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在粗粝和苍茫的历史中邀约灵魂关于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该文是历史方面有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刘庆和长篇小说和邀约相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周景雷 郑慧文
近些年来,反映少数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正在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焦点.这些创作突破旧有的汉语写作格局,常常融历史、现实、世俗、宗教等诸多因素为一体,一方面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厚复杂和多姿多彩,另一方面,也都能从历史出发,展开多维度的思考,进行大跨度的历史整合,为当下生活提供具有思想深度的社会省察.在这样的创作中,汉族作家的写作值得格外注意,比如范稳的《水乳大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杨志军的《藏獒》等.这些创作尽管面向不同,但都在社会发展某一特定阶段表达出了某些公共性的精神,比如对历史变迁的省察、对现代化的反思以及对人类心灵的重塑.写作者身份的不同以及跨文化的深度介入,不仅反映了写作空间不断扩大的可能性,而且也使写作者在进行文化挖掘过程中进行文化还原成为可能.当然,对于成熟的作家而言,文化挖掘和文化还原仅仅是写作目标的一种可能,对于这些作家而言,他们更在意的则是有关灵魂的呼唤和对话.他们搭建的是灵魂的塔台,并在塔台之上瞭望灵魂.
显然,刘庆的新作《唇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属到这一范畴,作品中所传达出的公共精神与上述作品相比并无二致.但不同的是,《唇典》的丰赡度和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预期.作者以萨满信仰作为叙事的文化背景,以萨满教自身所具有的神秘性和魔幻性为想象空间,以天马行空和无拘无束般的姿态呈现了河谷两岸、密林深处一个地方、一群人的喜怒哀乐和历史变迁.小说以中、朝、俄三国交界的白瓦镇为中心,叙述了从20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将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深刻地剖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生存于此的人们的心灵感受和心灵苦难.作者在自叙中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命定的萨满,但他却要用一生来拒绝成为一个萨满的命运.”本文所有引文均引自刘庆：《唇典》,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以下不再一一列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拒绝与受难注定成为小说的主要基调.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的拒绝,整个作品的人物和故事也似乎都在“命定”与“拒绝”之间挣扎,于是,我们看到,一部边疆的历史在某种特定情境中,也成了自身挣扎的历史.小说以粗粝的历史事件和演进为动力,在苍茫浩渺的描述中去考察一种信仰的衰落史、一群人（家与国）的生存史和一个人的心灵史,三者之间构成了相互叠加和交织的三条线索.
《唇典》是一部信仰史.信奉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是东北少数民族重要的精神生活,支配了人们的日常言行和思维方式.因此,把这一宗教信仰嵌进社会历史发展与漫漶无际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是了解东北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勾勒东北文化源头,呈现在白山黑水、茫茫林海中顽强生存的人类心灵张力的重要维度.当下小说创作中,很多作家都试图对此予以挖掘,但在《唇典》之前,除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外,大多作品对其原始神韵的呈现始终未见精彩.迟子建通过她的叙事,把萨满信仰诗歌化、抒情化,通过娓娓道来的方式为萨满信仰唱起了挽歌.而刘庆的《唇典》却将萨满信仰进行了“韧性”处理,充满了不竭、不屈的坚硬色彩.但这不是说,在刘庆的小说里没有哀婉,而是他把哀婉隐藏在平静的叙述中.我相信,这里一定是充满了作者刘庆作为东北人丰富的个人经验,写作的过程也一定是调动了所有的童年经验和民间记忆.小说将萨满信仰贯穿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也贯穿在人的世俗生活中,通过多灾多难、历尽劫波的近百年的萨满信仰史的描述,突显了萨满信仰在整合世道人心、塑造心灵生活中的重要黏合作用.
首先,《唇典》把萨满创世神话氤氲在整个作品中,将之作为厚重的积淀,这使作品全篇充满了信仰的力量和挣扎与奋斗的刚性.无论是天神阿布卡赫赫、星神卧勒多赫赫,还是地母巴那姆赫赫,她们战胜九头恶魔耶鲁里,以其博大和神秘焕发出大地的勃勃生机,并确定了最终的*规范.这使小说的主题具有了超越性,不仅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更替,超越了时空限界,也使其通过俯视的方式对世俗作出有关心灵的、道德的乃至政治的判断.它无法干预历史进程,但可以对历史进程作出价值评估,它通过思想或灵魂拯救的方式,乃至通过应果报应的方式,把美的、善的呈现出来.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创世神话所确定的价值规范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也就在于其与历史的价值*相契合.
其次,通过对大萨满李良形象的刻画,特别是通过李良在神俗之间的游走,既矫正了世道人心,也树立了某种灵魂的楷模,反映了作者对于世俗社会的某种期许.更为关键的是,作品中被多次细描的萨满祭祀仪式让我们看到了原始宗教仪式还原场景,充满了鲜活的文化韧性.这种文化韧性,一方面表现了历世不绝的绵延,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不时出现的哀叹与喘息.主人公满斗一生拒绝命定的命运,却始终与此相伴,正是这种绵延与喘息的映照.李良萨满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具有穿透性的意义.这一形象非常容易让人想起贾平凹《老生》中的“唱师”.《老生》中的唱师是地理,是宗教,是神话,是寓言,是传奇,是先知,是百科全书.李良萨满所担当的与此不无相似之处.我们以为,一个作家如何能做到既要贴身与大地,又能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实现对人类的俯视,如果不借助一些外在的力量恐难真正实现.但其实,这种俯视更多的还在于创作者的内心.人能够往来古今,作为历史的记录者、考察者和审视者必须要脱离肉身的存在,回归到精神的层面.在小说中,李良的意义是重大的,和满斗一样,这个意义不仅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他延伸了作者视野.
再次,小说中充盈着的萨满精神其实也是一种对传统的呼唤和对自然、对生命的尊重.在萨满信仰所崇奉的诸种神灵中,祖先神是重要的一种.这一反复出现和被呼唤的神灵一方面表达了人类对所来之路的念念不忘和对家族历史传统的挖掘,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试图通过这一隐匿不现的神灵把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小说中多次描写到不同家族的祖先神,有的祖先神是狐狸,有的祖先神是植物,这既是萨满教自身的教义之一,同时也是对自然与人和谐一体的昭示.比如大萨满李良就是火神的后裔,那个伪满皇帝的家神就是老鼠（当然这里也许包含了其他的隐喻）.但更主要的是,小说大写意地描写了莽莽苍苍的自然社会,一切都是那么凌乱而富有生机.这种描写使小说充满了博物学色彩,这在当下的创作中还是十分少见的.这既为小说的魔幻性提供了背景,也是魔幻产生的基本原因.当然,再魔幻的精神也抵挡不住来势汹涌的现代化世俗肉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也是借着萨满信仰这一精神镜像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唇典》是一部民族史.近百年的风云激荡,既展现了作者对历史充满深情的想象,也表达了作者打捞历史的渴望.这是一位成熟的写作者必须要呈现出来的.在历史写作过程中一定会有诸多面向,但如何把这些面向通过形象、情节和环境表达出来,却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了它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文化性和意识形态性可能会构成历史写作文本的两个重要方面.进而也可以说,跨度越大,离我们越远,其文化性就越强；跨度越小,离我们越近,可能其意识形态性就越强.这一点至少是符合我们对《唇典》的判断的.《唇典》分为上下两部,作者将上部命名为“铃鼓之路”,在萨满信仰的氤氲下,呈现着鲜明的文化和心灵的还原色彩；下部命名为“失灵年代”,这一命名本身就昭示了世俗政治介入之后宗教信仰的淡出.但恰恰是这种淡出,倒是深刻地彰显了东北人民顽强的生存史和奋斗史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确认.
首先,这部小说对中国东北人民可歌可泣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行为和精神进行了深度挖掘,表现出了强烈的家国意识.小说在起笔阶段,便将故事置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之下.从抵抗日货到“九一八”事变,再到东北抗联、抗战胜利,一直到解放战争,每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和事件不仅把东北的白瓦镇镶嵌到历史大背景当中,也把处在历史中间的个体生命与时代紧密相连.刘庆笔下的这些生命,既是“忙着生、忙着死”的一群,但同时也是勇于抗争、敢于直面死亡的一群.尤其是在面临着家国危难、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表现出了义无反顾的决绝.他们能从个人的好恶、恩怨出发,但又大多能跳出个人的限囿而投身到时代的洪流当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在历史裹挟中的被动选择.《唇典》中,除了李良大萨满、满斗外,还塑造了诸多鲜活的人物,其中郎乌春和赵柳枝是最具有典型性的.郎乌春的一生充满传奇,但他的传奇形成既有历史裹挟的原因,也是自我选择使然.居于变幻的时代,郎乌春先是在和本能的驱使下投身社会,经历了漫无目的的冲撞、奔突,在救亡图存的召唤下,由个人本能上升为民族大义.郎乌春的一生充满了偶然性,但历史的裹挟和民族大义使这种偶然性变为必然性.与郎乌春一生都纠葛不清的赵柳枝的人生也是被命运所绑架的.这是一位充满了精神苦难的北方女性形象,其坚韧与隐忍不仅使她在宿命般苦难折磨中渡尽劫波,也使她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苦难主题在以往的创作中并不缺乏,饱经磨难的女性是新时期以来作家们笔下重要而特殊的观照对象.一个成熟的苦难女性形象一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载体,而赵柳枝的复杂性就在于她纠缠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纠缠在肉身与魂灵之间,纠缠在情感与道义之间.她既要处理她与郎乌春、韩淑英、蛾子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她与郎乌春、满斗和大萨满李良之间的关系.但尽管如此挣扎,在每一次历史选择中,她最终都能用公义战胜自我,进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二是个人在历史潮流中的主动选择.《唇典》正面描写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作者把大局扫描与局部细节刻画相结合,全面而细致地展现了东北抗联史,有血雨腥风,有惨烈严酷,也有柔情与温暖,有正义必胜的历史客观性,也有诡谲多变的历史阴影.在这当中,作者塑造了韩淑英、姚书堂、杨云清等革命者形象.正是由于他们的引领,才使得郎乌春的抗日变得更加可歌可泣.由于诸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和不同力量的暗搏明争,白瓦镇的近现代史显得波澜壮阔和声势浩大,这是东北的缩影,也是中国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唇典》便具有了史诗性品格,“白瓦镇”这一意象也具有了与“白鹿原”比肩的资格,特别是白瓦镇本身独特的地理空间所具有的世界性、民族性和宗教性比“白鹿原”更具有开放意义.
其次,《唇典》也在历史写作中特别地挖掘了现代性问题.通观当下有关中国百年近代历史的写作,现代性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在关涉信仰和少数民族文化问题上更是如此.无论是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空山》系列、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还是范稳的“大地三部曲”、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抑或是更年轻的江洋才让和尼玛潘多,也都在这个问题上多有论及.信仰的衰落与现代性的逼近已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冲突,于是克服这种冲突便成为作家们所要努力的方向.其实现代性问题是当下历史写作和现实写作普遍遭遇的困境,当代作家的努力方向就是在进行批判的同时为其“复魅”.这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释放了文学所应该具有的功能.具体地说,文学可以通过想象和心灵引领的方式去抚摸现代性冷漠的内心,去遏制世俗化的泛滥.《唇典》似乎做出了这种努力.白瓦镇的现代性起始于郎乌春在一个平静中午的两场“”,一个是观看西洋影戏《火车进站》,这使他认识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那是和库雅拉河谷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二是他遭遇了一场香艳的,个人由此膨胀.郎乌春的现代性遭遇和体验弥漫在白瓦镇和库雅拉河谷,自此,萨满信仰与现代化的介入便开始了对白瓦镇生活的争夺和改造.外族的入侵、民族的反抗以及国内战争,一直到几十年后“红布怪物”的出现,现代化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敬畏和信仰逐渐淡出.于是,作者借满斗之口说道：“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了,人与家族精神的关系割裂了,人和自然不再和谐了,失去精神故乡的人们将流离失所.人类的本领已大过神灵,神灵们一定累了.”满斗为了唤回那逝去的灵魂,曾数年栽种灵魂树,以此为失去的时代和信仰“复魅”,但终因灵魂树被盗且流落城市而未得善终.在小说尾声部分多次使用了“蓝色”一词,如“蓝色的亮光”“淡蓝色的光芒”“发蓝光的石头”“山岚是蓝色的”“瓦蓝瓦蓝的天空”等,也许,这“复魅”的希望就在这“蓝色”当中.但满斗在住院时看到一个眼睛发蓝的男孩患了眼瘤,成了绝症,而自己的猫眼也是因为患了一种眼底的白化病所致,于是满斗又彻底解构了自己,一场声势浩大的复魅运动（栽种灵魂树）被终结了,现代性的潮流已不可阻挡.
《唇典》也是一部个人心灵史.叙述者满斗以全能全知的视角,以一个“异人”的身份参与和俯瞰了以白瓦镇、库雅拉河谷为中心的近百年秘史,民族的心灵和个人的心灵交织碰撞,既有可歌可泣的岁月,也有宁静祥和的美好时光,但更多的则是在这岁月和时光中对历史的沉思和省察.在库雅拉河谷中,他不仅看到了灵魂的飞逝、心灵的颤抖、信仰的破碎和世俗人心的复杂多变,更看到了人、神、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令人哀婉的断裂.他是一个命定的萨满,却要用一生来拒绝成为萨满的命运.也许,只有这种拒绝,才能看穿和洞悉一切.这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作者赋予他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大萨满李良,当然也超过了其他人.
“异人”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叙事动力.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异人傻子二少爷目睹了旧王朝的坍塌和现代性的到来.他漂浮其上,顺应潮流而冷静客观,成为历史见证人.但最为熟练和乐于使用异人视角的当属贾平凹.比如《秦腔》中的引生,因偷看白雪的内衣而羞愧自宫,成为可以超越性别之上的人,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他成了一位审视者和见证者.《古炉》中畸形儿狗尿苔也是一位异人,在荒诞不经的岁月中,他依靠异样的声音和气味对世事作出预判.当然,在贾平凹笔下,最具异人禀赋的则是《老生》的唱师,年龄不知几何,能详察过去,预知未来.应该说,异人形象的设置,不仅弥补了叙述视角转换上的空缺,而且也增加了叙述张力,使特定的叙述背景显得更加丰满.异人形象设置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在作者和文本之间,在文本内部的诸种线索和关系之间建构起了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俯视,可以审判,可以超越.在异人形象的谱系中,满斗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满斗的异人色彩首先来自他身份的多义性.满斗的母亲赵柳枝不知道满斗的亲生父亲来自何方.大萨满李良认定那是一只白色的公鸡,这为满斗命运注入了神秘或神性色彩.但郎乌春后来却认为满斗的父亲应该是来自哈尔滨的穿白色衣服的工程师,也就是后来的大匪首王良,而其名义上的父亲却是俗人郎乌春.于是在这样一种纠结冲突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满斗身份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也就是说,满斗是一位拥有了神性、俗性、匪性和现代性等诸多属性的生命主体.这为他成为命定的萨满而又终身拒绝命运提供可能.因此,在满斗的一生中,尽管始终未曾完全脱离萨满命运的追逐,但他渴望情爱、参加抗联以及后来的隐忍存世、呼唤灵魂等也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使他的心灵史变得繁复曲折.满斗的异人色彩其次来自于他的夜视能力,他用第三只眼睛来看取这个世事,他也是因为有了这种夜视能力而屡屡脱逃厄运.但小说中满斗的夜视能力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没有明显地通过夜视能力而获得更深刻的力量,他的力量来自于其他方面.在萨满信仰的背景下,小说为满斗设置了三个可以适时往来的世界,即神界、俗界和鬼界.在神界有大萨满李良、祖先神等各种神灵,这是一个能够拯救世人、信仰坚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满斗看到了信仰的光芒.在俗界,有芸芸众生,有挣扎、奋斗和苦难,充满了的力量.在鬼界,有投机的鬼孩儿,有诱惑人的横死者,这是一个自私的堕落的世界.满斗与三个世界展开对话,在自我修炼过程中,不断挣脱鬼界和俗界对他的羁绊并向着神界不断飞升.他庇荫在神界的拯救中,并从中获得了审视和批判的力量.
《唇典》借着满斗的自述对现实世界的审视、反思和批判始终未曾停止,特别是时间离我们越近,这种反思和批判就愈发强烈.当满斗暮年,回望一生的心灵嬗变,满斗做了两件事：一是邀约灵魂,寻找精神的故乡,为逝去的信仰复魅.他种植灵魂树,从亲人开始,到长辈、朋友,甚至小时伤害自己的狼也在一株胡桃楸上被赋予了灵魂.满斗说：“每棵树都有灵魂附体,虽然他们不会走,不会飞,但他们个个都有魂,能听懂你的话,看懂你的事”；二是审判灵魂.满斗的灵魂在漫游中遭遇判官并被审判.灵魂垃圾场仍有众多灵魂在等待着判官的审判.但审判能真的获得灵魂的真相吗？种植灵魂树和审判灵魂的过程也是满斗回望自己心灵历史的过程,也是与世事和解,重建秩序的过程.遗憾的是这一过程随着灵魂树的被盗和流落而重新被解构,于是满斗再次踏上寻找之路.种植灵魂树和灵魂审判的描写集中在全书的最后两章和尾歌部分,我认为这是全书最精彩的地方.
《唇典》是一部生命之书,充满了自然精神.作者把在东北森林和河谷中所能见到的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视野并认真描摹,山川草木、花鸟虫鱼,每一株每一只都被赋予平等的生机,连蚊子、老鼠、白蛾也不例外.我在这里稍作举例：“河水的哗响渐渐清晰,尖尖嘴的打鱼郎一次次向水面俯冲,浅水里的鲤鱼和草根鱼不时跃出水面,溅起一朵朵浪花.凉风摇落牤牛草尖上的雨珠,柳树枝头,麻雀抖开羽毛上的雨水,草丛中鸡冠花怒放着,远处的山峦翠绿清新”,“他们躺倒的地方一百米开外,是将要成熟的庄稼,绿里透黄像稗草一样的植物,结着并不饱满的穗子,这是郎乌春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水稻,这些异乡人掘出的沟渠上覆盖着拉拉秧和蒿草,水葱棵子和羊角叶下面偶尔传来一声蛙鸣.稻田里飞满蜻蜓,翅膀像一条条漂浮的金线”,“站在江边,目光跳过摇曳着无边无际的水蓬棵的粉色花穗,跳过风中摇摆的菖蒲,这个季节蒲棒绒就快漫天飞舞了,和冬天来临时的雪花一模一样.江对岸的高粱无边无际,高粱地的尽头便是神秘的库雅拉山.饱满的高粱穗像一片血海,秋阳下散发着温暖丰腴的气息”.这些描写中透着亲切,饱含生机,也与万物有灵的信仰是相一致的.不过,在全书中最值得注意的当属作者对树的描写,不论是祖先树、李良树、吊死蛾子的树,还是后来对树木的砍伐以及满斗所栽种的每一棵灵魂树,都表达了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认识,充满了浓厚的象征主义意味.作者也为这种生命力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同样是描写万物的生命力,在上部中原始、蓬勃和绚烂,而在下部中野蛮、混乱和单调.这也与上下部所要表达的主题相契合.
《唇典》是一部“立体式”的写作,它把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俗性、历史与现实、日常与魔幻、理性与浪漫、想象与沉思等诸多元素杂糅在一起,建构起一个宏大的叙事空间,同时这部小说在诸多技法使用和结构设置上都令人联想起一些经典之作.倘若作者在全书中能够再有更多的哲学性思考,那将会使文学的光芒更加明亮.
【作者简介】周景雷,文学博士,渤海大学教授.郑慧文,渤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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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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