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游走在历史裂隙之中的将军们读《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完全本），该文是历史方面论文范文文献跟《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和裂隙和游走在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在这里,“将军们”之所以要加上引号,也就在于他们在抗日战场上曾经浴血奋战过,是确保民族独立的杀敌功臣,然而,由于他们在内战战场上曾经频频引发战端,成了阻碍人民解放的厮杀罪人.于是,“将军们”最终沦为“战争罪犯”,而被强行纳入争取重新做人的改造战场来进行个人的决战,直接从铅与火的战场转战触及灵魂的战场.
因此,“将军们”无法回到曾经的过去,在改造战场上势必要面对着历史进行个人忏悔,以谋取个人决战中的一线生机.只不过,即便是那些在改造战场上通过在个人决战中而重获新生的“将军们”,最终发现自己无法真正重返现实的生活,再度被纳入“文史专员”的专属行列,只能面对历史进行个人书写.于是,无论是“将军们”角逐于改造战场,还是“将军们”脱离了改造战场转入文史书写,终究只能游走在历史的裂隙之中凸显个人的存在价值.
被视为战争罪犯的“将军们”,在被俘的那一时刻,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而只是以战俘自居,沉湎在享受战俘待遇的期盼之中.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位自以为是的邱行湘将军,一开口就要求“根据国际法,优待战俘”,而“他怪走运的”——于是乎就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兼黄埔同学的陈赓对他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并吩咐随员准备几十磅猪肉罐头,供邱行湘路上食用”,于是乎,“他发现对他没有恶意”.[1]然而,自以为是的邱行湘将军,没有想到自己全都弄错了,在开始品尝猪肉罐头之时,就已经从自认的战俘逐渐成为公认的战争罪犯,必须面对从肉体到灵魂的全面改造——在接受劳动改造的重担的同时,更要承受思想改造的重压.
对于邱行湘将军为代表的这些“将军们”来说,作为战争罪犯接受劳动改造,想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普通战俘在没有获释之前,也是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可是,如何承受所谓的思想改造,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自然被认为是洗脑,所以,从一开始就是抗拒的.
在此,仍旧以邱行湘将军为例：他被送往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处的偏僻地带的黄埔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漳河训练班.然而,此黄埔非彼黄埔,一开始是要求邱行湘将军学唱《,你这个坏东西》,他始而紧紧闭着嘴,随后在重重压力之下,逆来顺受地开口学唱,而心里却又回荡起黄埔军校校歌的旋律,以此来为败军之将的自己守住战场俘虏的心理底线.[2]随后,邱行湘将军又迎来新的考验——“策反担任北平德胜门守备的妹夫黄剑夫”.这无疑是对这位心中的悍将进行所谓忠诚度的测试,更是为他自己是否选择一条绝路逢生之路,诚如策反信中所言：“良机不再！”[3]
这就表明,此时的邱行湘将军终于被迫放弃了战场俘虏的个人之梦,不得不接受了战争罪犯这一身份,以谋求将功赎罪的良机.在这里,个人的安危战胜了对校长的忠诚,显现出人生选择的两难.推而广之,其他的“将军们”将会同样接受战争罪犯的最后裁决.于是,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将军们”陆陆续续来到北京,最后云集在北京战犯管理处.正是在这个被称作功德林的大院里,他们被集中起来,踏上了对战争罪犯进行思想改造的监狱之路.
事实上,无论是改造者,还是被改造者,所有与功德林有关的人们,都要遵守改造的规则套子,进而以这一套子为监狱改造的行为规范与衡量标准.对改造者这些套外人来说,是如何发挥这一套子的最大效用,以套子套住“将军们”,来进行管理和考评.然而,对于被改造的套中人来说,是如何规避这一套子的最大约束,以套子来守护“将军们”,来求得自保与自救.所以,套中人的“将军们”成为改造战场上的主角,各自开展思想改造的个人决战.
于是乎,根据“将军们”在改造战场上的决战表现,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真心实意的被改造者,他们积极改造,争取尽快解套出狱,以鏖战沙场的铁血将军领头；第二类是半信半疑的被改造者,他们改造随大流,但愿早日解套出狱,以出没军政两界的滑头将军居多；第三类是虚情假意的被改造者,他们消极改造,以求按时解套出狱,以纵横各界的特务将军为主.按照伟大领袖的说法,在这三类套中人里,第一类与第三类的人数较少,更多将是第二类人.这一点,在整个文本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为了展示“将军们”在思想改造战场上进行决战的时代意义,在文本述说中更多地突出第一类套中人的改造业绩,自然是必须的.这就是为什么邱行湘将军,在文本中会成为“将军们”之中的改造典型,不仅是整个文本中的最大主角,而且更是成为贯穿整个文本的线索人物.
所以,在整个文本之中有关套中人的改造生涯述说之中,不断出现——邱行湘将军的“试探”、“思考”、“受刺激”、“被嫌疑”、“碰钉子”,“有保留”、“开导劝慰”、“意外发现”、“津津乐道”、“心潮难已”……在整个文本上部的二十四章之中, [4]每一章都会出现邱行湘将军的身影.这样,当“将军们”的战场从功德林转战到秦城监狱的时候,邱行湘将军已经当上了四个小队之中第一小队的队长,[5]尤其是“第二次发起致的感恩信,择草稿,由邱行湘缮写”.这样的感恩信,“将军们”一共写了三次,[6]无疑表明了思想改造的巨大成功,而被改造的套中人,似乎也该解套出狱了.果然,“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在功德林大礼堂隆重举行”.首批特赦的11人中,自然有着邱行湘将军.此后,先后解套的“将军们”,也陆续走出了监狱.[7]
如果说,套中人必须在思想改造之中,面对历史进行个人忏悔,不断进行自我检讨,以达到解套出狱的目的,那么,已经出狱的“将军们”是否能够重返社会,并且重操将军之旧业呢？能够得到什么样回答,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只能是听候来自国家管理者的回答.于是,“将军们”所能得到的答案,只能是这样的——“周恩来发明了一个职务,叫做‘文史专员’.至此,他们便由将军变成文人,就像农民有了田土,他们也有了用武之地”.[8]
这样一来,文史专员的用武之地,就是面对历史进行各自的追溯,根据自己的追溯进行分别书写,简言之,也就是对历史进行个人书写.问题在于,已经转业为文史专员的“将军们”,在进行面对历史的个人书写之时,不仅会受到追溯自己亲身经历民国历史的范围限制,更是要受到来自国家管理者的主流意识的边界限制,无形之中导致了有限而有效的限制规则的逐步形成,最终构成了“将军们”面对历史进行个人书写的文史圈子,促使他们变成圈内人,只要不逾越这个圈子,圈内人就能够进行面对历史的个人书写.这既是“将军们”用武之地的历史圈子,也是“将军们”谋生之地的现实圈子.
当然,应该看到的就是,套中人面对历史的个人忏悔,与圈内人面对历史的个人书写,是大相径庭的——个人忏悔是战争罪犯面对历史的悔罪之意,带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并具备人人过关的强制性；而个人书写是文史专员面对历史的还原之举,具有着理性的客观导向,且偏重个体选择的自主性.因此,套中人对于自己的悔罪之作,通常是采取否定的个人态度,因为那往往会成为对个人历史的强制性扭曲,人不能自证其罪.而圈内人对于还原之作,一般会坚持肯定的个人姿态,因为这已经成为个人历史的自主性观照,人总会生活在历史之中.
所以,将军之所以要大发雷霆之怒,正是因为面对历史进行个人忏悔与面对历史进行个人书写之间,其轨迹是根本不能重合的——“我在功德林写过一篇题为《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局面》的交罪材料,现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期把它登出来了”,“这不是资料,这是笑料！”[9]显然,交代悔罪材料被认作是文史资料公开发表,不仅是对圈内人的歧视.同时也是圈外人对文史圈子的无视.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圈内人应该怎样进行历史还原的个人书写？
于是乎,圈内人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人可以改造,世界可以改造,沙漠可以变成绿洲,荒土可以变成良田,唯有历史不能改造”！[10]这就给出了怎样写的基本前提,只有在不歪曲历史真相的前提之下,才能够在众说纷纭的个人书写之中逼近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还得顾忌到文史圈子的现实限制,因而又是这位邱行湘将军出场,就怎么写与写什么来加以具体言说：首先“我们写文史资料,只能当运动员不能当裁判”,这才“符合周总理要大家写亲身经历的本意,人在做,天在看,功过是非自然有人评说的”.同时,建议大家都来写抗日战争.“如果能够出版《抗日战争亲历记》,那么,中国当代军事史就完整了,国民党将领的功过是非,也就能够得到相对公正的评价了”.[11]
显而易见的是,邱行湘将军不仅能领会改造套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先进代表.而且也深谙文史圈子,成为文史书写的积极运动员,难怪他能在从改造套子到文史圈子的圈套转换之中如鱼得水,在“将军们”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决战思想改造与文史书写这两大战场之中的佼佼者.
当然,作者在文本之中对邱行湘将军的借重,自然是有其文本述说的个人需要——纪实文本必须基于大量当事人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之上.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只能求助于他的舅舅邱行湘将军——“舅舅你过去是国民党战犯,你究竟是怎么改造过来的,我想写一本关于你在监狱生活的书”.由于“害怕舅舅拒绝我,让我的梦想化为泡影”,所以才贸然登门,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没想到,邱行湘将军竟然高兴地答应了：“你这本书当然大有写头！”[12]
这或许是,邱行湘将军想为这一段历史留下自己的亲历记,从一个侧面来校正历史真相；更或许是源自甥舅之间的亲情,毕竟彼此之间都承受过国民党将军的浓厚阴影——无论是自己这个战犯将军舅舅,还是外甥那个起义将军父亲——的重重压力.至少可是说,让这本“有写头”,也“有看头”的书在当时出版,可是一件梦想成真的好事,无论对作者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都算得上是幸事一件.
不过,作者写书,读者看书,两者共同来完成了这一纪实文本的述说.问题在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出上部并公开发表,到本世纪初写出下部,一并出版,可以看到作者始终囿于思想改造与文史书写的圈套,仅仅是写出了套中人与圈内人的事件真实,而没有能够跳出这一圈套,来写出套中人与圈内人的内心世界与人性扭曲,致使事件真实难以上升到艺术真实的高度.因此,这一文本尚局限于一时的“有看头”,然而随着时过境迁,现在的读者早已不满足于“有看头”了.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初,作者难免受到这样的局限和那样的限制,根本无法做到跳出圈套之外.然而,进入新世纪,作者在接下来的文本述说之中,如果不那么先入为主地沉沦在圈套之中,而是深入体味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内心冲突,那么文本的艺术价值就能更加打动人心.
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12]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4页、23、29-30页、46-48页、《目录》、209页、《目录》、235、243页、《目录》、342页、《目录》、460、461、416页.
综上而言:上述文章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和裂隙和游走在方面的历史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历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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