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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武训传论文范本 跟《武训传》的浴火重生类论文范本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武训传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23

《武训传》的浴火重生,本文是有关武训传论文范本和《武训传》和浴火重生和武训传有关论文范本.

文/曹致佐

一提起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 人们自然会如数家珍地提到阮玲玉、王人美、黎莉莉、胡蝶、陈燕燕、金焰、郑君里、张翼……这些曾在影坛熠熠生辉的风云人物,从崭露头角继而纵横影坛,与一个慧眼识珠的导演密不可分.此人是谁?那就是导演孙瑜.在他的善于挖掘和大胆起用,循循诱导和精心培植之下,这些初涉影坛的新人,一个接一个崭露头角并驰誉影坛,成为中国早期电影中最重要的的艺术家,也成了中国进步电影卓尔不群的代表人物.

孙瑜不但是一位能一眼相中千里马的伯乐和闻名遐尔的大导演,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剧.

他从1 9 2 8 年创作了处女作《*泪》开始,一生拍摄了25部影片,而自编自导的有6部.1982年9月9日,上海市电影局等单位,在新光电影院召开了“孙瑜从影五十五周年纪念会”.那天高朋满座,气氛热烈,其间,一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扶杖走到台上, 展示了经过装裱的书法作品:

银幕金戈五十过,

期颐预卜渡长河.

故都觉梦伤春泪,

大路乘风破浪歌.

武训育才何谓丑?

鲁班传艺岂为多!

菱姑敢向天明笑,

野草闲花翘髻峨.

众目凝视.不消说,此诗肯定是对孙瑜的颂扬之作.其意何在?石凌鹤是中国戏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他在1930年就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是集电影、戏剧创作、编辑、导演、表演于一身的剧作家.他不但编吟成诗,还签章裱糊成轴.他望着大家疑惑的神情,一语道破天机:“这首诗,我把孙瑜编导的二十部电影的片名造句成诗.”

神思妙想! 默读这首诗,那一部部电影如长卷舒展,精采纷呈的情节历历在目;回味这首诗,那一个个演员所塑造的不同性格的人物跃然眼前.

众人情不自禁地冲着孙瑜热烈鼓掌.

掌声刚刚停息,石凌鹤风趣地说:“我已老而无用,拍手鼓掌说什么也比不过各位撼天动地的尽心尽力.我意犹未尽,怎么办?还是要一吐为快.孙瑜除了一部反映校院生活,其余写的都是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我想说,上海的电影事业,孙瑜所占的比重,三分天下有其二.他从无声到有声的电影创作,不但记录了银幕的沿革,也留下了历史的脚印.还有,孙瑜在电影诗化的风格探索上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而被誉为‘诗人导演’,孙瑜戴上这顶桂冠当之无愧.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对我们搞电影的人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同行、学者、电影评论家纷纷发言,对孙瑜的成长和崛起,对他创作的剧本,或执导或自编自导的影片进行了探讨和评价.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座谈会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袁牧之说:“生活中的孙瑜,一生勤奋读书.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是电影界最有学问的人!”

……

在众人的评说中, 大家一致认为,在孙瑜的25部电影中,《大路》是他的代表作, 而对《武训传》,除了石凌鹤在诗中提到“武训育才何谓丑”,却没有人对这一影片作出任何评价.孙瑜完全理解所有发言人只字未提的个中原委.然而在他的心中,始终认为《武训传》是他写得最好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事实也是如此.后来,《武训传》被公认为是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是一部叙事完整、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杰作.影片中,赵丹以精湛的演技,亦庄亦谐、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训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人物,堪称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银幕角色之一.王蓓所饰演的小桃,感情真切,形象纯扑,充分显示了她的表演天赋和创造人物形象的可塑性.

写到这里,笔者觉得有必要细细叙说《武训传》怎么会被打成新中国的第一部“”!

1 9 4 4 年夏天, 教育家陶行知来到重庆“ 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看望孙瑜,并赠送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殷切希望他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细读之后,孙瑜被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所感动,特别是武训一生卖艺讨饭,为穷孩子们免收学费办“义学”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他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

1945年孙瑜赴美深造时,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初拟的“剧情梗概”.

在对电影艺术相互交流和切磋的互动时,孙瑜曾经把自己想写武训的构思告诉过黄宗霑和黎莉莉,他俩都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黄宗霑对武训这个人物非常感兴趣,说他虽然沿街行乞,但个性闪光,正气凛然.黎莉莉被小桃的形象深深打动,真想毛遂自荐,但她深知孙瑜是一个把发现新人看成是电影创新的重要元素,既然自己的年龄不合适,她便知趣地望而却步.果不其然,孙瑜回国后,在南京师范大学一眼看中了王蓓.他觉得这个18岁的女学生有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举手投足充满着灵性.在征得王蓓父母的同意后,便把这个小姑娘从南京的一条石板小巷领到大上海进入了影坛.

1947年秋天,在“总统号”邮船航行在太平洋的归国旅途中,孙瑜写成了部分《武训传》的“分场剧情”.

1 9 4 8 年初, 人在南京的孙瑜把《武训传》电影剧本的打印稿寄给了上海的昆仑影业会司,请郑君里分送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沈浮、赵丹等人,并表示希望此剧能在昆仑影业会司拍摄.

郑君里转达了阳翰笙的意见: “ 孙瑜是‘ 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人.‘中制’派他去美国深造,回来写出的剧本,最好先给‘中制’,否则我们有夺人之美的嫌疑.”

阳翰笙是何许人也?他1925年加入中国,1928年调往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国统区文化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周恩来指示阳翰笙和蔡楚生在上海创建党领导的电影基地.这样, 在阳翰笙的筹划下, 蔡楚生、史东山、孟君谋、郑君里在上海成立了在国统区的第一个电影制片机构———上海联华影艺社( 后更名为昆仑影业公司).

“中制”厂把《武训传》投入了拍摄.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影片已拍了三分之一.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在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制”厂宣布因资金短缺而停止拍摄.一九四九年二月,昆仑公司以一百五十万“金园券”购得了《武训传》的拍摄权.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上海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那些天,孙瑜每天都要收听解放军电台反复播放的两首歌曲:电影《风云女儿》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电影《大路》的主题歌《大路歌》.这两首歌都是由孙瑜的好友聂耳谱曲.

在上海已成“ 围城” 的历史重要关头,自己创作的电影歌曲,竟然天天在用激越高昂的最强音在撞击上海市民的心灵,在唤醒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投身到改天换地的大变动之中, 孙瑜能不激动,能不高兴?他啊,和聂耳、金焰、张翼、刘琼等人,几乎天天相聚在一起哼唱着这两首歌,时刻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进城.

大上海是五月二十七日解放的.不到一个月, 孙瑜于六月二十日接到通知, 受邀参加“第一次文学艺术联合会代表大会”.二十日,陈毅市长设午宴欢送大会代表.二十二日,孙瑜和八十几位代表乘专车北上.在北京,几千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听取了周恩来同志热情洋溢的报告.

对孙瑜来说, 周恩来的演说,字字珠玑,句句入耳.故人相见,往昔的心中偶像已成了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孙瑜的整个精神状态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的宴会上,近五十桌的筵席上座无虚席.席终时,孙瑜好不容易挤到了被一波又一波簇拥着的周恩来身边,天哪,周恩来一眼认出了小他两岁的孙瑜.两人兴奋地提到周恩来主演话剧的往事,周恩来一提到孙瑜“迷上了”电影的旧时情景,俩人不禁相视而笑.孙瑜迅速拿出大会发的纪念册,请周恩来签字留念.周恩来毫不犹豫题上了“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努力”.站在两旁的郭沫若和茅盾,也都欣然签名.孙瑜乘机告诉周恩来,“我正在拍《武训传》,请问武训这个人怎么样?”周恩来略一思索,答道“听说武训老年时一共办了三所‘ 义学’ , 但后来这些‘ 义学’都被地主拿过去了……周恩来被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许多人还在争先恐后地要挤到前面来想跟周恩来握手,聊上几句.孙瑜因被挤到了一边也就中断了与周恩来的交谈.

一九五O年《武训传》在上海公映,观众反映极为强烈,好评如潮. 一九五一年二月,孙瑜亲自带了新拷贝到了北京.公映之前,写了一封信给了周恩来:

总理先生阁下:

一九四九年文代大会, 七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饭店全国影协成立大会聚餐上,曾经把我着手筹备摄制的《武训传》的电影题材向先生请教,承先生指示:(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开兴学的怀疑.这些,我都在影片里写到了.

《武训传》现运京上映.沈雁冰部长、袁牧之局长均已看过.先生爱护文艺,能否於日理万机的余暇, 赐以三小时的审映?

本月二十六日前的任何晚间,均有影片可供放映.若能百忙中抽空,请示知影管局或中影华北管理处即可.专肃,特致

敬礼

孙瑜谨启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北京花园饭店电影局艺术处

当晚七时,电影局长袁牧奉周恩来之命,带了孙瑜和史东山乘车直赴中南海.进入小礼堂尚未坐定,周恩来与胡乔木说笑着走了进来.接着朱总司令来了,不一会一百多位负责人也相继而入.其中也有文艺界的茅盾、夏衍、陈荒煤、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孙瑜没料到周总理会如此兴师动众,更没料到周总理会拉着他坐在自己身旁.孙瑜虽然万分高兴,却一直处在忐忑不安之中:“周总理会如何评价这部影片呢?”他一刻不停地在观察周总理对电影的反映.周恩来始终聚精会神看着银幕,朱总司令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映完,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朱德还走过来和孙瑜热情握手,微笑着说:“很有教育意义.”

在孙瑜向周恩来告别时,周恩来说:“对武训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诸多人士在重庆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武训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作了充分的报道.那时,我才晓得他是靠乞讨积钱而办成功几所学校的,实在很不容易,扫盲和教育救国始终是我党和人士的共同责任.至于电影嘛, 我自己认为拍得不错, 看了很感动人.”周总理讲完后又说,“茅盾先生,你是行家,不妨也谈谈看法, 有啥说啥.” 茅盾说:“《武训传》是一部叙事完整,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力作.可以说,编剧、导演、演员的水准,显示了我国的电影艺术正日渐成熟……”

《武训传》在全国公映后反响热烈,赢得了高度的赞誉和评价.作为编导,眼看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观众和各界人士发自内心的强烈反应后,孙瑜和参加拍摄《武训传》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感到莫大的庆幸和欣慰.

人逢喜事精神爽.孙瑜高兴之余,又进入了新的剧本《通宝河的故事》的创作.一九五一年三月底,有一天郑君里来告诉他,夏衍同志托他带话,问他能否抽空去趟北京,周总理想和他谈一谈.一听是周总理的召见,孙瑜自然喜上眉头,只因他执导的《通宝河的故事》已开始拍摄,一时不能停机,况且夏衍是让他“抽空”前往,所以他想等前期告一段落后再北上禀见.到了五月中旬,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于伶设宴欢迎洪深光临上海,孙瑜也受邀作陪.散席后,于伶把孙瑜拉到一边,温和地告知他:“《武训传》就要受到上面发动的大规模批判.那不过是为了求得澄清中国文化界的‘ 思想混乱’,并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你要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准备.”尽管于伶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讲了这番话,孙瑜还是有五雷轰顶之感.为什么要批判?怎么会与“思想混乱”有关?洪深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刚从北京来上海,几分钟前还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剧协和电影局正在研究,想借《武训传》这股东风来掀起电影创作一个.”他的表态怎么与于伶所透露的消息天差地别?孙瑜大为错愕,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于伶的消息来源有误?他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忐忑之中.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被于伶不幸而言中.

5月份的《文艺报》发表了《不足为训的武训》《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对《武训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两篇在一片颂扬声中唱反调的文章,虽引起了电影局的注意,但当时并不以为然.见仁见智,有不同意见纯属正常.紧接着, 《人民日报》在15、16日不仅转载了《文艺报》上这两篇批判《武训传》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这引起了电影界的强烈不满.周总理、朱总司令都肯定的电影,干嘛要大兴问罪之师?于是,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就着手组织作者要进行争论.然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中言词犀利地提出: “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 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袁牧之、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深感震惊,此文口气之大,来势之猛,对《武训传》的深恶痛绝,已到了不把其置于死地决不会罢休的地步.他们这些分管电影的人,个个猝不及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被狂轰滥炸震惊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凭他们的政治敏感,立即断定,此文一定大有来头,而且势必居高临下.于是原定要发的反驳文章只得偃旗息鼓,并四出打听此文有何背景.

三天后终于得到了可靠的消息,这篇文章,并非出自《人民日报》的任何人之手,也不是哪一个理论权威在舞文弄墨,其作者是全党的领袖主席!天哪,他们千想万想,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御驾亲征并对《武训传》口诛笔伐.这如雷轰顶,他们乱了方寸,呆若木鸡.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到此为止.为了证明《人民日报》社论观点的正确,1951年6月,亲自指示人民日报社和等单位组成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省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指定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的钟惦斐和负责,实际是领头.

在调查团出发之前, 接见了调查团的有关人员,向他们作出如下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校也不重要,它已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一到山东堂邑就明确告诉县委,“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在调查团来之前,当地老百姓曾接待过导演孙瑜等人的采访,那时乡亲们都由衷地述说武训好的一面.等人刚来时,老百姓并不知道来者另有图谋,仍然按实讲述民间流传的对武训的称颂:说武训办学有贡献,为人好……县委见老百姓的述说有悖来者的初衷,便紧急动员,明确告诉当地群众“要拣坏的说”.

调查团返京后, 由、袁水拍、钟惦斐三人执笔,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署名“李进”,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调查记》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 叛逆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还说“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等等.

把武训说得如此丑恶,电影《武训传》却把武训拍成圣人、大贤,这自然是违背了生活的真实.是,是涂脂抹粉,这分明包藏了险恶用心,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文下笔如刀,论点和论据犹如重利炮,最后明确指出:“《武训传》提倡的所谓‘武训精神’,实质上是,否认阶级斗争,不要政治斗争,不要武装斗争,不去触发当时人民遭受苦难的基本问题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借尸还魂……”这一定性,自然把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推向了,也给武训和《武训传》的性质定了案.

电影局很快知道, 此文还经亲自修改.龙颜大怒,电影界已无招架之势,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 批评家”“理论家”为了“澄清”我国文化界的“混乱思想”,用嫉恶如仇的“战斗檄文”拉开了对《武训传》大规模批判的大幕.万炮齐轰, 劈头盖脑的猛砍乱杀,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普遍地在全国展开了.

对《武训传》从上到下全面开花的大批判,从一部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成为新中国首部.事情还不止于此,导演孙瑜、主角赵丹,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两位在电影上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就此身败名裂!

在电影界、文艺界、文化界, 并非对《武训传》人人喊打,那些曾经为左翼电影运动冲锋陷阵的影人、作家、学者,有许多人何尝不想坦诚布公地直抒己见:为什么,一个解放前在地下党领导下、在白色恐怖中有着相当影响的进步电影公司,一个一贯拍摄“反帝反封建”电影的昆仑影业公司, 竟会在解放后拍摄出一部“ 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 , 鼓吹“ 向封建统治者投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武训传》来呢?会有这种可能吗?《武训传》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但是,这发自心底的问号,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能纠结在心中.

1952年春,周恩来来上海,给市里的领导干部做形势政策报告.上海电影界闻讯, 专门召开了四五十人的茶话会欢迎周恩来.出乎于伶的意料,周总理特意提出要把孙瑜和赵丹也请来.

周恩来一进会场, 著名导演、演员郑君里、白杨、秦怡、张瑞芳、黄宗英、凤、上官云珠等纷纷上前与他热情握手.赵丹和孙瑜已是电影界的异类,当他们接到开会的通知,心中不由一阵紧张,是不是又要开什么批判大会要他们到场.当他俩看到周恩来含笑与大家寒喧,便知趣地向后退缩.周恩来的目光一直在搜寻什么,当他看到已退到会场一角的赵丹和孙瑜,立即径直穿过人群阔步朝他俩走去,人还未到已冲着他俩伸出双手.赵丹和孙瑜还在犹豫,手足无措地不知该不该伸手相握,说时迟那时快,周恩来同时握住了他俩的手.这一握,握了很长时间,周恩来不仅用力紧握,还不断摇曳着,似乎有千言万语,凭藉不断的摇曳而尽情倾诉.当他们松开手后,周总理微笑着问:“你们是否听到过我在北京对《武训传》所作的检讨?”孙瑜和赵丹瞠目不知所措,会场上静得能听出头发丝落地的声音.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周恩来站上讲台后,口若悬河,鞭辟入里纵谈国内外形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还是兴致勃勃.讲着讲着,他似乎不经意地提起了《武训传》的事.赵丹和孙瑜一听,不禁心存疑虑.转念一想,刚才周总理对他俩热情有加,在这种场合,对批得臭不可闻的《武训传》顺便再说几句重话也可以理解.他俩识相地埋下了头.只听周恩来讲道:“前一段时日,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影业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

周恩来收住了话头, 与会者都惊呆了.惊疑、惊愕、惊讶,每一个人都惊得似乎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人们似乎憋住了呼吸,停止了思维.就这样经历了很长的静默以后,方才如梦初醒,惊喜万状地冲着周恩来鼓掌.周总理也站立起来鼓掌,但却对着一个方向意有所指地用力鼓掌.人们渐渐会意,并不由自主地把掌声对准了同一方位.多么热烈的掌声,全场所有人都对着孙瑜和赵丹拍红了手掌.孙瑜和赵丹却没有站立起来,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但并不是坐姿如常,而是双手抱头,埋在双膝之中.他俩哭了,恸哭不止,随着掌声的高涨,他俩放声大哭.

就在所有的人都处在无比的激动之中时,最早清醒过来的导演郑君里,庄重地走到周恩来跟前,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总理,有您对电影事业的关心,这是我们电影人之大幸!”周恩来说:“不能这么讲,我是在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嘛.”

第二天上午,周总理在“文化广场”向一万多上海干部作国际形势政治报告时,又顺便简略地提到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批判.周总理说“他自己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孙瑜、赵丹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孙瑜也夹坐在听众之中.昨天,他收到会议通知时,也不明白为何要请他参加?现在他恍然大悟,周总理真是用心良苦啊!他内心激荡起剧烈的震颤:敬爱的周总理啊,我是《武训传》的编导,一切责任理应由我担当,哪里轮得上由一国总理来分担造成“思想混乱”的责任?总理对《武训传》的创作情况并不知晓,他为国家和人民日理万机,昼夜劳顿,却为了一部小小的电影在亲自作检讨,又在上海的万人干部大会上,公开为编导和演员分担沉重的精神压力,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高尚的人格修养啊!孙瑜和赵丹深深地感激周总理在他俩精神上受到巨大创伤时所倾注的亲切关怀!

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九月五日电讯: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曾牵涉许多人,在今天召开的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对这场批判作出否定的评价.他说:“解放初期,也就是一九五一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全面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三十四年啊, 是非曲直苦难辩,自有日月道分明.孙瑜深感欣慰之际,却格外怀念敢于挺胸而出、铁肩挑重担的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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