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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钱林森教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是中法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一大巨著,也是钱教授在此领域数十年学术研究积累的又一硕果.全书注重史料,在文学交流还原的事件性场域中,突出作者对这些事件活动的生命体悟,以此为核心和基础重现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必然具有开创性.
关键词：钱林森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 生命
作者简介：李志艳,广西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
作为“史”的一般属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社会公知的“历史”,它立足于事实发生和认知理性的普遍性社会认同,指向科学.二是作为私人经验的“历史”,它立足于历史作者在体验、认知历史之余的历史书写,指向艺术性.在公器与私我二律背反的两难中,却又显示出其中无限创新和拓展的可能,钱林森教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正是在这种局促的困境中,渐渐治理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来.
钱林森教授在中法文学交流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时间跨度长、领域宽、积累厚,从《中国文学在法国》到《法国作家与中国》《和而不同——中法文化对话集》,乃至2015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已有三十余载.时间的砥砺成为学术最好的植养土壤,是以《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的成功问世仅是这篇土壤的一抹绿意,它意味着承载,更是新生.
一、“上帝之眼”
要完成一部史学著作,首先应对的是作者与史料的关系问题,谭军武曾论述到：“钱先生一以贯之,由中外文学和文化的文献钩稽入手,持之以恒,对中法文学关系做了大量的‘历史现场’清理和重构工作,尽管没有在理论闹腾的时候‘笑傲江湖’,但对‘历史现场’的亲临和体验,使他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1]在数十年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浸淫中,钱林森教授在文献占有与现场感受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这部著作中,参考文献总数竟达340种之多,且大多数都是外文文献.与此并重的是实地现场性的经验,钱林森教授早在1976年就赴法国巴黎大学访学,常年在经验塑造的同时,也建构了中法文学交流的研究视野与方式.即在生命对话的理解与证悟中体验时间历史,努力恢复文学生命的历史现场、活泛文学活动的关系程序、以最大限度的意识悬置来促进事实发生的自然性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历史以始终的活态生命存在而运动,钱林森教授的中法文学关系考察由此开始,紧扣于此.
钱林森教授的生命本位思想展现了灵动圆融的功能属性,即在宏观层次上,能够对中法文学交流史形成全景式把握,如在“前言”中如此写到：“作为东西文明交汇的心灵和精神领域,中法文学的相遇、交流,经历了漫长的旅程.”①在俯瞰与统筹的视域中,学理性地确立了文学史的基本位标及其辐射模式.在此句中,钱林森教授在继承传统史学时间撰写思路之余,又以“心灵和精神场域”语序前置的方式,隐含指出了时间构成的基本元素与逻辑规律,其实质是生命本位下的“灵魂和精神”的显现与运动发展.在此条件之下,生命轨迹构成的文学史脉络便能浮现出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即世界是生命的世界,所谓历史的还原在本质上是对生命活动现场的还原,以此为基础方能实现建基于生命对话意义之上的重构与再构.历史走出文献和记忆,以本体论的超构方式,显示如“上帝”一般的全知全能.
在中观层次上,主要显现为钱林森教授对书写中法文学史的实践性把握,展现为对中法文学交流史新的书写空间的发掘,及其与之相对应的价值功能.中法文学交流是生命主体性的对话与共进,在客观性面前,作者涉身其中却又尽可能的置身事外.宏观的“上帝”视野在此时表现为史学内部系统的比较视域,确立写照参照从而弥补不足.是以侧重性写作、反传统性的“法—中”错位式写作水到渠成.以法国为主导来撰写中法文学交流史,势必就是书写位势反向化之后的直接性创新,而这对于钱林森教授的中国身份而言,恰恰淡化了先在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式思维的影响.主体强势经验的解构与主动他者化,并不意味着中法文学交流史中“中国诉说”的在场性缺失,而是在去中心化之后建构中法对话的平等性与和谐性.是以在整部中法文学交流史（1245—1808）中,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欧洲（法国）发现、想象和理解中国；下篇是西方（法国）对中国的研究,包括译介、中国式文学创作、学习和借鉴.这一脉络主要体现为：
①方法论意义上的换位书写,即着重强调呈现西方（法国）视野中的中国.②文学活动论与过程书写,中法文学交流史在本质上就是文学活动的在场性动态发生,是集认知、创作、传播、接受、反馈于一体的复合性文化运动.紧扣中法文学交流之文学活动与过程,能够有效地规避文学史的先在性想象与目的性、功利性书写,将文学史的价值意义归还给文学主体自身.③将中法文学史交流史分为上下两篇, 主要是由于思想家培尔（Pierre Bayle）等在“17、18世纪之交法国思想史和中法文化关系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承上启下的意义与影响”,乃至18世纪“法国人对中国知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了解与把握进入自觉的阶段”（126—129）.这首先凸显的是此次文学活动本身的递进深入与重大拐点；其次在目的上是突出、强化事件发展本身在时间维度上的节点断代功能,事件的活动属性才是文学史的时间属性.
钱林森教授在中法文学交流史撰写中对宏观和中观的要求,间接决定了其交流史微观的处理方法,即史料运用的复合性与生态性.前者指向的是钱林森教授对于中法文学交流史史料门类收集的齐全性,它们主要包括有哲学、美学、宗教、文学、图画、建筑、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内容；后者主要指向的是对于这些材料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 生态性并不意味着各类史料的绝对平等地位,而是指向在文学史特定问题论域下各类史料主体性的交互性显现,它决定了文学史场域还原的真实性与效用度.在此条件之下,文学史以自身结构系统的纯粹性来奠定了其自主性基础,文学史能够通过自我论证显示其知识本体的纯粹性,并且形成向他者系统言说以及显示意义.如在论述18世纪法国文学的“中国热”（128）之时,就插入了一张法国设计师所作的中式园林图画,钱林森教授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解说,但却在本单元的法国在日常生活、建筑、文学、哲学等全面兴起的“中国热”论述中意义自显,和其他材料毫无违和之感,并能形成直观可感的“无言”论证.
是以所谓“上帝之眼”主要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活态论、研究视野的作家外在主体的全知全能、研究方法上的运动发展观以及价值意义上的自然发生论.它凸显了钱林森教授的文学史观,并决定了与其内在关联的书写方式.
二、历史即叙述
文学交流史作为文学活动的在场性发生运动始终只能是一场浪漫性回忆,承载历史的唯有建基于多种媒介材料之上的多样化叙述,历史的叙述性和叙述的历史化辩证统一.于此,可以基本确定的是：①历史不能通过自我显示本身,显现历史的是系列行为事件发生的时间阶段、运动周期,以及背后的逻辑规律.②所以,对于历史的确定只能以当下为坐标参照,由于当下的恒变性,导致了历史始终是开放的,它在理论上有一个起点,但难以追溯,或者说可以无限追溯,它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线性上没有终点,这先在地确定了任何既定的历史规律都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和缺陷.
③对历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时间段的截取,但时间和历史一样都困囿于自我论证,这反过来强化了对历史的研究唯有通过历史显现物来完成.④以此为基础,要研究一部历史著作的相关问题,本质上是在研究一种具有元史学意义的多层结构,由于*是史学著作,所以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以语言为主要媒介形成的叙述整体.钱林森教授在“后记”中也说到：“著者始终主张,与其拆西墙补东墙地‘求全史’、‘求通史’,不如依循史学研究普遍的学术规律,选取特定时段的修饰模式、集中编修,分次编修,逐步完善.”（547）也就是说不存在全面的历史,历史叙述的选择对象以及叙写方式表征的是著者探询、认可的历史规律.
第一,关于叙述对象的选择,钱林森教授走得是事件事实的动作性与意义性相结合的路子.比如说第一章“蒙元世纪的‘契丹’追寻和‘大汉行迹’”,第二章的“16世纪对中国的发现”；第三章“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蒙田的中国想象与描述”；第四、五章“古典主义作家、思想家的中国思考”等,在这些章节中,钱林森教授在回归相应历史语境的前提下,彻底放下历史就是巨细无遗记载的包袱,事件的动作性被突显,其实质就是在呼应事件自身元属性的同时,让历史在事件的运动中展露活态特征,运动连带相关场域,进而实现历史的还原性书写,而意义则在运动整个运动过程中显现意义,而读者阐释已然被纳入之中.
第二,关于叙述本身.在叙述视角上,适应于对史料掌握的全面性,钱林森教授主要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其优势在于能够更为灵活地处理和运用史料,并由此形成著者观点的直接陈述；然而缺陷也在于此,即容易导致历史认知的先在形成,在大量的史料占有之余,却又习惯性地遮蔽了史料.对此,钱林森教授在叙述时间与叙述话语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处理.在叙述时间上,主要都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在整部著作中,所有标题几乎都紧扣人物及其事件,如第十五章主要讲孟德斯鸠、第十六章讲伏尔泰、第十七章讲阿尔让等,钱林森教授压缩了历史原有的发展时间,而对人物及其事件的叙述时间进行了适度延长,并由此承载相应的史料以及有足够的空间呈现相应的事件运动变化过程,叙述时间的针对性延长有利于在细节真实的前提下捕捉历史轨迹与潜在意蕴,并对全能性的作者言说形成解构作用,如在第七章研究弗雷莱时,钱林森教授就基本上是让弗雷莱讲述自己的故事,“弗雷莱告诉法国读者：‘中国文字最早的发明者们就钟爱那些任意的、与所表示事物之间只存在于认为规定关系的符号……’”,“弗雷莱说,中国文字作为‘只对眼睛说话的一种真正的语言’……”（172—173）.事件人（故事人）叙述中,直接性引语的使用直接造成了对读者亲口言说的幻象,这种幻象成功在唤起读者对话之时,激发起读者一探究竟的认知诉求和动力来源.不仅如此,事件人叙述与作者叙述不仅是简单的交叉补充的结构方式,而是在埋藏于历史脉络二元属性下的主次关系,在整体性的前提下,构筑历史的层次梯度感与比较视域,消解历史时间的线型单性,提供历史呈现与审视的多元视镜成为其潜在目的.这已经显示了钱林森教授对时间线型单性模式的消解,而且在处理叙述中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勾连关系时显得更为彻底和具有认知理性.当然,其中还要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传统史学著述的时间线性叙述；二是文字语言叙述本身也一定是时间线性,如何在时间线性中呈现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立体性成为一大难题.钱林森教授解决的办法是,在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强调同一事件的多元视点与不同看法,以多个视面的组合构建历史的立体性.如在研究“中国古乐的西传”时就先后引用了美纳斯特里埃、马若瑟、杜赫德、韩国英等人的著作,就把中国古乐西传主要通过宗教领域来传播叙述得非常清楚.不仅如此,钱林森教授的历史断代问题一方面继承了“治早期史学研究研究所常用的文艺复兴启蒙时段的历史叙事模式”（547）；另一方面,钱林森教授注重历史事件的发展序列与因果更迭,以此进一步细分历史的时间断代并呈现出情节的结构特性.当然,这个情节中的情感,应该是著者对中外文学交流史中人物及其事件,乃至诸多相关研究者的趋同性体会.钱林森教授在这种复杂的情感状态中渐渐凝练出一条新的中外文学交流史路径,即上编是中外文学的相遇、相识,下编是传播、弘扬、创作和研究等,这条路径,在本质上是不同地域文明的集体人群之间的自然性吸引与逐渐推进,体现的是具有情感温度的历史自主言说的可能和空间.
第三,叙述实践的最终完成自然是话语.作为一位在中法文学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具有重大贡献的史学家来说,钱林森教授在“历史还原”的问题上面临的最大障碍其实是自己.历史是主体认识的“历史”,同时又是历史自身的“历史”,在这个普遍的悖论中,钱林森采用了如下方式来求取二者的平衡,第一是叙述句式中修饰语的谨慎使用,如“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都没有到过中国,在他们提及或描述起担任之后,欧洲人差不多等了半个世纪”（14）.在人物及其事件行为标示的时间中,修饰语被淘洗殆尽,在纯净的主谓结构中,著者的主观意志被极大程度的消解,著作中的绝大多数陈述句表现为叙述与叙述对象在认知之“真”维度上的统一.不仅如此,为了能够更好的明晰陈述之“真”,钱林森也特意在著作的前言与后记中集中阐述了中法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时间断代、主要对象、主要问题、思维路径、研究诉求等.对比起整部中法文学交流史而言,它是“史中之史”,既是总括,又是微缩,与主文本形成二元式的呼应,同时又是一种话语上的牵制手段,由此潜在地设定了宏观与微观相融合的语义场,话语的语体特征及其文本结构方式确定了中法文学交流史中人物与事件的意义区域与边界.此时,历史和历史的显现完整的结合在一起,也反向的呈现出叙述并非一个工具论的问题,它自身的性质特点本就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显现,就是一种历史；同时,它在呈现中法文学交流史的同时,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功能.在面对历史这个问题上,叙述本身似乎就具备了一种兼容性,或称之为普泛性的母体功能.即在承载与繁衍的双向上,它意味着中法文学交流史叙述实践的终结,但又在言说的接受中不断开启新的世界,而这当然又都可以归于历史.
三、走向科学
对于钱林森教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来说,以生命及其活动事实为核心本位去贯穿对史实资料的占有、历史书写的方法方式、历史书写的叙述实践,到最终都要面临历史与科学、艺术的关系问题.从其文本写作来看,钱林森教授并不排斥科学、艺术对《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掣肘制约关系,相反的,他一直正视科学与艺术的矛盾性恒久存在,并以此形成《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书写的坐标体系.反观自省,在一条宽阔而又逼仄的道路里固守、跨越,形成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之科学、艺术的跨学科写作.而这主要表现为,在研究方法上,以实证为基础的影响研究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就学科属性而言,属实证研究,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内部系统和研究范式来看,归于‘影响研究’”（4）.在对待史料的科学甄别上,强调材料占有的“第一手性”“整一性”和“真实性”[2].在研究角度上,为了更好地解构中国主体中心论,钱林森教授的中法文学交流史采用的是反向性研究视角,即着重站在法国的立场上去审视中法文学交流史,这一来如前文所说,最大限度地剔除本土文化的先在性影响、前定性思维、惯习性价值评判.二来从比较学科的角度来说是比较要素与层次的叠加与积淀,即以中国视角来研究中法文学交流史本就是一级比较跨越；从中国视角向法国视角转化来研究是为二级比较跨越；站在法国立场上研究中法文学交流史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建构研究视角的法国立场,而是为了消解作家、国家身份有可能带来的单面性影响,进而建构趋向于“零度”意义上、纯粹理性认识上的中法文学交流史,是为比较跨越.每一级比较跨越的形成就都意味着科学属性的提升.在研究问题上,抛开一般性的“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课题”（5）不谈,还主要包括：从发生学来看,中法文学交流史始源于“13世纪柏朗嘉宾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7）,在本质上是“缘事功用说”,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法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对象、重心以及方式方法；在发展论上,中法文学交流史呈现的是以交流、对话、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为基础的情节性动态并进论；在研究类型上,表现以中、法两国文学交流为中心所衍生出来系列跨学科问题：在问题产生与提出的本质属性上,指向的是以事实关涉为中心的实践本体论；在目的意义论上,指向的是交流之后的融通与共同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观.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意味着钱林森教授立足于中法文学交流史的深度理性思考,但也必须强调的是,它趋向于科学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却并不完全回避中法文学交流史的艺术色彩,因为在一般意义上,科学和艺术都是要面对“人”的问题；在中法文学交流史中,钱林森自始至终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事件活动为考察半径的,在本体论、发生发展论以及价值意义论上,“人”构成了科学与艺术同一性.反过来,钱林森教授对人的高度重视,也就是直接宣示了他的中法文学史,既是科学的,同时又是艺术的.
总的来说,钱林森教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不仅直接提出并解决了其专业领域的诸多问题,譬如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史料与研究范畴等.更为重要的是,钱林森教授内在隐含的指出了中外文学交流史在深层次上依然是人之生命本位,以此为逻辑起点,以社会实践化的行为活动为辐射领域,形成多种学科的同一性与交互性.因此,钱林森教授敞开自我生命的大门,在经验写作与学术写作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中法文学交流史回首顾盼,进而面向将来,这本身就是生命之间直接的对接、碰撞与对话交流.
注释【Notes】
①钱林森：《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谭军武：《忧郁的平衡——评钱林森〈和不同——中法文化对话集〉》,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1期,第134—136页.
[2]钱林森、周宁：《走向学科自觉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6日,第0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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