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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春运,一头连着家乡的年味,一头连着异乡的打拼.又到一年春运时,每年此时,大江南北,随处都是迁徙的人群,总人次相当于全世界约1/3的人口数.因而春运被称为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大迁徙.
春运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唯一不变的,是它所承载的中国人的乡愁与磨难.
建国初期：铁路春运从1954年开始
1954年,中国春运元年,21岁的胡伟民往返于郑州到武汉的火车上.
那时,他是郑州国棉三厂的技工,每年春节才能回家.“贵,我记得当时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块钱,一张就得十六七块钱,坐火车可是个奢侈的事啊.还慢得很,回家一次得一天半加一夜.那时候没有什么春运的概念,人也不算多.”
对于青工胡伟民,能坐软卧,和找个漂亮姑娘,并列为当时的奋斗目标—这意味着他必须达到技工17级才行.“那时候,坐软卧是需要级别的,而且还得有批条.”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黄石需要大量人才.已经娶妻生子的胡伟民,迫不及待地要求调到黄石,虽然这对“坐软卧”这个目标有影响,但只要离家更近些就好.
这一调,胡伟民体会到了什么叫春运.“没想到,过年的时候短途火车会那么挤.当时火车条件差,挤得无处下脚.打年货的、走亲戚的,车里是人挤人、箩筐挨箩筐.腊鱼腊肉啊,米面油啊,布料被面啊,箩筐里什么都有,再加上鸡鸭鹅一起凑热闹,又吵又乱.闷罐车没座位,有的人就垫点草席地而坐,绿皮车稍好点,起码有座位.”胡伟民提着东西,抱着孩子,护着妻子,5个小时的回家路,不知多狼狈,有时候连厕所都不敢上.
1965年,已经是工程师的胡伟民,依然想调回武汉.
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跟着他往返于武汉和黄石之间.“特别是小儿子,因为是奶奶带大,每年寒暑假一定要回武汉和爷爷奶奶过.他从7岁开始,就一个人坐火车两边跑.我觉得既亏欠老人,也亏欠孩子,当时真想能调回武汉！”说起这一段,已经80多岁的老爷子眼泛泪光.
【背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物资稀缺,人口流动小.虽是绿皮车、闷罐车,条件差、速度慢,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奢侈品.
1951年的辛卯年春节,话剧《龙须沟》的上演成为很多人对新中国第一个兔年的共同记忆.与之相反的,同年“春节还乡旅务委员会”的设立反倒没有引起关注,大多数人或许现在还不知道,这是新中国最早关注春节返乡的记载.
1953 年,由于新中国经过了3 年恢复建设,物价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人员往来增加,加上实行公休假制度,大多数职工假期回乡成为这一时期客流人群.这些都给运输能力相对紧张的铁路增加了压力.
同年9 月,铁道部第一次明确春运期限为春节前后一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春节客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消息中的时间也正是本年：“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
至此,“春节客运”不 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被当做问题被当时的铁道部门所重视,从此,正式奏响了铁路春运的序曲.
但从有全路性统计数字可查的角度看,专家们一致认同,铁路春运是从1954 年开始的.这一年,全国春运客流为73 万人次.
1957 年初,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已经成不容忽视的问题了.《人民日报》第一次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
经济复苏带动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初步形成也带动了春运的初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8 年.
1958 年,大跃进成为当时国家的政治战略.实行战略性的“建设大西北”、建设“大三线”的大工业化进程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主导.于是,西部地区的重工业从山东、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招收了大量的劳动力.每年,国家企业就按规定给他们放12 天的“探亲假”,来回路费全程报销,路程消耗的时间不计在内.
春运的最初主力就此产生.每到春节将近,总有大批量的工人争相踏上东去的列车,将陇海线挤得“水泄不通”.那时一个奇怪现象是：春节前,人们大量自西向东流动,而西去的列车则相当宽松.春节后,情况则完全相反,西去的列车就如同节前东去的列车一样拥挤,而东去的人们则像节前西去的人们一样.
到了“”后期,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等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充实”进了大西北,铁路更加忙碌了起来.
上世纪80-90 年代：农民工成为春运的主力军
1989 年,春节刚过完,湖南怀化市16 岁的少年李力（化名）,决定跟着舅舅出门打工.临走前,妈妈亲手在他的贴身内衣里缝了几个口袋,用手绢把家里的大部分钱包好,塞进了这些口袋藏好.
一头挑着衣服被褥,一头挑着腊肉、干辣椒等食物,李力用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出发了.
一到火车站,他就吓傻了：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到了站台,舅舅把我的扁担一拿,边使劲把我往上推,边说‘快上去占个座位’.我个子小,一下就挤上了火车,在人群中钻了半天,好不容易抢到了个位置.”20多年过去,李力依然记得当年的情形,“我看有人从窗户上爬进来,就赶紧伸出身子喊我舅舅,他把行李从窗户塞进来,接着自己也爬进来了,据说还是有好心人帮忙托了一下屁股才进来的.大冬天的,人人都挤得汗直流,车厢里到处都是人,下不去脚,连厕所里都挤了十几个人.”
在后来十多年的日子里,几乎每年春运,李力都在火车上颠簸,睡过行李架和座位下面,蹲过洗漱间和厕所.
“整个车厢里臭气难闻,打开车厢门的时候,会觉得一股腥臭的热浪扑面而来.不过时间久了,也闻不出来了.我有经验,开车前紧紧抱着行李,不然列车员把你的行李扔下去了,你就只好下车坐下一趟.不过这还算幸运的,买不到更遭罪.”李力说.
《人民日报》编辑袁晞于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年开始经历春运.据他回忆,刚到北京那几年,北京到成都硬卧55元一张,排队一会儿就能买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连这家新闻单位的年节订票员也买不到票了.他只能花一倍的买软卧.几年后,什么都买不到了,只能坐飞机回成都.节前全价票,两口子往返5000元,被同事戏称为每年损失一台大彩电.“当年在成都,车站管理者要求买票的人必须一个人紧挨着一个人,后一个人必须抱着前一个人的腰,也不管前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样做不至于有人加塞儿,也可尽量避免出现混乱.”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背景】李力不知道的是,5年前社会学家张雨林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个词汇,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广东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吸引大量劳动力,无数像他一样的人,从家乡奔向全国各地,希望能够发家致富.乘火车早已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的出行方式,农民工成为了春运的主力军.运力不足,超员严重……春运开始变成一年一度的全国性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现代意义上的“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春运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春节,由于农村经济政策落实,节前节后城乡集市贸易更为活跃,加上大专院校扩招,学生回家,知青回城,农田水利建设民工返乡,港澳同胞探亲访友,职工探亲密集,春运之路变得更为拥挤.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称春节期间有1亿人次乘火车.
1980年1月11日,现代意义上的“春运”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将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第二年3月10日,“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从此,“春运”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繁的一个关键词.1983年,春运由各省、市、自治区协助铁路变为铁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协作,全社会支持,成为了春运运输能力层面的分水岭.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春运不再是铁路包揽天下,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加入了春运的大军.随之而来的“买票难”便成为这一时期最鲜亮的名词,在各大城市,买票的“人龙”成为城市的奇特景观.
1987年春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已近1.3亿人次,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1988年《人民日报》刊发了“全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的报道,报道称大部分列车都超员80%以上,个别列车高达100%.延续到90年代,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以经济发展传导的春运现象又有了新的变化.以“民工流”为主力的旅客全民化,成为90年代春运的鲜明特征.
“民工流”成为春运的绝对主力,加之恢复高考以后逐年增加的学生流、做生意的商人流,汇聚成了新时代的春运主力军.此时,火车的拥挤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个别地区,已经蔓延到全国.只要有铁路的地方,就一定有“拥挤”.航空以及公路运输加进来以后,对铁路的压力也没有太大缓解.
21 世纪：进入了高铁时代
在济南做灌汤包生意的老吕夫妇已经来山东六年了,他们的老家在安徽芜湖,是标准的皖南人.随着2018 年春节的临近,他们把买票的事宜提上了日程.以往,老吕怕买不到票,12 月份就去火车站排队了,不过今年,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们17 岁的儿子小吕手上.
春运期间,小吕边复习功课边盯在网上“买票”,不幸地只买到了普通快车的硬座.
下午5 点30 上车后,老吕一家三口和农 民工、白领等各式各样的人挤在一起,但毕竟有座位.无聊了看看ipad 上的电影、上上网,饿了去餐车吃饭,再跟隔壁的人聊聊天,困了就打个盹.“7 个小时的车程,很困,空气不怎么好.如果买到就好了,只要三个小时” 小吕说言语中略有遗憾.
【背景】几十年来,异乡人回家的心情没变,路途的终点没变,但从购票开始一直到推开老家的大门,很多细节都已犹如云泥之别.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快,铁路建设跨越式发展,经过7 次大提速,进入了高铁时代.虽然春运依然是全国大难题,其“痛苦指数”明显下降.“春运变迁”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结构性变化”.
抢票“战场”前移
出行需求短时间内几何级数增长,无论是增加运力还是出行方式多样化,都无法改变“僧多粥少”的结构性矛盾.“一票难求”因而一直是春运的第一大难题,彻夜排队买票、从黄牛手中买高价票等曾是很多人的春节“痛点”.
如今这一幕得到改观.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改变了春运抢票格局,“提前购票,到点候车”成为常态.其中,网络售票渐成售票主力.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营运部副主任黄欣称,目前互联网购票已经占到总购票量的70%,而手机客户端购票又占到互联网售票的70%.
另一方面,随着铁路运力持续提升,春节“走得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春运旅客发送量连续大幅增长.
高铁成运力中坚
新一代人的春运记忆将是高铁.随着“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成型,大中城市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压缩,高铁对铁路运力的提升无疑居功至伟.
以上月开通的沪昆高铁为例,从上海到昆明,由以前的30 多个小时缩短为11 小时左右.
2016 年,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超过2.2 万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 以上,动车组完成工作量超过客运总量的一半以上.
乘车环境大为改善
原来的春运好似一部“人在囧途”,不用说过道,就连厕所,甚至是行李架上也会挤满旅客,上车需“飞檐走壁”,想去趟厕所则无异于“拼荆斩棘”了.
如今,高铁、动车日益加密,一趟车的乘客数量得到控制,乘车环境也得到改善.一人一座、偶有站票成常态,乘坐体验的舒适性远非以前可比.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铁也摆脱“白领”属性,逐渐成为农民工返乡的重要选择.
从“手提肩扛”到“轻装上阵”
在十余年前,对于很多返乡农民工来说,不异于一次“举家搬迁”,他们的行礼多数都是用蛇皮袋装着鼓鼓囊囊的被褥,还有干活用的工具,也有为家人准备的春节礼物.返乡农民工手提肩扛,有时只好用嘴含住,行李常常把车厢过道堵的水泄不通.
大包小包的现象仍然存在于春运之中,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轻装上阵,一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常常就是全部行李.
如今,网购和快递业飞速发展,返乡者人未到家,年货已储备好.物质日趋丰富和消费观念转型,意味着供需双方的不对等发生转变,过年所需物资不必一同千里还乡.
而随着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对异乡人来说,回家也并非一年仅此一回.大包小包及其所蕴含的意义,也被分散在多次返乡经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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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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