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郁达夫游记述评以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成果为主，本文是关于研究述评相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与郁达夫和研究成果和游记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71/j.cnki.kjwha.2018.06.070
摘 要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游记向来被称作现代文学的一朵“奇葩”,其清新隽永的风格、情景交融的风韵、旁征博引的学识、民俗风情的生动历来为人所称道,并开创了游记书写的新体式.但比起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郁达夫游记的研究则显得滞后、冷清许多.其研究成果的出现大致集中在20 世纪80年代以后,以评述郁达夫游记中的精神内核、艺术手法、西方思想、文体建构、写作背景等为主,呈现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
关键词郁达夫游记综述精神内核艺术手法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Yu Dafu´s Trel Notes: MainlyBased on the Mainland´s Research after the 1980s // SunYuhan
Abstract Yu Dafu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Chinese literature. Hing always been known as an "exoticflower" in modern literature, his trel notes are famous for theirfresh and timeless style, the charm of blending feeling and setting,erudite knowledge, and vivid folk customs, hing created anew style of trel writing.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lofty statusof his novel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of YuDafu´s trel notes seems to be lagging behind and being muchobsc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his trelnotes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post-1980s, centered bycommentaries on the spiritual essence, artistic techniques, Westernthoughts, styl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backgrounds, presentinga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enrichment.
Key words Yu Dafu;trel notes;review;spiritual essence;artistictechniques
郁达夫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杰出的人物,旧学功底深厚,又富有现代思想,有过旧体诗、现代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的创作经历,并获得了巨大成就.而他的游记无疑是他散文创作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但很可惜的是,从郁达夫生前直至20 世纪70 年代,虽然针对他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但研究成果大多着眼于他的小说创作中的“颓废”“病态”色彩的内涵阐发,对游记的深度研究十分匮乏.20 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评述作品的眼光逐渐从阶级分析转向艺术思想,郁达夫清隽秀丽的游记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为人所赞叹.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学界,郁达夫一直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伊藤虎丸等学者还编辑了《郁达夫研究资料初稿》《郁达夫资料———作品目录、参考资料目录及年谱》等书,高彩雯在2012 年的《日本中国学会报》上还刊登了名为《郁達夫文學における「田園」:『西靑散記』から不遇の方法學へ》的文章,其中涉及了有关郁达夫游记评论的内容.基于研究成果的不均衡、语言的不通、材料的缺乏,本篇将述评重点放在了20 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上.
1 郁达夫游记中的精神内核
与普通的纪游文学有所区别,郁达夫的游记有着极为沉厚的底蕴：时代的洪流、国家的凋敝、社会的黑暗、精神的痛苦……终其一生,他的文章与个人都深陷于重重矛盾之中,而这种矛盾在他的游记里体现得非常清楚.他既渴望寄情山水、效仿古人,又难以放下心中抱负,为社会现状痛苦不已.这种“出世”与“入世”间的艰难抉择造就了他终身的痛苦,也是郁达夫文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复杂的精神内核赋予了郁达夫的散文别样的生命力,他的旅程一方面是他的自我放逐与精神归宿,另一方面也是他抒发内心情感的依托.这使得他的文字不同于小说创作中的颓废悲伤,也不同于后期杂文的简练老辣,而是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又饱含深情的特点,情与景在他的笔下通过他独特的精神内涵真正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动人的效果.
郁达夫的山水游记在现代游记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出色的文字功底与文学修养,更因为他在旅途中“找回自己的生命活力和艺术灵感”[1].他对于山水自然之美有着异常深刻而细腻的感触,每一处秀美明丽、风格各异的景色都能勾起他内心的翻涌的思潮,每一次下笔都是自然与内心的合二为一.这种情景交融、物我为一的艺术境界在郁达夫的笔下没有一丝一毫的迟滞与缝隙,而是如行云流水一般,游动于笔墨之中,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天才的笔锋.
1.1“出世”与“入世”的挣扎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了郁达夫的游记中包含了两个精神内核.一是隐逸放纵,二是现实忧虑.对于归隐田园的向往大约可以说是中国失意文人的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深受传统文学观念影响的郁达夫自然也不能免其俗.“营五亩之居,筑一亩之屋.竹篱之内,树之以桑, 树之以麻, 养些鸡豚羊犬,好供岁时伏腊置酒高会之资;酒醉饭饱,在屋前的太阳光中一躺,更可以叫稚子开一开留声机器,听听克拉衣斯勒的提琴的慢调或卡尔骚的高亢的悲歌.”[2]早在此时,郁达夫便流露出了对陶渊明笔下桃源仙居式生活的向往与乐天知命、遗世而居的心态.但这种倾向在现实面前却遭受着无情的拷问.
丁易在为1951 年出版的《郁达夫选集》所作的序中就曾提到过,20 世纪30 年代郁达夫的思想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状态中,一方面他的感伤情绪向退避隐逸转化,另一方面他的“诗人气质”与爱国主义思想又使他无法挣脱现实获得宁静,他虽然对革命有所动摇,却依旧对反革命提出严厉批判.[3]
而对于郁达夫游记中难以摆脱社会现实影响的现象,也有几位研究者加以指出.阿英认为,在郁达夫清新纪游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一些烦闷之情.[4]倪伟曾说,郁达夫写作山水游记时的心情看似平静,但隐居生活并未为他挡去人世的艰苦,精神漂泊感反而愈发强烈,使他想要挣脱这种生活.[5“] 去旅行么？既无同伴,又缺少旅费.读书么？写文章么？未拿起书本,未捏着笔,心里就烦躁得要命,喝酒也岂能长醉,恋爱是尤其没有资格了.”[6]郁达夫试图于人世之外寻找一个真正的“安心之处”,然而他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内心的火焰.俞元桂则将郁达夫的游记写作过程分为“漂泊记”和“游记”两个部分,在“漂泊记”中郁达夫的主观倾向很强,“自我苦闷情感的袒露和自然景物的多样配合”产生了极强的艺术冲击力.而“游记”中的情绪则趋于平和,是一种“有意的萧散”,以寻求解脱的心胸去观赏山水,虽对尘世并未全然忘怀,但笔调清丽从容,回味隽永.[7]这是郁达夫游记的研究中非常难得的注意到郁达夫游记背后的情感差异问题并进行分期叙述的成果.
董易《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中谈到郁达夫中年以后走的依旧是中国旧式文人的道路,他不堪承受现实危机,退隐杭州,故作佯狂,但依旧无法放下社会责任感的束缚,十分矛盾.他在《钓台的春昼》中“义士纷纷说帝秦”一诗体现了他并非真的“肥遯林泉,流连山水”,只是暂避风头.[8]后来胡愈之也为他作了辩驳,“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敌人、他的迫害者罢了.”[9]
洪焌荧则将问题提上升到了一个世界观的角度,他认为郁达夫的“入世”与“出世”思想的矛盾背后是“意识形态自我”与“艺术自我”的矛盾,而游记正是“艺术自我”的选择,是出世态度的表现.郁达夫的游记是古代士大夫隐逸风貌在现代的延续,显示了文人的知识趣味,并频繁穿插诗词.但平静的背后潜藏的是极为深层的矛盾,“在游记中,自然只有成为表现自我的一个方式时,才有意义”,说的正是这个道理.[10]
这些评论显然是看到了郁达夫平和冲淡的文字下潜藏的沸腾的暗流,但我们需要注意一点,郁达夫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并不单纯是中国旧式文人身上渴望建功立业,在官场上寻找自己价值支点的使命感,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文人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远大追求.郁达夫身上是有传统名士的气息,但“名士风度只是风采,启蒙精神才是气质……他最重视带着西方的浪漫精神来重新理解古人的神韵雅趣的”,因此他游记的内核,“却还是现代人的苦闷”[11].
1.2 自觉的山水意识
山水之于郁达夫确有很重要的意义.郭茂全《中国现当代山水游记的生态意蕴》中谈到,郁达夫的游记是其山水生态情结的符号化表征,他拥有自觉的生态意识与景观意识,并认为山水能够发现人性、净化人格.[12]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郁达夫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对革命事业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幻灭感与厌倦感.随着时局逐渐紧张,对远遁“世外桃源”的希冀也越发深厚,几乎成为贯穿他这一时期所有游记的主题.而这样的笔调其实也是他在当时的时局下一种自遣的方式,在旅行途中依靠山水之美给予自己希望,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正如朱正红在《郁达夫游记的思想和艺术》一文中所言,“社会环境愈险恶,他笔下的‘世外桃源’就愈华美;个人心情愈苦闷,他花在描绘牧歌气氛上的笔墨就愈多”[13].
朱寿桐也认为,郁达夫的游记中带着强烈的感伤色彩,所有的旅程背后是生命的困境、情感的波折.“因为人就是上帝所造的物事之一,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决不能够离开自然而独立.所以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和作用.”[14]郁达夫正是秉持着这种思想,在自己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将自己投入了山水中.
1.3 乡愁
“乡愁”也是郁达夫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曾华鹏、范伯群曾针对郁达夫游记与吴越文化的关系做过非常详细的论述.浙江富阳的山水给予了郁达夫很高的审美能力、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素养,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郁达夫游记中对浙江山水的描写“介入了强烈的主观意识”,并具有十分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很高的文献价值.吴越文化孕育了郁达夫的文化性格,为他的作品增添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也成为他至关重要的精神内核.[15]王松毅在《现当代游记创作中的家园情节》也提到,对于社会中以“零余者”形象出现的郁达夫来说,故乡是他的精神寄托与灵魂归宿,这一点在他的南洋游记中显得十分明显.[16“] 车驶入了平原,则又天空开展,水田里的稻秆青葱,田塍树影下,还有一二皮肤黝黑的农夫在默默地休息,这又像是在故国江南的旷野,正当五六月耕耘方起劲的时候.”[17]心中所想,眼中所见,无不是故乡的样子.郁达夫的“回归”,不仅因为山水之美,更因自己的熟悉与钟情.
1.4 佛教思想
郁达夫并不信佛, 但他的作品中却经常可以看到佛教文化的痕迹,这些痕迹虽然并不深浓却具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游记作品中.尤其是1933-1935年的两浙之行与1936 年的福建之旅中,大量出现与佛教有关的景点、故事、人物、感怀.譬如游西天目时,他详细记述了在禅源寺的游览活动,其中包括寺院的兴废更迭、入山门的经历和各处风景的详细记述,几乎到了流连忘返的地步,“想学学这天目山传说中最古的那位昭明太子的父亲,预备着把身体舍给了空门”[2].
谭桂林曾有专篇《郁达夫与佛教文化》论述他的这一思想内核,其中涉及的作品大部分是他的游记.谭桂林指出,郁达夫在性情上的逃禅心态由来已久,总体来看出家遗世的念头是与时俱增的.“家国之悲实际上也只是郁达夫纵性任情,放浪形骸的道德支柱”,郁达夫在作品中袒露自己的是“具有某种道德革命意义”的.在对待自然、山水与人生的关系方面,郁达夫的行为也具有禅家的烙印,他“将自然与社会、山水与人生对立起来,以自然山水的清静恬适来否定社会人生的喧嚣烦恼”,这一点在他沉浸于佛教景观的描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郁达夫的游记中还体现着他不凡的慧根.他的精神中具有一种“神性”,一旦这种神性受到外在自然物的刺激,就会产生一种“宗教式的迷狂状态”,净化他的.[18]应该说谭桂林的这种观点脱离了前人研究的世俗局限,走向了哲学与宗教,这是郁达夫游记研究中很有深度的成果.
2 艺术特点
郁达夫游记可以说是白话散文中极为经典的作品,不仅是因为内涵的丰富,更是因为他极为出色的文字功底与富有个性的艺术特征.关于这一点,也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秀子早在1936 便指出,郁达夫之所以能“带着‘寄性山川’‘对物兴感’的情调写他的‘游记’”,是他自然又有意识地延续名士气质的结果.他笔触圆熟精美,对自然物的把控与情感的融入极有心得,“每一章节都保持了艺术的纯真的生动性,每一章节里对于自然和人生的生动描写法则,都是走在后头的人们当效法的”.[9]郁达夫在把握自然风景的基础上以情感与文字作为连缀的能力,不可谓不是一种天才.
这种天才被同时代的人看在了眼里,王瑾在1936 年第1 卷第6 卷的《书报展望》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郁达夫的游记》的文章,其中大赞郁达夫的游记毫无当时游记无法兼顾“像”、“神韵”与历史掌故、风俗人情之弊病,文笔生动流丽,清新质朴,无所拘束,“是在‘写’,而不是在‘作’”,民俗资料不仅来自典籍,亦来自居民口中.[19]郁达夫的游记确实拥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他的游览中时常会带有些考据的色彩.他每到一景点,多会叙述该地的历史沿革、名人轶事、神话传说、风土人情.其中尤以《杭州》一篇极富有代表性,从杭州的名称由来到“杭州人”的性格特征再到秀丽山水,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篇杭州史了.《黄山札要》更是如此,郁达夫将《安徽通志》中的《游黄山记》两篇、《黄山》一篇均作了认真摘录,并梳理了其中有关黄山的文献资料,文人习性一目了然.
除此以外,他出色的旧体诗造诣也为他的游记“画龙点睛”,颇具特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谈及,郁达夫游记中的诗文或针砭时弊,或清新动人,成为游记中的点睛之笔,体现出他浓烈的感情和明朗潇洒的风格.他的游记“状物写景,无不工妙”,富有诗意,以情动人,大自然成为了“多情多感的主人公的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写景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神韵动人,又夹杂较多议论,尽情宣泄胸中愤懑.[9]徐遒翔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也认为郁达夫,长于描写,情景交融,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征引旧诗,古典文学素养深厚.[20]
郁达夫的游记无疑是他表达人生志趣、审美倾向的极好场所,在游览过程中,他放飞思想、开阔情趣,尽情游目,纾解积郁.他富有情致,思慕古人,既能从平淡中寻觅亮点,也用于探索奇崛的精致,沉浸在山水中的郁达夫在有意无意间脱掉了世俗的外衣,体现出出世逸群的精神风貌,寻觅自在逍遥的自我,其中奋发的意气与风雅的文句令人心折,真担得上“名士风流”四字.
关于郁达夫在游记写作中对自我、社会、大自然关系的艺术处理与文字表现力,张梦阳曾作过较为全面的分析,她认为郁达夫游记有如下几个艺术特点：一,郁达夫“善于体物,长于叙事”,“语言通达秀美而又整齐对称”,如行云流水一般.二,他将情感渗入山水描写,使风景现实感极强,且勾画出了内部的神韵.“使读者几乎不能辨出这美丽的大自然是不是多情善感的主人公的身体的一部分来.”[21]他的游记“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22]三,它具有独到的美学眼光,善于抓住重点,深入发掘,“在天气变化中抓住山水一刹那的神采,表现山水的个性”.四,旁征博引,以抒情笔触表达,知识性强又不落于枯燥.五,他闽游期间的散文愈发格调老练,文字精密.文笔洒拓灵活、简洁明快.六,南洋散文虽然更成熟老练,但缺乏对故土的热情,艺术魅力有所下降.[23]
张晓霞则选取了另一个角度,论述了郁达夫游记中的幽默色彩.她认为郁达夫的幽默语言,是在他的游记散文中才充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幽默与讽刺融为一体的讽刺性幽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时政的讥刺,对古今人物的讥讽,对自我的嘲讽.这种幽默笔调源于作者对幽默的独特理解以及作者深厚的中西文化根底及其对他的影响.[24]
从上述研究成果中我们不难看出,研究者们选取的角度虽有各有差别,但对于郁达夫游记的艺术特色的共识度是比较高的,他们都肯定了郁达夫深厚的文字功底、惊人的感知力与丰沛的情感.而一切的根基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当他远离国土,赴南洋支援国内抗日战争之后,他游记的文字也仿佛失去了土壤,逐渐萎缩起来.纵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救国,但单从艺术角度而言,无疑是一种失落.
3 类比研究
3.1 西方作家
郁达夫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又深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形成了求真求美的艺术观,在这种艺术观指引下的游记也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而在郁达夫接受的种种外来思想之中,对郁达夫游记创作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卢梭.研究者们显然也关注到了这一点.
黄川认为,郁达夫的主情主义、感伤主义是受到卢梭与英国感伤主义者的双重影响,他的名作《感伤的行旅》仿自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重点并非是描写上海的自然风光和生活图景,而是替换为被眼见之物唤起的情感,以情感作为游记的主线,也就是说,“现实的真实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对它们的感觉所替换”.[25]这样的写作手法与郁达夫的艺术观是相符的,他一直强调“艺术中间,美的要素是外延的,情感的要素是内在的”,“美与情感对于艺术,犹如灵魂肉体,互相表里,缺一不可的”[26],这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是比较罕见的.
彭晓丰的《郁达夫与卢梭》则对于而二者间的关联做了更为详细的阐述,着重体现出卢梭对郁达夫强大的影响力,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郁达夫非常重视卢梭作品中的感伤特征,并将之翻译为殉情主义.“这是一种感情上的沉溺,又并非是情深一往,如万马的奔腾,狂飙的突然,只是静止的,悠扬的,舒徐的.所以殉情主义的作品,总带有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叹.”[27]二,卢梭将大自然引入文学,便在描写过程中倾注着浓郁的感情.郁达夫亦是如此,他的游记常常显示出情景交融的特点.彭晓丰还在文章举了卢梭《新爱洛绮丝》中的例子作为说明.卢梭笔下的景色与男女主人公完美无瑕的爱情是浑然一体的.朱丽与圣·普乐泛舟湖上,大自然的明媚绚丽与两人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番动人意蕴.“湖水灿烂发光,就象嵌着金线的蓝缎子.这儿简直就是一个仙境,一个梦境.高大的群山在天蓝的湖水上投下暗蓝的影子,明艳的太阳给天空抹上了富丽的色彩.”[28]这甜美的景象不正是男女主人公此时的心理写照吗？郁达夫在《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中叹服道：“大自然的秘密,差不多被他开发尽了.”[29]同样的,返璞归真、“返回自然”,对大自然给予美好的幻想同样也是郁达夫游记的特色.[30]郁达夫的文笔也在山水清音的浸染下显得愈发秀丽俊逸,“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的肠腑”[2].秋日西溪的美景在郁达夫笔下激荡出和暖明媚的色彩,竟将愁肠一扫而空,反显出盎然生机来.若无真心的赏悟,又哪里能写出这样深婉秀丽的文字呢？沉溺于自然梦幻中的郁达夫书写出的“是景与心会、思与境偕所产生的静穆境界,给人如临其境、浑然两忘之感”[1].挥却早年的漂泊羁旅之痛,郁达夫在观看山水的过程中将一腔惆怅转变为旷达疏放,获得了精神解脱.
他对大自然实是痴心一片,他一直认为,“自然景物及山水,对于人性,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力,绝大的威力”,而“中国*污吏的辈出,以及一切政治设施都弄得不好的原因,一大半也许是在于为政者的昧了良心,忽略了自然之所致”[31].满腔的尊重与濡慕已经跃然纸上了.
与之前研究者强调卢梭对郁达夫的影响不同,唐小林是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也提到,郁达夫赞同卢梭“返回自然”的思想,并认为卢梭对后世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在这自然发现的一点上”[32].郁达夫眼中的自然与卢梭一样,是“现代人的诗意栖居地和精神避难所”.郁达夫受卢梭的自然观中“整体性否定文明的倾向”的影响,但回归自然的观念无法直接作用于社会改造,这使得郁达夫与卢梭的性格里都“充满着矛盾的两极端”,“一生就不得不为这矛盾所苦忧”[32].但这种影响绝不是单向的,事实上郁达夫先前所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他对卢梭精神的理解：第一,郁达夫看待山水时带有隐逸的心理期待；第二,中国传统的“自然之道”是人格挣脱世俗束缚以自我超越、自我安息的方式.第三,郁达夫对待自然时比卢梭多了一层审美鉴赏的意趣.[33]这种同时考虑“同化”与“异化”两种倾向的看法无疑是新颖而全面的,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这一研究方向比较有创建性的结果.
3.2 中国传统文人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名士派”的代表.这一点在他的游记中也有很深刻的体现.不管是什么时期的作品,都脱不开士大夫的“文人气”.“以徘徊于出世与人世之间为代表的士大夫的世界观与人生模式, 本来是由其自身的哲学基础与现实条件制约而产生的.但是这些世界观与人生模式经过长期的维持与发展, 已经融入中国读书人的血液里,因此,即使其哲学基础与现实条件已经不存在,既定世界观与人生模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34]因此,要更好地了解郁达夫的作品,上溯中国历史亦是一条路径.
廖鸿灵和王东认为郁达夫的游记与魏晋文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郁达夫在1935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提到：“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22]他自己的作品也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郁达夫的“散文比小说更直接、更鲜明的自叙传性质”,是他的“生命史”、“情绪史”.而魏晋南北朝亦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其文学充满了对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与喟叹”.也难怪宋聚轩在郁达夫身上看到了“嵇康的孤傲,阮籍的放诞,刘伶的放浪形骸,陶渊明的遁世归隐”.[35]文体的差异无法掩盖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模式”———“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廖、王二人在对比两者的过程中总结出以下三点：第一,他们笔下自然的主题都是对“现实的诗意抵抗”.郁达夫笔下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他流连山水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跋山涉水,“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排遣现实带给他的苦闷和离群索居的寂寞.而魏晋士人亦是以物我合一的态度观照自然,诗中“自然风物与理性精神交错在一起”,山水成为诗人消解忧愁、逍遥放纵的精神家园.第二,他们笔下的文字都十分优美,郁达夫“行文落墨从容、稳定,纯净而又绚丽畅达”他在《清新的小品文字》中谈到,“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36],并提出了散文写作的秘诀,“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9].第三,他们的生命都呈现出“风格即人”的悲剧.郁达夫既欣赏、企慕清静无为的隐逸生活,又无法抛下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充满矛盾的思想造就了他文学的复杂与充实.这与魏晋文人渴望建功立业,但又不想抛弃尊严,故而心生离志的纠结心理何其相似.二位作者在结尾感叹道,“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名士文化的悲剧”,[37]此言得之.
周荷初还在他的《郁达夫与三袁》中将郁达夫与三袁进行了对比.他们都有着对个性解放的要求,并以狂放与清闲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实质上都是“愤世嫉俗的曲折流露”,都在文章中“披露性灵,袒露自我”.只是郁达夫主要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文风更为炽热真诚,而三袁则是以李贽的“童心说”为主要思想源头加以继承.他们的游记都追求“情与景会”的境界,幽默诙谐的意趣,不同的是郁达夫“于幽默中寓有讽刺”,而三袁“多为名士笑谈”.[38]
总体而言,类比研究的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郁达夫游记的文化内涵是极有意义的,但这一类研究大多重“同”轻“易”.譬如与魏晋名士的对比,他们在精神困境、生活作风上确实极为相似,但归根究底郁达夫与魏晋名士间隔着千年的时光,他们是不同时代风潮中的人物,这也注定了他们的目光所向一定是不同的.魏晋名士总是放浪形骸寄意山林,也只是对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一种补偿,但郁达夫剑锋所指是沦亡的民族、破碎的国家、黑暗的社会、吃人的礼教,他的批判是深刻的,思想是现代的.这是类比文章中应当予以指出的.
4 具体时期的作品分析
4.1 闽游散文
郁达夫生长在浙江富阳,江南水乡温养了他的性格与诗情,也成为他心中最深挚的眷恋.他的游记大多是在游览江浙沪一带的山水中写就的.除此以外,福州也是他极为喜爱的地方.1936 年,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郁达夫再度作八闽之游,并写下了一系列自成风格的游记.
陈颖在《郁达夫闽游散文简论》中对郁达夫在闽所作的游记特点作了总结归纳.郁达夫在《闽游滴沥》中详细描绘了福州鼓山美丽的自然景观、涌泉寺与生动活泼的民俗风情.而“三山”、“两塔”无疑是榕城景色的代表.郁达夫将形貌相似的“三山”描绘出了风采各异的效果,融情入景,体现了自己微妙的心理差异.但描写“两塔”、南台的笔触却干涩简略,以突显其没落.此外,他还另作一篇《福州的西湖》,与杭州西湖作比,叙论古今,颇有韵味.而且郁达夫的在闽游记充分体现出他浓厚的生活情趣,他对福建的物产饮食、女子、传统文化都抱有较大情绪,字里行间透露出爱国主义情怀.整体而言郁达夫的散文以情动人,但闽游散文比之早期游记的伤感情调,更为闲适开朗,对于自然风景的把握也十分准确,相较而言,他对闽中风物人情的捕捉就显得不足了,尤其提到他对闽中女子的欣赏与他潜意识中对异性的心理生理欲求有关.[39]张均也提出了与之相似的看法,认为《闽游滴沥》保持了郁达夫游记中清秀俊逸、情景交融的特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能够抓住景物特征,突出重点,并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较以前更为细腻优思想沉厚,富有爱国主义精神,但描写福建女子的部分有一定消极意义.[40]
4.2 南洋游记
陈桃霞对郁达夫的南洋书写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其中也包括《覆车小记》《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游》三篇游记,它们记录了作者来南洋的经过、三宿槟城的见闻感想和对马六甲沧桑历史的溯想与沉思.相对于热烈激扬、针砭时弊的南洋政论,游记则书写了他的家国之思,体现了作者站在南洋这一场域上对中国现实问题与国民性的反思.南洋时期的游记自然流畅,寄托着纵深的文化熏陶和沉重的历史感受,虽然还保留着“清隽平实的特色”,展现出来的再也不是在“风雨茅庐”中躲避现实、渴慕隐遁的郁达夫,而是抚今追昔忧国忧民的陆游式的南渡诗人,这种逃离诗意的文字正是他此时遭遇的产物.“那以中国美学的行情传统所滋养的生命体验与情怀,却是在离散、流亡、流寓状态中试着重建个体以及集体的内在时间,以对应相对陌生的空间经验.”[41]郁达夫认为,“悲怀伤感,绝不是一己固有的私情”[42].沉重感和悲凉味渗透在他的游记中,对历史传说的叙述中隐藏着现实的情思,作者浓郁的家国情怀在南洋的旖旎风光与古风的峻急浑重中一览无遗.[43]郁达夫的游记至此走向了顶峰,也走到了尽头.
5 文体建构
郁达夫在文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小说、诗歌、散文领域有极高的造诣,也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框架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可以说是一片关于散文文体建构的专题性论著,也是“一篇对于第一个十年散文发展既有历史记叙又有理论分析的重要文献”[43].郁达夫游记的研究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以之为切口探寻游记的文体特征.
李振声从郁达夫游记的“心”与“体”入手,认为郁达夫的游记符合散文应有深切寄寓的要求,多非单纯地吟咏自然景物,而是寄托了深厚的忧患意识.不同于旧文人游览山水是超逸脱俗的情怀,郁达夫的游记中游动着沉重的孤独感与时代的悲哀感,是“踽踽独行的沉重跫音和愤世悲时的壮烈长啸”.确如《现代十六家小品》中所言,“‘郁达夫的小品文,是充分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即使是纪游文字里,如果不从文字的浮面来了解作者的话,我感到他的烦闷也是透露在字里行间里的.’”[4]而且郁达夫的游记符合现代散文应富有“情韵”的特点,“精于绘景”,但不作“超然物外的纯观照摹写”,而是将强烈的情感倾注于景物中,“揽景会心”.这是郁达夫敏锐的感受力、深厚的文字功底与将自身的壮志豪情对象化的结果.[44]这些积淀在游记的创作过程中自然地流露了出来,正如郁达夫自己的感悟所言,“散记清淡易为,并且包含又广,人间天上,草木虫鱼,无不可谈,平生最爱读的这一类书,而自己试来一写,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地步”[45].
林铁与费勇则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切入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随着文体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20 世纪的游记散文具有了一种互文性品格,即社会功能.游记的边界原本是模糊的,随着现代传媒的介入,游记的知识性、服务性得到了强化.文人不再只是将游记作为一种记叙手段,更多地通过旅途中的记录来反映时代百相,并通过杂志登载形成广泛的认识,郁达夫的游记也具有这种特色.[46]游记作者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而发见了自然,同时也就发见了个人；接着便是世界潮流的尽量的吸收,结果又发见了社会.而个人终不能遗世而独立,不能餐露以养生,人与社会,原有连带的关系,人与人类,也有休戚的因依的”[22].游记从一种纯粹个人性的行为转变为社会通告的一种形式,郁达夫或许不曾有此自觉,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游记清冽而不出尘,洒脱而不遗俗,社会这个因素从未有一刻远离过那些隽永的文字,这造就了他的痛苦与挣扎,也表达了他作为一位爱国志士的素养,为后世所器重.
6 旅游开发
以上所述的五种视角都是从作者本位出发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一些研究者跳出了角度的局限,以文化产业的眼光来看待郁达夫对现代风景的发现作用.
吴晓东所写的《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便是从旅游产业、出版业的视角入手剖析郁达夫的游记,并从中得出一些极富创建性的观点.其一,郁达夫的游记写作有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有意策划并出资支持的,并在1934 年出版了游记总集《屐痕处处》,体现了文学对风景的宣传作用与发现、建构的功能,也反映了游记的“生产”与资本和政府的新关系.郁达夫也曾在游记中自嘲,“虽在旅行,实际上却是在替铁路办公,是一个行旅的灵魂叫卖者的身份”[2].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30 年代,“作家游记与政府行为、旅游产业游记出版业触媒一起催生了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而郁达夫的意义就在于他“正处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风景的发现的现场”,这个观点也在后来的研究成果中多次出现.其二,郁达夫的山水游记是现代作家中最具典型性的风景散文,他延续了山水文人化的中国游记传统,所感受并建构的山水有“人文化”的特征.其三,郁达夫的游记中渗透着西方思想的影响,他所展示的风景中含有西方拟像的风景因素,东方的风景通过西方的印证才得以表达,其背后蕴藏着东西方之间固有的权利关系.吴晓东以《钓台的春昼》为例说明了这一点：“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这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2]他认为郁达夫在对比中西方风景的同时,也印证了西方思想对他的强大影响.郁达夫笔下的景色不仅来自眼前,也来自照片等现代技术的产物,“郁达夫风景意识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也正体现在这里”.[47]这种看法突破了现有的郁达夫游记的研究框架,迈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固然是极为可贵的一点,但同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似有过度解读的倾向.第一,郁达夫与他的作品都是相当复杂而广阔的客体,郁达夫曾说过,游记记述的不仅是跋山涉水的旅途,“室内旅行,也可以记”[48].他认识中的“旅游”本就是一个广义的精神游历的概念.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思想,都是郁达夫精神殿堂的一部分.这种影响力无关国力强弱,只是在郁达夫畅发神思时恰当地出现形成联想.第二,无论郁达夫曾怎样浸润在西方思想的海洋,他思维的基点从来都是当下的中国.无论是促使他激扬文字的力量、吸引他流连忘返的山水,构成他秀美文章的文字,都镌刻着祖国的名姓,这一点是贯穿郁达夫一生的精神纲领.
吕洪年、沈建国研读郁达夫游记后在郁达夫110 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郁达夫的游记中体现了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者融为一体的现代人文旅游意识,其游记就是这一理念的标志性成果.[49]
王炳中在《“民国机制”与现代游记的“社会相”》则从负面影响入手,提出郁达夫的游记《花坞》中揭示了人类文明大规模侵入旅游景点,“消解了主体面对自然山水‘独往会心’的审美旨趣”,使社会风景进入了游记之中”.[50]从一个更为现实、更为功利的角度去欣赏文学作品,将文学与经济、政治结合起来理解似乎已经成为新时期研究的一种趋向.诚然,这些研究已经为我们研读郁达夫的游记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思路,但这条路径的经典性与持久性还等待时间的考验.
7 综论
近年来郁达夫游记研究呈现出一种逐渐繁荣的趋势,研究者们对主题的论述也趋于充分,有选择角度切入者,亦有统而论者.
其中许子东在他的著作《郁达夫新论》中对此展开了的论述十分具有代表意义.在内容上,他提出郁达夫是在田园中回避险恶的政治生活.犹记得行文结构自由散漫,随性不羁,文字亦体现出平淡清新的特点,并无十分新颖之处,但奇在贯穿始终的“微苦的心境”.许子东通过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总结出郁达夫游记的三个特点：“以平淡的内容,容纳复杂的情感”,“以散漫的结构,表现起伏的情绪”,“以清隽的文笔,渲染忧郁的情调”.而渗透在文字中的内核则是他身上名士气质与启蒙精神的矛盾性.[11]
其后朱德发主编的《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也提到了大量与郁达夫游记有关的内容并加以分析：郁达夫写作游记的动因是故乡及文化氛围、游历日本的经历、国内的漫长漂泊生涯、社会位置的失落、隐居杭州、地方铁路局的邀请、任职福建等等.他对待风景有着十分独特的观念：古今结合,自然与人文结合,重视“情感游历”,具有十分独特的艺术个性：清幽古朴、物我合一；喻古讽今,针砭时弊；引经据典；民族风情浓厚；洒脱不羁,浑然天成.书中特别点明,在游记创作的过程中,郁达夫的心理也随时局的改变发生了变化,从寂寞苦闷,到消极旁观,再到心怀开阔,最后展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与家国忧患情怀.[51]
姜静楠也整理了游记的创作动因,认为纪游文学使郁达夫舒畅了心胸,摆脱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忧虑感,并着重分析了游记的特色：返璞归真,物我合一,显示出从浪漫主义向道家思想过渡的特征；他受中国文人“江湖之忧”、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时常在游记中“以其‘江湖之忧’的姿态去讽古喻今,针砭时弊”；郁达夫的“江湖之忧”包含了儒、道双重成分,他的游记体现了他思想中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在《杭州》一吻中明写风俗人情,暗批“民族劣根性”便是很好的证明.“郁达夫的不能‘忘情忘我’,恰恰是能够打动读者的重要因素,是他那‘江湖之忧´ 在艺术上的潜意识对应物.”姜静楠从三个方面概括了郁达夫游记的艺术感染力：从结构来看,文章呈现出“随意中的齐整和散漫中的秩序”,体现出他“艺术气质上的潇洒”.从叙述方式来看,大多随意着笔,勾勒大致形貌,再点出自己的主观感受,体现出他“文化人格上的潇洒”.从语言方式方式来看,游记中“疏野清奇”的语言与轻松幽默的格调,体现了他“语言才华上的潇洒”.[52]可以看出研究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整合与补充.
刘茂海则为郁达夫的游记建设了一个简明清晰的框架：从内容、语言、审美情趣、文化色彩、美学特征、艺术特色这几个方面加以总结.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郁达夫在语言形式上比较讲求词语的选用,句式长短变化,修辞手法多样,并将特意点出达夫游记中诙谐幽默的情趣.[53]
丁仕原在前人基础上补充了达夫游记的多方面作用：对自己,可以净化人格、排遣寂寞.对旅游景点,可以提高知名度.对散文文体,大量使用修辞手法,文字优美从容简练,则体现了文体的高度觉醒.[54]
8 误区和荒区
8.1 误区
到目前为止,虽然关于郁达夫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但是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主题来看,还是不够成熟的.从目前的成果来看,有一些普遍性误区的存在.
8.1.1 精神内核的误区
这一点笔者在前文的评述中已经多次提到,研究者在分析山水背后深层的精神意蕴时看到的大多是郁达夫这个时期逃避隐逸的思想和激荡不平的心情,但是没有深入到他的立场.郁达夫游记中的抑郁幽冷绝不只是一味的失望,他背负的社会责任感也并不单纯是诸如阮籍嵇康、三袁等中国旧式文人心中渴望建立政治功业,在社会现实中寻找自己价值支点的使命感,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文人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觉醒的远大追求.郁达夫身上确实富有古典气息,但名士风度并非是他的本质,郁达夫身上最宝贵的正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启蒙精神,文人的力量从未有一刻如同当时一般坚定而辉煌.郁达夫因那个时代而生,也永远属于那个风潮涌动的时代.
8.1.2 女性形象的误区
郁达夫自扬名文坛以来,身上就一直贴着“颓废”、“”的标签,这也使得一些研究者对他的作品抱有偏见.一旦文章里出现与女子、爱情有关的意象,就容易造成过度解读的现象.如前文所提到的两位研究者在解读郁达夫的在闽游记时都将关于福建女子视为郁达夫在闽游记的败笔,认为这是郁达夫的一种无意识流露.关于这个问题,郁达夫自己在后文已经给出了答案,“人到中年万事休,所谓万事者,是指那一种浪漫的倾向而言；我之所以要再三记述福州的*,也不过是隔雨望红楼,聊以留取一点少年的梦迹而已”[2].郁达夫此时更多的恐怕还是人近暮年的悲凉,若一味以去解释怕是有些偏颇了.何况郁达夫写作游记时常包含风土人情的内容,福建女子作为当地生活环境中的一个要素出现在文中也是合情合理的.笔者认为研究者在面对这种细节问题时不但不应该一味地附会陈见,更应当注意到同一种意向在郁达夫不同时期的作品或是不同体例的作品中不尽相同的内涵,这对于研究郁达夫心理变化的历程有一定意义.
8.1.3 游记风格的误区
郁达夫游记的风格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极为复杂的,其中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思想观念与美学理解上的差异.目前唯有俞元桂的《谁信风流张敞笔曾名悲愤谢翱楼———郁达夫散文综论之一》这一篇文章做了分期阐释,其余研究成果大都是一概而论.
同样是畅游山水、抒发情感,郁达夫游记在前期与后期是有所差别的.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与“物”的位置关系的迁移.洪竣荧在《郁达夫文类选择及其文学理想》曾有过一段论述,他认为“左右着郁达夫的人生态度、审美追求、思考方式以及文学观念的, 还是传统士大夫的世界观”[34],“旧体诗中所体现的‘世界的自我化’方式,在郁达夫文学创作中起支配作用”[34],“‘世界的自我化’,即把一切外部世界变为自我化的‘抒情’的世界”[34].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对于理解郁达夫在20 世纪20 年代创作的游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郁达夫前期的游记无疑是以自我为出发点,将景物揽入自己的情绪之中,文中虽不乏景物描写,但都是作家主观思想、心理状态的延伸,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情感的附属品.这一点在郁达夫创作于1928 年的游记《感伤的行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知是在什么地方,我自身却立在黑沉沉的天盖下俯看海水,立脚处仿佛是危岩巉兀的一座石山.我的左壁,就是一块身比人高的直立在那里的大石.忽而海潮一涨,只见黑黝黝的涡旋,在灰黄的海水里鼓荡,潮头渐长渐高,逼到脚下来了,我苦闷了一阵,却也终于无路可逃,带粘性的潮水,就毫无踌躇地浸上了我的两脚,浸上了我的腿部,腰部,终至于将及胸部而停止了.”[2]阴沉、寂暗,不可退避的痛苦与绝望,郁达夫眼前的景色在情绪的驱使下加上了黑色的滤镜,沉沉地压下来,令人喘不过气来.景物原先的美感被剥离,只剩下感官的扭曲、抽痛与抽象的负面情绪.自然景物在他的笔下只是情感的宣泄口与塑造物.郁达夫早期的作品大多带有这种病态颓废的美学与沉郁悲凉的心境,“实在是最深切,最哀婉的一个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55].
郁达夫后期的游记“扬弃了前期的病态颓废情调,转而沉潜于自我的调和、自然美景的滋润和日常人生的玩味,酿造出飘逸潇洒、闲适幽默的情调,追求一种情趣美.”[1]自然山水逐渐成为一种客观事物,具有独立的审美地位.郁达夫眼前笼罩的抑郁愤懑的雾气渐渐散去,秀丽的大好江山抚平了他内心的创痕并给予他极佳的艺术美感,激发了他的创作与游览性质.20 世纪30 年代郁达夫的游记大多具有含蓄隽永、宛然一体的气质.如在《城里的吴山》一文中,他将杭州城隍山的一角作为抒胸臆、扬精神的良药,“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像是洗了一个澡”[2].郁达夫的文笔在山水清音的浸染下显得愈发秀丽俊逸,“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的肠腑”[2].秋日西溪的美景在郁达夫笔下激荡出和暖明媚的色彩,竟将愁肠一扫而空,反显出盎然生机来.若无真心的赏悟,又哪里能写出这样深婉秀丽的文字呢？这时期郁达夫的游记创作“是景与心会、思与境偕所产生的静穆境界,给人如临其境、浑然两忘之感”[1].挥却早年的漂泊羁旅之痛,郁达夫在观看山水的过程中将一腔惆怅转变为旷达疏放,获得了精神解脱.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郁达夫早期与后期的游记并无所谓高下之分,但自从自然山水在他的文中获得更为独立的地位之后,他的创作愈发成熟圆润,情感也从渐趋平和稳重.这种寄情山水、忘却尘忧的态度与魏晋时期建安文人向正始文人的转变有异曲同工之处.而研究者们却往往为了提炼一个概括性的概念而忽视了这种转变,这是应当警醒的.
8.2 荒区
郁达夫的游记成就很高,但却一直被隐藏在小说的光辉之下,尚有极大的挖掘空间.
8.2.1 家国情怀
“家”与“国”是中国文人难以逃避的话题,郁达夫身上亦有很浓重的家国情怀.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早有论述在先,此处便不展开了.但对于郁达夫的爱国主义这一内核在游记中的展现,后人虽有提及,却并未整体地研究并形成专著.
郁达夫不仅是一位爱国文人,更是殉国烈士,他对祖国深沉而真挚的爱铭刻在他的文字血脉中.纵使是畅游山林、寻觅桃源,他也终究是放不下这一份牵挂.他怀有高远的社会理想,炽烈的爱国情操,对国民党当局残暴的统治心怀不满,对受苦受难的民众的怜悯同悲,却又无可奈何.在他的游记中,我们不难看见那些文字背后火热的心跳与世事激涌之中的文人最炽热最痛苦的心肠.他的追求与渴望,反映了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民众乞求和平昌盛的殷殷情态.
在上海的旅店里俯瞰这大都市的灯红酒绿、烈火烹油,郁达夫心中没有半分喜悦之情,有的只是无尽的悲惘与绝望.“这一种绝望的喧阗,这一种勉强的干兴,终觉得是肺病患者脸上的红潮,静听起来,仿佛是有四万万受难的人民,在这野声里啜泣似的,‘如此烽烟如此（乐）,老夫怀抱若为开’呢？”[2]繁华夜景激起了郁达夫心中最深彻的悲凉,一行是羁旅他乡的孤独,一行是国家苦难的现实,他的文字在淫靡之声、弦索之音里摇摇欲坠,似是四面楚歌里虞姬鲜红的裙摆,浓烈、血红,满眼绝境.
郁达夫的游记大多记述的是他的南行步伐,鲜少涉及北方,这倒并非是因为郁达夫偏爱南方景致,实在是当时北方的许多国土尚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且被蚕食的压力一日比一日大,其局势之混乱非同一般,国家统一之日遥遥无期.1923 年东北尚未完全沦陷之时,郁达夫曾往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一游,他眼见北国美景不禁感叹江山的秀丽,不仅在江南,更在关内关外,然而“大好的山河,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叫我们小老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去拼命呢？”[2]其中拳拳爱国之意昭然可见.之后的游记中,郁达夫虽然并不如青年时期般发出如此直接之声音,但对祖国的爱戴、对侵略者的痛恨以及对收复河山的向往都成为他作品中流淌的血脉,生生不息.而他最终也因坚定的抗日思想,被日本宪兵残忍杀害,郁达夫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领头人,更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对祖国的深情浸润了他的作品,也叙写了他的一生.
许多研究者确实关注到了这一点,并在论述中不断提及,但大多还是将关注点投向了以《沉沦》为代表的小说.对游记中的家国情怀予以专篇论述的只有《< 故都的秋> 隐含的家国之忧》这般寥寥的成果,且论述限于单篇作品,缺乏整体性,也无什么深刻见解.虽然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与吴越文化》、西屏的《无双毕竟是家乡———论郁达夫的浙江游记》、王松毅的《现当代游记创作中的家园情结》提及了郁达夫笔下的浙东情结,但并未将“家国”合叙并揭示其关系.对郁达夫游记中爱国主义的描写虽然零星地散落在研究成果中,但毕竟不是专著,重点指向并不清晰,因此关于郁达夫游记中的家国情怀的研究还有待后人的大量补充.
8.2.2 世界眼光
郁达夫的游记大多描写的是国内的景致,但这并不说明他的眼界只限于中国.事实上我们在他的游览心得中不难看出,郁达夫绝不是空怀热血却缺乏远见的革命者,他目光的尽头是整个世界.当他行车经过江浙交界处的界碑的瞬间,经过太湖湖上的木牌坊的刹那,他心生忽然生出一种感慨,“人生天地间,与无限的时间空间来一较量,实在是太渺小太可怜了……国界省界县界等等,就是人类凭了浅薄的头脑,想把无限的空间来加以限制的一种小玩意儿；里程的记数,与夫山川界路的划分,用意虽在保持私有财产的制度,但实际却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无限’想加以征服的企图.把一串不断的时间来划成年,分成月,更细切成日与时与分,其用意也在乎此,就是数的设定,也何尝不是出于这一种人类的野心？”[2]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把人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真面目痛斥了个干净,充分表现出郁达夫对于强权阶级的抨击,这种痛苦与激越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局限,已经成为世界性、历史性的话题.郁达夫的郁愤不仅来于时代、国度,更来源于他对整个人类生存处境的思考.这种思想纵深是非常可贵的.
笔者认为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对于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鲜有涉及.
括而言之：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对写作郁达夫和研究成果和游记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研究述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1、 政治宣教、大众教育和社会公益20世纪30年代作为社会特殊场所的电影院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尤其是1 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 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武力侵略.
2、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以艺华影业公司为例 周 仲 谋（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摘 要艺华影业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电影企业之一,其电影发行放映情况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颇有代表性 早期电影经营者们在诸多不利.
3、 论莫言20世纪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痛恨所有神灵”的亵渎精神和自我意识使他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剑走偏锋,对传统的语法、语义、.
4、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农业改革和国家干预 摘要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英国农业面临农产品下跌,市场滞胀以及农耕地区损失严重的问题 政府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用进口限制、农业补贴以及市场规范……措施对农业进行国家干预 虽然受若干因.
5、 历史、政治和文学想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一种写作姿态 摘要当代政治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之一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而是作家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把当代政治运.
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藏族神话述评 摘要藏族神话研究主要分为“类型、母题与特征研究”、“创世神话研究”、“原始宗教神话研究”以及“英雄神话研究&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