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２０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政治－*冲突和精神转向的当代性，本文是*方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与知识分子和*冲突和转向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摘 要】
1905年革命锻造了俄国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强烈自我意识,20世纪初俄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沙皇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复杂历史境遇以及改革过程,使知识阶层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产生犹疑摇摆与精神转向,并尝试通过现实策略或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超越“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探索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知识阶层从政治-*构成俄国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精神根基与道德体认出发,反对无批判地依循西方“政治的真理”,洞见到抽象的普遍原则对于个体精神生活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瓦解与摧毁.时至21世纪,对特定民族国家精神传统与“历史的真理”的回溯及当代性阐释,成为理解俄罗斯现代政治生活的必要思想进路.
【关键词】
俄国知识分子；政治-*；激进主义；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6-0021-07
作者简介：
户晓坤,（上海 200433）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研究”（16ZDA001）
近年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流变与内部冲突,受到俄罗斯学界的广泛重视.原因在于俄国被迫通过君主立宪发展有限的政治与市场经济,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资本主义转轨具有历史的相似性,即努力构建符合现代文明样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秩序.20世纪初俄国政治局势中各方势力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主张与现实策略错综复杂且充满了矛盾斗争,这一情势在21世纪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依然可见端倪.究其根本,仍然是横亘百年之久的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古老俄罗斯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十月革命似乎在表面上使一切思想冲突走向历史的终结,然而苏联解体后被遮蔽的根源性冲突在今天仍然暴露出来,21世纪俄罗斯学者再次将“二择其一”的道路探索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将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俄罗斯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内在勾连起来.历史道路的“抉择”作为当代性问题被积极地提示出来,向着俄罗斯精神传统、道德情感与“历史的真理”回溯,成为理解21世纪俄罗斯社会现实、政治生活及其未来图景的必要思想进路.
一、1905年：俄国知识分子的分裂与转向
1905年对于俄国知识分子而言,“相当于欧洲的1848年……是每个人何去何从都必须选择的年代,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代”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0页. ,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改革、接受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还是维护相对稳定的专制政府？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恰恰是无法回避或妥协的“二择其一”.身处历史岔路口的极端处境锻造了俄国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强烈自我意识,用司徒卢威的话来说,他们只是在1905-1907年的革命中才发现了自我.作为区别于从事一般智力活动、掌握着高尚*文化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成为俄国历史传统与宗教意识形塑下的独特“道德-*现象”,其整体命运深深卷入并嵌于近代以来俄国社会政治变迁与精神文化重塑之中.
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特质“不仅在于其专业品质,而且还在于其对同胞、社会和全人类命运所负有的道德责任.知识,精神性和正直,坚定地遵守道德原则……”.А.А.Галкин, Крестный п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ласть,1998,№4. 正是基于这一阶层自我认同的精神基础与身份意识,俄国知识分子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审视者和批判者,以先知式的洞见对理性主义、秩序化时代与现代文明保持着精神疏离与道德独立性,并以某种强烈的价值形式、宗教情感与文化反思捍卫生命个体的内在道德体认、自由、责任与良知.俄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与角色建构中的内在分裂与精神转向,折射出特定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复杂矛盾与内外冲突,而1905之后俄国各方力量的政治博弈、随之而来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也迫使这一阶层不断剥离附着于社会表层的激进情绪与立场差异,展开深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改造.
1906年俄国在激进的社会动荡与流血冲突中走上了君主立宪之路.然而依循西方化模式的“维特改革”试图通过“宪法”与自由派结盟以维持“杜马君主制”的中间道路左右维艰,并未遏制自由主义反对派彻底革命、瓦解君主制的激进运动,导致改革的支持力量向着杜马反对派与强硬保守派退却,在上下、左右无法在体制内妥协的情势下,斯托雷平作为保守反动右翼使改革转向了暴力镇压的宪政专制：一方面以铁血手段平复蔓延于城市与农村的混乱和动荡；另一方面通过土地私有化使农业摆脱传统村社,加快现代化市场经济改革.在遭到左翼和自由主义反对派、体制内宪政派与极右翼的反对之下,寡头专制的改革方向被迫陷入停滞.长久以来俄国特殊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累积性矛盾、上下阶层对立与不公正改革在疾速转型中促进了社会情绪的“雅各宾化”、“群众的功利主义”与“革命崇拜”,与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政治激进主义迅速融合、嫁接,导致革命情势不可逆转.А.С.Ахиезер А.П.Давыдов,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и смысл большевизма,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2,с.175.
按照西方政治文明的逻辑,沙皇俄国具有“父权制政治文化”特征,个人的政治生活在根本上是由*责任、对社会秩序以及传统习俗的忠诚与遵从来规定的,然而在上述情势下这种服从与隐忍的道德情感转向了冷漠与残忍.1905-1907年间,不同阵营的思想立场与政治主张由于当局改革举措与社会上下层矛盾冲突而发生了深刻转变.自由主义反对派主导下反对沙皇政府的恐怖攻击、罢工、农民抗争、等激进运动释放出了对社会秩序以及传统文化、宗教道德的瓦解和破坏力量.暴民政治的毁灭性后果使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政治的真理”——西方政治制度所依循的法则——产生了恐惧和质疑,基于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对激进革命及其暴力后果反躬自省、叩问内心,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甚至转向保守主义,正如梅尼日科夫斯基所言：“世界上没有比俄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处境更绝望的处境了,——处于两种愤怒之间：来自上面的、专制体制的愤怒与来自下面的、与其说是仇恨的、不如说是不理解的盲目的民间自发势力,——但有时不理解比任何仇恨都坏” ［俄］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李莉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
知识分子向着自由-保守主义中间道路退却的深层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成为当今俄罗斯学界反思现代革命不可跨越和回避的思想环节,或言之,必须通过对历史真理的追溯直面并回应俄国政治激进主义产生的根源性问题.20世纪初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转型形成了俄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张从等级分层社会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过渡,不仅意味着建立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物质生产方式,而且要求重建社会关系的组织原则,并将其巩固在政治体制中.转型阶段的俄国政治文化内部表现出异质性的冲突结构,即在社会文化实践、价值取向和道德态度方面是上下割裂的,不断发展的新兴公民社会与统治权力机构、社会的自发活力与保守主义政策之间的冲突增加.
立宪政府因袭历史传统的专制统治惯性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施加控制,对进步的恐惧反而破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权威与政治认同,“恐惧气氛在统治阶层中占主导地位,于是,由于俄国现实生活的分裂和俄罗斯国家的无组织性,这种气氛一直在俄国当局那里居主导地位.尽管改革为俄国社会提供了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在短期内社会生活的许多矛盾不仅无法解决,而且它们还会进一步加深……”.［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立宪政府因袭历史传统的专制统治惯性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施加控制,对进步的恐惧反而破坏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权威与政治认同,初期“激进主义政治文化”转变为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对于以西方输入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学说杂拌而成的万灵药,左翼丧失信心,而以愈加严格批判之道看待西方理想,而且如同,向国内建制与适合国情的解决法里寻求活法；即令如此,左翼右翼的对立鸿沟仍不断增阔”［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页. .针对功利主义、激进主义的政治斗争与政治行为开展具有深刻精神性的道德反省与自我批判,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分裂.
知识分子精神转向的深层思想基础在于外来思想资源——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与其自身精神文化根基之间的冲突.20世纪初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经济决定论构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即将发达资本主义视为构成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必然经历较长时期的资本主义阶段,司徒卢威、别尔嘉也夫、弗兰克等路标知识分子基于上述逻辑转向反对民粹派的社会革命.然而,经济决定论作为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识基础,必然与自身的精神文化根基与宗教道德情感形成悖论与冲突,即作为价值准则的个人自由能否通过物质利益或者经济进步来保障？他们深刻地洞见到：西方资本主义所依循的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内在地消解着个体价值及其社会责任、义务和良心等传统*的实体性内容,导致个体的精神世界陷入空虚与疏离,宗教价值与道德规范被物质利益的无限扩张所排挤驱逐,自由竞争作为人们追求财富的内在动力,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实体*关系分崩离析,这种建立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基础上的消极自由转变为对于个体生命施加权威的“抽象的权力”.
在陷入内在思想冲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建立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客观主义历史观成为横亘在俄罗斯未来的思想障碍,集体的平庸使个体价值与特殊性淹没于群众之中.“因此,从1895年到1902年,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这些人便出现了从‘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的趋势.客观‘进步’的尺度逐渐让位于主观‘道德’的评价……如布尔加科夫先是指出,重视经济进化的唯物史观与强调心中良知和道德律令的康德‘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必须结合起来,后来就对‘批判唯心主义’的评价越来越高”.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俄国识分子在经过了1905年革命之后发生了两个方向的蜕变,一是转变为支持宪政的保守主义,寄希望于通过与政治精英的联合实施渐进革命；二是对政治激进行动背后的激进主义文化展开深刻反思,批判抛弃自身精神文化传统、盲目追随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摧毁,“抽象的普遍原则”必然戕害生命个体的道德生活实践,进而诉诸于回归东正教的精神信仰重建政治生活的*根基.
二、在“左”与“右”之间：俄国知识分子政治—*冲突的精神根基
对于1905年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现出的情感困顿、犹疑摇摆、思想冲突与精神转向而言,当代学者朱可夫认为需要从政治-*作为俄国政治制度形成的精神根基这一前提出发方能够理解.俄罗斯文化传统的道德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其政治实践的*向度,这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所依循的抽象法理原则所不能够解释的,并构成其“历史的真理”.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俄罗斯知识分子深刻自省于对民族国家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义务与良心,并试图给予革命以道德评价,在“俄罗斯是否有未来”的深切忧虑中,努力去理解和澄清“爱国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自由”、“”等抽象原则背后的“历史的真理”——在特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具有内在约束性的法则——而非简单接受某一终极目标规划下的制度建构及其抽象的政治原理.对于激进主义的强烈道德批判与向保守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的大踏步倒退,迫使俄国知识分子直面“俄罗斯的命运”以及历史道路抉择,迫使其在经历了思想的出离后重新回到原点,在自身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中为新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行为提供可理解的、具有现实性的道德准则.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
20世纪初俄国的专制反动政策和激进主义革命形成一个悲剧性的悖论关系,一方面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互不妥协使追求立宪的中间道路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表现为“维特改革”的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土壤中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必然抱有对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西方政治的肤浅理解,他们无法触及俄罗斯的灵魂,对于西方之抽象的普遍性毫无批判能力,反而释放了对社会生活与个体生存的破坏性与反动性,使革命丧失了道德反思和政治-*的约束,转变为骚乱的暴徒.左翼阵营中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版的《路标文集》正是对激进主义的集体谴责,“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他们发现,接续了平民知识分子思想传承的民粹主义运动失败后转向恐怖主义的行为和不择手段的黑社会组织模式与他们的追求是不同的”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
路标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后果所产生的强烈内省和忏悔,恰恰产生于俄国贵族和知识阶层在古典基督教文化形塑下的传统道德本能,尽责、无私、正直、诚实,这种个人的道德本能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即正义、义务、责任、荣誉、良心、团结以及道德和法律自律原则.路标知识分子深切地洞见到,这种“历史的真理”正在被“政治的真理”所破坏,前者意味着个体生命实践的内在质地,它使个体对于自身命运以及共同体承担起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而后者作为抽象的普遍原则将社会割裂为孤立的原子个人,并将个体的道德责任转嫁给国家、阶级、历史的终极目的等无人格的社会整体、未来秩序或乌托邦信仰,从而抽空了个体生命实践的具体内容.赫尔岑终身所捍卫的自由立场正是对上述差异的具体诠释,因为“任何遥远的目的、任何凌掩一切的原则或抽象名词,都不足以辩解自由之受压制,或欺骗、暴力以及暴政.人生俯抑动止所寄托的道德原则,须是我们依当下本有处境而实际凭倚的原则,而非我们根据或许有、可能有、应该有的情况而采取的原则”［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赫尔岑所谓的“自由”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实际个体的自由行动与道德必需,是建立在特殊原则基础上的绝对价值,无法以应然的方式外在附加于具体内容之上.
在外部局势的压力之下,各方社会力量的政治实践不断背弃自身的精神根基.当别尔嘉耶夫阐明：“我永远是极端的敌人,不管这个极端是社会主义还是专制主义”,意味着路标知识分子试图超出“左”与“右”的政治立场对立,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是斯拉夫主义都不足以说明或判定其向右转或向后退却的性质.俄国的政治-*传统深深扎根于个体的道德本能和具体生命实践之中,而无西方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理性主义原则和知识论传统,能够使俄国完成现代化秩序建构的,并非抽象的普遍原则或制度化秩序,而是生命个体的道德责任与内在精神的自觉,如不经历由此向内而行走的精神性路径,任何外在的现代化努力（政治的、经济的或技术的）对于俄国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
这种道德本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不是空洞虚无的主观主义或个人情感,而是无法剥离、无法舍弃、无法摆脱精神根基或内在灵魂.或者说,俄罗斯民族历史道路的任何一个发展方向,必定以此为出发点,脚踏根基、由此而发生.与此同时,路标知识分子触及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虚无本质,即将个人自由让渡于某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逃避现实,道德冷漠与败坏,“这些抽象事物——历史、进步、人民福利、社会平等——都曾是无辜者被献祭其上而未引起主事者良心丝毫不安的残酷祭坛”［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在路标知识分子宗教哲学外观下所隐藏的,恰恰是对西方文明最悲观的直观,即对于经济进步、议会改革以及作为算术泛神论的政治所许诺之自由的破坏性的深刻直观.
朱可夫认为,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向着保守主义的退却,不是政治立场的选择,而恰恰是超越二元对立政治立场的努力,不是政治行动的权宜之计,而是对政治-*之精神根基的捍卫,归根结蒂是对西方政治文明样式的审慎与怀疑.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俄国历史造就了具有如此精神结构的知识阶层.这种精神结构与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相悖离,具有这种精神结构则不可能去崇尚客观的宇宙真理和价值.俄国知识阶层不太相信普遍法则,因为他们认为类似的思想和法则将妨碍与专制制度的斗争和服务于‘民众’的事业,而民众的利益则是高于世界的真与善的”［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页. .相隔百年时空跨度与现代化之努力,当代学者依然洞见到两种政治制度之现实根基的本质性差异,直觉到将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原则施加于这个依循宗理传统历史建构起来的东方社会的非现实性,并依循自身“历史的真理”对俄国现代化之路开展出自省式探索.
这一内在精神之路对俄国社会现实与未来图景的通达,要求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之道德根基或*前提进行内在审视.相对于抽象的政治原则与法律制度而言,道德*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精神性实体,它构成“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正如黑格尔所言,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人为主观制造出来的,“……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民族的自我意识包含着民族的主观自由,因而也包含着国家制度的现实性”.［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91页. 这种现实性对于俄国现代化之路而言是无可弃绝的“活在今天的过去”,对于这一特定民族精神根基的理解和体认,方能使俄国现代化的所有外在努力获得某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并且使之成为能思的和能批判的.
朱可夫由此明确指出,特定社会行动者的政治活动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中包含明确的（意识形态）或隐藏的（道德直观）前提,俄罗斯精神文化或宗教认同中的道德理想和价值信念,构成了其寻求政治文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路标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转向,作为对俄国政治生活之*根基的捍卫,迫使之后的改革者们必须直面如下问题：如何对政治现象、政治立场以及政治行为模式的现实性做出判断？如何为政治生活确立坚实的道德基础？
三、超越“左”与“右”：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的政治实践及当代性理解
俄国知识分子基于对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根基的深刻洞察与体认,从内在精神向度思虑俄国革命与现代化转型中政治行为的道德前提以及政治制度建构的现实性问题,“这些制度和价值观越是具有从外部强加的性质,越是与深入到人民精神深处的东西相脱离,那么精神损失的概率就越大,这一民族对这些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它们最初创造者和体现者产生的敌意、自卑或各种畏惧憎恶心理的综合症概率也就越高”［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未在根本上终结所有的思想争论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被驱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流亡欧洲,被称为“俄罗斯侨民”的别尔嘉耶夫、伊林、米留可夫、司徒卢威等著名流亡者在思想争论中依然保持清晰度和紧迫感,深怀对祖国的思念承担起反思俄国革命道德意义与政治责任的使命.具有张力的时空距离使流亡知识分子立足于对现代文明的总体性关怀,开展出对20世纪初俄国两次革命与自身精神转向的深层反思,与欧洲知识分子的跨文明对话使其更加理解世界历史展开进程中俄罗斯民族的独特命运.
米留可夫与司徒卢威作为行动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保守主义中间路线的思想困顿与斗争中,试图通过现实策略或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超越“左”与“右”探索第三条道路.然而较长时间以来,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作为政治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双重挤压下的附属品,其现实性的政治主张往往被忽略与否定.在朱可夫看来,对俄国转变时期表层社会文化心理的分析,构成了理解俄罗斯当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思想资源,并通过对民族情感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政治策略与政治-*的区分等问题的当代性理解与阐释,为特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主张积极提示出不可回避的思想环节.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
在1905年革命中米留科夫在主张立宪君主制,争取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合以防止激进革命与保守政府的第三条道路,列宁认为立宪党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开始形成为一个阶级,形成为一支统一的和自觉的政治力量”.《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立宪党的激进策略宣告失败后,米留科夫调整为妥协策略,“中心思想是‘保全杜马’、由‘强攻’专制制度转为‘正确围攻’,并成为立宪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政治策略”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35—236页. .然而斯托雷平在解散第二届杜马后开始实行恐怖统治,幻想破灭后米留科夫被迫流亡并刻地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便不可能采取中间立场.在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调节方式上,他所捍卫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在俄罗土壤上似乎转化为某种另类的自由主义.
作为“俄罗侨民”的米留可夫在流亡期间试图再次寻求中间道路,要求以俄国取代旧的统治阶级习惯与方法；尝试通过与社会党联合加剧俄国内部斗争的心理基础,进而从内部反对布尔什维克,“新策略”的其思想基础包含着与布尔什维克政权走向和解的内在逻辑.其政治立场的转变遭遇到左翼和右翼学者的嘲讽,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新策略实质上是米留科夫面对顽固坚持暴力的右翼和趋向与布尔什维克和解的少数思想转变者之间寻找的一种中间策略……单纯的思想转变者容易屈服于苏维埃政权,而单方面的革命会脱离俄国,在屈服与脱离之间,应该寻找一种明智的对人们斗争的成绩有益的‘结合体’”张建华：《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 .米留可夫意识到,政治斗争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基础在于俄罗斯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因此有必要建立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内在统一的国族意识,民族感情不仅不违背国家生活,反而本身就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要素.与此同时,米留可夫要求区分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避免情绪性的爱国主义以及沙文主义.
司徒卢威从俄罗斯文化传统与“个人生活”理念的结合阐述自由思想,寻求自由文化与俄罗斯宗教传统价值观的融合.司徒卢威在1906年便已经完全意识到,“右翼”和“左翼”已成为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的最大危险,中间道路的信念源于其将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整合在自己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经验之中,并将政治实践建立在国家与民族统一原则的基础上,即“民族统一给予任何国家坚实性和稳定性.对自身任务的民族理解、自觉感是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统一力量的前提”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42页. .司徒卢威放弃欧洲基督教文化抽象的普遍性、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所形成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而认为民族传统与国家稳定以及个人的权力、自由之间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统一.
对于“何为真正的爱国者？”这一问题具有两个标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政治生活的道德准则.前者的核心要义在于：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如果说,“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ix页. ,后者则回答另一个问题,即政治与精神文化领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具体行动所应遵循的内在真理是什么？司徒卢威认为,俄罗斯文明的内在气质构成了民族国家结构和社会参与者选择政治行为与政权类型的思想基础,任何一种选择都背负着历史、俄罗斯、社会、人与神的道德责任,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验、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了政治行为的道德责任和*内容.在上述前提下,司徒卢威反对简单地革除一切传统,而倡导依赖国家历史文化传统,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政治自由,而斯托雷平改革只是在特殊政治时刻的道德技巧上与司徒卢威的政治自由在某种意义重合,向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做出适度的让步与妥协.朱可夫认为,试图理解自近代以来俄罗斯现代化转型在精神和政治层面的内在对立必然追溯到20世纪初的思想冲突,这一主题的当代性在于,其积极提示出俄罗斯作为特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努力需要依循的“历史的真理”,而非抽象的政治真理,这种基于道德体认的政治选择,一旦触犯,所有革命的根基都是极其不稳固和危险的.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俄罗斯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实现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重建以及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和解,即将现代公民国家融入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精神思想与政治传统中.澄清20世纪早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冲突与精神转向,通过对政治运动背后的道德动机与价值观念的话语分析,才有可能克服“历史的真理”与“政治的真理”之间的冲突.
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实践与斗争策略上表现出“左”与“右”之间的犹疑摇摆与精神转向,恰恰源于对俄罗斯民族精神根基的深刻洞见以及对西方自由主义原则的审慎怀疑.“所有历史、心理的文献证明,俄国知识阶层只有在知识与信仰综合的层面上才能转向一种新的意识.在将理论与实践、‘现实-真理’和‘现实-公正’进行有机结合中,这一综合将真正符合知识阶层价值需求”,［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文明复兴所提示出的这一可能方向,只有在现代西方文明之历史限度的不断迫近中方能够被真正开启,这种拒绝为实现空泛真理而摒弃一切的道德动机,为文化创造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力,并形成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结合方式.或言之,只有当人们的精神活动扎根于生生不息的、具体的生命实践并历史地开展出来,才能使政治的真理获得现实性.
对于21世纪思虑特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言,俄国知识分子精神转向的思想性与当代性,远远超出了政治立场的表面对立以及政治行为中的权宜之计.这一阶层在政治生活领域中以自省式的知觉热切地关注于道德与社会、信仰与责任的内在质地,以及个体的特殊性与绝对价值的实质性内容、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现实关系等,上述努力同样超出了他们所处时代能够理解的范围,作为“活在今天的过去”直接回应了现代文明的重大基本问题,其自身所遭遇的困境与冲突、所表现出极端与怀疑,恰恰是现代性自我展开的困境与冲突,“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xiii页. 如果未能将知识阶层的政治-*冲突与精神转向上升到对整个现代文明的精神关怀与内在反省高度,那么这一民族独特的精神结构与道德信仰也将在现代性同质化与客体化的趋势中湮没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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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高中政治教学中人文精神渗透的重要性 高中政治教学中人文精神渗透的重要性陈政委【摘 要】思想政治课程具有理论性,是高中课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门学科 因此,教师在进行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需要将人文精神渗透进来,从而将正确的人文精神……内容传达给.
2、 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伦理精神实践路径 摘要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与否关系着医学生自身的职业伦理建设和职业道德修养,关系着现阶段医患矛盾纠纷缓和程度,关系着医疗体制改革成败与否 笔者认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融入伦理精神,具体从以下三个方.
3、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本化趋势概述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对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发展、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本化的成因及.
4、 20世纪初融合主义下水墨人物画的风貌 20 世纪80 年代,艺术界曾提出中国画的出路问题,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集中体现了对于传统艺术如何发展的困惑,其实这种困惑与亟待找寻出路的决心在20世纪初就曾出现过 当时,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现代.
5、 历史、政治和文学想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一种写作姿态 摘要当代政治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之一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而是作家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把当代政治运.
6、 从俄国革命之路看列宁的政治遗产--从《列宁政治遗产十论》说开去 摘要周尚文教授关于对列宁及其政治遗产应该“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的主张是正确的 列宁的“灌输论”、严密的“革命家组织&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