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杨维桢的诗歌创作看其儒道互补思想，该文是创作方面有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和杨维桢和儒道互补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
摘 要：杨维桢是元末民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其诗歌创作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分别表现出儒家济世情怀和道家的自由超越精神.探讨儒道两家思想与杨维桢诗歌之间的关系,既能深入理解其诗的主旨内涵,又是研究元末明初文人思想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杨维桢 诗歌 儒道互补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等,是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他一生博学多才,在文学、经学、史学以及书法艺术上都造诣颇高.尤其是其古乐府诗的创作,融合汉魏六朝乐府诗及李白、杨维桢、李贺等众家之长,逐渐形成纵横奇诡、雄浑瑰丽的独特风格,被时人及后世人称之为“铁崖体”.清人顾嗣立这样评价杨维桢在元诗发展中的位置：“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延祐、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领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1]（P1975）可见“铁崖体”的出现打破了元代中期诗坛一味宗唐复古、“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见”[2]（P229）的局面,以鲜明的个性色彩、独特的写作视角、新奇的诗歌语言开启了元诗的新篇章,为元诗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如此,杨维桢的诗作中还体现出儒道思想对于元末明初文人的心灵及其作品的影响.在以往对杨维桢诗歌的研究中,学界将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其诗学理论、诗歌题材、艺术风格的研究上,对诗人的思想涉及甚少,有少数学者谈到儒道两家的文艺思想对诗人创作的影响,认为杨维桢“创作思想深受儒家诗学观的影响,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同时又强调诗歌本于情性,把诗歌的社会功用和审美功用统一起来”[3]（P305）,但这仅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联系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儒道思想在杨维桢的诗歌中却不仅仅体现在文艺思想上,诗人早年（即50岁之前）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诗歌中表现出明显的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晚年无官可做,隐居于市,则多以道家思想为调适,作品中流露出超然通达兼具反抗的精神,文章将从儒道两家思想对杨维桢人生观、价值观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着手,探讨其独特诗风和人格精神形成的原因.
一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自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便成为历代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突出人的社会属性,激发人的道德意识,鼓励人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儒家思想在元代,主要以理学的形式传播,经过元朝历代儒士赵复、许衡等人的推广和努力之下,在元仁宗时期终于实现了理学的官学化,开科取士“非朱子之说者不用”.[4]（P763）杨维桢自小就聪明好学,他曾系统地学习过《四书》《五经》,并以攻《春秋经》而进士及第,还著有《四书一贯录》《五经钤键》《春秋大议》等众多儒学专著.可见儒学是其立身治学的根本,而从杨维桢的诗歌中来看,他的儒家思想也表现在许多方面.
积极入世是儒家倡导的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直接途径.尤其对于掌握知识文化的文人来说,步入仕途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孔子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他周游列国十余年,尽管四处碰壁,仍坚定不移,渴望有用于世：“我待沽者也.”（《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到孟子时更是疾呼：“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也影响了杨维桢,他一生汲汲于仕途,从泰定四年（1327）考取进士,授天台县尹登上仕途后,无论官职大小一直尽职尽责,为民请命,却因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得罪权贵而被免官,后四十八岁之时仍上书请求参与修宋、辽、金三史,未果后,又多方请求亲友举荐入仕,由此可知,他早年的确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而他做官的目的是实践儒家的治国理念——为政以德,造福于民,但过于耿直的性格却使得他与整个官场格格不入,终究未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在《古愤》中他自比“璞玉”“雌剑”,才高八斗却无人赏识,只好弃官归隐,浪迹天涯.求仕的梦想破灭后,诗人的入世情怀逐渐被消磨,他只得在流连光景中体悟人生百态.“身名只共范酿俱,仕宦何用执金吾？”（《城东宴》）对仕途的灰心和跃然纸上,这种精神的苦闷恰恰是诗人入世的理想无法实现、报国无门所致,是对自己所求无法实现的一种宽慰和无奈.求而不得才佯装不在乎、不介怀,从侧面证明了杨维桢的求仕之心.
忠君、爱民、孝亲的思想自古以来都是儒家重要的纲常观念.自孔子以来就十分重视“忠君”这一*之道,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也提出了他的“五伦”主张,要求人们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忠君与爱民本是一体,他们都认为,要想国家安定必须首先考虑人民的利益,两者是彼此呼应的.孔子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则主张“民贵君轻”“富民”“惠民”“宽民”“爱民”.而杨维桢的忠君思想和关心民生疾苦的举动也相辅相成.他为官的天历、至顺年间,盐课沉重,百姓实在难以承受.杨维桢为民请命“顿首涕泣于庭”（《宋学士全集》卷十）最终争取到减赋三千引的结果.待元朝灭亡,明太祖派翰林学士征召杨维桢,他却赋诗拒绝“皇帝书征老秀才,秀才懒下读书台”,并回应到：“岂有八十岁老妇,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邪？”[5]（P2043-2044）可见他对故国忠心不二.他的咏史诗中写反战题材的内容较多,流露出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如《拟战城南》《毗陵行》《问生灵》等诗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时元末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实况.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是儒家重要的仁政思想,而战争的无情却摧毁了这一理想.在《问生灵》中,杨维桢大声疾呼“天子问生灵,生灵消鬼卒.天上光明光,无屋照突兀.愿照屋下坎,再照坎中骨.”抨击了统治者的暴政,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呼吁君主停止战争、体恤民生.另外,他的一系列以自然灾害为主题的诗作《地震谣》《苦雨谣》《大风谣》《白雪辞》记录了百姓所遭遇的天灾人害,而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盐商行》《牛商行》《食糠谣》《周急谣》等作品则是描绘了一幅元末社会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辛酸图景.正因他心怀天下,所以大到战争灾害,小到民情民苦皆能入诗,对时事政治报以时刻的关注,即使未能身居高位,也丝毫不减忧国忧民之心.
对外要忠,对内则要孝,孝悌观也同样受到儒家学者的看重.中国传统的*规范是以“家族”为基础,由此再扩展到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之中.孔子将孝悌作为自己*思想的核心,认为孝悌是德行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对孔子的孝悌思想有着直接的继承,如“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下》）在杨维桢的诗作中,这些伦常观点中也随处可见,他作有大量以孝子、贞妇,仁人义士为歌颂对象的篇目,如《金溪孝女歌》《孔节妇》《陈孝童》《彭义士歌》《淮州娘》《天下士》等,《孔节妇》描写了一位一生为丈夫守节并抚养其子读书成才之事；“予居与童邻,亲睹其事,可以宏奖风教,遂为赋诗”（《陈孝童》）赞颂了孝子剐骨代药以侍奉其母；《彭义士歌》则称颂了为官清廉的彭义士为百姓开仓放粮；《淮州娘》则歌颂了薛氏女与敌人斗智斗勇,显示其“壮节”.杨维祯身处的元朝后期政治腐败、民族矛盾激烈,导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社会动乱、国家危亡之际,作为一个本性正直并怀有救世之才的儒者,杨维桢提倡复兴儒家教义,为的是重建道德*、礼数规约,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他以爱憎分明的立场歌颂一切忠孝节义之人,谴责一切不符合道德*之事,强调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以一儒者之情怀“伤世教之陵替,时事之间关,大而天变,细而民情,微几沈虑,谲讽之中,闻之者可以戒,采之者可以观矣.”[6]（P35）
杨维桢在他的诗作中亦大力提倡“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儒家美德,目的在于恢复儒家传统美德、礼数规范的方式重整社会秩序,然而社会现实总是不尽人意,这种美好的期待只能一次次令人失望.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频频爆发之时,诗人不得不承认统治王朝已经满目疮痍,社会穷困、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现状.诗人内心的仁者之心、悲悯之情促使他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反抗权势,痛斥黑暗的社会现象,同时他秉承着儒家救世济民的仁者之心和历史使命感,以其犀利的言语、雄健的气魄和独特的个性魅力将诗歌的“怨刺”功能发挥出来,来实现他以文学“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愿望,并形成了恣意激昂、独立狂荡的个人风格.
二
如果说儒家思想着重强调人的群体意识、社会角色,主张以社会道德准则和群体共同利益作为价值标准,鼓励牺牲精神,如“舍生取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而道家则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持肯定态度,反对用群体埋没个体,用仁义礼教、道德伦常来扼杀个人的精神自由,认为个体的精神自由应超越一切外在形骸.庄子还认为人应立于流俗之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凡俗的困扰和物质的束缚,达到个体与宇宙万物的完全融合、不分彼此,由此获得真正的身心解放.庄子的“终身不仕”、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及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等,这些思想家们所体现的傲然风骨、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正是对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及精神自由的肯定.从杨维桢的涉“道”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和审美追求来看,他也深受道家思想所影响.杨维桢自称铁崖道人、铁迪道人、铁冠道人等,共写过56首与“道”有关的诗,如《奔月卮歌》《小游仙》《道人歌》《隐君宅》《小蓬莱》等,在这些诗中他不仅表达自己对道教神仙世界的殷羡之情,更有对自由精神世界的无限向往以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这些都是其志从于道的表现.
杨维祯的众多游仙诗体现了一种崇尚自由的独立精神,渴望超越肉体、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而获得永恒的自在.造成这种思想的原因,从客观来说是元末的社会动荡造成文人思想相对松弛的局面.杨维桢本人就经历了元朝十个皇帝的频繁更替（从元成宗到元惠宗）,晚年又遭逢战乱,经历了张士诚的兵变,以及元、明的易代.在这样一个剧烈动荡的社会中,统治者无形中放松了对思想的钳制,整个有元一代,没有出现过类似明、清两代那样的文字狱对文人的迫害,如此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对文人来说是很有利的,他们不必谨小慎微、战战兢兢,担心背上莫须有的罪名.主观上来说,诗人一生沉居下僚,满怀才智却郁郁不得志,于是只能靠道家回归自然、关注本心的解脱方式在现实中求得一份隐逸的情怀,寄托自己不合时俗的高远情致.他认为有识之士可以“由自然而得尧舜于尘垢秕糠之外,其诣极如藐姑射之神人.”所谓藐姑射之神人,是庄子在《逍遥游》中塑造的一位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逍遥自在的人,他”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不肯“以物为事”,却能“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甚至他所残留的尘埃和谷麸也可造就出尧舜那样的圣贤仁君来,实际上表现了道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杨维桢在诗中引藐姑射之神人的传说,便是以此境界为最高目标,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自由灵魂.卢梭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6]（P8）的确,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总是被各种身份和条件所约束,想要达到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但恰恰由于理想与现实反差太大,才令得这种自由更加被人们所渴求.
道家揭露社会的黑暗的和批判社会文明给人带来的异化是为了唤醒人内在的朴素和天真.庄子哲学突出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独特存在意义,从人的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寻求个人的价值,使人能够从种种现实的人生困境中解脱出来,获得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道家的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思想也成为了杨维桢反抗现实、蔑视权贵与功名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杨维祯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以现实主义手法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百态,可以说是元末社会的一个缩影.他曾写过许多反映农民生活饥寒,苦于租赋徭役主题的诗作,如《食糠谣》《周急谣》《吴农谣》《山鹿篇》等.《山鹿篇》中“夫死亭”“妻投河”“狱丁捉白头母”写出官吏捉人导致百姓家中妻离子散,连年迈的母亲都不能幸免的情景,揭示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杨维祯对此极为不满,他深切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谴责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的暴行,对战争所导致的民不聊生的现象痛心疾首.
知识分子在儒家的经世思想之下积极入世,却往往在遭遇逆境时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此时,道家思想中的超越精神和对个体的自然属性的关注便作为调适,给古代文人提供精神的慰藉和自我调节,令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拥有更多方式去实现理想.杨维桢在仕途不顺之时选择回归自然、忠于本心,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浪漫色彩的游仙诗,用以展现自己摆脱人世荣辱是非、追求无为超脱的自由精神,这是面对人类现实社会异化的痛苦而作精神的逍遥游、精神上的洗沐.然而诗人终究无法超越现实的影响,面对严峻的政治、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诗人内心难以平静.在人生失意之时,道家的自由精神和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赋予他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现实的勇气,“五十狂夫心尚孩,不容俗物相填豗”（《胡州作》）、“愿住吴侬山水国,不入中朝鸾鹄群”（《苕山水歌》）勾勒出诗人率性任情、放浪形骸、蔑视王贵的形象.并且,他在诗中倾注自己真挚的体会和感受,敢于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元末腐败的吏治,为人民疾苦而疾呼,表现出不畏权势、不甘屈服的真性情.
三
儒道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两大支柱,一般来说,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道家则主张超旷出世,视自然无为为理想,二者既对立又互为补充,形成民族文化心理“儒道互补”的格局.杨维桢的一生始终徘徊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儒道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交融互补.儒家的济世情怀催生了杨维桢的仕进观,将入朝为官作为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的最佳途径予以坚定的追求.在为官期间,他也一直秉承着为政以德的仁义之心,奉劝君主用能任贤,并希望通过歌颂忠臣义士、孝子节妇来恢复儒家礼教,重整社会秩序,足见其对儒家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的认同.然而元朝末期天下无道、吏治腐败,杨维桢的理想注定难以实现,在沦为下僚、报国无门之际,道家思想对自然和对生命主体的关注,又为他提供了心理调适的方法,增强了他对坎坷人生的接受与适应能力,同时也激发了他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的反抗精神.冯允中在《杨铁崖文集》中指出：“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垂鉴戒于千载之下,其有意于扶世而立教者哉！”[7]（P232）杨维桢是元末明初文人中的典型代表,在元末政治仕途狭窄,文化氛围却十足开放之际,他们不畏强权,敢于发出自我的呼声,以自己狂放的行为和离经叛道的个性对世俗规约和社会规范构成了强烈冲击,表现出元末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匡扶天下的救世情怀.
（基金项目：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元代诗歌转型研究[编号：YCX1724].）
注释：
[1][5][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刘倩：《略论杨维桢诗歌创作思想》,宿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元]杨维桢：《铁崖古乐府》,文渊阁四库本.
[7][清]冯允中：《杨铁崖文集》,文渊阁四库本.
结论,此文是一篇关于杨维桢和儒道互补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的创作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创作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论曹操生平和性格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文／董群群 通讯作者／高春燕摘要曹操作为我国历史上争议较大,褒贬不一的风云人物,其一生十分精彩传奇 他在诗歌上的成就也非常高,为历代文人所称赞,并对后世许多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 曹操起伏跌宕具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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