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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国家银行进驻遵义仅有十余天,此前当地群众对“红军票”也没有一点认知,只熟悉大洋、银元.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何这么短的时间,遵义老百姓就能接受“红军票”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党和红军注重提高、维护苏区货币的信誉.
万立明
在可歌可泣的长征岁月里,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工作者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与战士们一样流血流汗,忍受着种种伤病和磨难,甚至牺牲了个人生命.同时,牢记金融业务的使命,排除万难开展工作,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肩挑马驮“坛坛罐罐”
银行“大搬家”不轻松
1934年10月初,成立两年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接到突围的命令：十天内,整装待发,把整个国家银行带走,随红军主力行动,不得有误.此时,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身上的担子很重——这不是几块金条几块银元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问题.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被编成第十五大队,随纵队行动.国家银行干部职工的任务是把所有的金银珠宝、红军票、印钞机、铸币机、制币原料等打包带走,绝不留给国民党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被通知参加突围转移的人员有毛泽民、钱希均、曹菊如、莫均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堂、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杨来生和挑夫哑牯共14人.印好的钞票和印刷钞票、铸银元的机器一起,打点成120副担子,配备近200名运输员.这是一个肩负特别重任的长征大队.他们即将肩挑、马驮着整个国家银行在突围中前行,承载着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金融命脉.为确保一路安全,军委特给他们配备了由116名党员官兵组成的警卫连.
按照突围前的规定,每人除了自己的日常用品和换洗衣服外,还要携带15斤重的银行资产.运输员的担子平均70斤左右,整个大队只有一匹黄棕色的脚骑,另外还有十几匹运输物资的骡马.十五大队队长是袁福清,毛泽民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十五大队跟在纵队后面,用不着直接跟敌人拼杀.虽然表面看来他们搬运坛坛罐罐,似乎很轻松,其实不然.某种意义上,他们肩挑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家当.尤其是每台三四百斤重的印钞机、铸币机,用手臂粗细的竹竿6个人抬一部,也会把人累得够呛.这样的情形,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
聂荣臻回忆：“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即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好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后来,找到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打破坛坛罐罐,把束缚手脚的东西统统扔掉.这个主张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于是,轻重机器被全部埋掉了；把抬机器的战士分派给战斗队.整个十五大队如释重负,行军的速度明显加快.进入遵义之前,袁福清调离,曹根全继任大队长.同时,警卫部队也调离了,十五大队编制缩小.
清查军阀劣绅不义之财
筹备在遵义发苏区货币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未废弹,智取遵义城.1月8日,红政治部下发进遵义城沿途呼喊的口号及进城八项注意.1月9日下午,周恩来、、朱德等由南门进入遵义城.红军进入遵义之后,部队获得短暂的休整.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支部书记曹菊如向党请示并建议：立即发动遵义各族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和各军团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林伯渠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当时,遵义是贵州较为富庶的地区,也是军阀、官僚、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兼并大量的土地,垄断许多工商业,对百姓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根据这一情况,苏维埃国家银行首先决定对反动军阀王家烈、柏辉章家的米行、盐行、布庄等,进行查抄和没收.资料记载,仅王家烈一家,就没收了其经营之盐行价值几十万元、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之值5万元等.
除了对大军阀的资财进行拍卖外,苏维埃国家银行还积极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污吏的田产财物进行清查没收,将不义之财大部分发给贫苦群众,少部分留作银行资金.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还组织、发动开明绅士、工商业者向红军募捐军饷、资金.其中,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佘伯容一次就向红军捐大洋100元.
由于特定的战争环境,决定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准备,大部分来自于没收官僚、军阀、资本家及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同时,通过募捐,苏维埃国家银行也筹集了一部分资金.这些资金和物资,在特殊时期为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等工作的开展,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布匹银元食盐增加信誉
撤离前夜闹市收兑纸币
遵义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一个较大城市.为了补给后勤,随红军长征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临时发行纸币,规定纸币与银元等值,用于购置各种物品.长征出发时,曾规定禁止使用这些携带的苏区纸币.然而,红军进驻遵义后,情况发生改变,因而决定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进驻遵义后,办公地址设在老城杨柳街.1935年1月12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开业,以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大量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时,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5种银币券均有毛泽民亲笔签名,用于防伪.
1月18日,苏维埃国家银行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开始收回发行的“红军票”.苏维埃国家银行贴出布告,通知社会各界人士持纸币到指定地点兑换银元.部队撤离的前一天,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闹市区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等处,摆上银元及布匹、棉纱、粮食、食盐等货物,通宵达旦让群众兑换或选购.交易中规定,以白区通用纸币2元或银币1.2元收兑苏区纸币1元,并以大量食盐平价供应,换取苏区纸币.1月下旬,大队到达赤水河边.在土城战斗中,为防止苏区货币散落被敌利用,奉命烧毁了大部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钞券,还埋掉了一部分银毫.2月下旬,红军再度进入遵义城.这次,遵义群众不仅不躲避,还主动前来慰劳.苏维埃国家银行利用原有的信誉开展营业,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回收此前留下的“红军票”.不过,部队在遵义只呆了两天便掉头北上,摆脱敌人重兵“围剿”,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边缘地带.
坚决杜绝乱用现象
避免损害群众利益
苏维埃国家银行进驻遵义仅有10余天,此前当地群众对“红军票”也没有一点认知,只熟悉大洋、银元.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何这么短的时间,遵义老百姓就能接受“红军票”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党和红军注重提高、维护苏区货币的信誉.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的纸币,以布匹、银元及食盐为保证,同时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取信于民.当时,遵义的食盐紧缺,且均被官僚、军阀、地主和奸商垄断,很贵.这一生活必需品成为贵重的稀有商品,让很多贫苦百姓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的现象特别普遍.苏维埃国家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却又低价将食用盐卖给老百姓,且专收苏区货币.同时,把打土豪得来的物资,指定用苏币低价卖给穷人,并允许用苏币到苏维埃银行换取银元.
为维护“红军票”的信用,党和红军还坚决杜绝乱用现象,要求“不在没有兑换处的地方使用苏币”,避免损害群众利益.1935年2月10日出版的《红星报》发表《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明确强调：“最近在我们的部队中,有些同志表现着不重视苏维埃国币,乱用苏维埃国币的现象,甚至有请运输员、请向导也用纸币的.这不仅是浪费,而且是脱离群众的现象.我们国币应该是有信用的,更是十足兑现的,但我们不一定每到一处都设有兑换处.假使不设兑换处的地方,也用纸币,必使群众受到损失,而发生对我们不满,结果是帮助了敌人.因此,为了争取群众,维护苏维埃国币的信用,必须反对浪费,节约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
总之,虽然苏维埃国家银行进驻遵义后的货币发行、流通时间较为短暂,但在领导的金融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树立了一面金融战线上的光辉旗帜,也为今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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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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