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泰戈尔和清华大学，该文是关于清华大学相关论文范例和清华大学和泰戈尔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一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船到上海,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等在汇山码头等候.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歌声.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正式上演.
让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鲜花,而且还有尖利刺人的荆棘.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是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他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精神文明、博爱主义,似乎是在消磨中国人的革命意志；泰戈尔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他也不是一味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实际上,他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早在泰戈尔访华的四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后者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所反对的只是不要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而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从中醒过来,破除精神、物质的畸形,而各还他的本来地位”.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什么“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个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和学术,对泰戈尔的态度也是这样.泰戈尔本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友谊而来的,是为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而来,并非要分出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或只取一端,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无问”态度,很多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故意或无意忽略了.
二
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始于１９１７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２４、３１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一○六、一一○、一一一期）开始连载《印度诗人塔果尔传》,署名成.虽然在这之前,欧阳仲涛于１９１６年２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大中华杂志》发表了《介绍太阿儿》,且文末注明“未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未见后续.所以,《清华周刊》上这篇文章,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即“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学说”.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难哉.东洋之格致,直将吾心灵扦外物,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但作者认为,最古老的东亚哲学,“莫古于易,今之通儒”.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文章持论客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也中肯有据.１９１８年夏,《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第四期）又发表了宋春舫的《国运与文学》,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国运”相联系：“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
泰戈尔进入国人视野,清华大学有推介之功.
１９２３年,泰戈尔即将访华的消息传开后,清华同学以“望穿眼”来表达欲一睹诗哲风采的心情.为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清华周刊》特约请毕树棠撰文《太戈尔研究指南》,“将近几年来中西书报上关于太戈尔的论著,作一个选择的编纂,和简单的介绍,以为读者研究太戈尔的学说与文艺之助”.它收集从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２３年十年间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摘录的有关泰戈尔传记、戏剧、诗歌等的介绍和评论等文章七十四篇,并介绍其大意.同时,也收录此一时期美国杂志为主发表的八十三篇英文论文索引.这是当时国内最全面的泰戈尔论著目录,堪称当时泰戈尔研究指导手册.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１日,《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复刊》（第十期）还介绍了龙今吾的文章《太戈尔的恋爱观》（原刊于《妇女杂志》,１９２４年２月１日）,并表示“我们望穿眼的太戈尔先生将于４月中来华.此老的作品我们拜读过的很多,然终少见有人拿他的哲学,作分析之研究”,此篇文章综合泰戈尔的诸多作品,概括出泰戈尔的恋爱观.
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努力搜集泰戈尔的著作,至１９２４年泰戈尔访华时,图书馆已*泰戈尔英文著作二十五种,“图书馆已备者,虽不完全,亦不大缺”.可以说,在泰戈尔迈进清华大学的大门时,师生们对他应该已不陌生了.
三
１９２４年４月３０日,泰戈尔一行在清华休息一天.
５月１日下午三点至五点,为了使清华师生更好地理解泰戈尔当晚的演讲,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印文化之关系及太氏之介绍”,虽然内容与在北京师大的演讲大致相同,但也许是因为这次是为当晚泰戈尔的演讲造势,所以“梁先生精神奋健,其气概诚令人钦佩,同学听讲后,受益良深”.泰戈尔对梁启超的此次演讲非常欣赏,并请他将此次演讲及之前在北京师大的演讲译为英文,自己带回国.
５月１日晚八点半,清华大学师生在清华旧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并邀请泰戈尔演讲,由徐志摩翻译.清华教授王文显描写诗人演讲时形容是：“其状高矍,其鬓灰白,其体从容而尊严,其音和平而甜美,其举动不用矫揉造作.”泰戈尔如诗的言辞,徐志摩诗人的气质和如诗的翻译,成为中英双语最美修辞的双璧,让清华师生大饱眼福和耳福.
泰戈尔号召青年们走出自己狭隘的国家主义门户,拿出自己的光亮,去“参加世界文化的展览”.他说自己不相信一些人的说法,认为中国人都是实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他不相信“任何的民族同时可以伟大而是物质主义的……我以为凡是亚洲的民族决不会完全受物质主义的支配”,“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他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他劝告青年们要坚持生活的美的原则,不要被物质主义的毒素玷污了自己本来纯洁的灵魂,“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诗人满怀深情地说：
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不能会见你们了,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集会.
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
保持那凡事必求完美的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折中于那唯一的标准.
如此你们虽则眷爱地上实体的事物,你们的精神还是无伤的,你们的使命是在拿天堂来给人间,拿灵魂来给一切的事物.
与以前的演讲相比,泰戈尔在这次演讲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中国的物质主义进行直接的批评,而是非常婉转地讽刺,而且语气里多了一点惆怅、一点无奈、一点欲言又止的伤心.他似乎不再直接指责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他认为丑恶的东西,虽然他那如炬的目光早就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态度与语气的改变,与他听在耳里的一些不谐和的反对的声音有关：这对抱着满腔热情而来的诗人来说,未免让他感到伤心了.
诗圣莅临,清华师生“不独争欲观其风采,且以能与彼接谈为快”.因此,经学校协调,并经泰戈尔许可,５月２日、３日两天下午五点至六点,泰戈尔专门接见学生.一天傍晚,泰戈尔在后工字厅接受了十余位同学的采访.泰戈尔背对着栏外的荷花池,同学们则环坐席上.同学们首先询问如何解决西方文明“迫成之饥窘问题”,泰戈尔表示,自己因不熟悉中国的具体情况,所以就只能介绍了西方文明与印度的贫富差别的关系.同学们还问了其他问题,如“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的上帝有分别？”“对基督教中所谓‘罪恶’有何主义？”“人们的生存在世,是不是特幸？”“‘自由’与‘爱’之确凿的界说及其相互的关系”等问题.“太氏温蔼可亲,且善为青年劝导.是以聆其谈话者莫不叹佩”.不知不觉,已是六点半,比约定的时间多了半小时,同学们怕老诗人太辛苦,遂道谢告别而去.
５月２日,有“中国的泰戈尔”之称的辜鸿铭,专程从北大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两人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辜鸿铭对泰氏并无好感.３日,清华学生梁朝威采访辜鸿铭,请他谈谈对泰氏的认识,辜鸿铭认为泰氏足以代表印度文化,“然其知中国之事少,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之弊；盖其理想太高,太谷尔其犹龙乎！”辜鸿铭将泰氏比作中国的老子,并且感叹说“堂堂乎太谷尔也！”此时的辜鸿铭谈及泰氏还算客气,同年７月２４日,他在法国《辩论报》上撰文,则直接称泰氏给中国带来的只是“谬误和混乱”,“让他不要来给我们讲授什么文明”.
３日晚,学生会开全体学生大会欢迎泰戈尔.这次欢迎会原定１０日举行,因为泰戈尔原定在清华园驻留二十三天（４月２８日至５月２０日）,但因泰戈尔“不日离校,恐不克亲受欢迎”,所以才提前至３日（泰戈尔在清华园的实际停留时间为六夜五天.）
晚餐时分,清华附属高中的同学皆在清华大学聚餐,饭前高唱中英文校歌,“精神为之大壮”.饭毕,同赴新礼堂静候泰戈尔莅临.不久,“吾人望眼欲穿之诗哲由工字厅从容来矣”,全体同学起立致敬.泰戈尔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辞毕,同学们同唱校歌.歌毕,冀朝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辞中意气壮巍,道东方之文献；情意虔恳,言欢迎之热诚,为该会之最精彩者”.会上,同学们还表演了两出哑剧、国乐、昆腔等节目,“皆极一时之盛”.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请同学们再弹奏一曲.
泰戈尔与清华师生的谈话非常轻松随意,“谈论人生问题——自宗教至性恋,自性恋至财政,不仅听着的人实惠,讲的人不受形式的拘束也着实的愉快”.泰戈尔觉得很愉快,他觉得中国的学生很聪明,自己与学生们很“投机”.徐志摩注意到了诗人情绪的变化：“听老人的口气,似乎他自己以为与学生们的谈话是很投机的.”他遗憾自己当时都不在场,也不知道这些珍贵的谈话是否有人记录下来：“那几番谈话不知道当时或是事后有人记下否（恩厚之只剪着几条断片,却始终不曾整理出来）,如其有,我盼望记下的诸君将来有机会发表.”不知他后来是否知道,这些谈话的大致内容发表在《清华周刊》（第三一三期,１９２４年５月９日）上了.
泰戈尔在清华期间,正值“燕草碧绿、秦桑绿枝时节,水木清华的清华园已成了姹紫嫣红,鸟语花香的乐国”,泰戈尔此时“‘驻锡’于此”,与清华美景“互相辉映,点缀一时,水木清华的清华园益呈霭祥可爱之象”.清华师生“居此霭祥可爱之乐国,得聆此诗哲环琦之高论,不禁心旷神怡,觉天下事无事不乐,天下物无物不美矣”.
５月５日,泰戈尔告别清华师生,返回北京城里,出席下午一点至五点在东城大佛寺举行的佛教会欢迎会,清华师生恋恋不舍.因为泰戈尔在清华的一星期,“实在是我们最引为荣幸,并且在清华的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
结束语，此文是一篇关于清华大学和泰戈尔方面的清华大学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清华大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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