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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方面有关论文范文 和环球笔记8则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环球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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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中国生命线

郑永年的《通往大国之路》一书谈到南海之于中国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南海不仅仅是主权的问题,更是中国的生命线.一旦失去南海,中国的海洋地缘优势可能不再存在,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内陆国家.

中国的东边已经有牢固的美、日、韩同盟一,这个联盟以美国为统领,且已经高度制度化.日本党上台执政后,当时的首相鸠山曾试图和美国建立较为平等的关系,不过以失败告终.“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联盟有强化的趋向.这意味着,中国很难通过东边成为海洋国家.日、韩等国可以利用联盟来增进自身的利益从而损害中国的利益,联盟也可以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

在中国的西南面有印度洋.印度洋是印度必争的势力范围.中国和印度洋没有直接的通道,中国现在试图通过缅甸来打通这个海洋通道.但这里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其一,中国和缅甸的关系.缅甸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在理性地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游走在中国、印度甚至美国之间.

其二,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印度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且充满着民族主义情绪.其国内强硬派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印度不会容许中国把印度洋当作其成为海洋国家的通道,

其三,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一旦美国视中国为对手,那么印度很容易倒向美国.

因此,对中国来说,成为海洋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南海.这就是为什么说南海是未来中国的生命线.无论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还是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的大国,南海航道的安全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对长期观察南海局势的人来说,出现今天的局势毫不意外,是理性预期之中的.

现在各国都在寻找有利于自身的历史根据,但客观地说,要从历史根据来解决问题可能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南海问题的主要特点是其只能控制和管理,但不能解决.

较之中国,有关国家可以说是小国.小国就其本能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单独面对一个大国,不管这个大国多么善意.因此,这些国家转向了多边主义.对它们来说,需要多边来制约中国的行为.这就是很多年来,这些小国一直想努力把南海问题放置于东盟多边构架内的原因,近年来,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些国家终于如愿以偿了.中国并不想把这个问题“多边化”,认为“多边化”反而会使得问题复杂化.

除了“多边化”,有关国家也在努力使南海问题“国际化”.一些国家已经把有争议的区域提交给了国际法庭.

在双边解决不了,而中国又不接受“多边”和“国际化”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发展到目前的“大国政治化”,即美国的介入.一旦“大国政治化”出现,就给南海局势注入了无穷的变量.很多东南亚国家和中美两国都有很深厚的关系,中美和平共处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但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就会面临靠向哪一边的问题,正如在冷战时期所发生的那样

在南海问题上,“大国政治化”并不是东南亚国家的最大利益.

郑永年说,早在很多年前,一些东南亚国家就开始努力游说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只是美国没有下决心罢了.“南海之争”仅仅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很显然,中国需要突破双边甚至多边主义,而需要在整个国际权力局面中来处理问题.这里,中国的国际责任是关键.“大国责任”这篇文章做好了,中美关系就会稳固,越来越多国家就会接受中国,南海问题也就自然不会浮上台面.

多年来,主导中美关系变化的一直是美国,中国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中国需要形成一个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宏观战略,而宏观战略的形成要求对中美关系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如果不能从国际权力大格局中来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而仅仅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理解,就会不得要领,

(廖述务)突破中国经济困境的六条良方

新近一期的《中国企业家》刊载了张五常的文章,就如何摆脱当下经济的困境提出了相关看法.

张五常说,面对当前的困难.朱镕基时期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当时的经济困难甚于今日.朱镕基对金融系统进行整顿以后,权贵阶层的黑市交易被中断,通胀很快从25%降到零,接着是4%左右的通缩.当时因为通缩的出现,上海楼价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镕基大事肃贪,约束吃喝和打高尔夫球.

当年的经济最终渡过难关,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里有几个原因:其一是朱镕基这个人.要管的他管得紧,其他可放则放.劳工合约的自由就难得一见.其二是当年的利益团体远没有今天那么多.其三是当时可以开放的空间远比今天为大.其四是2001年中国打进了世贸.其五是2000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许地方政府把国企连土地卖出,改制为民营.最重要的是第六点:1994年起,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

张五常认为,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没有1990年严重.有如下六条良方可用以应对当下的经济困难.

其一,新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取缔或替代.该合同法大幅度提升了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使工厂纷纷拆细,也使外资见而生畏.虽然不少地方干部招商时说不执行该法,但打起官司来法庭要判案.恐吓或勒索的行为无数,受益的是一些小律师及专于搞事的人.应采用合约退出的方法来逐步替代政府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说,劳资双方可以选用私订的合约,你情我愿,条件如何政府不要管.凡有私订合约的,政府的合同法无效;没有私订合约的,该法依然有效.

其二,县际竞争的奖金要补充.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的优越性曾经冠于人类历史.但当前作为奖金最重要源头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对此,可以考虑索性把近于一个商业机构的县改为源于英国的公司制.今天在美国,无数城市都用有限公司的规格与法律处理.让县受到一家有限公司的规格与保护,说不定他们可以各自想出自己的奖金制.

其三,应容许私营(内地称民营)的医生在医院之外挂牌行医,也容许私营(民营)的化验或检查室商业化,这些举措会大幅度减少医院的挤迫.动不动要露宿街头或请黄牛轮取挂号的现象绝不可取,毕竟大多数的求医者只是感冒等小病,医药方面,半真半假的药物,会因为有私营的竞争而减少.不要引进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主要成本是律师费.而且,西方的医疗保险,好些是见死不救的.

其四,人民币要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手段要放弃.央行的职责主要是守锚,利率与汇率皆自由浮动,货币是用作协助贸易与投资的,几年前,人民币势强,如果当时北京能下一个保值的锚,把人民币大手推出国际,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困境.今天不要赶着推出国际.先下好一个保值的锚,等到人民币恢复强势,才大手推出去.

其五,撤销所有关税.弗里德曼说的货币政策失误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主要起因,后来该萧条历久不去主要是因为全球都采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管有没有大萧条,中国都应撤销所有进出口关税,这样中国会胜出,就是斗不过人家也有大利可图.这可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也可以促进产品升级,

其六,要撤销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又是从西方抄过来的.香港的财政司曾考虑要不要推出反垄断法.其实香港最大的垄断者是政府当局,他们要反的是自己,但反非政府的垄断在地球上几乎找不到几个有经济效率的实例.今天我们要反国企或政府自己的垄断权利吗?那么,需要反民营或外资的垄断吗?不需要.因为这些垄断一般是从竞争中胜出的.把微软赶到越南去没有什么意思.商业的行为千变万化,是否源于垄断是深学问.而且,打起反垄断官司,在美国动不动需要十多年,费用奇高.目前中国的反垄断法把外资吓跑是明显的.我们引进外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他们的钱,而是要引进他们的科技知识.

(陈原)

中国当然有传统哲学

新近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楼宇烈的文章,认为中西哲学类型不同,中国也有传统哲学.

楼宇烈说,近代以来,在接触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后,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即使有也只是准哲学,或者说只有具体的哲学如政治哲学、*哲学、历史哲学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站在什么角度.

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普遍、统一的真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普适化、可操作的标准,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如果以康德的纯粹理性为标准,中国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那么,中国也就没有哲学,但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

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要有也就是先秦名家有一点、这就让人奇怪了,逻辑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逻辑怎么说话?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说话的一套规则.汉语是语境逻辑,是在一定语境次序中决定这个词的词性和含义,而不是脱离了语境去抽象地分析某个词,也不是脱离了语境、形式化地由大小前提得出结论.

很多人分析《道德经》中的“道”到底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这已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了,要去思索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本原.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某些具体的用语,从整体上来理解老子的意思,“道”在哪里?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有个“道”,“道”就在万物之中,离开了万物没有“道”.

再如,有一段时期,人们常纠结于心与物哪个是第一性的,谁决定谁?这其实就是西方思维方式,先认为二者是分离的,再去追求统一的本原,中国哲学重点探讨的不是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心与物在一起会有什么反应的问题.

楼宇烈说,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体性.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

(朱理)

应降低社保费率

新近一期的《人民论坛》刊载了于建嵘的文章,就当前的高社保费率问题发表了看法. 于建嵘说,各省市社保“五险”的缴费基数和费率各有差异,但企业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承担的总体都达到工资的40%以上,如加上公积金的24%,就达到60%以上了.如北京市2014年的“五险一金”费率,企业缴存部分达到44.1%,个人为22.2%,合计费率高达66.3%.

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世界上173个国家社会保险费率的统计对比,目前中国的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五项社会保险费率之和为40%左右,在173个国家中位居第13位,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而且主要是发达的福利国家.如此高的社保费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非福利型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对于企业还是职工个人都不堪重负.

目前过高的社保费率,已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已经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以及产业转型.企业为了减轻负担,不得不想方设法规避缴费,或者降低职工工资水平.企业没有了活路,又进一步影响到职工的就业机会和福利水平,结果是企业和职工双输.

国家推行高社保费率制,对职工来说也是不少的一笔支出,直接减少了职工的当前收入.,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也受到影响,而应对日常生活的开支又没有减少.特别是房价上涨、子女的教育费用支出增长等各项费用的承担压力,使许多中青年职工生活困难,对他们而言,如何渡过目前的难关,比几十年后享受社保更为重要.

于建嵘认为,从表面上看,国家推行高社保费率制,对短期缓解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有一定的帮助.但从长远看,容易造成企业不景气,失业率上升,职工收入减少,社会不满增加,因此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也给各级政府的治理活动带来困惑,增加了维稳成本,又进一步加重财政困难.

在目前经济下行的走势下,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是降低其成本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一个举措.1980年代的新加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政府就把公积金缴费率从50%下降到35%,其中用人单位的缴费率从25qo下降到10%,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之后随着经济的逐步稳定,又逐步调高公积金缴费率.

因此,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是一个利好,也符合低收入者的当前利益和各级政府的长远目标.

(钟武)

脱贫需用好农户家庭储蓄

新近一期的《农村工作通讯》刊载了贺雪峰的文章,就农户家庭储蓄在脱贫中的意义发表了看法.

贺雪峰说,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从现象上看,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和江苏农村是比较富庶的,表现就是农民建有比较好的住房,消费水平很高,生活质量也很不错,村庄中很少有光棍,且村庄低保户很少.中西部地区,农民往往住得较差,即使建了楼房,楼房内部装修也往往十分简陋.山区农村多光棍,且低保户比例很高.那么,在全国已经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农民都可以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务工机会,为何有的地方会比较富,而有的地方会比较穷?为什么有的农户比较富而有的农户会比较穷呢?

如果仅仅考虑务工收入,仅仅从劳动力方面考虑,以下一些方面会对农民收入差异造成影响:第一,家庭劳动力的数量;第二,家庭劳动力的质量;第三,家庭劳动力的分工组合;第四,家庭劳动力的倾向,包括生活态度、储蓄倾向、消费习惯等等.

决定农户是否贫困的标准很难简单划定.不过,最重要的指标则在发展能力上面,贫困更多不是收入与消费水平,而是是否具备发展能力,尤其是代际之间传承的发展能力.

从住房上看,北方农村的农民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于建房,建一栋高大的楼房,几乎是农民的终极目标,生活却+分节俭以至到了苛刻的地步.西南地区的农民就会对北方农民的节俭不可思议,认为人生一世,不吃不喝有啥意思?再困难也得吃好一点.所以贵州农民到浙江打工,一到发工资的日子必要大吃大喝.在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农村,农民生活上比较节俭,精打细算,但绝对没有到像关中农村生活苛刻的地步,而是吃得不错,穿得不错,住得也不错.

西南部分地区农民即时收入即时消费,收入多则消费大,收入少则消费少,农民有一套很重要的自身调节机制,没有出现父代为子代积蓄,子代可以通过剥削父代来获得发展能力的机制.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在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上,因为子代无法获得父代经济上的支持,而很难在婚姻市场上成功,所以光棍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农民家庭遭遇天灾人祸,缺乏抵抗的能力,低保户就会增多.因为即时消费,子女可能受到的教育就相对较差,从而就更加缺少发展的能力,等等.

贺雪峰说,决定农户家庭积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与消费的剩余,收入越多,消费越少,储蓄就越多.目前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全国农户都可以获得不差的收入,其他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了,全国农村农户储蓄的差异在于消费.上海农民几乎不在人情上消费,秭归农民则有接近1/3的收入用于人情,最终吃喝掉了,

而最为重要的决定是否贫困的因素在于,这些积蓄能否转化为发展的能力,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与其吃掉不如建房子,与其在村庄中建房子不如到城市买房子,与其买房子不如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样说来,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与关键不是收入与就业问题,更非农业问题,而是观念和文化问题,最终是教育问题.

(汪佑)

“美国的伟大复兴”?

2016年6月1日,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发表了题为《日益不稳定的美国》一文,对美国的现状及世界格局进行了评论.

我们习惯于将地球上的南方国家视为不稳定的国家:它们是“失败的国家”,“内战”蔓延;那里的人民充满了生活的不安定感,很多人都想逃到工作机会更多、生活水平更高的“更为安全”的地方,这其中,美国尤其被移民视为最为理想的国度: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在世界体系中拥有领导地位,其居民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更好.

但是情况从1970年开始发生变化,从那时起,美国的主导地位开始衰落,如今,美国正进入新一轮的选举期,有一大批选民被动员起来反对“当权者”——党候选人特朗普所利用的,正是这些民众的不满;共和党这边,参议员桑德斯正驾驭某种拥有左翼色彩的不满,并迫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党)采取某种更为左翼的姿态,在选举政治之外,美国还有其他的变化:2016年5月23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暴力”的长文,该文讨论的并不是广受报道、令人震惊的大规模击事件,而是从未得到报纸关注、称为“事故”的那些击案.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故”正在稳步增长,且发生地点有可能从黑人贫民窟扩展到非黑人聚居区.当然,我们不应忘记另外一种更为猛烈的暴力:一群自称“争取宪法自由公民团体”的激进反政府民兵,反对政府关闭其用于畜牧的一些土地,他们声称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其行为违反了宪法.为此他们不惜与美国政府兵戎相见,与此同时,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也正处于衰落当中:关于这一点,不仅美国的对手——俄国、中国、伊朗——是这样认为的,美国的亲密盟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英国和加拿大恐怕也是这样认为.因此,居住在美国可能“更不安全”.

美国的转变日益明显,人们的态度也充满焦虑,但沃勒斯坦认为,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不是“美国的伟大复兴”,而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改变世界的过程,也就是改变美国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已经消失的美国的“黄金时代”,因为那只是美国的黄金时代,它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未必就是福音.

(朱杰)

数码时代的“自我”

2016年6月23日的《纽约书评》杂志上,刊载了爱德华多·曼德尔森的文章:《身陷数码时代》.在文章中,曼德尔森对最近出版的一系列讨论数码时代和新媒体的著作进行了评论,这些著作包括——朱迪·瓦杰克曼《没时间:数码资本主义时代生活的加速》、伯纳德·E·哈阔特《暴露:数码时代的与不从》、维吉尼亚·赫弗南《魔法与损失:互联网作为艺术》、温蒂-春《更新以不变:新媒体惯习》、理查德·柯因《情绪与移动:数码社会网络中情感空间的导向》、飞利浦·N·霍华德《物的互联网化如何解放或困住我们》.

当智能手机使得短信提醒和通知需要即刻回应时,每个人的时间感都在发生变化,瓦杰克曼的著作所指认的,正是这样一种变化.在作者看来,“时间的失序”会对不同的群体施加不同的压力,而“数码式打断”的文化会对被打断者(雇员、儿童)和入侵者(经理、父母)造成不同的压力.电脑和智能手机还为我们带来了数码时代的另外一些素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玩家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即刻应对突如其来的侵入,不然角色就会死掉.这也有它的好处:据说,在开车的时候,电脑游戏玩家较之他人能更快地应对危险状况.另一方面,数码革命在社会层面最具警示性的后果,就是监控状态的持续不断,而这正是哈阔特著作所要处理的问题:在《暴露》一书中,作者调查了间谍机构和私人企业对个人隐私所造成的伤害,但这里的前提是人们在网上即刻更新自己的信息.作者因此写道,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监控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自我暴露的时代,由此,在如今的自由主义社会中,市民拥有两种自我,一种是永恒的数码自我——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在数码云中蚀刻着这一自我,而另一种自我是类似褪色相片的凡胎肉体,在这样的世界中,一种新类型的名人诞生了:他或她的最大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自我暴露.赫弗南理解互联网的思路有所不同,她的角度是“美学”,在她看来,互联网乃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杰作,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具有浓重物理性质的物质世界的经验,被转化成了无摩擦、无重量的神奇抽象物.在赫弗南看来,互联网将人们从一个神圣的阶级价值体系——在那里,《大西洋》和《纽约客》杂志是监控文艺边界的卫兵,带到了注重快感和当下的无阶级世界——在那里,智能手机上传的视频是通行的非文字语言.温蒂·春的著作关注的也是数码时代人们日常的“更新”行为,在她看来,更新就是活着——你必须更新,以表明你还依然活着.柯因的感受也大致相同,在他看来,机器改变了生命最为深层的体验.因为我们周遭的空间布满了情绪借以产生的装置和机器,它们提供可以改变情绪的娱乐,由此激发人们的行动、甚至革命.霍华德对于互联网的考察更为关注宏观政治,他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将导致全球政治稳定,在这一新的世界秩序之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通过大数据证实真理并借助社交媒体传播真理的人,而输家则是其谎言遭到大数据的那些人.

正如曼德尔森所评论的,人类在感觉和意识方面的变革并不必然与技术的变革严丝合缝,而且今天数码时代的许多方面在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成型,但数码革命突然加快了变革的速度.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与“人何以是人”的变革相遇——也因此,关于新媒体的著作对于个人情感、经验、情绪的关注,对于那个越发转瞬即逝的自我的关注,正当其时.

(吴江洪)

“辣妹”的“女(孩)权(力)”

2016年7月8日的《经济学人》网站上,刊载了瑞秋-罗伊德的文章:《女(孩)权(力)的售卖力》.在文中,罗伊德对以“辣妹”为代表的女性流行音乐进行了评论.

今年是“辣妹”的首支单曲《Wannabe》发行二十周年,但流行音乐各方人士对于这支单曲的评价却都并不高.然而罗伊德认为,不管“辣妹”卖的是什么,它都很值钱:《Wannabe》发行之后几周便登上了英美两国流行音乐榜单的首位,并在其后七周时间里一直雄踞榜首;到目前为止,它是售卖成绩最好的单曲之一.罗伊德认为,如此卖座的商品,当然是“女(孩)权(力)”的:当“辣妹”组合的几位成员开始集结时,她们就非常确定地在打造一种全新的“女性主义”——在她们看来,老派的“女性主义”太过“高大上”,而她们打算为新一代年轻人发明出全新的版本.比如,她们以一种性感、粗鲁的方式来推动传统女性主义的议题——自主、机会平等、出言无忌、姐妹一家等等;对于这样的方式,她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这一招也确实有效:女孩们听“辣妹”的音乐,由此确信她们能做的可以和男孩一样多.“辣妹”向世人表明,敢于面对性别平等问题发言,并不意味着你无法不拘礼节.这就像是装在爽口歌和松糕鞋里面的诱人意识形态:朱迪斯·巴特勒和“女太监”对于90后女孩来说不可能有同样的效果、人们可能会批评说,“辣妹”表达这些,无非是为了卖唱片,但没人可以否认“辣妹”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力,以至于艺术家(特别是女性艺术家)可能会为了“女性主义”的大计而与之结盟,在罗伊德看来,“女(孩)权(力)”的真正继承者是碧昂斯.她在饰有“女性主义者”大字的大屏幕面前表演,这在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而且碧昂斯的音乐经常有女性自尊、自立和挑衅上层社会的意象.与“辣妹”一样,碧昂斯唱片的销量也相当可观:就此而言,探讨女性权利而又能够打动人心的流行音乐,在市场上潜力巨大.

罗伊德指出,“辣妹”所代表的“女(孩)权(力)”既大声,又骄傲,它无可避免地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图景.音乐、性别与意识形态和谐相处;“辣妹”的成功使得后来者可以对自己认为合适的女性样态鼓与呼,并且证明这样的做法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有人会认为,在我们所理解的更为现代、区分更为细致的女性主义之中,没有“女(孩)权(力)”的一席之地.罗伊德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社会在性别歧视和不平等方面的社会和法律变革都速度缓慢,所以告知女孩她们应该要求什么、为什么而斗争,当然是非常正面的事情.然而,作为激进意识形态的“女性主义”与作为“文化工业”产物的“女(孩j权(力)”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异同?它们又是否完全可以被等量齐观呢?这当然也是需要进一步仔细辨析的问题.

(欧阳仁)

概括总结,本文论述了适合不知如何写环球笔记和环球方面的环球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环球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8个数字读懂新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 姜洁近日,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并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而上一次修订条例是2015年10月 相隔不到三年时间,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次修订据了解,这是由于上次修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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