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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跟中国推进斗争的政治生态学分析有关论文范文集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反腐倡廉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07

中国推进斗争的政治生态学分析,本文是*类论文范文集跟*和生态学和中国*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作者简介〕车辚(1969—),男,云南昆明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经济技术史.

〔摘  要〕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解析中国执政生态系统的腐败现象,可以发现,系统的开放性是腐败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环境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与中国执政生态系统的动态特性相匹配,也要具有相应的特性才能在保持系统开放和社会生态环境出现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系统仍处于不平衡态的条件下,维持系统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这种特性就是一种特殊性、差异性,它们揭示出中国正在走出一条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道路特色、制度特色、文化特色的新路径.

〔关 键 词〕;政治生态;执政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4-0030-05

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解析中国执政生态系统的腐败现象,就是要从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关系、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系统属性与动态特性的关系等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中,寻找到适合系统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推进斗争的路径.对于执政生态系统而言,政治生态就是外环境,执政党生命系统所处内部环境系统构成内环境.推进斗争的生态目标,不仅要追求自然生态的山清水秀,更要追求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良好的政治生态既是执政生态系统外环境的“山清水秀”,也是内环境的“山清水秀”.

一、腐败现象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腐败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腐烂;第二,思想陈旧、行为堕落;第三,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1](P340).总体看,中国执政生态系统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包含有上述三种含义.而且,系统内部因子与要素的腐败,子系统内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混乱无序与系统属性、系统动态特性、系统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1.系统的开放性是腐败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开放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耗散结构,主要是系统与外部世界能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熵)的交换.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从外界吸收负熵流来抵消系统内部熵的增加,只要这个负熵流足够强,在抵消了系统的熵增加之后还能使系统的总熵减小,就能使系统进入相对有序的状态并形成耗散结构.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也是系统自我净化的过程.也即是说,只要系统的耗散结构存在,就一定会有内部因子和要素的腐烂、变异、变质,旧因子的淘汰机制、新因子的产生机制及因子补偿机制都是新陈代谢、系统净化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系统的耗散结构属性是腐败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回顾历史,中国执政生态系统内部的腐败现象在局部执政和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程度、范围、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前,党的干部中就存在消极腐败、贪污腐化、行为堕落的现象,如顾顺章、向忠发,其变质起源于个人生活的奢靡腐化.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尽管各苏区被敌人重重封锁,但是中国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始终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界保持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如苏区向外输出粮食、钨砂、烟、纸张、樟脑、木材等农副土特产品,进口食盐、布匹、西药、电池、机器设备等紧缺物资.由于存在着巨大的物资消耗和商业贸易,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中掌握金融、经济、贸易的机关和干部同样存在“权力寻租”的机会和可能.例如,在1934年初苏区反贪污反浪费群众运动中,印刷厂、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这三个厂各挖出了一个贪污分子,这三个人都是会计科长,贪污的方式也大体相同,都是以少报多,多开工人的账中饱私囊[2](P124).此种现象说明并非物质条件贫乏就不会产生腐败现象,只要系统存在开放边界和新陈代谢,就一定会产生腐败变质因子,只是在物质匮乏、斗争残酷的年代,腐败的表现形式、腐化程度、影响广度相比其他时期有所不同.腐败因子的产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做“清道夫”、“转运工”的工作,任由腐败因子滋生蔓延损害党的肌体、污染党内政治生态.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局部执政生态系统能够成功发展出耗散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保持系统开放的同时不断强力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分子.

革命胜利后,中国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和一切物质、经济、文化、社会资源,执政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因而更需要不断地从外界吸收负熵流来抵消系统内部的熵增加,加快系统的新陈代谢和有序演化.因此,我们要在保持系统开放性的同时及时清除腐败变质因子.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都是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而发动的,尽管采取的是运动式、群众式、斗争式的方法,却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有力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执政生态系统对内和对外的开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各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利用改革开放的契机开始侵蚀党的肌体.社会上“一切向钱看”、鄙薄远大理想、崇洋媚外等思想滋长了,浅薄、庸俗甚至腐化、堕落的不良风气生发了,建国初期就已绝迹的种种丑恶现象重新出现了.系统的开放性是腐败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这说明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清除党内的消极腐败因子,净化执政生态和政治生态.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历史方位要求执政生态系统要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对外交流格局,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新时代党的执政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特征更加鲜明,系统内外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强度更高、交流频率更密,同时,有害的生态因子更容易进入执政系统,党的组织肌体面临更严峻的拒腐防变挑战.

2.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环境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

中国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系统的生存与演化依赖外部环境提供的物质、能量、信息,即使处在短暂的相对封闭(或闭合)状态,系统与外界也保持着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因此,外部环境尤其是社会生态环境(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对系统内部的执政生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腐败现象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的系统论解释.而中国自诞生那天起,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身上带着明显的地理、民族、文化、心理印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之所以强调从思想上建党,“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3](P85).而造成这种组织成分的原因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星,这种不平衡是中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耗散结构系统)最基础的环境特征.中国工农红军与苏联红军在组织成分上最大的区别是由环境的非平衡态决定的.因此,党内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都能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找到根源.系统要素和因子的腐败变质首先来自于思想的腐化、堕落,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都是腐败变质的前奏,在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各个时期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中国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环境迫使党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对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正是由于中国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和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所以它们客观上要求系统时刻注意纯洁自己的思想和组织,“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4](P35).

革命胜利后,中国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因此党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5](P1467),打赢一场改变社会生态环境的硬仗.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取得巨大成绩,“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些问题——如吸、乞讨、卖淫、扒窃、黑社会敲诈勒索等——很快得到控制或消除”[6](P778).而胜利后执政生态系统所处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历史方位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活动区域从农村覆盖到城市,主要任务从革命和战争转变为管理和建设,物质生活条件从贫乏转变为相对充裕.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这些变化的考验,抵挡不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很快在新的环境中——城市与乡村存在巨大的物质反差与不平衡态——走向腐化堕落.在计划经济时代,干部不可能从市场上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也不可能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中获取利差,因而更多的是一种特权腐败.拉关系、走后门等特权腐败的产生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其表现为城乡之间、政治身份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巨大反差.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消极腐败现象出现了新的特点:除了特权腐败之外,一些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部分职工利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寻租”空间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取不正当利益,索贿、受贿、回扣之风在一些行业蔓延,严重腐蚀了干部群体,激起了人民群众强烈不满.改革开放进程客观上会带来社会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党员干部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和空间大大增加,“双轨制”的并行给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带来极大困难,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平衡态短期内出现加剧现象(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等迅速扩大),这就决定了消极腐败现象存在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说明中国执政生态系统内外的不平衡因素将长期存在,而且这种不平衡态正是耗散结构系统走向有序的源泉.换言之,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如封建思想的历史沉淀、资产阶级的腐蚀、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拉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存的机会;系统内部存在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财富分配、受教育水平、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在公平正义上存在巨大鸿沟,这种不平衡态本身是系统演化的动力,腐败现象滋生在这种社会生态环境中是正常的.

从系统与环境的依存关系看,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不可能完全被铲除,因为这种土壤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密切相连,本身构成执政生态环境的一部分.类似于一片森林中长出的蘑菇,有的有毒,有的无毒;有的毒性大,有的毒性小.如果因为要剪除所有毒蘑菇生长的条件就铲除这片森林,这样无毒蘑菇也就不复存在了.即使我为了抵制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重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免封建思想、封建特权在社会的历史沉淀及其影响.同样的,缝合体制和机制漏洞,缩小财富鸿沟、知识鸿沟、数字鸿沟、保障鸿沟可以减少某些腐败的发生,但一方面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不可能完全消除,要以不平衡为平衡;另一方面鸿沟的缩小、制度的完善都是相对的,旧的不平衡消失了,新的不平衡也会产生.为此,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改良土壤的成分、结构,调整有机质、无机质等微量元素的含量和配比,摸清环境中“限制因子”的家底和系统的“耐性限度”,让“毒菌”的生长受到限制.例如,当土壤中含氮量下降时,草的抗旱能力下降.将这个概念移植到政治生态学中,如果一个党组织的组织生活、政治生活不正常,党性教育、党内监督、党内缺失,则这个党组织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一定会有所下降.又如,生物的繁殖期通常是一个临界期,环境因子最可能起限制作用,繁殖期的个体、种子、胚胎、幼体的耐受限度一般要狭窄得多.对于党内的腐败变质因子而言,腐败的种类、形式、层级不同,其限制因子和耐性限度也不同,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但无论哪一种腐败,在其繁殖期或刚刚冒头时其耐性限度是很狭窄的,也是容易清除的;一旦发展到成年期或枝繁叶茂或四处蔓延,其耐性限度会变很大.因此,早发现、早遏制腐败现象,不等其变大才去处理是符合政治生态学原则的.

二、推进斗争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及时清除系统中的腐败变质因子是维持中国执政生态系统健康有序运转的必要条件.与中国执政生态系统动态特性相匹配,也要具有相应的特性才能在保持系统开放和社会生态环境出现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系统仍处于不平衡态的条件下,维持系统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这种特性就是一种特殊性、差异性,它们揭示出中国正在走出一条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道路特色、制度特色、文化特色的新路径.

1.增强斗争的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

回顾历史,中国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组织严密、制度严谨、结构完善的复杂系统,内部由大量小单元相互作用形成,对初始条件或扰动十分敏感(蝴蝶效应),具有多种演化途径,往往须用非线性微分方程才能进行定量描述.“集中制”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将中国执政生态系统的组织性、制度性、结构性串联为一个有机整体.党风廉政建设要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就要着重从整体与要素、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既综合又精确地考察对象,并定量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最优化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从大局、全局的观点把握斗争.新时期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各项改革举措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增强斗争的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方面:一是切实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二是健全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三是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政治建设、斗争中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等新措施已经写入报告,勾画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例如,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国之利器、党之利器.党内监督是维持党内生态环境“山清水秀”的负反馈调节机制,承担着向系统输入端输送偏差信号的重任.巡视既要有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常规性的巡视,又要有差异性、专项性、非常规性的巡视.对于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可以采用差异巡视、专项巡视、非常规巡视,必要时杀个“回马”,开展“回头看”.

2.增强斗争的思想性、文化性、内涵性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执政生态系统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运转有序、结构稳定、功能强大的耗散结构系统,与外界保持着高强度、大容量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系统内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随机涨落推动系统不断向着更高层次、更加多样化、更加制度化的复杂巨系统演化.保持系统的健康、活力、世代更替能力尤为重要.系统的健康不仅取决于系统本身和系统内环境的健康,而且与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这种社会生态环境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区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全球化特征.中国执政生态系统的斗争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过程,必须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和创新.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推进斗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和败工作理念、思路、方法与机制的与时俱进,就要增强斗争的思想性、文化性、内涵性.

一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被削弱了,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甚至在市场经济和个人利益的冲击下逐渐被边缘化、丑化甚至妖魔化.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因为中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建设上.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一个以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双轨制”、资源垄断、法制不健全、党的建设弱化、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联合腐蚀等状况,这使得官员的腐败和特权现象一直极其严重.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中国快速由“意识形态主导型社会”迈入“利益主导型社会”,尽管中国一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传统社会主义三要素——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在执政生态系统中所起到的串联各要素和因子的纽带地位不断降低,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事实上一直不断收缩.近40年改革开放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一个单纯由“利益主导”的社会中抓党风廉政建设和败工作,其任务是极端艰巨、长期和复杂的.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利益主导”和“意识形态主导”双驱型的社会生态系统,两条铁轨控制的火车才能运行得更快更好.,从意识形态入手、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党性教育是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二是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政思想和高风亮节.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参加过新主义革命,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绝大部分都养成艰苦朴素、廉洁从政、克己奉公的崇高思想品德.埃德加·斯诺曾描述过红军时期的彭德怀只有一条面巾、一只面盆、一床被褥和两身军装,唯一骄傲的是身上穿着一件用敌人降落伞做成的背心[8](P250).而作为红司令的朱德,衣食住行都和士兵一样,同尝士兵的辛苦,持着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从政,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为我们树立了培育良好党风、政风、家风的崇高典范.

三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廉政思想和执政智慧.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积累了丰富的廉政文化.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蕴含有丰富的廉政思想和执政智慧.中国是一个善于采撷历史智慧的政党,早在红军时期就建立了监察制度和巡视制度,设立了各级工农监察部(委员会)和巡视专员.新中国成立后,党务系统有纪律检查委员会,行政系统有人民监察委员会.今天,我们党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儒法并用”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和他律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P140).可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和执政智慧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善加利用就可以助推斗争.

3.增强斗争的协同性、有序性、稳定性

中国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大量子系统构成的耗散结构系统,各子系统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影响,又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协作,使系统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在宏观上产生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或使时空结构达到新的有序状态,这就是非平衡系统中的自组织现象.作为系统新陈代谢、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一个方面也是非平衡态环境中的自组织现象,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推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化,不论平衡相变还是非平衡相变,都是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又协调一致的结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党风廉政建设和败工作需要各级各部门的大力协同,稳定有序地深入开展.

,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标是表面的腐败现象;本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历史根源、阶级根源、社会根源、体制根源,既有结构性的因素又有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平衡性因素.耗散结构系统形成有四个条件:开放性、不平衡态、非线性相互作用、随机涨落,四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产生非平衡系统中的自组织现象和协同效应.也即是说,斗争要达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目的,前两条是客观存在,关键是后两条——非线性相互作用和随机涨落,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因素施加的系统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是非线性相互作用.非线性相互作用在这里体现的主要是由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制机制联系所保证的党性教育、党内监督、党内、党的纪律约束等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非线性相互作用也体现为有序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同样能产生非平衡系统中的自组织现象和协同效应,自然能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目的.其次是随机涨落.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为核心的党重拳出击,匡正党风、整肃吏治、严惩腐败,可以理解为一种随机涨落(随机性、偶然性中包含确定性、必然性),是对过去一段时期在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中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一种偏离、一种纠错.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远离平衡态,涨落是系统由不稳定状态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状态的杠杆,起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当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时,随机的小涨落可以通过非线性的相干作用和连锁效应被迅速放大,形成宏观整体上的“巨涨落”,从而导致系统发生突变,形成一种新的稳定有序状态.在这里,涨落(高压、强力、集中)对耗散结构系统的形成起了一个触发和激化的作用.经过强力后,当前中国执政生态系统发生了突变,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定有序状态——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这意味着中国执政生态系统在进入新时代后,斗争中的“小涨落”、“巨涨落”将持续出现,不断推动系统形成更高层级的稳定有序状态.总之,治标要为治本创造前提条件,治本才能巩固治标的成果.这揭示了治标与治本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辩证关系,只要开放性、不平衡态、非线性相互作用、随机涨落四个条件同时具备,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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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王建朗,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刘少奇.论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金光耀,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Z].1939年上海启明书局译本,昆明师范学院翻印,1979.

[9]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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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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