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众歌声》创办前后，本文是关于大众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与《大众歌声》和创办和大众歌声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由革命音乐家麦新和孟波主编的一套《大众歌声》,为当年那场艰苦卓绝又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曾起过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大众歌声》不仅用歌声宣传了中国的主张,去唤醒团结广大民众,更重要的是激励亿万中国军民投身于波澜壮阔的伟大抗日洪流.
我和孟波是相识相交近三十年的忘年交,他生前多次对我讲述过关于《大众歌声》创办前后的许多往事.但遗憾的是,那时我从未见识过这套音乐丛刊的庐山真面目.直至前不久,我再次踏访孟波故居时,在再三要求下,他的大儿子孟临才小心翼翼地拿出其父视若珍宝、极少示人的一套《大众歌声》.只见第一册、第二册的封面和扉页已严重破损,而第三册则在“”中抄家时遗失.后来,战友周巍峙得知此事后,几经周折才在音乐学院的文献资料室中发现了原件.于是就替孟波复印、装订了一册送他.这套残缺不全的歌集,对于旁人来说,至多就是一则感人的故事,但对于孟波显然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见证了其最初踏上革命之路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大众歌声》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内唯一出版的专门刊登抗日救亡歌曲的音乐丛刊,它从创刊起就旗帜鲜明,当年许多革命音乐家的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本歌集而唱响大江南北的.
麦新和孟波的青年时代,风雨飘摇.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社会动荡、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日本军国主义在1931年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后,便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继而又不断蚕食我国华北地区,并企图霸占整个中国.当时的世界列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采取睁眼闭眼的绥靖纵容政策,而国民党政府更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但对中国领导下的江西苏区却变本加厉地加紧围剿.
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他们自发或有组织地集会、、游行、罢市罢课和抵制日货,在1935年前后,国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像火种一样星火燎原般地四处蔓延.无疑,此时的群众歌咏已承担起激发、培育和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情感功能.
就在这国内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时,中国不失时机地进一步领导旗下的左翼进步文艺家,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境遇下,创作了一大批令国人热血沸腾、流传甚广的抗日救亡歌曲.当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就是一座歌咏之城.那里的人们,无论生产劳动、还是洗衣训练,都唱着奋进的歌,歌咏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连国统区的武汉和长沙,在与日寇举行会战前,也是群情激昂,到处歌咏.荷兰著名纪录片编导伊文思,为拍摄反法西斯的长纪录片,曾在中国武汉的街头,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许多中国歌咏者慷慨激昂的珍贵历史画面.
上海开埠后,一直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的文化,中西交汇、海纳百川.这里有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第一所现代的音乐学院,还有中国最早的电影厂、唱片公司及无数官办和私人的电台和报刊.所有这些,都为及其领导下的左翼联盟,为在国统区及敌后开辟文化战线上的另一个战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新和孟波,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面对国难当头,义无反顾地选择用音乐和歌咏的方式去战斗.他俩是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民众歌咏会”期间相识相交的.几百名青年,在爱国人士刘良模先生的指挥下,唱着同一个声音,大家颇感新鲜又倍添青春活力.随着中华民族存亡危机的加剧,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经常相互传阅进步书刊并在一起议论抗日救亡的形势,共同为祖国的命运焦虑担忧.他们在观看了国产影片《桃李劫》后,非常感动,影片主题曲《毕业歌》的激昂旋律一直在脑海和心田中挥之不去.于是,他俩在参加“民众歌咏会”的排练时,向指挥刘良模建议：既然我们的歌咏会被冠以“民众”二字,那么我们的歌声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去倾吐大众的心声,当下人民大众最喜欢的就是《毕业歌》,我们就应该排练这些曲目.
刘良模欣然接受了建议,旋即就把过去练唱过的一首《摇船曲》改成《救中国》：“救、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这样一改,大伙唱起来格外有劲,直唱得汗流浃背才肯罢休.刘良模的救亡热情也高涨起来,他编配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一批抗日救亡歌曲,教团员们练唱.
随着“民众歌咏会”的声望日隆,其队伍也愈发壮大,团员很快就发展到一千多人,原来排练的北四川路青年会礼堂,已容纳不下,于是便分一部分成员,去八仙桥青年会礼堂活动.
“民众歌咏会”的发展,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天,曾谱写《新编九一八小调》和《自由神》的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地下党员吕骥,突然来到“民众歌咏会”的排练现场,发表讲演.他从聂耳的作品分析,一直讲到中国新音乐的伟大意义,特别是关于为大众、为民族解放,是中国音乐发展新方向的论述,给麦新和孟波留下深刻印象.
吕骥非常看好麦新和孟波,把他们作为入党的发展对象.不久,经他推荐,麦新和孟波加盟了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业余合唱团”.从此,他俩有更多的机会,与吕骥、冼星海、贺绿汀、任光、张曙、孙慎和沙梅等革命音乐家,常在一起探讨、研究音乐创作如何能更好地为抗日救亡服务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俩的音乐视野更开阔,使命感也更强烈了.
1935年7月17日,聂耳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无奈绕道日本前往苏联留学时,不幸在日本的鹄沼海滨游泳溺水身亡.消息传来,举国悲哀.
聂耳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和奠基者,更是一面旗帜.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歌曲为人民唱出心声,为时出呐喊,振奋了民族精神,并鼓舞着千百万民众走上革命道路.麦新和孟波决心走聂耳的路.他俩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地参与、组织和领导各种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并竭尽所能,坚持为女工夜校、工友识字班的劳苦大众们教歌识字,讲解革命道理.
同年初秋,冼星海从法国巴黎回到上海参加救亡运动,就接过了聂耳的旗帜,与吕骥、任光等积极投身群众歌咏.冼星海的到来,也翻开了麦新和孟波音乐人生的新篇章.作为战友,他俩除了协助冼星海工作外,更抓紧时间向他学习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技法及合唱指挥.这种不断的积累,最终为自己能创作歌曲的理想,插上飞翔的翅膀了.
在中国和左联的领导、影响下,上海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迅猛发展.到1936年中,除了左联旗下的“业余合唱团”外,又涌现出许多规模庞大又演唱水准上乘的歌咏团体,如“民众”“怒吼” “ 新声” “ 蚁社” “ 时光” “ 量才” “ 立信” “ 晨风” “ 华联” “ 吼声” “ 扬子江”“沪东”及“沪西”等等.在吕骥和冼星海的撮合下,上海的歌咏团体成立了一个联合会,简称“歌联”.由各个合唱团的领导参与工作,每星期开会碰面一次,讨论工作.经选举,麦新和孟波负总责.
这年盛夏的一天,“歌联”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救亡歌咏活动的问题,会议很重要,这天出席会议的人也特别多,大家争先恐后、热情踊跃地发表各自见解.
有人说：“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一天天发展,可是我们却没有一本像样的歌曲材料可供使用.现在出的一些歌集,印上那么几首救亡歌曲,只是做做点缀而已,而且售价很高.”有人说：“现在不少新歌,得不到及时传播,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没有跟上.”还有家歌咏团体的负责人透露：“由于找不到团员喜欢的新歌,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
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决心自己办一本歌曲集,还一致推举麦新和孟波负责编辑工作,并希望未来的新歌集,一定要为抗日救亡服务,并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大家还为未来的歌集起了好多名字,如：《救亡歌曲集》《革命歌集》《人民歌曲》等等.麦新拿出一本《生活星期刊》杂志,打开陶行知的一篇名叫《什么叫大众歌曲》的文章说：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启发,它说大众歌曲就是大众心灵的呼声,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唱进大众的心里去,我看用《大众歌声》做书名很恰当.麦新感人肺腑的话语说到了大伙的心坎里,于是一致决定新歌集就叫《大众歌声》.
打那后,麦新和孟波就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新歌集的编辑工作.很快,各歌咏团体就送来很多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左联旗下的“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的一些新歌,经过试唱也被收入.任光、张曙、沙梅、塞克和孙慎等音乐家也及时送来自己的新作.而吕骥和冼星海都表示,要为新歌集专门写作.
秋日的一个早晨,麦新和孟波专程去吕骥的住所汇报工作.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吕骥详细询问了歌集的进展.麦新把收集到的近百首歌曲及办刊的初步打算,作了介绍.吕骥听后很高兴,思忖片刻说：“我这里还有聂耳的一部分遗作,你们可以拿去发表.”接着他又说：“这本歌集在题材和形式上,一定要多样化.听了你们刚才谈的情况,觉得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还不多,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而且作者的面还可以更广泛一些,不要只发表一些名家的作品,有些青年之作也要重视,也可选登.黄自和赵元任等人的歌曲,只要好的和爱国的,都可登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大家的事,是全民族的事,要团结所有人一道去做,不要有门户之见.”吕骥还向他俩推荐了一些外国革命歌曲：《青年战歌》《美国五一歌》《快乐的人们》,并答应为新歌集写篇论述当前音乐运动方向的文章.临行时,吕骥还拿出了一摞自己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手稿,并叮嘱可任意选用合适的,但用后要及时归还.
当晚,麦新和孟波又去看望了老师冼星海.当时他正参与影片《壮志凌云》的谱曲工作,刚从外景地河南回到上海.当两人向他全盘介绍了新歌集出版的前期工作后,冼星海很欣赏,随即拿出他刚为影片《壮志凌云》谱写的一首插曲《拉犁歌》,又拿出了前不久与赛克合作的《耕农歌》《农民进行曲》和《搬夫曲》等,同时冼星海还为新歌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出了不少好点子.
为了出版这本大众欢迎的救亡歌曲集,麦新和孟波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更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在他俩征集到一百多首歌曲后,在九月下旬的一次“歌联”会议上,大家确认了八十七首.第一册的编辑工作就此结束后,他俩开始寻找印刷厂.
但当时的国统区白色恐怖,连租界的巡捕房也是限制活动的,因此,麦新和孟波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印刷厂,都因为这本歌曲集内容革命激进,怕引来麻烦而不敢接单.最终,还是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找到了虹口提篮桥附近的一家里弄小厂来承印.
但这家小厂从未印过歌曲,也没有验排歌曲的工人,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困难.于是,麦新和孟波想了一个办法,他俩先教一位工人识谱,然后在排版时与他一起工作.这样既能提高效率,又可及时纠正错误.这一招奏效后,三人就每天工作到深夜才罢手.十月二十八日清晨两点,在完成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校对后,麦新和孟波才如释重负.这本歌集就要付印了,随着那两台平板印刷机的滚动,一页页的歌谱也犹如一颗颗的炮弹,在迎接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
1936年12月9日,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上,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消息：目前,救亡音乐正是普遍到各个角落的时候,我们向每个救亡同志推荐这样一本内容详实,好听动人的歌曲集《大众歌声》,售价大洋壹角.
这本有上海众多音乐团体自己出版的救亡歌曲,刊登了最新创作和翻译的各类歌曲87首.其中有聂耳遗曲和纪念歌曲,救亡歌曲,工农歌曲,外国革命歌曲,中国民歌及妇女、儿童歌曲,共八类.并附有吕骥、刘良模、陶行知和般木四位大家撰写的值得参考的文章.封底有国难地图一幅,封面是丁里设计的木刻画：一位正气凛然的高大工人,举着一幅飘展的大旗,旗上用拉丁字母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面浩荡的游行队伍,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高歌猛进.而书名《大众歌声》更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大众歌声》发行后,社会反响强烈,很快被抢购一空.四十天后再版,却遭国民党和租界当局查禁.但是真正代表大众的歌声是禁不住的,歌集还是通过救国会和“歌联”的各种渠道,继续在暗中发行,四个月就再版了四次.
《大众歌声》在1937年和1938年又出了第二第三册.麦新和孟波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麦新的代表作《大刀进行曲》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的经典.他俩在革命斗争和音乐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人民公认的革命音乐家.后来,麦新奉调去了延安鲁艺,而孟波则参加了新四军,《大众歌声》至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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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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