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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临近年关,正是滴水成冰的时节.杨村的一户人家,女人早早就起来了,扫完院子,看日头已高,就开始给去地里干活的男人做饭.锅里没有多少玉米糁子,稀得能照见人影,她就尽量往锅里多加些荠荠菜和白菜帮子.曰子再难熬,也要想方设法让下地的男人吃饱.饭很快就做熟了,她觉得肚子痛起来,就挣扎着走回房间.过了一会儿,一个婴儿出生了,她看了看,是个男孩.犹豫了一下,她还是挣扎着把那个男婴扔到了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不大会工夫,男人收工回来,刚进家门就觉得有些异样.他听到石榴树下那个肉块儿发出像小猫一样的叫声,他就什么都明白了,走过去拎起双腿就把那个冻成紫色的男婴提回了房间.女人见了,说：大人都没法活了,还提回来做什么？又多了一张嘴！男人说：也是—条命么,能活着是他的命大.
二十多年后,五十多岁的女人来到一座城市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儿子.晚上,母子俩挤在儿子的单身宿舍里,不知是什么话题把母亲又引到了当年她扔掉的那个儿子身上.母亲很平静地详细讲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一切,最后,母亲说：要不是你爸回来得早,那个娃早就没命了！儿子听了后笑了,纠正道：妈,不是那个娃早就没命了,是我早没命了！母亲听了,愣了半晌,看了看儿子,也笑了,有些愧疚地说：那时候,大人都吃不饱……儿子说：妈,这我知道.
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一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儿子已经听了不止一次.母亲的愧疚他能够理解,而当年母亲把自己扔掉他也能够理解.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在全国上下都在与自己的肚皮进行着殊死斗争的时候,家里再添一张嘴,无疑是把全家朝“饿死”的道路上又推近了一步.童年时候他听到这个事情,就像在听公主和青蛙的故事一样觉得和自己毫无关系；成年后再听到这个故事,他只是庆幸父亲早回来了一步,仅此而已.至于对母亲,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过什么想法,母亲就是母亲,像杨村其他母亲一样,像中国其他无数个母亲一样：伟大而艰辛.
那个儿子,那个在滴水成冰的日子被母亲扔到石榴树下又被父亲拎着双腿提回房间的紫色肉团就是我.
多年以后,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确实后怕过,也庆幸过.因为我能活下来并且长大成人,实在是偶然中的偶然.但是,想想那个年代,在杨村,在中国,还有多少个婴儿并无我这样的幸运.当年,我稍长一些,能够跟着那些大哥哥们一起去地里挖猪草、捡牛粪、拾柴禾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看见野地里被狼、野狗拖出来咬得稀烂的弃婴,他们的身旁,往往有一块破席片,或是一片蓝色的花布（至今我还奇怪很少看见过其他颜色）.当时我还傻傻地想,那些父亲在扔掉这些骨肉时不知是种何样的心情？有没有伤心流泪？因为杨村人都清楚,那些无名婴儿未必就是死婴,更多的是溺婴！
那些溺婴,大多数是女孩.
“生”在杨村实在是一件大事.你想,这个世界上从此就多了一条生命,而这个生命将来有可能做出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情,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杨村人都把“生”看作是喜事.谁家媳妇生了头胎的第一个月,要在大门口和产房门口挂一块红布,曰“忌门”,一般人就不能进家门了；然后三天、五天、十天、半月都要庆贺一番,满月这天就更热闹了,先是要“撞道”,由奶奶抱着孩子出村,在村口撞到谁就要认谁“干亲”,而且一般都事先说好要撞到那些福大命大造化大、子孙满堂、德行好的男人；然后就是喝“满月酒”,全村人都去,还把爷爷奶奶用锅灰或颜料涂得比戏里的小丑还要丑.只有那些“生不逢时”的小生命才会被剥夺生命的权利,这在杨村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因为杨村人虽然不懂得基督教义,但他们都懂得“所有的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样的道理.是的,这话绝对正确.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生命都能够生存下来,在那样一个人们连吃糠咽菜都不能保证、树皮都被人们剥光吃净、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要让所有的新生命都能够获得生存的权利,无疑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所以,几十年来,在杨村,很少有人提起过弃婴或是溺婴这些话题,只有他们的父母,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衣食无忧的时候,会说,要是那个孩子还活着……接着,夫妻俩便长久地沉默.
剥夺新生儿的生存权利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那个时代.从上个世纪七十年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现象便有增无减.之所以如此,就是那些父母总是想养一个或几个男孩,如果没生出男孩,就会一直生下去.而在大姐、二姐之后出生的女孩,要么送人.要么杨村田野里会出现一块破席片或一片蓝花布.二十多年前,杨村一户人家迎娶回一个漂亮得惊人的新娘,身材也细溜匀称,婆婆为娶了这样一个全村人艳羡的儿媳妇半个月合不上嘴.一年以后,那媳妇生了个女孩,婆婆脸上便没了表情：两年以后,又生了一个“赔钱货”,婆婆的脸便长了许多……十年之后,她生下来第九个女孩,婆婆就疯了；终于,在第十一个年头,她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她的婆婆在第一时到这个消息后安详地合上了双眼,撒手人寰.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当年鲜亮无比的新媳妇也油尽灯枯,一脸的憔悴,佝偻着腰,驼着背.十多年不间断的生育生涯,使她养成了看见人就立刻埋下头的习惯.如今要是在杨村街道上遇到她,你绝对无法把眼前这个邋里邋遢像一堆枯草的女人和当年那个被惊为天人的漂亮媳妇联系在一起.她生的九个女孩,自己养活的有两个,有两个送了别人,其他五个在这个世界上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就被送到了村东的田野里.
当年,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进驻杨村,再三再四地向杨村农民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也少不了威胁：“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等等.杨村农民听到这些,面面相觑不说什么.工作队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说“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等.杨村人当面也什么都不说,等会一散,立刻就有人说：“放屁！能一样吗？”对这个问题,杨村人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能用这种粗俗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几十年来,“生儿子传宗接代”这种思想被当作农民的落后观念在主流媒体上反复批判,直到今天在杨村的墙面上依然能隐约地看到白灰刷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类标语.其实,几千年来农耕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的生育观念.就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吧,生产队去粮站交公粮,一麻袋小麦,两百多斤,你能指望你家如花似玉的姑娘抡起来背上它爬上几十米高的粮库入口？凌晨两三点钟,伸手不见五指,水库里放水浇地,你放心让你家水灵灵的丫头去几公里外的玉米地里挽起裤腿开闸放水？汉字的“男”,就是在一个人“田”里下“力”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几十年后的今天,杨村年轻一代的农民终于不再像他们的祖辈、父辈那样认为多子多福,也不再执着地强求媳妇一定要生个儿子.除了目前各类学校高额的学费大大增加了生育成本之外,耕作方式的变化是其改变的根本原因.过去“三夏”大忙季节,一忙就是个把月,整天忙得头脸都顾不上洗,加上风吹日晒,杨村人个个都像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而如今,夏收、夏播、夏管在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你只管站在地头的树荫下告诉柳机手你的土地是哪一块,完后付钱给人家就得.因此,在如今的杨村,儿女成群的现象没有了,更多的人家只有一两个孩子.过去“国策”在杨村执行起来如行蜀道,而如今光“学费”二字就能够让那些打算生一堆孩子的杨村农民望而却步.这可能是高额学费所带来的罕见的“正效应”之一,尽管这“正效应”看上去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然而无论如何,杨村人“生”的观念的改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的出生是容易的／但活着却不易”.这是杨村西邻的一个叫“杨母村”的村子走出去的一位诗人写的诗句.这其中的道理杨村的人或许懂或许不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弃婴、溺婴的现象在杨村已近乎绝迹,如今很少听说过在田野里再发现破席片或蓝布包的情况.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痛苦的经历,杨村人终于明白：要让孩子出生,更重要的是要让他活着,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活好.所以,既然孩子多了父母负累重,那就少生；至于死了之后“香火”承继问题,其实是死了的人想管也管不上的.祖辈、父辈们孩子一大堆,老了无人赡养的现实教育了他们,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们要好好“活着”！
有一年的农历十月一,寒衣节,我回到了那个给了我生命又差点让我失去生命的杨村,给父亲、母亲上坟烧纸.吃罢午饭,我走在杨村的街道上,看到的是一个个满脸皱纹、老眼昏花的老男人和老女人坐在太阳下打盹儿,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会有几声狗叫传出.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杨村,记忆中的杨村永远是孩子化的天下,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杨村上空飘漾的是母亲唤儿归家的叫声,是孩子的嬉闹声；杨村的两条街道,充斥着箭一般蹿来蹿去的男孩和笑嘻嘻哭啼啼的女孩.大人们见了,高声地骂一声.那骂声里,充满着疼爱和慈祥,充溢着骄傲和希望.
“孩子们呢？孩子们到哪里去了？”走在杨村的街道上,我这样问自己.
老
1011年央视春节晚会,草根明星旭日阳刚把汪峰的《春天里》唱红了.或许是因为远离娱乐圈,更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再关心这类事情,以前我从未听过这首歌.所以,当“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春天里”被那个一脸沧桑的民工从心灵深处吼出,确实触到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想到了家乡杨村,想到了那些老无所依或老无所养的人们.
1985年秋天,淫雨霏霏,老天都哭了.在杨村村口的一个麦草垛旁,我看到了一个活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蜷在洞里,身上凌乱地盖着破棉絮之类的东西,头旁边还放着一个破碗,周围四散着颜色不一的秽物.大概是听见有响动,他探起头看我,眼里放出一种攫取的光,让人惊悚；随后,那种光芒又熄灭了,他又继续蜷在了那里.回到家我问母亲,母亲看了看我,说,那就是村西头按辈分你该唤作三爷的人,在麦草垛里钻了半年多,谁家有残汤剩水就端一点.我知道那个老人,因为长得黑,村人多叫他“黑三”,他有三儿一女,当年为儿为女没少吃苦受罪.我就问母亲：有三个儿子,何至于到这种地步‘？母亲又看了看我,说：没人管老人,儿子再多有什么用？我理解母亲带着情绪说这些话的用意,但不想接她的话头,就又问：那几个儿子为什么不管老人？母亲说：良心让狗吃了呗！说完,母亲想了想,叹了口气,说：唉,还不是因为穷！
在农村长大的人,类似的人事大概没少见.年幼的时候,这样的老人我见过不止一个,有杨村的,也有杨村以外的.有一年,杨村请了一个山东瓜客来做务西瓜.瓜客到底多大年纪我不清楚,但肯定是一个老人.从“谷雨前后点瓜种豆”开始,那个老人一直光着上身在几十亩瓜地里孤独地忙碌着,吃住都在地头临时搭建的瓜棚里.一个季节下来,人晒成了古铜色,整日整夜坐在瓜棚上巴着望着等西瓜开园.可西瓜刚上市,一场霖雨不期而至,老天爷一口气下了几十天.那一年,除了杨村社员以一斤一分钱的赊了些西瓜以外,原本打算销往西安、成阳等城市的大宗买卖一桩也没做：天那么凉,谁稀罕吃西瓜？那些天,老人每天喝着雨水望着雨水对着满地的西瓜号啕大哭,哭得人心里猫抓猫挠一般.因为按合同,今年他将一分钱也得不到.后来,他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村里想派妇女给他去地里做饭竟派不出.村干部就商量：千万不能让他死在杨村！就给了他三百元钱打发他赶紧上路.老人千恩万谢地拖着病体背着铺盖走进了霏霏的雨幕中.上路以后他的死活,杨村无人知晓.
按中国的传统,人生在世,看重的是老了之后的生活,在一些经典著作里,有关的内容很多,诸“子”们对此都有过论述.那些宣传因果报应的古典小说里,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某人上辈子做了好事,尽管半生蹉跎,但却有幸福的晚年；或者,某人前半生作恶多端,忽然间幡然悔悟,后半辈子做了很多善事,于是,他老了之后的生活就很幸福,连死都是“无疾而终”.这也难怪人们看重老了之后的生活,你年轻力壮时,什么事都能干,什么活都能做,什么苦都能吃,如果没有如战争、瘟疫之类大的意外,要吃要喝要生要存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人生就是这样,你生,意味着你会死；你年轻,意味着你会老去.而老人单靠自己衰老的身躯是无法生存的,需要帮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斯芬克斯之谜”中那个下午长着三条腿的“怪物”其实就是人衰老了后拄着拐杖.巴金老人暮年曾经说过一句让人惊心的话：长寿是生活对我的惩罚！这其中蕴含的无奈与无助,大概是年轻人所无法体会的.
我曾经看过许多老人的眼神,慈祥的,邪恶的,麻木的,空洞的,漠然的,深邃的,焦虑的,等等,但在这些眼神的背后,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无奈与无助！你活到七八十岁或者更老,所有的器官都已经像一架磨损了七八十年的老机器,到处都是毛病,你甚至都无法动一下,喝口水也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时候就需要子女、他人和社会的帮助,这就是老人的拐棍和第三条腿.这也是人所以为人,人类社会所以为人类社会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杨村人或许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他们自有做人的标准和评价人的准则,他们会指戳那些不孝子孙的脊背.而对父母孝顺,在杨村人看来,只是在做着不让别人指戳脊背的事情.
在我们姐弟送走的三个直系长辈中,爷爷去世时七十多岁,卧病时间不长,而且我们上有父母,头顶有天；母亲去世缘于一次意外事故,年仅五十五岁,可以说没有给子女添任何麻烦.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如果父母走得非常突然,没有让子女在病榻前伺候过一天,却会成为子女心中永远的痛.二十多年来,我们姐弟几个对母亲的死始终难以释怀,原因即在于此.如今,已入望秋之年的我一想起母亲的死,心头还如撕裂了一般.父亲去世时八十多岁,算是高寿,而父亲卧病的时间也最长.可以说,我是眼看着父亲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从中年到老年到去世的.我出生时父亲三十六岁,童少年时期,感觉父亲如山,有着使不完的力气；父亲六十岁上,母亲突然去世,他既当爹又当娘,才没有使我们家散伙.待到子女都成家立业,用杨村人的话说就是翅膀硬了之后,父亲老了,无可挽回地老了.先是在家里的新房刚盖好不到半年,父亲就因沉疴做了一次手术.手术之后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走很远的路去赶集,甚至还曾经想过下地干活.然而不到三年,因为骨折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骨折彻底使父亲老了：除了一次乘车去县城参加外孙的婚礼,一次小弟推着轮椅去了趟王乐镇外,直到去世父亲再没有离开过杨村半步.
父亲一生最怕麻烦别人,老了之后这一习惯还保留着,自己行动不便,但只要自己能做的事情,都要挣扎着自己去做.骨折手术后,每天他自己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坐在圈椅上一坐就是几小时,望着南来北往的杨村人.后来,拐不能拄了,他就挪着圈椅,一寸一寸地移到门口,望着东来西去的杨村人.再后来,圈椅也不能坐了,他便只要求弟弟把他抱到轮椅上,自己转着轮子坐在门口,望着老老少少的杨村人.在这个过程中,小弟想帮他,他总严辞拒绝,弄得小弟在杨村人面前很尴尬.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老了之后却好了很多,连说话都不再大声,对此我们姐弟还很不习惯.父亲这样做,是不愿意老去,是对生的留恋,然而他终归老了.等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天,他已经不能说话,他看子女的眼神活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杨村人都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老,他们也都希望自己会有一个还算幸福的晚年.自己老了,怎样算是幸福,他们说不清楚,但他们看见过别人晚年的幸福.在杨村,有我本家的一个叔父,今年八十多了,离休前在甘肃临夏市是一个相当级别的干部.离休后回到杨村,每个月有七八千元的离休金.他喜欢自己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侄子,天天晚上要那个侄子来陪他说说话,每个月付给侄子一千五百元的工资；每隔一段时间,单位还要派人来慰问他；至于吃喝,七八千块一个月在杨村自然不愁.在杨村人看来,还能要求什么呢,这就是晚年幸福！
说到老,说到晚年幸福,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也让我见识了杨村之外的另一种老人是什么样子,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七岁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一天早上,学校上下气氛十分紧张,我们停课紧急集合在门口列队,准备夹道欢迎“白部长”.“白部长”何许人也,我们并不知道.队排好了之后,我们翘首以盼,结果却等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一进门腿还没有从车子上蹁下来就发火：白部长不让这样（夹道欢迎）你们偏要这样！于是,我们就又紧急地四散到教室上课,但注意力全在外面.过了一会儿,听到有小汽车沙沙地驶来的声音,听到有人小声却紧张地说着什么,然后就看见一干人在我们雷鸣一般的掌声里进入教室.为首的是一个老人,白发,胖,穿一件白色的短袖上衣,浅色裤子,黑色凉皮鞋.我想这应该就是“白部长”了.他也鼓着掌,微笑着,很慈祥.当时我坐在中间,第一排靠边的位置上,看见老人微笑着向我走来,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老人过来摸摸我的头发,然后问我几岁了,上几年级,我机械地微笑着作答.老人在教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很快就离开了,我们又接着上课.而老师那节课对我的关注超过了我学生生涯的任何时候.我被“白部长”摸了一下头发的消息也迅速地传遍了杨村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杨村人多年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我考上大学那一年还有人提及这件事.
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白部长身上的味道,那绝对不会是杨村老人身上的味道,杨村老人身上的味道说实话实在不好闻,首先是土腥味,其次是烟熏火燎的味道,还有汗味、剩菜剩饭的味道,甚至还有尿骚味、屎臭味、牛粪味,等等,那实在是五味杂陈.而这位老人身上是一种淡淡的肥皂味,甚至还有股淡淡的清香味.我无法知晓甚至无法想象“白部长”的生活,但从他身上的味道来判断,这位老人肯定过着一种杨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生活！
什么时候杨村农民老了之后身上也是这样的味道呢？当然,等到杨村的那些身上五味杂陈的老人们有一天悄然离去,被葬在春天的田野里,他们身上的味道也会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真正的悄然无声,如同他们活着的时候.
病
在杨村,如果你问一个农民：怕死吗？回答是：不怕.怕苦吗？不怕.怕累吗？不怕.怕穷吗？不怕.这倒的确是实情,在杨村人看来,死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事情,甭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草民百姓,终了都要埋进黄土,怕与不怕结果无法改变.苦、累也不怕,人到这个世上就是受苦受累来了,要不人出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哭,没见过谁是大笑着到这个世上来的,因为你从此就跌进了苦海；而从这个世界上离开的时候,尽管有人痛苦着走有人平静着走,却没见有人痛哭着走的,因为从此就脱离了苦海.至于穷,尽管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富人,但杨村人并不怕穷,因为富日子是过穷日子也是过；富是一辈子穷也是一辈子.
死不怕,受苦不怕,受累不怕,受穷不怕,那么,杨村人最怕什么？
病！杨村人最怕的就是得病,尤其是那些久治不愈、病而不死、拖着等死的疾病.
2007年暑期,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有天中午,杨村的街道上走过了几个一字排开的嘴里念念有词的僧人,敲着各种响器.如今在农村已很少看见僧人,何况一下子好几个,于是,听到响动的杨村人就走出家门看热闹.我见那几个僧人后面跟着早就出嫁的远房堂姐,就问身边的大妈是怎么回事.大妈说：给你五伯安顿安顿,烧些纸.“安顿”是杨村的一种习俗,老人去世之后一般都要做,大概属于醮禳,祈求亲人在那个世界里无灾无难.可问题是,五伯虽长年卧床,可他还活着呀！我就又问大妈,她看了看我说：就是想让他走得快一些！十几年了,谁能撑得住？也就是这一次,我知道了杨村的“安顿”还有这样一层意义：希望自己的亲人早早升天,尽快到那个世界去！说白了,就是希望自己的亲人们早早地死去！
不孝吗？残忍吗？杨村人不这么想.就说五伯吧,六十多岁上患了严重的脑血栓,到七十多岁去世十几个年头.这十几年,除了吃,其他的功能全部丧失或失控,一见有人来,嘴里就发出“呜呜”的叫声.五伯有三儿两女,女儿都出嫁了.开始老两口跟着小儿子过活,时间一长小儿媳不答应了,说弟兄三个,不能只拖累小的.于是就开始在三个儿子家里轮换着过活,一月一换.就这样轮换了十多年.村人私下说：幸亏老伴在.不然……“不然”会怎样,杨村人没说,因为肯定会很惨,惨到他们不愿面对.有一年年三十,我去给两个老人拜年,五妈那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就盼着你五伯早早死了！她看了看我,又说：跟你城里人不一样！我不知城里人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但我相信五妈说的是真话,你想,瘫在炕上十几年,甭说治病花的钱,单是生活开销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十多年,两个老人不可能有哪怕一分钱的收入,儿子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属于这个社会中收入最低的阶层,土里刨出的钱省了又省、算了又算,也就只够日常开销,没有多余的钱给父亲治病,但病又不能不治.所以杨村人说：一个病人,就把几家都拖垮了！
正因为如此,多年来,杨村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期盼全家老少健康地活着.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能寄希望于医皖,因为当今的医院对于金钱的渴望与攫取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甚至,你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农民的儿女多是农民,他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甚至做到了最好.于是,杨村人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全家老少四季平安、一生平安！前些年,杨村村后垒起了一座小得几个人都无法转身的小庙,但香火却极盛,每到晚上,你都可以看到听到有“信女”（主力是杨村的老女人）在里面“南无阿弥陀佛”地念着,十分虔诚1
2009年春的一天,年事已高的大姨来看望我卧病在床的父亲,得知消息,两个姐姐和堂姐都来了.我赶回家后,见大姨一个人在,就问姐姐她们去哪里了.大姨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你姐她们不让给你说,她们去你妈坟地了,给你爸安顿安顿、烧一烧.我自然了解这“安顿”和“烧”的用意,只是苦笑了一下,但我并未去阻止她们.对于卧病几个月、意识已不清楚的父亲来说,“活着”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乐趣.姐姐那样做,潜意识中可能觉得老这么拖着会把几个弟弟拖垮,也可能是觉得父亲老这样下去实在是活受罪.先前,我觉得只要父亲还活着,哪怕他卧病在床,哪怕他人事不省,也有爸爸在；而有爸爸在,我们“家”就还在.可当时我想,爸爸卧病这几个月,因为在外工作,我并没有端汤倒水伺候过一天,如果让我伺候卧病的父亲几个月或者几年,我还会那样想吗？在姐姐们“安顿”过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大姨可能想到了那一天“安顿”的事情,就安慰我说：你爸的罪可算受满了！可能,对于久病在床的父亲来说,死,也许真的是一种解脱.
对于杨村人来说,理想的状态就是健康地活着不要生病,而且最好是一辈子不生病.可人吃五谷杂粮得百病.那么,得病以后杨村人怎么办？扛！能扛着绝不去治病.小病如此,大病也如此.你想,治一场大病,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土里刨何时能刨这么多？你如果告诉杨村的一个病人,说治好这个病需要十几万元、几十万元,那你不如活埋他！于是就只能扛着,能扛多久抗多久,扛不下去了只好死去.在扛的过程中,最痛苦也许不是病人而是家人,你想,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忍受着病痛在等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该是一件多残酷的事情啊！老年人病了,似乎还好接受一些,毕竟岁数大了,病上几年就到头了.但年轻人就不同了,他病了,你不知道他会拖多久.杨村有一个媳妇,嫁过来生了两个孩子,不到三十岁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从此以后,她不能干活,不能受累,不能受气,不能受惊,不能激动,不能受冷,不能受热,不能生病（小病）,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废人.如今,她已年近花甲,依然战战兢兢地在各种“不能”中扛着.其实,她的病只要做个“搭桥”或“支架”手术就可治愈,但几万块钱的手术费让家人望而却步,也就让她在煎熬中活了三十多年.她的家也让病彻底拖垮,几十年来全家人一直在勉力维持着温饱.杨村有人说,那个家要想再翻身,没个三两辈人不行.
2006年春天,父亲腿部骨折,当时我正在重庆公干,接到电话后我迅速赶回杨村.弟弟拿着片子说.爸的腿应该不要紧,不是骨折,只是碎了一点点骨头,已经让县医院的医生看过且做了牵引.当时我不大放心,就拿上片子去城里找到一个相熟的骨科大夫,他一看说是股骨头骨折,是老年人最易出现的骨折.我当即打电话给弟弟让送父亲来城里做手术.当时,包括大姐在内的许多人都反对做手术,说八十岁了还要挨刀！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是善良的,是觉得手术又要花一笔钱.但我想着不做手术就意味着父亲要在炕上瘫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就坚持着为父亲做了手术.出院后,我送父亲回到杨村.那天家里来了许多人,都说父亲要了好儿子,要是换别人就肯定不做手术了.杨村人话里话外的意思我都懂：并非别人家的儿子不好,而是别人家的儿子大多拿不出或者舍不得拿出做手术的那笔钱；父亲也不是要了好儿子,而是他有个儿子不是农民,能够拿出那笔钱.
钱！钱！钱！都是因为钱,杨村农民才不敢生病,生了病才不敢去治疗,宁愿用命扛着.2007年,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试行.杨村农民自然也是受益者,终于,杨村人得了大病才敢去城里的大医院治疗了.作为一个“城里人”,我由衷地感谢国家这一政策的出台,也由衷地为杨村的父老乡亲感到了一丝丝的欣慰.
不过,这种欣慰里似乎夹杂了些许苦涩,因为在杨村那些因为不敢治病而早早去世的人当中,不光有垂垂老人,也有我的同龄人.我不敢设想,如果我没能走出杨村,而是在杨村那一块土地上做农民,也是在土里刨食……
幸亏,这一切只是如果！
死
懵懂的孩提时节对死亡的记忆也和兴奋联系在一起.在杨村,能够回忆起来的第一个死亡的人是三爷.一个春天的早晨,下了一点雨,空气潮润润的,弥漫着泥土的芳香.孩子们被叫到了已换上一身簇新衣服平躺在棺木中紧闭着双眼的三爷身旁,一位女性长辈说：摸摸你三爷的手,以后就不害怕了！三爷的手是冰凉冰凉的.随后,我们兴奋又紧张地来到街上,争相诉说着自己刚才的感受.说完,又很快进入到孩童的世界之中.过了一阵子,我回到家中,家里静悄悄的,有点害怕.听见爷爷的房内好像有动静,我蹑手蹑脚地进去,看见端坐在炕边的爷爷竟然在流泪！看到我,爷爷有些不好意思地抹了一下眼睛,什么都没有说.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我对死亡的最早记忆.当时应该是两三岁吧.两三岁,实在是个什么都想懂却什么都不懂的年龄.但爷爷那天的流泪,一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存着.三爷是爷爷的堂兄,大爷、二爷我都没有印象,如今三爷死了,爷爷行四.
从没有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死,直到五岁那年的一天晚上.那时候,杨村村东的那一座座崭新的坟头告诉我,人总有一天都会死的,都会埋在那一抷黄土中,谁也不能例外.死了,你就会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尘世上的所有一切都跟你没有了任何关系,哪怕是田野中刮过的一阵风、天空中飘过的一片云,都和你无关.那天晚上,“死”这个话题让我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想睡又不敢睡,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始终是那个黑色的字眼！最后,巨大的恐惧让我恐慌地跑到了爸妈的房间.爸妈问明原委,都笑了,说：屁大点就想这个事情,赶紧睡！然后爸妈岔开了话题,然后我就睡了.
杨村有一个最没有尊严的男人.事实上,那个葛姓矮个的老年男子的年龄和我爷爷相当,辈分很高,村里很多人应唤他为“太爷”或“爷爷”,但由于他手脚不干净,于是杨村的老少均唤他“刘二”.为什么要唤作“刘二”,大概和他年轻时流里流气有关.关于他,杨村流传下来的故事都和偷偷摸摸有关：夏天到麦场打麦子,他总是趿拉着一双超大号的鞋,回到家能倒出半斤以上的麦粒；秋天到地里挖*,收工之后他总会把棉袄“忘记”,走到村口才突然想起然后急忙返回,那件破棉袄旁边,肯定还有十几个忘记了收拾的*；到菜地做务蔬菜,只要能够生吃的,他总是要敞开肚皮吃：大葱、蒜苗、韭菜、西红柿等等,即便是在别人看来无法生吃的蔬菜他也能生吃：茄子、白菜、莲花白、菠菜等等……
杨村不大,人口也不多,两条不长的街道一根烟的工夫就走遍了,村人几无隐私可言.东家长西家短,一顿饭工夫村里的老少都知道了.虽然我成年之后在外谋生,但距离杨村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父亲年纪大了之后,我经常回家,父亲和我聊得最多的话题都是杨村的事情,哪个老人死了,谁家的媳妇生了,东家的儿子上了大学,西家的女儿嫁了个有钱的人家,等等.但是,将近二十年,父亲从未谈起过刘二的死.
刘二想在村西那口“辐射井”（关中地区的一种大口井）跳井自杀的企图被人发觉了.那个人走过去,劝住了他,拿出一包烟,说：二爷,有啥想不开的,抽烟！刘二看了看来人,又看了看那包烟,于是就开始抽了.抽了几根之后,刘二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我养了个狼娃！我养了个狼娃！那人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刘二婆娘不能生养,有一年,杨村来了一个小要饭的,是个结巴,刘二就收养了他.不想,刘二省吃俭用给那个小要饭的娶妻生子之后,小俩口对老俩口的死活都不管不问,那媳妇还常常指桑骂槐,嘴里很不干净.至于最近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杨村人并不十分清楚.那个人陪着刘二一边抽烟一边劝说.一包烟抽完了,刘二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边那如血的残阳,嘴里还是那句“我养了个狼娃！”当那个人回头朝村口张望的当儿,刘二一头扎进了那口直径超过十米、深度超过三十米的井里,伴随着他一同坠落的,还有一声绝望而无助的嚎叫声.
刘二的死让杨村人很难接受,尽管他生前在杨村活得相当于一条狗,尽管杨村许多人只要看到他都来气,尽管他活着或者死了对于别人没有任何意义.杨村人开始表达自己的愤怒：面对那个不愿意下井打捞养父遗体的“狼娃”,他们群起而攻之,要将他推下井去；他们参加了那草草的葬礼,但无人去赴刘二养子举行的答谢宴；埋葬刘二之后,杨村的绝大多数人十几年不理会他那个养子.他们的逻辑是,刘二该死,但你作为养子把老汉逼得跳井,那就是你该死了.
杨村人能面对人生的必然结局,但他们却十分在乎死的方式,追求“好死”.所以,杨村人最狠毒的一句骂人话就是：你不得好死！像刘二这样大头朝下跳进几十米深的井里而死就不是“好死”.所谓的“好死”,其实就是“寿终正寝”或者“无疾而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无疑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了.
有一年过春节回家给爷爷上坟,我突然又想到几十年前三爷死的那天,爷爷流泪的事情,至今我也不知道爷爷那天到底是为三爷的死流泪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流泪.但后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爷爷关于死亡的话题,问爷爷怕不怕死？爷爷笑了,说,老了就要死,谁也不能老活在世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暑天,家里给爷爷做寿材,我原以为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会很伤心,但那一段时间却见爷爷整天地笑着,和那个做棺材的爷孙俩又说又笑.一九八○年年初爷爷去世时,弥留之际的爷爷很清醒,说：这一辈子,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可以安心地走了.于是,爷爷就走了.比爷爷更达观的是他的大弟.爷爷行四,他的大弟行五,我叫他五爷.五爷是个生意人,旧社会一直开着铺子经商,手里很攒了一些钱.解放后,土地牲口生意铺子这些浮财分了,但藏的金条银元却没有分.所以,三年困难期间,那么艰难的岁月,五爷却能保证每个星期有肉吃.可能是担心别人看见说闲话,五爷家吃饭时从来都是关着门的.五爷老了,棺材做好了,五爷说：这是我的房子,我要在里面睡觉.于是,他真的在棺材里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他连声说好.五爷是在1995年夏天去世的.那一天早上起来,他吃过饭,来到街道上,儿媳妇把躺椅拿出来他躺在上面.就在这时候,街上来了一个卖豆腐脑的,儿媳妇就问五爷吃不吃,五爷就说了句“不吃”.等儿媳妇再回过头,发现五爷已经去世了,前后不到两分钟.十多年过去了,五爷的一生,包括他的死,仍是杨村人经常谈到的话题,人们都说五爷这一辈子活得真值,死得也真好,一点罪没受.
写这篇文章,不得不撕开我心灵上的最深的一道伤口：母亲的死.将近三十年了,“不思量,自难忘”,母亲的死一直在我的心上悬着,但我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经常是一想到母亲的死就强迫自己想别的事情.母亲去世于一九八六年夏.那是个下午,刮了一阵狂风,下了一阵雷雨,然后雨过天晴.母亲在家里忙着染布,染料配好了布泡在了锅里,母亲看看天色还早,就去了杨村东北的自留地里.平日里很细心的母亲没有发现,井边的那根电线杆被风刮倒了,而电线就横在她面前的玉米的地里……母亲被人发现时,手里还握着一把玉米苗,同时还有那一根电线……第二天中午,当我在兄弟姐妹撕心裂肺的哭声中看到闭着眼睛平静地躺在棺木中的母亲,那一刻,天真的塌了！
这么多年我之所以一直不愿意面对母亲死亡的这个事实的原因是,母亲为了我们姐弟几个受了大半辈子苦,好不容易家里的光景有了一点起色,而一天福没享过的母亲却撒手人寰,而且死得那样意外,实在不能接受.母亲很会做人,也很会说话,加上会接骨的手艺,而她接骨从来不收一分钱,所以,母亲在杨村甚至邻村口碑都很好,直到现在杨村或者邻村人见到我,还时常说起母亲.
母亲去世了,眼睛紧闭着,但我想,母亲是不会暝目的,因为在她看来,几个儿子都没有成家立业,丈夫又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这个家如果没有了她的操持,还会是一个完整的家吗？没有她的遮风挡雨,儿女们能顺利成人吗？
安息吧,可怜的妈妈！暝目吧,杨村那些故去的人们！活着的时候,你们虽然处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但杨村人会记住你们,永远！因为,这片土地上有你们流下的汗水,有你们流下的泪水；这片土地上,还生活着你们的亲人！
大杨村,这个关中平原上极为普通的村落,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三十多年前,为了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摆脱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命运,我曾经“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寒窗苦读.终于,1980年9月,那个秋雨绵绵的季节,我打好行李,坐上了开往省城西安的公共汽车.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并没有回头看一眼雨雾中的杨村.可是,多年后,每次当我再回到杨村,看到一天天改变了却似乎并没有改变的村落,看到那一张张熟悉和陌生的面孔,看着父老乡亲们依旧为了衣食住行在奔波劳作,看着杨村的一代又一代人存经历着生老病死,我的心灵却是安宁的、熨帖的,有一种找到根的感觉.
是的,杨村就是我的根！杨村的父老乡亲依旧在那里生活着,而我的父亲母亲,就埋在杨村村东的坟地里……
袁方,学者,现居陕西成阳.主要著作有《文学创作环境机制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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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生死符（组诗） 旧曲烧最后一柱香,奏一曲人间绝唱 没有戏子和善恶——其实这一切,都是笑话！记住记住鹊落的矿洞与铁锈记住麻子田的奇洞与诅咒记住青山的硫磺与癌变记住查拉营的雷打坟与旧事记住新棚子的.
2、 生死交集 这个靠近路边的馄饨店,馄饨是按个卖的,十个馄饨,加上虾皮,芫荽,一碗两块钱 王老根端着一碗馄饨在低矮的饭桌旁坐定,摸起汤匙舀了一些醋添进馄碗里,他用汤匙把馄饨逐个挑了一遍,分明是八个馄饨 这怎么能行呢.
3、 生死约定 夜深了,刘长青躺在病床上,白发苍苍,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始终凝视着那张熟悉的照片,那张照片陪伴他已经整整60 多年了 那是一位英俊的年轻战士,他叫沈欢 刘长青对着照片中的他,自言自语地说“.
4、 家国生死 苏沐清晨,苏苏与米米一起去上学,七岁的苏苏过于瘦小,在被大雪覆盖的七星坡上不小心滑倒了 她本能地拽住了米米,两人同时摔倒在地 在这个美丽的七星坡上,苏苏的心碎了,因为米米说“都怪你,你为什.
5、 淡看生死 清明时节,亲友相聚,祭祀祖先,缅怀逝去的亲人 大家聚在一起,自然免不了谈及一些有关生死的话题 还好,最近这两年我的亲戚、家人都还安康,没有亲人离开人世 亲人当中,即便是年事最高的爷爷也依旧身板硬朗,豪.
6、 日本人为何看淡生死 当今很多日本人依然相信,人死了灵魂就会飘离遗体 日本家家户户多设佛坛,立牌位祭祀徘徊周遭的亡灵 每年8月中的“盂兰盆节”行事,就是集中飨祭归来的亡灵 今年夏季,日本连续遭遇酷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