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专栏导语：政策：政府功能和治理体系，本文是政策类论文怎么撰写跟导语和专栏导语和政府功能方面论文范文检索.
一、为什么需要创新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并且报告特别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指导企业和个人创新活动的纲领性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一类公共政策,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指政府）制定的影响创新活动的不同政策,例如产业政策、科学政策、研究政策,或者科技政策(Edler＆Fagerberg,2017）.然而,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一种隐忧：即创新政策是否会限制私人部门的创新积极性.坚持创新市场化目标的学者通常会强调限制政府在创新体系内的作用,倡导充分激发私人部门和企业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种观点的立足点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二元对立.
为什么我们需要创新政策？创新活动本身蕴含巨大的风险,对创新者本身来讲,这种风险是创新的一部分,风险与收益并存,政府介入似乎并不合情合理.然而,无论成败,创新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同时,创新活动是嵌入到产业链中的活动,因此,对大规模创新活动进行协调具有社会效益( Rodrik,2007).布洛克(Fred BloCk) (Block．2008)也认为政府以社会增进型方式(Sociely - Enhancing Way)助推了产业发展和创新蓬勃所必须的社会网络或创新网络.因此,在创新问题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不是完全对立的.如同理解产业政策一样,创新政策也可以理解为是公权力为促进国家发展而制定计划与安排措施,并促使私人部门加以实施执行（顾昕,2014）.创新是一个集体行动的结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创新活动中、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运行中都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推进建设自主创新强国战略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构建和执行创新政策,如何理解和设计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
二、本专栏的主要内容导 读
本专栏共包括五篇文章.在梳理创新政策理论和国内外相关案例的基础上,这些文章探讨了为什么需要创新政策、如何构建行政机制并将其嵌入市场和社群机制、创新绩效与政府干预方式等关键性问题.
顾昕（2 017a）《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 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一文从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机制嵌入性的视角,重新考察了创新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指出三种治理机制能否在互补嵌入性中相得益彰,特别是行政治理如何与另外两种治理方式协同,是创新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具体来讲,成功的嵌入是指市场协调的激励机制、社群滋养的信任与认同、行政机制的制度建设之间的相互强化、增进或能促.企业的知识生产与扩散、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建设与增进和组织变革与优化是创新活动的核心.在构造创新活动的政策上,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在公共资源配置、制度建设、规制、推促方面都应有积极的举措,无论是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应该有策略地介入到创新过程中,例如政府采购、引导民间创新投资等.嵌入性的治理机制需要创新网络的支撑.多元创新相关性行动者,包括创新型企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组织,也包括各层级的政府机构,以协会、联盟、合作伙伴等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连接起来,形成创新网络.只有创新网络结构稳健,才能保证知识和信息在不同的创新主体间进行扩散和相互学习.
接下来田方萌(2017)的文章《中国模式与创新绩效——科技“大跃进”的多重成因》与唐莉等(2017)的文章《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基于深圳的实证分析》,分别探讨了中国以及深圳市的创新优异表现的政策和制度原因.这也为顾昕（2 017a）提出的嵌入性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支持.田方萌（2017）对西式政治是不是促进创新的必要条件这一命题发问,探讨中国作为非西式国家,为何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而且还在不断提升.通过梳理中国创新政策和相关理论,该文指出非西式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国家缺乏公民自由,妨碍了思想和信息的产生与交流.而中国尽管没有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但是科学技术领域的自由交流基本得到了保证.只要一个国家能够保障基于普遍主义的竞争机制和学术自由,它是否采取西方的选举制度对科技发展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顾昕（2 017a）提出的行政机制要嵌入到市场和社群机制,田方萌（2017）指出创新政策要保障开放和竞争的公民自由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条件,而非西式.
基于地方政府在基础研究和创新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深圳市是一个成功的行政嵌入案例.唐莉等（2017）通过对深圳市促进基础研究和创新发展的政策与科研产出的实证分析,指出深圳科研成果呈现政府科技基金和科研合作双模驱动态势.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市场社群机制嵌入的范例.虽然科研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和省市政府,但是深圳与全球100个国家3 000余家科研机构建立了直接或者间接的科研合作关系,四分之一的科技发表是国际合作的成果；超过四分之一的自然指数期刊论文以及五分之二的全球高被引论文有企业参与,且跨界合作特征显著.政府的支持并没有限制不同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的展开,也没有挤出企业的科技投资和科研参与度.这是推动深圳市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制度基础.未来深圳市应该在现有基础上,继续通过前瞻性科研战略布局在已有的基础创新优势领域提升科研投入,加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继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巩固和加强国际合作和跨界合作,促进优势学科的长远发展和知识转化.
作为当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美国通常被奉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鼓励民间创新的典范.然而,事实上美国国家政府在产业和创新发展中的资源配置和网络协调功能是非常显著的.布洛克( Block,2008)等学者将美国视为“隐藏的发展型国家”.针对这一命题,封凯栋等( 2017)的文章《隐藏的发展型国家藏在哪里？——对二战后美国创新政策演进及特征的评述》分析了美国政府是如何通过稳定的社会共识与政策工具的网络,将政府这个敏感的角色成功地置于公众和大多数学者的视野之外.历史上,美国曾经面临过重大的生存危机和竞争压力,这使得国家上下对基础科研应用研究和关键军事及工业技术的行政干预方式进行了严格的重塑.美国民众在科学界对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应当在支持科技进步中扮演积极角色等关键问题上有稳定的社会共识.尽管如此,美国也并没有将这种干预明显地置于市场之上,相反,其介入行为嵌入于多环节、多部门网络化协作的体系之中,一般民众难以将对这些行为的认识串接起来以形成“政府持续且直接介入”的概念.同时,从创新效率的角度看,这些合作网络关系,也有利于创新性企业更加有效地开发根本性创新产品与创新工艺.
韩国在从模仿创新成长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国家的同时,也实现了威权制度向制度的转型.这两个转型之间是否有某种逻辑上的关系,蒋绚（2017）在《制度、政策与创新体系建构：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与启示》给予了答案.在1990年转型之前,韩国政府凭借国家力量主导市场,通过干预企业与银行来主导产业与资本的方向,保障了政策的实施.而且,政策的重点是知识和技术这两个系统,而对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不同创新系统间互动关系的疏通发生在转型之后.韩国的“双转型”实践对我国建设自主创新强国的战略具有一定启迪意义.例如,如何逐渐改进政府与创新子系统的互动,破除各种体制性障碍,提升社会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有效、透明、回应性政府,完善法治社会和监管环境.
三、相关结论与展望
从理论层面上讲,本专栏的文章已经回答了创新政策的合理性.然而,我们需要在创新政策设计上的难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例如,顾昕（2 017a）强调的三种治理机制的嵌入性,当三种治理方式以互为补充、相互强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就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协作治理态势.对于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来说,政府能否以市场强化型和社会增进型的方式运用行政治理方式,使之能使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是治理成功的关键.但如何嵌入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情境依赖下的实践问题,例如,代栓平（Dai,2015,2016）指出创新政策的网络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如何让各类创新主体形成对创新的共同认知,并且可以协调相应的创新活动.而封凯栋等（2017）指出美国人对创新政策的接受和共识是在战后危机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美国的创新政策体系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美国的立法机构的立法以及由联邦政府各部门根据立法制定的管理办法；在中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从纲领、到法律、法规到部门规章逐层展开,并且依赖于国务院层面发展政策手段的体系.那么,中国如何来形成这种共识,如何将政府、市场和社群机制相互嵌入仍然是一个长期过程.通过对不同治理模式的研究,特别是随着中国创新实践的丰富,我们有可能重建发展型政府理论（顾昕,2017l,）.
不仅在深层次的政策体系问题上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实践,而且通过与其他创新型国家比较,中国依然从工具理性视角看待科技发展,更多的是从经济或政策意义上分配科研资源（田方萌,2017）.这个问题的产生与我国处于追赶发展阶段有关,而且也与创新政策的设计离不开,即使是在创新表现突出的深圳市,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发展上也面临一些问题与不足(唐莉等,2017).通过分析韩国的创新政策转型经验,蒋绚（2017）发现韩国也经历过从工具性的实用主义到向基础研究投入的阶段.所以,这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向创新型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应当强调创新中的科学精神,突显科学自身的价值（田方萌,2017）.
上文点评:本文是一篇关于导语和专栏导语和政府功能方面的政策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政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以社会政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评《社会政策和社会治理》 岳经纶、邓智平（２０１７）． 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北京编译出版社．共２４９ 页．社会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短板,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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