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TPP自贸区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美国因素美国亚太战略的深层逻辑管窥，该文是关于区域经济论文范文资料跟区域经济合作和TPP自贸区和管窥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摘 要：TPP自贸区从建立初始至今,美国因素在其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尽管2017年特朗普上任初始即宣布退出TPP,但又在其余TPP成员国于2018年完成改版后的CPTPP自贸协定谈判后表示考虑重回该协定的可能性,这一“反复”动向值得关注.本文通过追溯梳理美国自TPP出现以来在其中发挥的影响,进而对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决策风格与利益考量加以分析,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深入解析美国亚太战略尤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政策走向,从而为我国在相关区域的应对之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TPP；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亚太战略；亚太地区
中图分类号：F75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1-0106-07
作者简介：张雄（1983-）,男,陕西神木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国关系与周边外交、国际安全与战略.
一、引言
自2017年以来,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改前任总统奥巴马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走向,转而趋向保守、强硬、“斤斤计较”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包括传统盟友国家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不断出现经贸争端与摩擦.在其上任之初,首先就对传统盟友加拿大与墨西哥发难,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条款.随后,又迅速兑现了其在竞选期间的承诺,令美国直接退出了其前任奥巴马政府花费大量精力物力推动完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紧接着又在关税层面不断发难,一方面与中国贸易摩擦加剧、对进口自中国的数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另一方面也对其它主要经济体威胁加征关税,包括来自欧盟的钢铁与铝制品等.
面对这样的局势,包括中国、日本、欧盟、加拿大等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除与特朗普政府讨价还价、尽力消弭贸易摩擦以外,都不约而同与其它国家及地区加强沟通,通过签订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来积极应对当前美国设置贸易壁垒给全球自由贸易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亚洲地区,由中日韩与东盟国家推动的,涵盖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东盟十国的RCEP自贸区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尽管由于印度与东盟国家间仍有分歧,但RCEP自贸区预计会于2019年正式建成.欧洲方面,欧盟与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并且与加拿大、墨西哥分别深化了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二与第四大经济体,欧盟与日本也于2017年12月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部商谈,并于2018年7月在签字生效,其选择签字的时机也意在向世界显示双方继续推动自由贸易的坚定信心.而对于此前最受瞩目的TPP协定,在美国退出之后,日本在不利条件下继续促成剩余的11个成员国达成一致,将改版后更名为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完成,目前已获得日本、墨西哥、新加坡三国的国内批准,有望于2019年使协定全面生效.
尽管如此,对于当下的国际贸易环境,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外经济政策判定为美国正在走向孤立主义,特别是自2018年起,特朗普几次对于是否重返TPP自贸协定发表观点,甚至一度高调宣布研究重新加入TPP的可行性,态度反复.同时,对于与其它经济体特别是对欧盟的双边贸易谈判,特朗普也并非一味的威胁上调关税,而更像是“以打促谈”来进一步推动双边共同的关税减让.纵观美国21世纪以来近20年的对外经济政策可以发现,美国对于经贸交往的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地坚持贸易保护主义或是坚持自由贸易规则,也并不总是恪守于某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而是显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与实用主义风格.现任总统特朗普由于其长期从商的背景经历,更是突出这一灵活、弹性、实用主义的决策风格,特别是其对于TPP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复态度,值得我们关注与深入研究.同时,自21世纪初的WTO多哈回合陷入僵局至今,TPP自贸协定的发展脉络其实可以看作是美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缩影,其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视角,拟通过梳理TPP自贸协定发展至今的历史脉络,考量其中的美国因素,从而分析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中的决策思路与未来可能的走向,为我国今后在该领域的应对之策提供参考.
二、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文献回顾
对于美国因素的关注可以说是学术界研究TPP的重要动因.在TPP自贸协定的动议出现之初,其实并未获得学术界的过多关注,学者们真正开始特别关注并研究TPP并对其影响进行预测是在美国2008年宣布加入谈判之后.至2012年开始,由于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注,并担忧其将对中国在亚洲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布局造成重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开始大规模的研究业已由美国政府主导的TPP自贸区谈判并产生诸多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多从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两个角度展开.
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对于TPP自贸协定的研究主要是依托量化分析工具对TPP生效后各方受到的可能影响进行数据分析.学者万璐在2011年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美国加入TPP的可能性进行了模拟,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如果美国加入TPP,那么TPP成员国在GDP、贸易条件、福利等方面就会有所受益,而区外国家的相关利益将会受到一定的损害.二是如果美国仅限于与现有的TPP成员进行合作,那么美国得到的宏观经济正效应是有限的,而如果日本加入TPP,那么美国获得的宏观经济正效应将进一步扩大.同时,为保护国内部分工业部门的相关利益,美国会积极推进与韩国等其它亚太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1］.较近的研究成果则有学者张珺等使用GTAP模型将当前缺失了美国的CPTPP自贸协定与中日韩和东盟推动的RCEP自贸协定的现有条款进行量化模拟分析,得出的结果发现CPTPP协议生效后,受负面影响最严重的将是东盟十国中未加入CPTPP的国家,而对于中国,尽管该协定将会对中国的GDP增长、贸易条件等带来消极影响,但由于缺少了美国的加入,其对中国的负面效应将大大少于原有的TPP协定带来的影响［2］.
除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外,中国的学术界更多的则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科视角研究分析TPP对亚太地区以及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并试图厘清美国在TPP自贸协定建设中的国际政治与战略意图.在相关研究成果中,很多观点都认为美国在TPP自贸协定建设中所谋求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经济规则的重塑.例如学者沈铭辉认为,TPP是美国为了进一步稳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用以应对东亚合作进程,特别是应对中国崛起而做出的反应.多年来,中国倡导“世界的多极化”,而美国现在开始通过TPP推行“多极化的亚洲”,TPP的战略意义已经超过了其自身的传统经济含义［3］.陆建人的研究认为TPP具有跨度大、网络化、质量高、开放性、时代性等一般FTA所没有的特点,而美国加入TPP有四个原因：一是塑造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新样板”,为成立更大的“美式”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打下基础；二是将TPP树为美国区域贸易协定的新模式,进一步“拔高”标准,以获得更大利益；三是抗衡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扭转美国被排除在外的不利局面；四是将TPP作为通往FTAAP的桥梁,以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4］.学者孟夏等则在研究成果中进一步提出,TPP是目前美国着力打造的洲际FTA,其目的是构建 “可持续的21世纪贸易框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市场准入、跨领域问题以及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等方面,美国都有其强烈的利益诉求.美国通过强调促进和保持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实行市场为导向的、透明、非歧视性的政策,用以确保美国持续获得最大经济利益［5］.
除此以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对美国在TPP建设中的意图与其对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规则制定施加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美国在TPP建设中的作用实质上是对中国崛起的直接遏制,是对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各个国家间建立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平行的各类自由贸易安排的针锋相对,因此会不遗余力推动TPP自贸区尽早建成生效.如学者刘重力等认为,经济干预是美国重返亚洲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要途径是美国推行的新自由贸易区战略,也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东亚FTA的发展,尤其是与东盟十国确定的“10+1”“10+3”“10+6”等合作机制把美国排除在外,使得美国在亚洲被边缘化,同时中国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也对美国形成威胁,这些都促使美国决定尽快在亚洲建立自己主导的贸易合作区.因此,美国就希望通过参与并主导TPP来实现“重返亚洲”的战略,并以此干扰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的布局［6］.与此类似,学者全毅的研究认为,美国在东亚的经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一直希望淡化东亚这个区域概念,将东亚尽量纳入到亚太合作的框架下,防止出现一个类似欧盟、可与其相抗衡的强大经济集团.特别是美国想通过TPP来牵制中国,遏制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的影响力,而中国也必须对此做出更多应对［7］.学者田海则认为,TPP的出现是APEC进程受挫的产物,APEC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曾经带来很多期待,但事后表明,APEC相对松散的组织架构并非一个机制化的国际组织实体,因此并不能真正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通过TPP谈判则可以对中国在“中国—东盟FTA”中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力的APEC起到制衡作用［8］.尽管这些观点随着特朗普政府一上任即退出了TPP协定而显得在解释力上有疑问,但从战略角度剖析TPP协定的发展进程以及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谋划则是中国学术界不可或缺的一种前瞻性思维.较近的研究成果,如旨在分析特朗普政府重返TPP协定的可能性的《美国重返TPP的动机和可能性分析》一文中,作者王孝松教授对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对外经济政策偏好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政策走向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以寻求“公平贸易”、确保美国贸易利益为由退出了TPP,但TPP协定的“高标准自贸协定”的定位与特朗普对于自贸协定的诉求是契合的,并且从亚太战略的角度来看,特朗普退出TPP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9］,因此必须重视美国重返TPP的可能性.
从国内学界现有的关于TPP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发现无论是从经济学视角还是国际关系学视角,美国因素都是学界在研究TPP自贸协定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动因.经济学的研究多关注于量化预测美国加入与退出TPP自贸区可能给亚太区域内其它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带来的贸易量与国内福利影响；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是关注美国加入（以及后来的退出）TPP自贸协定的全球战略动机与后果.基于以上,本文拟着重从TPP发展脉络的角度进行整体梳理,对美国在TPP自贸区自始至今所扮演的角色与施加的 影响进行归纳与总结,并试图对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考量的范围加以分析.
三、TPP自贸区的发展脉络与美国因素
尽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是由于美国参与其中的因素而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实这一自贸协定的最初阶段并没有美国的参与.早在2002年10月,智利、新西兰、新加坡三国展开经济一体化谈判,希望建立一个区域贸易安排框架；2005年4月,文莱也加入谈判,四国最终在2005年7月签署了名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的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6年5月28日生效成立.按照这一协定,各成员国应于2015年前取消所有商品的关税.此外,该协议还覆盖了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救济、动植物检疫、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比较广泛的议题,以及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的两个备忘录,并加上了当时尚在谈判中的金融服务与投资条款.尽管参与国家少,规模小,但相较于当时刚刚由关贸总协定（GATT）转型而成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较为松散并缺乏制度约束力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而言,TPSEP无疑是一个一体化与开放程度“质量”较高的自贸协定.
TPSEP原本只是亚太地区为数众多的次区域合作协定中的一个,而美国最终选中这一平台并积极参与其中并非偶然.美国此前在克林顿政府任内大力推动APEC的建设,却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APEC的无所作为导致影响力受挫；加之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上美国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就农产品补贴、劳工标准等问题分歧巨大,因此开始转向在其它平台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自小布什总统任内起,美国一方面与亚太国家中的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签订双边FTA协定,另一方面继续依托APEC这一区域论坛性质的平台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2006年11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十四届APEC峰会上,美国开始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设,并成功地使FTAAP的内容加入到APEC的工作议程以及APEC峰会领导人声明之中.但是APEC偏向“软机制”的组织特性决定了FTAAP的推动进展缓慢,无法达到小布什政府的预期,因此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将目光转向了业已生效的TPSEP自贸协定.2008年2月,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SEP相关谈判,并于3月、6月、9月就金融服务、投资议题举行了三轮谈判.2008年11月,在美国影响下,澳大利亚和秘鲁也作出了加入TPSEP谈判的承诺.
奥巴马2009年上任之后,美国加大了在亚太地区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力度.2009年3月,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TPSEP相关议题,绝大多数工商界团体都表示支持这一议题.此后,美国借助TPSEP已有协定,全方位主导谈判,并不断争取新成员国的加入.同为东盟成员的马来西亚也于次年加入谈判.在2011年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APEC领导人峰会上,各方正式宣布了更名为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此后,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墨西哥、加拿大也在2012年相继宣布加入TPP的谈判,日本也于2013年正式加入,此时的TPP自贸区已经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之一.在世界经济的层面来看,根据IMF统计,2010年宣布加入谈判的TPP成员国GDP已经达到168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27%.随着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陆续加入,GDP规模将会增至249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左右,将会是欧盟的15倍［10］.如果这一自贸区能够得以最终实现,则将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影响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而从一体化程度的层面来看,TPP自美国主导谈判以来,一直致力于将其定位于高标准的、能成为21世纪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典范的自贸协定,其条款致力于推动成员国全面零关税,服务贸易几乎全部开放,成员国之间的跨境投资限制也大幅降低,并且这一自贸协定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保等议题,几乎就是美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延伸.此外,从美国的亚太区域战略角度来看,这样的高度一体化自贸协定可以从经济手段加强与各加入TPP谈判的亚洲盟国的战略关系,维持美国在亚太的影响［11］,也可认为是与奥巴马政府在区域安全领域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相辅相成的对外经济战略布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奥巴马政府在连任之后,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TPP协定的多边谈判进程与寻求美国国内的支持,以求谈判尽早完成,美国国会批准生效.在协议条款的谈判方面,自日本加入TPP谈判后,对于其农产品历来的保护政策成为了TPP谈判条款完成的阻力,然而日本最终还是在该领域做出了大幅减让,如将给予美国的大米免关税配额逐年提升至每年7万吨,牛肉关税也将逐年下降至最终的9%,以此换取美国对日本汽车零部件的大幅降税.同时,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各方也最终同意了较为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最终全部条款达成一致,TPP条约于2015年完成谈判,并于2016年初由全体12个成员国正式签署.在美国国内政治决策过程方面,奥巴马一直不遗余力地向国会争取支持,尤其是从第二个任期起开始向国会寻求俗称“快车道”的贸易促进授权（TPA）,以期在TPP条约谈判完成后尽快使美国国会对其表决.然而尽管美国国会在2015年6月给予了奥巴马TPA授权,但由于国会内部两党均对TPP的一些条款,包括对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抱持一定意见,加之2016年TPP才完成签署,而2016年又是总统选举年,国会无暇也不愿全力商讨TPP问题,致使奥巴马未能成功在其卸任前令TPP议案在国会完成.
此后,美国在TPP问题上的态度急转直下,尤其是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几次三番表示要退出TPP,要强调“美国优先”与“公平贸易”,反对现行的似乎是对美国不利、令美国产生贸易逆差并损失国内就业的自由贸易格局.2017年初,特朗普刚刚完成总统就职宣誓,便立刻宣布美国退出TPP协定,这使得TPP协定立时成为一纸空文.根据之前TPP12个成员国签署的协议,条约生效必须经由6个以上的成员国批准,并且这些成员国的GDP总和必须占全体成员国GDP的85%以上.而由于美国的GDP已占全体成员国总和的60%,因此美国的退出意味着TPP协议已经无法满足生效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TPP寄予厚望并已在农产品条款上做出较大让步的日本,试图联合其余的10个TPP成员国继续推动TPP协定.起初其它成员国对此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留,仅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较支持日本继续推动TPP生效,但即使这三个国家的GDP相加,也仅占11国GDP总和的58%左右,而加拿大与墨西哥忙于应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NAFTA）的问题,并未对继续TPP协定抱以足够的关注.同时,无论是对于剩余TPP成员国中的发达经济体还是较为落后的经济体如越南等,失去了美国的潜在市场,实际上已经使TPP失去了最大的吸引力,因此较为支持修改美国退出之前的协议条款［12］.但日本最终还是成功地促成了TPP剩余11个成员国的联合,将更名为CPTPP的自贸协议推动完成,并于2018年3月在智利签署,目前其已获得日本、墨西哥、新加坡三国的国内批准.CPTPP11个成员国的GDP占全球GDP的近14%,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也比原包含美国的TPP自贸区减少了近一半,但其还是维持了较高水平的一体化开放程度,保留了原TPP的大部分条款,例如对国有企业的信息公开条款以及跨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大部分条款.同时,对于美国在主导谈判时所坚持、而后随着其退出而导致其它成员国不再认同的一些条款,CPTPP则将其暂时“冻结”（suspend）,打包放入附录中,这也是为美国日后再次加入CPTPP协议留下缓冲空间［13］.果不其然,特朗普政府也出现了态度反复,先是在2018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宣称自己既强调“美国优先”,也支持自由贸易,后又在4月间提出要研究重新加入TPP的可能性,这为CPTPP自贸区未来的走向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四、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考量
通过前一部分对美国在TPP自贸协定从产生到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观察到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自始至终的一种实用主义风格.由于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经济价值与战略意义,美国自二战结束至今都一直对其保持着足够的重视与谋划.太平洋东岸的国家以及南太平洋的澳新两国,作为美国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历来对美国政策较为稳定,经济连结也较为紧密.而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都是两大阵营的战略前沿之一,美国在这一阶段则一直在关贸总协定GATT的框架下对该地区的盟友国家采取较为宽容的贸易政策,这些国家也正是藉由这一有利因素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并以此进一步加深了与美国的经贸交往.而在冷战结束后,东盟的重组以及日本对于“亚洲共同体”的设想则使得美国需要从其它平台保证自身在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主导地位,因此美国才会从克林顿政府时期起开始重视APEC的作用,并在小布什政府任内开始推动FTAAP的建设.
自21世纪初开始,WTO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加之FTAAP的进展缓慢,使得美国开始更加专注于双边或较小范围的多边区域一体化选择.此时美国在与亚太国家进行一系列双边FTA协定建设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了质量较高的TPSEP自贸区,并以此为平台扩展成为之后的TPP自贸协定.弃WTO而转向全力推进TPP,也同样体现出了美国的实用主义考量在经济外交中的应用：在GATT的早期阶段,美国对于规则的制定具有较强的决定性,但在WTO多哈回合中,由于与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集团在诸多问题上的相持不下,导致美国对WTO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下降,因此奥巴马政府转而在TPP的平台推进“更高质量”亦即在开放程度上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新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努力将其打造为新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以此继续主导国家间经济合作机制与规则的制定权.
然而,奥巴马政府最终未能推动TPP成功,其根本原因并非美国主导新世纪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的策略出现错误,而更多的是因为美国国内经济的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后果.特朗普的当选与上台后推行的类似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则是这一后果的直接体现.TPP对于美国的中小企业与广大劳工阶层的利益顾及不够,因此在美国国会的层面本身就有相应的反对声音.但特朗普比前几任总统更加灵活与实用主义的决策风格却正好使得现任政府对于TPP以及其它任何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制度安排具有反复讨价还价的可能.从国际关系学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角度思考,更是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对于国家决策者个人因素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来说,在讨价还价中获得更高经济利益是其大多数决策考量的出发点,而与亚太地区整体的经济交往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则是毫无疑问要首先考虑到的.
我们以APEC成员国作为亚太地区国家的代表,将APEC国家自2005年至2017年间与美国的进出口额逐年列出,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对APEC国家的出口还是进口,平均都占据美国当年总进出口额的六成以上.尽管每年对亚太地区国家的逆差都十分明显,但美国的货物贸易出口的大半也同样是从亚太地区国家获得,且自2011年起美国对亚太地区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比重还在逐年上升.因此,从最简单的贸易利益层面来看,都不难判断出特朗普绝不可能轻易放弃在亚太地区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并在适当的时机继续站出来主导对这一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规则的塑造,这既是商人逐利本性所影响的,也是美国国内经济利益及其利益集团的诉求所导向的.
五、小结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是美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重中之重,在巨大的经贸交往利益的决定性因素下,美国不可能不去谋求在该区域的经济合作中发挥影响并制定规则.我们在厘清TPP自贸协定中的美国因素、美国影响的过程中,更是可以看到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自始至终都在灵活地运用各种平台、各种手段为其经济利益的稳固与扩大服务——从WTO到APEC再到TPP,乃至于当下对TPP的反复态度.这种不拘泥于某一类贸易政策的对外经济政策方向,在特朗普任期内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加强,因此中国需要有更加务实而富有弹性的应对之策.在亚太经济合作的问题上对一切区域一体化的或双边、或多变的制度安排抱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即使在当前与美国贸易出现摩擦的背景下也不可关闭协商沟通的大门,对于亚太地区的其它经济体应积极探讨加深双边经贸开放程度的互惠协定,同时对于包括CPTPP在内的现有自贸协定也应持积极态度,认真研究申请加入CPTPP的可行性.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及RCEP自贸区皆是以开放性、包容性为前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动议,而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如
果能够展现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经贸伙伴国家更为灵活务实的姿态,并以CPTPP的高标准开放程度作为进一步深化中国改革的动力,则定会在新世纪的国际经济交往机制的形成过程中做到棋高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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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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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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