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构建良好政商关系：世界难题的之道第八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中青年专家讨论会综述，本文是廉洁文化类开题报告范文跟中华和文化论坛和讨论会方面开题报告范文.
文_李满春
2015年12月10日至12日在长沙举办的第八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适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用“五个发展”的理念,引领“十三五”中国改革发展新征程；正值“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深入开展,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之时.来自全国16个省市近一百名高等院校、研究所、廉政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非公企业主相约论坛.围绕“构建良好政商关系,坚持廉洁从政、廉洁从业”的主题,纵论时策,共商国是.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政商关系,使廉洁从政、廉洁从业成为时代风尚,关系着风清气正政治经济生态的构建,关系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
培养中青年学者,提供学术平台,激励思想交流,是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举措.为了进一步挖掘中青年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观点和研究成果,在论坛召开期间专门组织召开了中青年专家学者研讨会.座谈研讨主题发言内容表明,中青年专家学者政治敏锐,具有较深的理论功底和一定的可操作性；中青年专家学者十分热爱、重视、熟悉和关心我国廉政建设和廉洁文化事业研究,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促进了理论研究课题不断向纵深推进.
探究我国政商关系史
从历史而言,中国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良性的政商关系.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中原廉政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乔德福在发言中说,纵观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掌握政治权力的“官”与代表财产权利的“商”之间,存在着双向需求选择、互相利用的寄生共荣关系.总体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官尊商卑”是主基调.出于集权的治理需要,商人长期处于从属附庸地位,乃至受到封建官僚的排斥打压.但随着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商人用财富谋取权力庇护,官员用权力谋取财富所得,这种“官商互利”潜规则日益盛行,形成了“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迭相为用”的官商社会生态.尤其是“红顶商人”,其公开把财富转化为政治特权,并用特权谋取更大的资本和更多的利益.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田湘波认为,今天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古代及近代,由于权力的垄断,在几乎每一个拥有丰厚利润的所谓“老字号”企业背后,有一个或者一群官员的身影若隐若现.清末的大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也正是因此,商业在中国长期受到抑制,进而导致传统中国社会未能在十世纪实现社会转型.
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黄红平从另一角度分析说,应当看到,在中国古代史中,关于官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交往关系定位,至今仍有极大历史与实践价值.中国数千年传统社会中一直有“官商两道、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优秀文化基因.比如,在义利观上,古人强调“义,利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在公私观上,中国传统士人主张“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一公则万事通,一私则万事闲”“宁公而贫,不私而富”等.
研判国外的“政商关系”困境
从世界历史来看,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着“官商两栖”型腐败问题,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此类问题十分严重,在很多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更是为害尤烈,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国家政坛上挥之不去的“政治雾霾”.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梅良勇在发言中分析,从本质上说,官商关系既反映了政府和市场关系,同时也映射权力和资本关系.西方国家并未摆脱“官商关系魔咒”.19世纪以来,西欧国家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社会步入“企业优位、市场优位、商人优位、资本优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尤其是随着利益集团公开化、政治献金资本化等,一些国家的渐成“选主、钱主”挥舞支票的企业主和资本家掌握官商关系的“订单”.因此,官商关系的瑕疵乃至硬伤,无形中成为西方政客头痛不已的问题,直至付出政治生命终结的代价.时至今日,构建健康有序的官商关系仍然是世界性难题.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中原廉政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乔德福紧接着分析,世界后发赶超国家普遍面临“官商关系陷阱”.后发赶超国家中存在着官员为商人提供“贴身服务”,以补贴和优惠政策扶植本国企业快速发展,此举带来了亲密型官商关系,同时也滋生出腐败的恶果,特别是财团家族垄断经济金融命脉,通过权与钱、官与商的杠杆左右国家或者地方政局,最终酿制了“成也官商,败也官商”的“现代化苦果”.一些西方国家的重大政治弊端即在于政商交易根深蒂固.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夫贵妻荣、子承父业的家族政治异常活跃,豪门与权贵联姻、官商合流也司空见惯.
此外,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与会研讨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由于不同社会中用一者换取另一者的难度不等,所以腐化的具体形式也各有特色.
探讨我国当下政商关系
座谈研讨会上,中青年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官商关系隐秘复杂,甚至背离了正常的官商关系；一些地方官场权钱交易、结,这既严重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也恶化了地方官场的政治生态.
重庆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赵骏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商关系异化畸变,主要表现为官员以“权”逐“利”,商人以“利”围“权”,他们利用政策和制度的漏洞,铤而走险,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非法利益.从十八大以来我国的重大案件、纪律审查和巡视监督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少腐败官员都与不良商人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往来,不正常的官商关系腐蚀了高级官员的心志,败坏了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对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致公党湖南省委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王政说,目前,封闭式“朋友圈”贪腐问题突出.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甚至与不法商人结成利益共同体.人们常说：“一个落马官员的背后有一个不法商人,反之亦然.”权钱交易、结成了易发多发的腐败“标配”.此外,落马官员普遍存在搞“一家两制”的情况,由家里人、身边人、枕边人等充当“白手套”,干一些违规违纪的事情,不少人通过经商办企业捞取不义之财.
王政指出,在一些地方,官商共谋窃取国有资产的现象比较严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将国有资金、资源、资产、资质等“四资”转移为私财的手段花样翻新,他们频频运用资本运作、杠杆收购、资产重组等手段获取不义之财,其隐蔽性、复杂性大增,谋取国有资产如“探囊取物”,不少案件的案值远远超过一般权钱交易.商人围猎干部的“杀伤力”甚大.必须看到,在一些官员“边腐边升”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不法商人“愈贿愈富”.一些巨富大款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搭车蹭票”,资产规模海量扩张,不少官员面对其数千万的贿款“缴械投降”.
营造廉洁的政商关系
中青年专家学者们一致呼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力度逐渐加大,社会舆论监督的气场与日俱强,因此,官商关系的规制和重构也逐渐提上国家治理的重要日程,构建良好政商关系,坚持治腐与倡廉并举的紧迫感逐渐强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表示,各级党委政府应严守政策法令,严肃法规法纪,准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定政府职能,以及服务、调控市场功能的准则,使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成为真实的、能看得见的“两只手”,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努力减少政府权力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防止、控制和解决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以及防止管理的缺位问题的发生,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就需要大力建设法制和法治政府、服务和管理政府、有限权力政府、效益和效能政府、责任和义务政府.
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于学强认为,净化官商关系是正风系统工程的关键之一.从单边角度看,不论是对官员职业操守、公共*、从政生态的重构,还是就商业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秩序的强化,此举都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是“拉抬”道德水准的可行之策.从互动关系看,官商之间交往关系的性质和定位,是诸多社会关系中具备杠杆效应的“关键变量”,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行为取向或隐或显要受其影响.如对政商关系中“腐败润滑剂”的社会零容忍度,是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地走出腐败高发期的关键因素之一.盯紧官商关系,则正风易；忽视官商关系,则正风难.
怀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黄少平说,官商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社会现实,这一问题不可能回避.不如先易后难,务实找到适应国情的重构之道.构建官商关系新常态,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权力边界.把大力与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相结合,才能彻底铲除腐败土壤.中国当前正处在致力于深度激活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带动国家治理的关键期.官商关系不应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应致力于构建有边界、有规则、有底线的双赢互动格局.如在地方政府和官员事实上需要与企业界经常的情况下,不妨借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荡涤旧常态的陋规积习,明确倡导“等距离交往,无差别服务,同国民待遇”,形成“不勾结亦不脱节”“不生分也不过分”的新官商关系,细化量化官商相交的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而非“避‘商’唯恐不及”或是“围着少数老板转”.
江苏省如东县公共卫生中心研究员王小金说,一方面,建设清明政治和简政放权,是重构官商关系的现实基础和优先选项.我国应结合国情党情,发挥“纪律笼子”和“法律笼子”的“双笼合围”优势,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通过做实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行为等举措,把防治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规范其商事活动和利益行为落到实处,弱化其“结‘商’营私”的深层动机.另一方面,在坚持政府及其官员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合规诚信经营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加大对商业贿赂和行贿人的打击力度,切实提高不法商人“愈贿愈富”的机会成本,让“发射糖衣炮弹的人”无利可图.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启俊说,建立健康新型官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要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政界需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不逾矩、不插手、不任性；同样,企业也应有一张“负面清单”,让商界明确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有禁止皆不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企业家不可逾越法律的边界,更不可侵犯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法治上的努力,为塑造透明、公平、公正的良性官商关系保驾护航.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还要把法律作为确定政商关系的基本框架,全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遏制和整改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力度,严厉打击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让公平合理、诚实守信蔚然成风,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中,要积极开展“不行贿”主题教育活动,形成风清气正的企业发展生态.
中山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志宏说,政商交往应有道,政商关系可以“近”但不能“粘”,“道”即规则,是治理政商关系之本.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应将焦点集中于“技术”层面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设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进全社会的廉洁文化建设,在企业和民众中积极培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文化,营造“以贪为耻、以贿为耻”的社会风尚,让廉洁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鼓励民众监督政府,规范市场,养成廉洁习惯,遏制腐败动机,以此来构建科学有效、文明互动的政商关系.
上海市浦东新区党校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王志航说,弘扬廉洁从政从业风气,坚持以党风廉政建设为主导,倡导“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官商交往*,打击“勾肩搭背”的不良交往,充分发挥党内法纪严明优势,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底线意识,加大对党员干部和商人双向约束力度,防止潜规则蔓延,政府部门和工商企业都要树立廉洁风貌.
非公企业远大集团廉政研究员丁元刚说,在过往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的政商生态严重扭曲,结愈演愈烈,贿赂之风泛滥成灾,行贿手段花样翻新.不健康的政商生态成为滋生腐败的重要土壤,结是腐败的主要形态,令人倍感痛心.企业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为营造正常健康的官商生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非公企业应当清廉自警、永不行贿,努力营造公平发展的市场环境.丁元刚已代表七家非公企业向全社会发起了《不行贿倡议》,呼吁企业主要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坚守从业道德,恪守社会底线,要不断加深对行贿犯罪的认识,拒绝潜规则,要对行贿行为“零容忍”,打造良性政商关系.
湖南岳阳市委党校廉政研究中心教授刘生康说,官商的联动腐败问题具有高收益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只有综合运用制度、法律、监督、文化等手段,做到“多管齐下”,深刻认识工作的持续性和长期性,保持“警钟长鸣”,才能保证官商关系的和谐有序发展.唯有如此,政商关系才能趋于清明,才能让政商关系回归本位,才能让政商关系日益风清气正,才能让良性互动的政商关系为社会发展、经济腾飞、民生保障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南大学教授）
结束语,此文是关于中华和文化论坛和讨论会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廉洁文化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廉洁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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