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看比较文学在中国，该文是比较文学有关论文范文集与符号和比较文学和四体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任伟
一、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历史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欧洲,是社会文化及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欧洲各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二战前以法国学派倡导的实证性影响研究为主；二战后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美国学派主张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发展兴盛；至20世纪8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中国崛起和繁荣,中国学派登上历史舞台,贡献了以跨异质文化为特色,强调异质性和互补性的新的研究范式.迄今为止,比较文学走过了百多年历程.
在中国,虽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大陆要晚到20世纪十年代,但作为观念和方法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其实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比较文学尽管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重大影响,但事实上并非这两个学派的直接延伸.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而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
王向远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系统回顾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这段历史.该书以宏阔的视野、详实的资料、鞭辟入里的分析,为读者真实呈现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百年概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然而,对书中关于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时期划分,笔者以为还有商榷的余地.该书将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百多年历史分为四个时期,1898年至1919年的二十年为发生期,1920年至1949年的三十年为发展期,1950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为滞缓期,1980年至2000年的二十年繁荣期.四个时期在结构上被形象地称作酒葫芦：发生期的二十年是胡芦尖,发展期的二十年是葫芦上半部分的“小肚子”,滞缓期三十年是小肚子下面的葫芦细腰,最后二十年的繁荣期是葫芦下面的“大肚子”,也是容积最大的部分.
以葫芦作比说明发展阶段,固然生动,对滞缓期的描述也较为准确,但对于其余三个时期的划分笔者不敢苟同,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前两个时期比较文学在中国都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作为一个起始阶段尚可接受,称之为发展似乎有些欠妥.而且,两个时期中间以1920年为界,似乎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为标志性事件,但其实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前后差别不甚明显,似乎可以考虑合二为一.第二,80年代以后笼统的称作繁荣期也有商榷的余地,从滞缓到繁荣,中间应该有个恢复发展的过程,书中也对恢复期有详尽的说明,分期图单以繁荣加以概括,似乎欠妥,建议改为崛起繁荣期.
本文拟从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理论的视角出发,重新考察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百多年历史,除王向远提及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这段时期,拟补充进新世纪前十年的内容.希望可以借助四体演进理论中所揭示的事物发展普遍规律来重新认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把握现在比较文学所处的位置,以期更好地迎接可能的挑战,促进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二、符号修辞四体演进
四体演进观念,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有涉及.西方可以溯源到18世纪启蒙时代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维柯在《新科学》中,将人类发展历史分为四期,“神祗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而中国宋代也有邵雍《皇极经世》以春夏秋冬四季,比中国史分期之皇、帝、王、霸.
维柯的观点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作奇谈怪论,而邵雍的看法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到了20世纪40年代,接近新批评派的肯尼思·伯克对四体重新阐释,认为主要比喻形态包括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即所谓四大修辞格(four master tropes).伯克进一步指出：隐喻提供视角(perspective),转喻与推理(reduction)相关,提喻体现为再现(representation),而反讽中体现辩证法(dialectic).伯克的看法尽管颇有见地,但适逢乱世,很长时间里和者寥寥.
直到20世纪中叶,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的《批评解剖》一书,以四种修辞格来阐释西方叙述艺术的发展历史,复活了维柯模式,才给文学界带来极大的震动.
而伯克的理论则在海登·怀特那里引起了共鸣,怀特发展了伯克的理论,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似乎有一个原型模式,它用来以比喻的方式去解释那些需要解释的经验领域,并遵循着以上所列的主转义的先后顺序”.
无论是维柯、弗莱,还是伯克、怀特,其研究事实上都注意到了四阶段论或修辞四体说对人类的表意活动的普遍解释力.但是在符号学领域系统阐释修辞四体,并明确提出符号修辞四体演进概念的是赵毅衡.
赵毅衡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其实都可以视为一种符号表意行为.如果从符号修辞的角度来解释,会很有启发.符号修辞中的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构成了一种四体演进的发展路向.
三、符号修辞四体演变视野中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
如前所述,符号修辞四体演进遵循隐喻、转喻、提喻、反讽的规律,对应事物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从修辞四体演进的规律反观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大致将比较文学迄今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隐喻时期——从前学科到准学科；转喻时期——在台港成独立学科,在大陆发展滞缓；提喻时期——在大陆成为独立学科进而成为显学；反讽时期——显学之后.
（一）隐喻时期——前学科,准学科阶段(1898-1949)
这一时期对应的主要修辞格是隐喻,突出异中之同.隐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否则我们很难了解这个世界.通过隐喻,新事物与我们的固有知识之间在大脑中实现有效链接.历史背景让人们意识到认识某种事物的必要性,而隐喻提供了了解该事物的可能性.
清末,中国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惨痛教训,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重要性.林纾对西方小说的译介,为国人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开启了一扇窗,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从这扇窗户观察他者,通过他者这面镜子还反观自身,进而借助比较逐渐深化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
无论是王国维的中西契合还是晚清时期其他人的中西比照,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本身,甚至也许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术语都不清楚.当然,也就不用说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的理论诉求.但事实上,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比较的观念和方法贯彻到自己的研究中,其学术成果即使以今天比较文学的标准来判断也依然非常有价值.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比较文学主要体现在王国维、鲁迅等少数学者的研究中,那么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比较文学无疑迎来了新契机.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当时在欧美已经是一门独立学科,而在中国,比较文学也逐渐具备了准学科的特征.1929年至1931年,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新批评派大师瑞恰兹在清华大学任教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两门课.吴宓、陈寅恪等在海外接受过系统比较文学训练的学者也相继赴清华任教,开设相关的课程.虽然没有授予比较文学学位,但这并不妨碍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从中涌现,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学生.
隐喻阶段经常有些神秘色彩,各种观点不落窠臼,各种研究范式竞相登场,往往能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这在中国比较文学中也得到了印证.
梳理这一时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成果相当丰富,有影响研究,如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等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影响研究的成果；也有平行研究,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920年）、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与北欧神话研究、朱光潜的《诗论》（1943年）、梁宗岱的《李白与歌德》(1935),以及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年）,都是其中的杰作；甚至还有跨学科研究,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 (1941年)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成为这一时期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在中国更多的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而后才是作为一门准学科而存在,所以就比较文学学科的学科自觉性与学科理论的系统性而言,都有待提高.而且,虽然开局良好,但战乱突至,教学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国难当头,仁人志士更多关注民族救亡图存.因此,一直到新中国建立,比较文学主要还是体现为一种贯穿在学者研究中的视野和方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大陆处于与主流世界隔绝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之下,倡导世界意识和开放精神的比较文学,就显得不合时宜,由此,进入了以沉寂、滞缓为特征的转喻时期.
（二）转喻时期——比较文学在台港成为独立学科,在大陆相对滞缓
这一时期对应的主要修辞格是转喻.转喻所反映的是邻接性关系,突出表现为同中之异.大陆与台港地理位置相邻,比较文学发展状况却截然不同,比较文学在台港成为独立学科并获得较大的发展,而在大陆却进入沉寂滞缓期.综合这一时期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比较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明显的转喻特征.
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沉寂期是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学术研究很难得到重视,特别是像比较文学这样的纯学术学科.之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甚至人身自由.很多有经验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因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涉外性质而疏离了比较文学.
从外部看,这一时期国际比较文学的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风头正劲的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美国学派.而由于美国的反共政策和朝鲜战争等因素,新中国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基本政策.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敌对状态,让中国大陆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正常交流和交往失去了可能.而一度与新中国交好的苏联,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研究也命运多舛.原本颇具特色的“历史比较学派”遭到否定,代表人物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被批判为“在文学领域里向西方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后来虽然有过转机,但终究好景不长.考虑到苏联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苏联对待比较文学的这种态度无疑对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有着负面影响.而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的东西一律被视为“修正主义”加以否定排斥,即使其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积极因素,也被隔绝在外了.“反帝反修”旗帜下,几乎所有有价值的外来文化信息渠道都被阻塞,了解世界比较文学的最新进展在当时看来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在大陆高校没有任何位置,研究院所中也没有比较文学研究职位.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学科建设方面不进反退.除开少数学者（如范存忠）在有关论文中表现出了明确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即使发表比较文学的文章,也主要依托其他相关学科,如中国文学史、鲁迅研究、翻译研究等等.多数学者不承认或不认为自己在搞比较文学.相比同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文学的繁荣,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境遇与之形成巨大反差.
如此不利的环境中,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个别学者个人对个别领域研究的推进,具体表现在季羡林、范存忠、钱钟书、杨绛等学者的研究中.季羡林这一时期的论文属于中印文学关系的实证的传播研究,在具体研究中,他基本沿袭了胡适、陈寅恪的思路,同时也受到德国的印度研究的影响,初步表现出了自己的研究风格.范存忠于1957年发表《（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将实证的、传播的研究,与基于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的影响研究密切结合,是该时期为数不多的高水平比较文学研究论文.60年代钱钟书主要有《读（拉奥孔）》《论通感》两篇论文.杨绛先生1964年发表的《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表现出了这一时期中西戏剧理论比较中少见的高水平.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在这三十年中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发展滞缓.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在台港地区的发展倒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比较文学在大陆的复兴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受西方大学影响,台湾地区高校在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开始重视比较文学.1967年,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正式决定开设比较文学课程.1970年至1971年,叶维廉应邀担任台湾大学比较文学客座副教授,美籍学者约翰·迪尼（中文名李达三）则在台湾师范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1970年,台湾大学正式开设比较文学博士班,翌年招生,标志着台湾地区已经能够培养比较文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意味着比较文学在台湾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已确立自己的地位.1973年台湾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以台湾大学已有刊物《中外文学》为会刊,设比较文学专栏.台湾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是台湾比较文学全面发展振兴的又一个标志.
相比台湾地区而言,香港比较文学起步稍早.香港大学1964年设立了比较文学课程,但教学内容限于欧美文学及其比较.自1974年起,开始重视中西文学比较.香港中文大学于1974年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并于1978年建立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出版《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同年,香港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设立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班.这些都标志着香港的比较文学进入发展和振兴的历史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台湾、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崛起,与此前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式并没有直接关系.研究者们绝大多数属中青年,大都没有在祖国内地生活的经验,对此前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也不甚了解.所以,台港比较文学不是对此前中国比较文学的继承和延续,而是属于“异军突起”.而且,因为主要受“美国学派”影响,台港学者在平行研究方面成绩突出.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一时期台港学者很少涉及.台港学者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偏好用西方文艺理论来解释阐发中国文学作品,并在这种阐释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学派”的主张.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在大陆和台港发展不平衡且彼此缺乏交流.无论是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台湾与香港都较为活跃并且成绩不菲.而大陆地区则虽然也有少量优秀成果问世,但总体上出现滞缓,学科建设方面实际出现倒退.这种空间上的邻近关系和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正是转喻时期的典型特征.
（三）提喻时期——比较文学在大陆恢复,确立独立学科地位,获得发展,走向繁荣
这一时期对应的主要修辞格是提喻,提喻强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经历了转喻时期的相对滞缓,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迎来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新契机,迅速获得恢复和发展.随着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的崛起和繁荣,原来在部分地区（台港）发展不错的比较文学在更大的范围（中国大陆）摆脱了原有束缚,迎来了整体发展.这样,我们可以称之为提喻时期.
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恢复并获得全面发展.首先,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突破,获得长足进步.中国大陆高校陆续恢复比较文学课程,建立独立的比较文学教研机构.1993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了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博士点零的突破.9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等六单位获准建立首批比较文学博士点,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繁盛期,比较文学成为显学.
其次,学术组织建设卓有成效.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有秘书处的机关刊物《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有会刊《中国比较文学》.两种刊物发行至今从未间断,在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及各地方学会组织的建立完善,有效整合了学术队伍,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体制的确立,为中国比较文学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据王向远统计,这一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发表数量过万,各种比较文学论著出版也达到三百五十余种.特别是以丛书形式推出的比较文学著作,更是彰显了研究的规模化趋势.其中1983年台湾出版的《比较文学丛书》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之先河.而大陆地区乐黛云主编的三套比较文学丛书,也以高质量的选题和规模效应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上,二十年间的研究涉及比较文学的各个层面.通过二十年的努力,中外文学关系史得到了基本的清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特色及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得到基本确认,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平行贯通的研究,跨学科或日超文学的研究——在实践中更为成熟,形成了一整套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日益扩大,成为二十年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学科之一,在20世纪后期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重点关注的话题有：阐发研究与“中国学派”问题,比较文学的文化立场与话语属性问题,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问题等.这类讨论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良好的学术氛围.在这种氛围中,通过讨论反思总结,一些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比较文学研究中对同的过分强调有可能使研究停留在浅度比附,导致民族文化的异质性独特性被遮蔽,或者本国文学成为外国理论的注脚,而忽视甚至无视本国传统文论话语的价值.通过比较,对自我与他者关系进行反思,对比较文学学科及其意义进行再认识,这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走向成熟.
总结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乐黛云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一门沟通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学问.”
(四)反讽时期——显学时代的中国比较文学
这一时期对应的主要修辞格是反讽,强调的是合之分,其主要特征是：辩证性,多元性,强调看问题的辩证视角.主要是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大致以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7月）的发表为界.显学时代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上欲图引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又发现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国内不再为独立学科地位担忧,但是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因为一些分支学科表现出独立倾向.
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已经不再满足于国内的发展,表现出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强烈愿望.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就曾发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载《中外文化与文论》2008年5月）,明确提出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三阶段观点,系统阐述了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建构,并指出中国学派在第三阶段堪当大任.
而范方俊则认为,“中国大陆的比较学者们……憧憬着中国比较文学引领比较文学世界发展新潮流的美好未来.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在比较文学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比较文学的地位是边缘的,声音也是微弱的……国内学者……恰恰忘了去反思中国比较文学究竟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有过什么实质性的理论建树和研究实绩.”
范方俊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也指明了中国比较文学努力的方向：中国学派必须通过有实质性的理论建树赢得国际的认可.而曹顺庆、王宁等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而且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绩.曹顺庆的英文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世界知名出版机构Springer在德国海德堡、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三地同时出版,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而王宁和张隆溪2013年9月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而两位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中国比较文学前会长杨周翰先生,从事的专业都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需要走出国门,但是走出去的过程中客观辩证地认识自己至关重要,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尺度很难把握.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声音、多元的视角弥足珍贵.这也正是反讽时代所蕴含的多元辩证思想的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翻译学的关系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翻译研究特别是译介学的学科归属成为争议焦点.陈思和指出,“在中国的学术谱系里,翻译学从比较文学发展而来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从译介学发展而来的翻译研究.”这句话我们大致可以读出两层意思,第一,比较文学中可能发展出新的学科,比如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可能意味着比较文学原有的研究范围会因此缩小；第二,比较文学学者宏阔的视野敏锐的观察力往往可以让他们在介入新的领域后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一点也在穆雷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穆雷指出,“（比较文学）译介学更是关注译本本身的文学文化魅力及其对译语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这就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是翻译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使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更加富有说服力.”
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批建立全国第一个翻译学博士点,翻译学终于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翻译文学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系列教材始终将译介学作为其重要一章,认为“翻译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居功至伟,译介学更是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向远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还在第二章第五节专门讨论翻译文学的理论探索,有十余页论述五四之后的直译意译之辩（66-82页）,第十章更是专章讨论后二十年的翻译文学研究(410-430页).
再看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教授的人才培养情况,中国知网硕博士学位论文数据显示,2008年尚有复旦大学张建青博士毕业专业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2009年有上海外国语大学曹雪峰硕士毕业专业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其后,2010年至2014年五年中,指导毕业的共有十六名研究生（含七位博士生）其毕业的学科均为翻译学.换言之,2007年开始谢天振教授就不再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如何看待类似事件,对比较文学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以开放的心态看,比较文学视野的引入促进了翻译学的发展.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不仅是翻译学的胜利,也再次证明了比较文学视野的重要性、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有效性,也是比较文学的胜利.从狭隘的观点看,作为比较文学重要分支的译介学成为翻译学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重要因素,谢天振教授在比较文学领域深耕多年,最终却凭借其在比较文学中的实绩而与其他倡导者一起,为翻译学争来了独立的学科地位,着实算得上一次叛逆.这也让译介学的关键词“创造性叛逆”变得颇具反讽意味.
比较文学学科原本就在跨越中产生发展,跨国、跨学科、跨文化.各种跨越中,比较文学形成了开放的态度、宏阔的视野.这也正是曹顺庆始终强调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具有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的原因,或许也是类似问题中应该坚守的立场.
四、结语
回顾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四个时期,隐喻时期,对比较文学的认识才刚刚开始,比较文学尚处在前学科／准学科阶段,虽然学科有所欠缺,但各类研究范式都有涉及,无论是实证性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较文学更多的表现为研究中贯彻的观念；转喻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滞缓,仅有个别学者在个别方向有所突破,学科建设出现倒退,反倒台港地区异军突起,不仅确立独立学科地位,而且在平行研究中实绩突出；提喻时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比较文学研究得以恢复,比较文学独立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不仅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而且还开始探索中国学派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路径,比较文学在中国成为显学.反讽时期,一些学者系统阐述中国学派理论,力主引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而另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同时,学科拓展也带来学科重新定位的问题,像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关系就值得思考.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为影响学科在中国今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显学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多元视角、辩证观念成为关键,既要在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中触发新质,也要从其他学科吸收养分.保持开放的态度,包容不同的声音,只有不断反思总结,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任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
主持人季进：本期刊发了两篇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的文章.第一篇作者是阮氏明商博士,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博士,现在任教于越南河内国家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学系,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热情的研究者和翻译者.她所翻译的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获得越南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河内作协奖”.这篇《论莫言小说对越南读者的感召》从接受的角度分析了莫言的小说在越南得到认可的原因.全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传播媒体的兴盛,文化背景的近似,阅读体验的新鲜以及自我革新的需求.通过其中引述的越南作家、批评家的议论,我们能够勾勒出莫言小说在越南具体的接受情况,这方面恰恰是我们以往所忽略的.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既然涉及跨文化的影响研究,就应该有来自不同文化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如果仅仅从影响放送者的语境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中国学者的一面之词.当我们一再提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似乎是将“世界”想象成了一块文化势力均衡的平面图,“走向世界”最终成为了走向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的“经典”序列,将西方社会的理解和期待当作世界的召唤,并以之作为批评和研究的标尺.而阮氏明商博士的论文从越南本土视角出发,关注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环境对越南读者接受莫言小说的影响,颇具启示意义.在有关中越文化亲缘性的讨论中,她特别提到越南学者与西方学者在研究兴趣上的差异,西方学者对莫言作品的分析“侧重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研究”,而越南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情感层面,将莫言视作“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相比于西方读者,越南读者对于莫言小说中的文学传统和历史指涉可能更具共鸣.
同样的,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具体的传播和接受环节.如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作者指出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所使用的现代主义手法正好填补了越南小说的空白,因而这种“陌生性”也成为莫言被越南读者喜爱和追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莫言小说中的西方文学技法吸引了越南读者,这是因为越南的文学发展水平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不可能存在于其在西方的传播之中.在有关文化政策的讨论中,作者又提到莫言带有揭露性的作品能够在中国出版并被翻译到越南,激发了越南作家对于中国比较宽松的文学体制的向往的追求,这与西方的普遍观念又是背道而驰的,是基于中越两国相似的历史进程才能产生的认识.如果我们仅仅以西方作为标准,就会贬低甚至忽略这些面向,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影响和传播的效果都是莫言的小说对于“世界”不容抹杀的重要价值.当然,文章还有有待深入讨论的空间,对于莫言艺术特色的分析也略显简单,但是,我们相信,只有更多这样来自不同文化的声音加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研究中来,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与贡献.
另一篇的作者是李素,她是目前捷克以至欧洲比较活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年轻翻译家.她毕业于捷克帕拉茨基大学中文系,先后两次留学中国学习汉语和现当代文学,后来任教于布拉格的查理大学．2014年以后,干脆辞去工作,专事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她先后翻译了苏童、阎连科、张爱玲、余华、姜戎等人的作品,在布拉格的维索纳（Verzone）出版社创立了华文现当代文学作家译著系列并担任丛书主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捷克的主要译者.众所周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捷克相较于西方国家拥有更多接触中国文学的机会,读者和研究者的巨大热情,促成了以普实克(JaroslPrusek)教授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的形成.然而,由于政治变故,从天鹅绒革命到苏东剧变,从中苏交恶到文化大革命．两个国家在文学文化上的互动趋于停滞,“布拉格学派”的悠久传统也很快被淹没在逐渐崛起的欧美汉学的众声喧哗之中.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性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以一种似曾相识却又相当陌生的方式重返捷克的文学翻译市场,我们难免好奇,其被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是怎样的？李素作为这一翻译实践的亲历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来自接受者文化的观察视角.
归纳总结:此文是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符号和比较文学和四体相关比较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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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演进和比较 关键词大数据；高职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演进摘要文章阐述了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演进过程,分析了当前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三种模式的利弊,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提出了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