管理的只是自己部落所有的狭窄土地,众多方国相对独立,名义上服从商王,而对商王的服从仅仅表现在两个方面：纳贡和派兵跟随征战.到末代商王帝辛的时代,他作出的最终让他身死国灭的努力,就是通过征伐,让方国诸君成为为王守土的臣子.事实证明,除了对周之外,他都做得很成功.权力继承的有序性,是保持王朝稳定的重要环节.从夏传承下来的继承制度,商那个时代逐渐稳定,传子为主,间有兄终弟及.当然,也有权臣、强盛的方国希望成为共主,但六百年间无人成功.到帝辛前后,嫡长子继承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在多神和祖先崇拜混合的时代,意识形态极为复杂.从盘庚迁都,将都城基本稳定下来开始,商王们都在致力于敬奉一个统一神祗.如前所述,到帝辛时代,被谴责为不敬鬼神的帝辛,已经可以理解为只敬奉统一鬼神体系,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基本统一.统治力量无疑在帝辛时期达到顶峰：比较完备的官僚体系,强盛的常备军,强盛的方国军队,法律和制度正在形成体系.那个时候,一个新的国家正呼之欲出.
经历过历朝历代对史料的筛选和净化,被柏杨称为半信史时代的夏商和西周前期的历史资料已经很少,而考古发现又难以成为系统,往往让人无法释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商朝末季和周朝初期,正好开启了一个从邑城国家到领土国家、从神话国度到礼乐之邦的全新时代.姬发征伐帝辛之时,就有了以生死军令号令盟国的威望.在他继承了帝辛征伐东夷的遗产之后,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出现的新变化,就是分封诸侯.分封的诸侯有家族近亲、功勋臣工,也有前朝遗民、边远部族.与方国结盟服从相比,这种分封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诸侯不再是盟友或者服从者,而是代表周王领有一片土地的臣子.《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喊出了当时最通透的大众认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姬发只是进行了几规模分封,初步稳固国体,但比较稳定的分封制度并没有确立.他本人在气势如虹地灭掉商朝四年之后,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人生.
这种并不完全稳固的组织方式在第二代周王姬诵时期就遇到严峻挑战.姬诵,就是那个“桐叶封弟”的孩子,继任之时只有十二岁.当时,那个被曹操歌颂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周公姬旦代替年幼的姬诵主持朝政,姬发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三监”和他们监守的对象末代商王帝辛之子武庚联合,图谋推翻王室,重新洗牌.而心怀亡国仇恨的武庚更是联络庸、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盈诸族共图复国,声势强大.好在德高望重、心志坚定的周公和召公姬爽“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内乱.随着周公打赢一场长达三年的战争,分封制最终稳定下来.管、蔡与武庚聚集的力量,仅从军队而言,其势力已经超过新建立的周朝,更何况《古文尚书·武成》中说,姬发已经“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但是强犬的反叛势力最终没有完成复辟,这其实也表明,生机勃勃的新国体让新政权迸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在传说与后来可见的典籍记载中,正是这个周公制定了一套制度,称为《周礼》.现存的典籍,是从东汉郑玄开始做注的《周礼》《仪礼》《礼记》.《周礼》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职能和礼仪； 《仪礼》记载的是冠、婚、丧、祭、饮、射、宴、聘、觐的礼仪；《礼记》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所有礼仪制度,其实都是不断积累的结果.掩盖在种种制度中的核心,其实是人群调整和合作管理的官僚制度和宗法制度.从官僚制度看,周王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下有师太师和太保,分掌军政大权,并且作为年幼国王的监护者.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在此后几乎所有集权体制中传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而政权也分成两大官僚系统,分别为卿事寮和太史寮.太师太保为卿事寮长官,主管治国与军事；太史是太史寮长官,集首席文职官员和神职官员于一体,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他们的属官,按照科层分工,已经形成体系.
起源并确立于夏朝,在商朝逐渐完备、周朝最终成熟的宗法制度,解决了权力来源和传承的问题.宗族分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是天下大宗,天子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分封为诸侯,是小宗.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周王的权力来源于上天,当然后来也被说成是民心.无论周王、诸侯,还是卿大夫,权力继承的方式都是“嫡长子继承制”.后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紧密结合,最终形成环环相扣的封建宗法制.
政治发育逐渐成熟的标志还有都城的稳定.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从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开始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夏商的都城无论如何迁徙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区域.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是继河洛地区之后兴起的又一政治文化中心.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河洛地区与关中平原隔着黄河、潼关东西相望,作为中华文明和政治版图的两个极点,延续近两千年.
其实,在近代民族战争开始以前,王朝更替之时,对前朝文化、制度的继承和不断改革完善,总是过渡时期新政权要做的首要事情.新政权往往并不否度,而是否定这个执行制度的末代国君和帮助这个国君干坏事的臣子,新国君往往宣称代天征伐,推翻昏庸暴戾的君主,斩杀误国佞臣.对于前朝文化、精英人士、人民和制度,总体上作为一种遗产接收下来,并将其作为新政权的重要支撑.作为一种妥协,新政权总会让渡一些权力,后来再慢慢收紧.从这个意义上讲,改朝换代之后,一些在分享战争果实中居功自傲的功臣、权欲旺盛的能人被屠杀,反而并不意外.
古埃及、古西亚、古印度、古美洲文明在某个时间段突然断裂并且消失,如果不是自然灾害导致的一个民族的整体消失,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外来征服者带来不同的文化、制度,并且以暴力毁灭其民族精英、民族财富、历史遗存、文化典籍,斩断历史记忆.我一直认为,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每一种族的繁衍、发展都有其自舅规律,文明融合、文化交流也有其自身规律,每一种国家的建构方式,最终要回归种族特性,国家的进步最终取决于这个种族本身的进步.新殖民时代,依靠战争确立和推广、依附于现代科技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也许最终将走向新的种族制度.人类文明,也许会不断循环.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在考量姬发灭帝辛的时候反思这个问题,其实还早了些.
行文至此,本来可以商朝终结、周王继承和发展了商的制度遗产而帝辛自有其历史功绩作为文章结语,却突然想起柏杨《中国人史纲》中一个跨越东西方世界的比较.他说,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两个绝色女人,一个叫海伦,一个叫妲己,同时引起了两场流血和复国的战争.不过,特洛伊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商朝却已经是从邑城国家向领土国家过渡的泱泱大国.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具有异常的历史清醒度的学者作了一个娱己娱人的调侃.
我更喜欢他说过的另外一段话：“我们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落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只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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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无聊的罪和罚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对传统伦理的消解 伦在说文解字中的含义是辈也,军发车百辆为辈,引申之同类之次 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仁”、“孝”、“悌”、&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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