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用故事讲述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经验读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之二，该文是关于民族团结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和王连芳和《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和民族团结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文 / 龙成鹏
《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是王连芳这样的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对云南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上一期,我们主要从民族工作者成长的角度加以介绍,本期我们继续解读.不过,因为这本书时间跨度比较大,且涉及到的都是大课题,我们不能一一介绍,现仅以解放初期民族关系的转变为例,管窥云南民族工作的艰辛与成就.
最近网络流行一句套话,大意是：“这不是一个太平世界,我们只是幸运地生活在太平的中国.”
这句话,对世界与中国的判断大致不差.但值得追问的是,世界为何会不太平,而中国可以例外？
答案肯定不少.但普通网民可能不会往民族工作方面想.对他们来说,民族工作多少有些陌生,对六十多年前中国的民族关系,更是知之甚少.
读《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回到1950年代初,我们会发现另一个中国,另一个云南.假使网民们就生活在其间,恐怕他们无法得出今天那带着自豪感的结论——那是一个远远算不上太平的世界.而从《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中,我们看到,正是一代代民族工作者的努力,改变了那个世界.
周恩来的四条指示
1950年代初期,中国的民族关系并不像今天这样和谐.这一点,从1950年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看出.
《云南民族工作回忆》记录了一个细节：
1950年5月,组建不久即将到云贵川调查访问的访问团,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恩来总理为访问团的工作提出了四条指示,分别是：“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人家”,发生矛盾和误解要“先作自我检讨”.
周恩来作出这样的指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还很突出,少数民族对汉族,以及以汉人为主体的新政府还不信任,有误解.二是新政权对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有一套新思想,用我们熟悉的话,那就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汉族与少数民族一道,平等地共同构建多民族的新中国.
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二战”后的世界潮流,新中国的建立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不过,要构建新的民族国家有很多现实困难,中国遇到的困难也跟其他国家相似.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有历史欠债,因为历史的因素,新国家内部及各民族之间并没有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之间因为种种原因,留下歧视、隔阂、矛盾、甚至冲突.
在建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历史这一因素,有些民族工作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时任访问团二分团副团长的王连芳对此有过不解.当周恩来说,我们要“决心赔不是”时,他问周恩来总理,“过去压迫少数民族的是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国民党,我们怎么能替他们赔不是？”周恩来的回答是：“我们既然接收了整个国家这个‘家业’,还能不接收他们欠下的‘历史债务’吗？”
正视历史,不是一件小事.在新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历史能否被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此后的历史演进.
今天,世界很多国家依旧动荡不已,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民族工作”不到位,以致民族的歧视、隔阂没有根除,新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失败.
而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局面,也归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疆土上实现了国家统一,而且也在各民族的思想、情感等方面,实现了更深层次的统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启蒙与建构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往大的方面讲,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初,能够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与政策落实到中国的每一个民族,使延续数千年的王朝时代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得以根治.
“ 二战” 后, 多民族国家建构潮流中, 中国是世界的典范——成功解决民族问题,也是中国对当今世界的重要贡献——而云南正是这个典范的代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一书得到印证.
解放初期,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
解放初期,民族关系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少数民族与汉人的隔阂.王连芳提到的周恩来的四点指示,也主要是针对这一点提出.这种隔阂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妨举几个《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中的例子.
访问团一个小组到元阳时,召集民族代表开会.因为有谣言说,“大军要拉女的去做媳妇”,结果一个女代表都不敢来.
每逢召集民族代表开会,这种谣言或者误解就会重演.有的代表怕被留作人质,怕被抓去当兵,有的民族上层还担心会被追究过去的错误,被判罪和勒索摊派.
德宏一个有名的大土司接到去保山开会的通知,认为自己有去无回、性命难保,又不得不“应付公事”,行前便备好棺材,留下遗嘱,跟家人泣别.
这是少数民族对汉人和政府惧怕的一面.隔阂还表现在另外一面,比如,访问团在云南访问,遇到有的少数民族上层（头人）对访问团轻视,一边说话,一边抠脚丫子.或者把家里的拿出来,让访问团干部当面吸食,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迷信武力,甚至一度阻拦部队进驻边疆,对汉人和新政府表示很大的怀疑和敌意.
在隔阂面前,新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无论是早期的部队,稍后组建的访问团,以及再后来专门进驻村寨的民族工作队,都严格践行了至今依然延续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主张.
部队剿灭残匪, 进驻边疆时, 尽管受到部分少数民族武装的阻挠甚至攻击,但部队都保持极大的克制,从解决民族问题的大局出发,“不打第一”“反复谈判”“以情服人”,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解决少数民族武装,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世界其他国家的失败案例不少,无论是近处的东南亚邻国,还是远至非洲的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很多悲剧的发生都跟这个问题有关.在民族隔阂、矛盾的背景下,民族武装不解决,很容易给新的国家造成难以弥合的伤痕.
云南少数民族的武装以及问题,是1952年后民族工作队进驻村寨,通过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联防队,搞和平的“换肩”等方式才妥善解决,最终把原本掌握在少数民族上层（土司、头人等）手中的,移交给少数民族群众,再后来才收归国家.
从王连芳的生动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工作不仅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也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云南解决民族武装的经验就说明了这点,从民族工作——进一步也是群众工作入手,往往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中国的民族政策推行60多年,社会上开始有各种声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也被一些人参照西方的经验,误以为只是“政治正确”,同样地,民族工作也被误解,其重要性被严重低估.在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的时代,我们要回到历史起点,不忘初心,重温老一辈工作者面对的实际问题和具体经验.
1952年4月,通过云南民族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支民族工作队到保山、德宏开展工作.他们先是跟民族上层沟通、合作,费尽周折取得上层信任后,他们开始进驻民族村寨.但进入村寨的状况并不乐观.
王连芳回忆他们进村的场景：
小孩子一见到工作队就喊“ 谢马了, 谢马了！”（傣语,意思是汉人来了）喊完纷纷躲进自家竹楼.听到这种“报警”,大人也躲起来,或者把家门关上.
有时候村寨大头人出面召集群众开会,工作队满怀地告诉群众,工作队是来帮助大家做好事,搞生产,不吃老百姓的饭,给老百姓治病不要钱.但群众的回应冷淡,不吭声,场面很尴尬.
景颇族寨子情况也差不多.寨子家家锁门,不让工作队住.工作队员李双想接近一群景颇族小伙子,刚一走拢,小伙子们“哗”一下四散.
心怀善意但不被理解,想去帮助却无法接近.工作队在盈江,给一个老人挑水,人一走开,挑来的水就被倒掉.这种事反复发生,后来才知,他们怕工作队下毒.在他们心中,汉人没有好人.
工作队帮着干生产,也是处处碰壁.当地群众担心工作队员是被迫来边疆找饭吃的,干完活要分他们的粮食.有一个当地群众曾经用同情的口吻问工作队员,“你们有没有爸妈？是不是被公家抓来讨饭的？”
隔阂、猜疑、矛盾,但最终,被民族工作者用真诚的行动,持之以恒的努力一一化解.他们“忍受委屈,始终精神饱满地投入架桥、修路、砍柴、挑水、治病送药、送盐巴、送针线、救济贫困农户”的工作中,他们不仅辛劳付出,还不断琢磨工作的方式和策略.
在景颇族寨子,工作队员李双为拉近与景颇族青年的距离,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他捉了一只蚂蚱,拴在棍子上,边玩边走向那群景颇族小伙子,看到他的蚂蚱,这群小伙子笑了,双方才消除戒备,开始讲话.
盈江县莫空景颇族寨子的工作组,一大早把驻地附近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白天随群众到田间犁地,工作队员严格遵守纪律,歇晌吃饭时,便吃自己带的饭,喝自己带的水.时间一久,群众感动了：“天下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人！光干活不要钱,还不吃我们的饭！”后来到吃饭时,就硬把队员们的冷饭抢去,端来热汤热饭,说如果不吃饭,就不准他们干活.工作队与上层协商后,同意吃群众的饭,饭后给钱.
就这样,民族工作者,突破一道道难关（还包括语言、文化等等）,最终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在少数民族的称呼中,他们也从“汉人工作队”,变成“我们的工作队”,再进而变成“汉人大哥”.少数民族消除了对汉人的隔阂,进而也实现了对国家的认同,多民族成了一家人.
形形色色的民族关系
解放初期的民族隔阂与矛盾,还表现在生活在同一片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之间历史上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这里举一个滇西北的例子.
清朝道光年间,宁蒗开银厂的汉族、回族老板,从四川大凉山请黑彝来保护厂子.黑彝的到来带来了大凉山的奴隶制.几十年后,杜文秀起义,宁蒗小凉山的汉族、回族互斗,清军进山镇压.各方互斗,一些黑彝见风使舵,谁强大投靠谁,有的甚至“一日三投”,跟各方都有结怨.最后因帮助清政府镇压有功,得到大片土地的封赏,势力壮大,到清末彝族已经发展到两万多人.
1924年,川滇军阀混战,四川盐边的地霸雷云飞被唐继尧委任为司令,聚众进攻盐边、盐源.宁蒗的黑彝率1000多人参战.战争没打赢,雷云飞被弄死,于是黑彝四散,趁乱抢劫财物牲畜,并顺路抢走了数百名汉人回山为奴.
来自维西的一个团练（镇守使）,招募了一个连的藏族士兵,到小凉山征讨黑彝.走到永胜,这位团练又变卦不打了.但因为欠藏族士兵的军饷,导致藏兵哗变.这些藏兵就到石鼓抢劫财物、粮食,还烧了不少房子.尝到甜头的哗变士兵,第二、三年,继续在周边比较富裕的集镇抢劫.
滇西北的民族矛盾,跟云南大历史的关联性比较大,其演化的路径错综复杂.而历代治边,主张“以夷制夷”的方针,又加重了已有矛盾.1950年,访问团初到丽江访问时,滇西北各个民族的代表,都向反映其他民族的历史问题.也有的民族上层“冒昧进言”,向访问团献计献策.比如丽江的一位民族精英,就称藏族是“凶顽难化,只宜弹压,不能教化”.这是历代王朝的套路,现在当然不能再用.
王连芳还注意到,藏族的问题,其实也并非其他民族眼中那么简单.据藏族上层人士解释,藏族过去之所以有抢劫这样的事情,原因是“太穷、到内地受气”.而且在藏族内部,类似的冲突也同样突出.王连芳甚至认为,藏族的民族问题,内部矛盾,远比外部矛盾还激烈.
民族的隔阂与矛盾带来的是互相伤害.在滇西北,许多汉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群众来告彝族的状,说小凉山的黑彝奴隶主抢了他们的亲属做奴隶.在永胜召开的各族代表大会上,有个傈僳族代表甚至讲：“假若彝人再不赔还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合起来攻打小凉山.”
大小凉山的少部分黑彝抢劫其他民族,连带在市镇赶集的彝族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过去,他们常常被诬告成抢匪,不分好坏拉到县府关起来.有的彝族到街上卖木头,奸商联合压价,彝族带来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木头又重,背不回去,只好贱卖给奸商.因为在市镇吃亏多,小凉山彝族流传着一句谚语：“你有永胜县,我有不见面.”
解决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是当时民族工作的重要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威信,以及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团结问题.与化解少数民族对汉族的隔阂不同,化解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民族工作者主要是通过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调解,使得历史遗留问题最终解决.
这个过程也充满曲折.王连芳介绍,迪庆藏族吉福土司和阿坚等人十余年的仇怨,经访问团调解后初步和解,但吉福土司和赵伙头之间的对立,却不服调解.
调解无效,赵伙头的解释是“从前也调解过,赌咒都不管用,现在大军在此,才有团结.我们藏族人,你们非压迫不可,不压迫不服”.持有这种观念,可见调解工作难度之大.但最后,经访问团反复做工作,告诉他团结首先是对自己有利,赵伙头最后想通了,在喜饶俄热活佛的主持下,双方在大中甸重归于好.另外,汪学鼎和阿垒也在中甸酒席上开始和解.
调解的过程,是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得以传播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启蒙,也唯有思想的转变才能彻底解决民族之间的历史纠葛.
1950年代初期,民族的大和解,为我们奠定了今后云南民族关系的大格局,也为今天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历史的后话,但在那个时代,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上层,也切身体会到民族之间建立新关系的好处,并为历史的过错诚心道歉.在民族代表座谈会上,德钦土司当众就向维西、贡山、中甸、丽江代表鞠躬,对其参与烧杀的行为认罪道歉.一个藏族代表也表态说,“以前不团结,现在团结了.以后睡着、坐着、站着、走着,再也不像以前因仇杀而随时提心吊胆了.”
在别的地方,深受民族隔阂之苦的少数民族上层也表达了一致的看法.在德宏,景颇族跟周边其他民族过去关系也比较紧张,大山官早保虽然在景颇山寨很有威信,但他12年都不敢下山.在访问团的一次会议上,这位大山官向各民族代表保证：“今后你们的马经过山上,我保证平安无事.”另一位山官也表示,“以后我们各民族兄弟要‘恋爱’,要团结.”他们各自用自己的理解,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云南的民族地区.
《云南民族工作回忆》由一篇篇生动的小文章组成,看似松散,但大体上勾勒出了云南民族工作从1950年到1986年间的重要历程.
（责任编辑 赵芳）
本文结论，该文是一篇大学硕士与民族团结本科民族团结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王连芳和《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和民族团结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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