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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形成过程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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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摘 要】

如果从管理学视野出发,就会相应地追寻人力物力资源与目标的对应关系;要对庞大管理对象实施有效的协调,管理职能按照层级进行划分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当年那些不同政见的管理学含义.同时,管理还需要通过一个科层组织来完成,而在科层组织内部工作的官员其职业利益受制于上级的考评,这在科层组织中间会引致难以避免的机会主义行为.在今天的党史写作中间如何呈现官场机会主义行为,已经成为扭曲历史和政治理解的一个关节点.本文通过引入管理学视野,并把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看做一个不为零的“常量”,着手探寻一种回访历史和政治经验的新维度.

【关键词】

;农业四十条;国家管理;加工厂;设计院;机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7)01-0061-12

作者简介:老田,原名田力为,民间学者,研究领域为毛时代政治经济尤其是史,现居武汉.

一、管理学视野的农业合作化及其对耕地增产潜力的挖掘

按照管理思想史家雷恩的看法:“管理是人们有组织的努力所必不可少的……即它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管理的基础在于经济地分配和利用人力及物质资源,以便实现组织的目标.”[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孔令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66页.

一切管理活动的核心线索均在于:就已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去追求管理目标的实现.从《农业四十条》形成过程看,充分利用已有的耕地资源通过提高单产来达成目标,实现单产提高的制度*则是合作化,而对合作化及其增产潜力的展望是对基层先进经验的增产潜力的总结.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从基层先进经验出发的顶层决策,从管理学的角度进行剖析是很有价值的.

由于面对的管理对象数量极其庞大,管理职能需要进行划分并分配给不同的管理层级去掌握.美国管理学家罗伯特·李·卡茨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管理职能:技术职能、人际关系职能和概念职能.这三种技能在不同管理层次中的要求不同:技术技能由低层向高层重要性逐渐递减;概念技能由低层向高层重要性逐步增加;人际关系技能对不同的管理层的重要程度区别不十分明显,但比较而言高层要比低层相对重要一些.对卡茨管理职能区分的简要介绍,参阅百度词条: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等于iTjs21gg On9Z12Zgb7R81BU3XZVSAYurA32G9a8uFPpG6TRCzUx9kpH_XLDKVKxwo39-VR2V_DLlQOGbLWLtsYoocHu8rdcvUAw6Zyb0hlU0i25Ukwa1IJeZkLy5Xa5aSyr0PvsAJDzKUbeCjQHru9eh9AxpPArCRDDYK9iE57.对于最低层的管理职能而言,怎么做是很重要的,因此技术职能占据突出地位;在最高管理层次上,就资源与目标的对应关系进行抽象和概念化,提出努力方向的概念化职能是重要的;而在中间层次的企业管理中间,卡茨认为人际关系职能是最重要的.转换到国家管理层面,结合毛时代的政策争论和实践,在顶层和底层中间的管理职能最重要的内容是资源配置职能,如何分配财政预算和投资,成为中心性的议题.这样,在毛时代的国家管理中间,顶层执掌的概念职能、中间层的配置智能和底层的技术职能,可以看做是职能分工的三个主要类别.

在引入管理职能按照层级划分的思想和三个职能区分之后,就可以从管理学视野出发,更为有效和明晰地概括当年的政见分歧和争论.

1955年,通过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大量地读到农村基层合作化带头人的先进经验.他从这里出发,与一些省委书记开会讨论,逐步地形成了《农业四十条》.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集体组织来推广各种增产措施,提高耕地单产,在十二年左右的时间内分地域实现单产“四五八”(百斤/市亩)的目标.以《农业四十条》中间的各项增产措施为起点,于1958年提出“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到了1964年,在几次与计委领导小组谈话时说:“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这个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顾龙生主编:《经济年谱》,北京: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95、613页. 从分地域的单产目标提出,到各项农业增产措施的归纳,再到后来提出高产稳产农田建设,都是对于农业发展目标的概括,是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来的概念职能.

对合作化事业及其对实现农业增产潜力的各个方面努力的反复提炼过程,都可以看到在行使概念职能时,始终关注底层的先进经验.这个决策实践过程和主张可以归纳为:要把顶层的概念职能建立在底层技术职能的基础之上.

从《农业四十条》形成过程看国家管理层面的方法论分歧

《现代哲学》2017年第1期

1955年年底,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抓先进的批评落后的,发现新的生产力,群众潜力,这是一个领导法则,是领导方法,才能说服人.坐办公室,不接近群众,不抓先进,不行.公事要办,但只办公事是不行的,出去跑也要抓先进的,不能只搞落后的回来.一个负责人七至十周,接近群众.办公室式,只能常规法.先进经验是要突出常规的.客观事物,天天突破,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是前进规律.平衡了不可改变的观点是不对的,不平衡中抓先进的,带动其他,才能前进.不怕突破、出矛盾.永远太太平平必出错误.冲破而又求平,才是辩证法.这才能鼓舞群众积极性,提早社会主义建设,快、多、好,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稳步前进.”:《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1955年12月6日),《思想万岁》第49—57年卷,1968年,第81页. 这一次讲话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决定以此为主题起草八大政治报告,讲话内容集中关注技术职能及其对于概念职能的基础性作用.

据邓力群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两次.第一稿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体现反右倾反保守讲话的思想,刘少奇不太满意.“1956年4月上旬的一天晚上10点来钟,少奇同志把陈伯达、我等人找到他家里去……他明确、肯定地说,‘就以所讲的十大关系作为纲来写八大报告’.”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二)》,转引自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ushe/2010/12/172135.html. 刘少奇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同志的这个报告,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其中的第一项和第五项,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则,以及集权和地方分权互相结合的原则.第二项和第三项,指出了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地集中资金在经济建设方面.第四项指出了必须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其他的几项,主要地是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在后来继续发展了的观点.”“党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刘少奇:《中国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

从今天所看到的文献看,以关于反右倾反保守讲话为主题起草政治报告,是经过常委会议讨论同意的.第二次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把原定的主题思想作废,重新按照《论十大关系》前五条来起草政治报告,是刘少奇主张改的,这个重大修改本人没有明确反对是肯定的,但是,也没有看到刘少奇这个重大修改有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记载.刘少奇之所以力举进行这样的改变,显然他认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更为重要.这个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刘少奇与在管理方面的方法论歧见.《论十大关系》的前五条在很大程度上都涉及到资源配置问题:在安全目标和福利目标上的资源分配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同产业中间的资源分配问题(农轻重)、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配置问题(沿海与内地)、不同管理层级的资源分配权以及积累与消费关系问题(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显然,这几对关系更受到刘少奇的重视,原因在于他本人最集中关注的管理职能就是配置职能.

一五计划的实践中,配置职能过度集中于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这是《论十大关系》讲话的针对性所在.由层次来掌握与行使配置职能,会遭遇到决策信息和知识方面的巨大瓶颈.美国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在其名著《管理行为》中提出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想:管理者只能够利用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做出满意决策,有限理性条件下(由信息不完备和知识不完备决定的),最优决策是达不到的.针对一五计划时期投资决策和预算分配权力过度集中于层次的状况,周恩来批评说:“集权起来,闭眼批公事,那叫有权吗?我看无权.说穿了,官僚主义是最不懂得集权的,是办不好事的.官僚主义不知道实际情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这是批评了那种完全不了解相关信息和知识的情况下,还坚持集权的荒谬性,意味着领导人经常在信息和知识为零的情况下决策,即是在行使概念职能时绝对不尊重技术职能.

为此,周恩来积极地支持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的主张,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放权,最终目的是把决策权还给那些掌握相关决策所需的信息和知识的管理层次上.“我们要变无权为有权,把权分给地方,有权,地方也有权,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抓些空洞的权、官僚主义的权.这个原则要说清楚,不要怕把权力分到地方上去,必须把权分下去.工厂厂长来找部长办事,有时被看门的顶回去了.《光明日报》对这类事情曾有过揭露,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后就不安、难过.而这种事可以说每个部都有,每天都有.”“不要大权都集中到一个人之手,否则就坏事了.苏联过去就是过分集权于,进一步集权于斯大林一个人.我们的分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这就是.”周恩来:《关于体制问题》(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7—268页.

根据上文所引用的管理职能三分法的思路,显然,周恩来支持把配置职能下放的主张,当时在决策层没有人明确反对把一五时期掌握的配置职能下放的要求.陈云具体组织起草了权力下放的相关文件:“发表《论十大关系》后,五月至八月,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体制工作负责人参加的全国体制会议.当时更着重解决的是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个会议上形成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此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着手研究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一月二十八日后,在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主持下,工业、交通、农业、文教、商业、财政六个小组分别开了多次会议,研究各自方面的与地方分权问题.五人小组综合六个小组的意见,并就急需解决的工业、商业和财政方面的与地方分权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到七月中旬形成了《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的意见(草稿)》”.在征求了地方领导意见之后,“陈云根据沈阳和上海座谈会上各地方有关负责人的意见,对《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的意见(草案)》加以修改,分别写成《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三个文件草稿”.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一次会议讨论陈云起草的改进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草案.“与会者经过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这三个文件.第二天,由国务院下达这三个文件,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北京: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73、1075、1077、1104页.

在和地方关系上,配置职能的下放与上收出现了几次反复,并成为决策层政见辩论的焦点问题.1958年权力下放之后发生了混乱.1962年发生更为强硬的集权,并为此新成立了物资部进行严密管控.1966年非常激烈地批评过这一“向下夺权”的政策: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20日华东),《思想万岁》第61—68卷,1968年,第256—257页.

配置职能下放之后,所发生的投资基数膨胀以及经济混乱,是否应该简单通过权力上收来解决,这涉及到科层组织内部的机会主义及其治理问题,将在后文讨论.显然,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1962年发起批判分散主义,重新确立了配置职能集权于的变革,是对1958年权力下放后普遍的投资饥渴症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机制,但这个决策却根本性地颠覆了《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几年内经过多个部门和层次研讨通过的“两条腿走路”(发挥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决策,重新回归了“一条腿走路”的方针.从程序上看是有缺陷的,这是以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没有经过合法的决策程序)颠覆了经过集体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激烈批评“黑暗风”“单干风”(三大改造属于重大集体决策“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有程序正确作为依据的.在后文的设计院思路中,“黑暗风”这样一种大力度宣传,通常是配合顶层设计的需要而出现的.

二、官场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治理机制

科层组织中,下级的职业利益与上级的考评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下级有着相对于上级的信息优势,这就使得官场中间,为着提升自己的职业利益而产生了普遍而持久的机会主义行为.任何管理都联系着考核绩效与官员的升迁,由此会激发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机会主义,因为搜集信息和执行处罚的成本不为零,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完全败露,客观上存在着机会主义的活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应该看作是科层组织内部的普遍现象,而不是某个特殊政策或者制度所临时激发出来的.

科层组织内部是上级有权决定下级的升迁,下级相对于上级拥有信息优势,各有优势的双方博弈,这被美国学者尼斯坎南称为“双边垄断模型”.在尼斯坎南看来,官僚与所有普通人一样,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构成官僚个人利益的主要因素是“薪金、职务津贴、社会名望、权力、人事权、较大影响力、轻松的工作负担等”.官僚的目标大多与所在机构的预算规模呈单调正相关关系,而政府预算规模又与政府权力的大小正相关.因此,为了追求个人地位、权力和收入,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追求本机构预算的最大化,追求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许云霄编著:《公共选择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匈牙利学者科尔奈独立地发现:“投机饥渴症”作为一种强烈的官员行为动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甚为普遍.他具体剖析了这一结症的内在逻辑:

同国内外装备较好,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同类单位比较起来,自己的单位总显得陈旧落后.领导者有一种职业性的羡慕心理.为提高他的职业威望,他喜欢炫耀新的机器,新车间或新厂房,因此就需要投资来实现他的这种……这些感受由于短缺而变得更加强烈……领导者的权力,社会名望,从而他本人的重要性随着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发展而增长,许多人觉得管理一万个人要比管理五千个人更显赫.较大的权力可能带来较多的物质报酬:较高的薪金和奖金,更多的特权(具体依实际报酬制度而定),这样的想法,无论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在使非营利机构或企业的领导人争取本单位发展的过程中也起着作用,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知道,在要求投资时,他的下属是和他站在一起的.在大多数场合,他的行动完全符合他们的意愿,甚至可能得到他们明确的鼓励.事实上,下属判断一个“好领导者”通常使用的标准之一就是他能保证他负责的单位有大量投资……我们把上面所说各种动机的综合结果称作扩张冲动.这一行为方式本来由社会关系事先决定……扩张冲动比数量冲动和囤积倾向更重要,因为它对经济体制运转的影响甚至更强大.正是扩张冲动才说明了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这一情况可表述如下:对投资资源的需求几乎不可满足.这种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自然影响着要求者和分配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册,张晓光、李振宁、黄卫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98—201页

不过科尔奈似乎低估了投资饥渴症的“普世性”,仅仅认为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关.事实证明,在美国的企业中间,管理者在投资方面也一样受制于结构性的“社会关系”,存在着科尔奈所说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根据贝克尔、詹森、墨菲等人的研究:“‘平均来说,股东财富每变动1000美元,相应地,今年和下一年的薪水和奖金只变动2美分.’……来自经验的证据表明,管理者的报酬紧随企业规模大小而变动.两家企业中,一家比另一家大10%,其支付管理者的报酬比后者高3%……了解这一点,管理者可能发展一种偏见,更青睐无效率的增长……‘把企业资源大量地、无效地花费在分散经营项目上,在过去20年中造成巨大的集团组织.’”转引自[美]盖瑞·J·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1—232页

机会主义行为除了带来投资过度扩张或者预算的争夺之外,还会在正常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和命令执行链条中起作用.美国学者唐斯看到:官员具有不同于管理目标的个人利益,因此会在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链”中掺假,并放大于己有利的部分、同时缩小不利的部分:“几乎所有的官僚组织人事评估系统,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员现在的或过去的直接上级的意见.”“社会职责和私人动机之间的分歧之所以发生,原因有两个……他也扮演着许多其他角色……这些角色所产生的渴望、态度和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他在社会基本分工中的行为.”“私人动机和这些职责之间分歧的第二个原因是个人利益.”“在等级组织中,每一个官员都倾向于歪曲传达给他的上级的信息……所有类型的官员都倾向于夸张地反映对其有利的信息,极力掩盖对其不利的信息.”“支持有利于增强其自身利益的政策和他所提倡的项目,反对那些损害或不能增进其自身利益的政策或项目.”“下属热情而快速地执行一些命令,而冷淡地执行其他命令,拖延一些命令,甚至完全忽视一些命令.”“他更愿意从事对他自己的目标比较有利的工作,而不是对他的目标没有影响的工作.此外,在通常情况下他会避免承担可能削弱他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的风险.”[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2—83、86—87页.

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在逻辑,都是要在组织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考评中间,获得更高的考评分数,以利于获得重视和提升机会,借以扩张官员自身的职业利益.因此,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都导致扭曲组织的正常运作.唐斯发现的在命令链和信息链中间“掺假”,尼斯坎南发现的预算最大化的官僚,科尔奈发现的投资饥渴症,都是如此.

西方学者的经验研究往往只涉及下级或者官僚体系末端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自己的高度上观察到了官僚体系的上层是如何投机的.身处一个巨大的官僚体系的最高端,发现了下级也有可能对上级官员带来潜在损害,这样一种“潜在反作用”带来一种新型的机会主义行为——“批评不尖锐、怕丢选票”——他把这个发现称之为“右倾保守”.对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他看得很重,甚至还希望把此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思想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

一些高级官员不愿意面对面地对下级的机会主义行为给出具体的批评或者纠偏,这有可能带来自己在官场人脉网络累积的潜在政治利益损失和风险.虽然科层组织下级缺乏直接决定上级职业利益的必要权力,但是各种人大或党代会的是匿名的,得罪了下级就有可能损失一张选票,基于这样的个人目标,往往明知下级在投机,也不愿意出面做“得罪人”的纠偏工作.在这种怕受政治利益损失的机会主义心理之下,就坚决地主张集权于层次,这样一来,下级要求的投资项目或者预算数字,批准之后就收获了一个人情,不批准也算正常,不至于得罪人,损害自己潜在的政治利益.这样就得出一种关于集权顽症的解读,高层官员为避免官场人脉网络的私人政治利益损失,从这种私人算计出发热衷于过度集权于,也是一种需要反对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投资饥渴症这样一种下级的机会主义,则要在集权之外寻找克服方法,最好是以上级对下级的具体和个别批评意见来实现,因为人脉网络中间的损失不可能完全避免,因此正确的批评意见不能够完全避免个人职业利益损失:“两条道路斗争,不进行批评,批评不尖锐.怕批评,怕丢选票,均右倾之表现,党内有反之必要.”:《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1955年12月6日),《思想万岁》第45—57卷,1968年,第80页. 在官场中间对错误的批评意见难得发出来,“不敢讲活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1958年3月22日),《思想万岁》第58—60卷,1968年,第41页.

有人总结说计划经济时期是“一放就乱、一统就死”,放权后容易出现没有节制的投资饥渴症.例如,1958年之后三年的状况,集权于之后容易出现“统死”、地方毫无作为空间的事实,例如1962之后几年的状况.说到底,这并非内在于体制的问题,而是执掌体制运作的官员们的两种机会主义行为相遇之后导致的困境.在这两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相遇之处,会长期出现压缩消费的投资过热现象——上级时不时满足一下下级的投资饥渴症.一个在国家计委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教授回顾说:“在经济建设史上,一般提高投资率比较好办,有关部门皆大欢喜;而提高消费率比较受冷遇,呼声难觅.”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北京: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页. 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的信息传递和政策执行方面,受到官员们强烈的扩张冲动的明显干扰,使得国民经济不能够平稳运行,总是出现大幅度的震荡和波动.除大跃进时期外,每一次宽松环境都曾经导致一轮投资扩张.例如,1956年比1955年增加35.4%;1964年较上年度增加31.8%;1969年投资增加43.7%,带有恢复性质,投资数字还略少于1966年;而1970年则暴增了35.7%;继1984年较上年高速增长20%之后,1985年仍然暴增30.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7页.此处数据根据该书此页表格数字计算.

刘少奇、、陈云强调权力集中于.困难时期过后的权力集中程度甚至远超1958年下放之前.针对放权之后各地官员普遍表现出来的“投资饥渴症”,在反对分散主义口号之下的重新集权也算是一种对机会主义的治理机制.但是把配置职能从地方和企业手里夺回来,还是无法免于“闭眼批公事”的针对性批评.造成这种缺乏必要信息和知识以帮助决策过程的权力集中,在看来所造成的问题和经济损失更大,他曾经认为一五计划的投资“浪费了一半”.:《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插话》(根据记录整理为九条)(1958年6月23日),《思想万岁》第58—60卷,1968年,第94页. 因此,他始终反对层次的过度集权,1966年强硬地要求实现“虚君共和”,1970年在与斯诺谈话时也说:“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文稿》第13册,北京: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 在看来,过度集权于,是以“右倾保守”的上级机会主义替代以投资饥渴症为表现形式的下级机会主义,本身没有丝毫的可取之处.

投资饥渴症不仅表现为对和上级争取更多的投资和预算数字,在1958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还表现为基层政权对农民家庭财产的“一平二调”.强调要对“一平二调”进行彻底退赔,这是以退赔实践来确立对那种影响极为恶劣的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零容忍,目的是教育干部和群众.这显然也是一种机会主义治理机制:

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帐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1959年3月30日),《建国以来文稿》第13册,第181页.

对于争取更多预算拨款的投资饥渴症,主张通过减少“怕丢选票”的顶层机会主义来具体解决.

1958年初,开始对地方和企业放权,由此,也形成上级考评下级(区别于一五时期高度集权)的机制,而下级刚刚获得的投资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间,很容易受到投资饥渴症的左右,结果是很清楚的,这一年的投资数量和招工人数空前增长.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私人企业内部不存在类似的机会主义,想要通过制度转型来终结机会主义对于效率的损害.相较而言,私企对于雇员的业绩考核更为频繁和常见,由此也一样激发了广泛的机会主义行为.笔者曾经有一段在私企中间推销电信产品的经验,在销售工作考核中,不仅有着巨大的利益诱导(按照合同成交条件和金额给出百分比提成)和严苛的考核压力(一定期限内达不到目标就解雇或者扣工资),再叠加了私企内部就业的高流动性,在利益诱导、考核压力和就业流动性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出现极为普遍的机会主义行为:许多销售人员明知买家的支付能力不足,仍然签下大量的高风险合同,这并不是因为出现了难于识别的高风险,而是因为销售人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了漠视付款风险的机会主义选择.1990年代出现严重的所谓“三角债”或者普遍的企业信用下滑,内在机制就是销售人员做出机会主义选择的普遍性.甚至一个签下相当数量高风险合同的推销员,虽然其有害于企业的利润实现,但其职业利益还因此获得了相当保障——企业为了顺利收回货款会更多地倾向于留用此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普遍存在,当然是因为已经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背景.更有甚者,1990年代许多地方的邮电局还把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作为一个投资来源来看待.相较私企而言,政府官员因其就业稳定或者顾虑事后追责,对于机会主义行为还多一点点自我克制.

上级考核下级的业绩并影响下级的职业利益,这是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发生机制.同时,重大制度变革所需要的管理结构投入的周期过长,导致官场中往往出现在短期内就要拿出成绩的不合理压力,这会助长机会主义行为的蔓延.哈佛大学教授钱德勒对企业史的经验研究指出,成功的企业需要对大规模生产设施、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的互相联系的三重投资,其中管理结构的投入完成周期最长,一个企业要完成管理结构方面的投入有一个十年左右的周期.“正是企业家对大规模生产设施、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进行的互相联系的三重投资(three –pronged investment),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崛起,钱德勒特别强调对管理组织的投资,因为它是使前两种投资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的充分条件.”从新技术的商业化到第一批成功完成三重投入并获得市场领导地位的周期是十来年.“在许多工业中,从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最初商业化到出现决定支配者的三重投资之间不过10来年的时间.”甚至对于杜邦这样的公司来说,完成管理结构投入的时间也需要十年,“杜邦和其他美国化工企业在它们于1917年获得染料、药品和其他有机化工产品的德国专利后痛苦地学到的一课.它们需要几乎10年的时间来发展可以把这些专利有利可图地商业化的设施和技能.”转引自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 [美]钱德勒:《战略与结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言. 对科层组织的绩效考核而言,很难有等待十年的足够耐心,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上级要求下级在较短的考核周期内拿出成绩的压力,从而助长下级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很难完成或者根本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向上报送已经完成的业绩数字.

三、加工厂思路与设计院思路的互文关系

可以将的管理决策方式概括为“加工厂”思路,除了要求行使概念职能时,要以技术职能的内容为基础之外,还要求在决策时,可靠的信息和知识要奠基于底层的先进经验(平均的先进定额).

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象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机关,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思想万岁》第58—60卷,1968年,第12、13—14页.

在高层中,有一种区别于加工厂思路的设计院思路,这种思路相信合理的政策和法令能够改变社会上的一切,行使概念职能时无需技术职能的帮助,做决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尽在掌握之中、不假外求,所谓的调查研究可有可无.所有的决策信息和知识无假外求的设计院思路,在高层决策反复出现.在合作化问题上有一种反对意见,是设计院思路的典型表现.这个反对意见立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公式,不需要基层的先进经验帮助决策,也不需要搜集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就可以进行决策了.1955年有人说,农村干部的管理经验和社员的觉悟水平决定办社速度的快与慢,因为在办好合作社之前基层干部谁也没有经验,因此,这个无假外求的设计院思路本身无需任何决策信息支持就足以得出合作化是否应该推进的决策.

与设计院思路进行辩论,似乎是一辈子都在从事的事业.1930年他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硬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这可以看作他对设计院思路的最初批评.

在再三推荐加工厂思路的同时,党史中间最具轰动效应的设计院思路出场了,即1958年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经验的三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这“三化”根本上颠覆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秩序,没有一分一毫的技术职能作参考,也没有真正的理论知识作为设计起点(有高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推荐给徐水的干部阅读,这本书算不上靠谱的制度设计知识),更为严重的是,徐水试点尚未取得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时,就已经通过报章密集宣传和组织干部参观被推向了全国,由此引发巨大的混乱和损失.

1958年8月6日,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召开了由河北省委秘书长尹哲,副省长胡开明,地委书记李悦农和徐水县委领导,南梨园乡党委书一记,大寺各庄、北邵庄、双营、六里铺村支部书记和社长参加的座谈会,提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问题.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今年钢的产量可搞到1300万吨,炼钢设备可搞到2000万吨.明年钢产量达3000万吨,超过英国.这就逼的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机关、学校都搞.还说,在徐水搞试点是合适的,因为这县工作跃进的快,搞了军事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在水利建设上有创造性.这次军事化又走在了前而,一年来群众在运动中也有很多锻炼,农业上有了很大基础,交通很方便.虽然有些缺点,如资源不太丰富,但可以改变和克服.为了搞好共产主义试点,陈正人还讲了工业、农业、文教的规划和指标,提出全县可搞一个大联社.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上义的书,如《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的有关文章.会后,陈正人还把他带来的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县领导,叫大家看.

河北省委对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非常重视.1958年8月12日,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提出“成立规划小组,、省派人参加,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规划总的要求,使徐水发展速度比其他地方走在前头两三年,以便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于是,由有关部门70人和省、地、县共120余人组成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小组,于1958年9月2日制订出《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其奋斗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22—523页.

设计院思路下由于缺乏下级的理解和主动支持,因此就需要积极地提升下级的顺从,为此目的甚至不惜采取各种强制手段:“大跃进中,县委提出用‘刮大风’(批、斗、处分、捕人)方法轰动生产局面,多次组织不同形式的会议,批判对大跃进持不同意见的县、乡、社负责人.”“据12个公社统计,劳改集训达7295人,其中基本群众4715人(内有党员308人,团员25人),地富子弟和一般顽伪人员496人,五类分子2384人.商庄公社建立18个劳改点,对‘劳动不积极’、‘说话生硬’、‘走路慢’、‘干活慢’的人集中劳改.”同上,第529—530页.

从自己主张的加工厂思路出发,对徐水试点所体现的设计院思路进行了多次批评,还责成河北省委组织工作组下去纠偏.可能是徐水县干部自认为有领导支持,对省委批评也拒不买账.在郑州会议上特地提到:“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办法.”:《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三次讲话》(1958年11月7日下午),《思想万岁》第58—60卷,1968年,第145页. 直到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还在与积极支持“趁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官们辩论.今天回顾,1958年很多重大变革,例如公共食堂的普及,都没有经过正常的决策程序(连人民公社决议都是在徐水和嵖岈山试点造成全国性影响之后才在北戴河会议上匆匆通过的,这有为共产主义试点做合法化论证的考虑,北戴河会议只对徐水经验做了非常有限的肯定),而是在共产主义试点的名义下被推广,其中徐水试点和嵖岈山试点的影响最大.正是从尚未取得经验的试点出发,导致官场机会主义的恶性膨胀——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等“五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蔓延开来,并带来极为严重的恶果.贺雪峰教授在农村调研中间发现,类似于当年徐水试点那种“办点的政治学”在今天还是很流行,官场花钱办一个试点然后大力宣传,目的是昭示某项政策,甚至还为这个政策出台妆点了一个群众路线的外观.贺雪峰:《办点政治学》,*http://www.snzg.net/article/2013/1214/article_36270.html 这种设计院思路虽不吻合实际但在官场中却有大批的拥护者.

更为糟糕的是,这个由个别人“拍脑袋”产生的共产主义试点,在没有取得经验的情况下却通过媒体宣传和组织干部参观而骤然推广到全国,“据当年徐水县接待参观访问的记载,从1958年3月到10月30日国内有32万人来徐水参观”.刘裕:《关于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县的始末情况》,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8页.回忆录作者刘裕于1957年4月至1958年9月曾任徐水县委书记处书记. 这一设计院思路及其所引发巨大的恶果,在历史写作中却被遮蔽了.这一时期的官场机会主义行为蔓延,却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个经过正式程序的决策联系起来,硬性进行因果链接并给出极为牵强的解释.在没有逻辑因果关系的相关项之间,硬性规定了一个因果链接,这应该还不是简单地要洗白某个具体责任人,而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政治逻辑.这其中的奥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展开,此处存而不论.

对于设计院思路的偏好,除拒斥加工厂思路外,毛时代许多高官的文化素质较低,而且对管理事务缺乏积极学习的热情,导致他们在执掌概念职能时容易发生困难,这是设计院思路较为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在系列讲话中批评了那种不对上分享决策信息和知识、只提供最后文件的领导方法.今天回顾,这个情况之所以发生,应该还不是故意地搞“对上封锁”,而是许多高级领导人因文化水平低和较少了解相关知识,过度依赖秘书和助手起草文件的结果.这样就只能够对上提供成品,高官本人缺乏形成某个决策所需的关键信息和知识,也就难以按照的要求事先分享“情报”了,结果,在高层的决策程序中概念化职能变成了由秘书这样的“后排议员”独立行使,都少有参与机会:“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特意推荐他自己写四十条纲要的经验:“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1958年1月12日),《思想万岁》第58—60卷,1968年,第7—8页.

以此而论,在加工厂思路下,需要决策人拥有足够水平的文化素养,同时还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搜集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完成决策和概念化过程.这样的人,在毛时代的高层为数不多.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以给学生授课的诚恳态度讲述加工厂的道理:

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方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竞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检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碰钉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思想万岁》第58—60卷,1968年,第28页.

考虑到真实存在于政治现场之中的加工厂和设计院思路的互文关系,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反复强调为什么要的基础上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这是就概念职能和技术职能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发言.同时对这一段话也应该会有新的理解:“没有,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文献研究室编:《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0、294页.

在设计院思路下,由于缺乏下级的理解和主动支持,为提升执行力度,像徐水县委那样在试点过程中引入手段对付下级和群众,以图“轰动局面”,就似乎不可避免.1958年许多高级官员就开始对下级行使“拔白旗”“反对保守主义”等打击手段,推动下级的跟随.1959年一些高官通过扣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打击批评意见.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设计院思路需要通过强硬手段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反”手段的过度使用,与设计院思路这样一种反的决策模式因果相关,事先需要反的打击手段去“轰开局面”,事后需要反手段去对付难于处理的批评意见.正是因为在设计院决策模式下,很多“消极被动的”下级干部受到过不公正的打击,这个怨气积累下来,到合适的时候就会起作用.在七千人大会中,“有人提出,对各部部长、省委第一书记,要发动地县同志提意见,两头挤”.这个建议得到接纳,追加三天时间专门用于开“出气会”.一位亲历者看到许多积极参与1958年共产主义试点和推广的省委书记,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曾希圣,都受到严肃批评,“发动县委批评地委,地委和县委批评省委……当时的批评会就同斗争会一样,非常紧张”.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322、344页. 发动或者容许自下而上的批评,也算是对高级干部中间顽固的设计院思路一次纠偏.

针对官场机会主义的顽症,纠偏始终效果不佳,许多高官对于设计院思路的迷恋和对加工厂思路的拒斥,使得另外一个更为深远的政治判断开始逐步形成,官场机会主义行为就此被视为一种阶级利益的自我呈现,临终之前的回顾说“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四、历史和政治如何在党史国史写作中再现

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期,出现过第一次官场机会主义“跟风”热潮:1956年河北省第一个宣布完成合作化,许多省“跟风”,导致1956年底就迅速完成了全国的“转社”;北京1956年1月宣布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结果引发跟风狂潮,全国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都完成了.在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所谓的共产主义试点的跟风推广,导致了严重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特殊化、强迫命令与瞎指挥),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另一次集中体现.

今天回顾,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应该算是执政早期两个最重要的决策,所以才都被冠名为“总路线”.但是这两大决策先是共同受到官场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和扭曲,随后这些在看来应该属于新制度支撑点的决策,在1962年还被随意地改变,这就导致高层分歧严重加剧了.

近三十多年的党史写作中,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性反而提升了,成了解释历史与政治的主要机制,还近乎遮蔽了大部分的历史研究视野.党史国史写作中,明显有一种过于急切地为机会主义行为寻找解释的心态.这些说法我们都很熟悉,其实都是为官场机会主义行为寻找解释的:“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同志、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为了解释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连群众的愿望都拿出来搪塞,这种急切求解的心态很不可取.结果却很意外,这在学术界激起了广泛响应,由此导致学术研究的机会主义蔓延.这体现为学术研究追求最小化信息搜集和知识学习成本,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许史学者倾向于把新闻性很强的事件作为主要的立论依据(这可以最小化搜集信息的成本);还有就是发展出一种作为历史方法论的“个人崇拜”,即以某个人的言论或者心理偏好作为历史和政治现象背后的唯一动力(此种方法论起源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说一切坏事都取决于斯大林的性格缺陷,由此获得一种历史或者政治解释模式:某个大人物是推动重大历史或者政治事件的唯一动力),这种党史写作的政治风险小,同时理论自由度大,可以方便地挣脱学术规则的约束.

这样一种对于历史和政治的粗糙处理方式,还有着知识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曼海姆在讨论“科学政治学的前景”时,指出“马克思跨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却是抨击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因素.从一开始他就拒绝制定一套穷尽一切的目的.他认为不可能取得任何可以脱离过程本身的规范……因为未来本身也将在它形成的实际辩证过程中被决定”.但是,相反的态度却很容易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流行,因为“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倾向于把事物尽可能地包括在理性的领域内,并将它们置于行政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尽量把‘非理性’的因素减少到零”;“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倾向是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由具体的法律规定的具体秩序,就等同于普遍的秩序”.[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8、115、119页. 官员和学界都追捧确定性和行政特征,也形成今天再现那段历史的认识论原因.

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叫教条主义休息,还长期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循环.这是把管理领域看作是存在着相互斗争的“非理性领域”(曼海姆语),给确定性留下的空间要少很多.这种态度在官场和学界中都只得到少数人拥护.我们今天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学界和官场多数显然是同意“脱离过程的规范”,包括使用的很多概念,例如经济规律,都是体现“脱离过程的规范”那种思想的.依据西蒙的经典分析,经济规律等价于经济学中间的最优决策,实际中间是无法达到的.支配目前写史的方法及其背后的知识社会学,很难公正地呈现历史和政治场域中相互辩论的两种不同主张,结果当然是设计院思路得到了过度呈现和肯定,而的加工厂思路及其内在理路就此被遮蔽掉了.

(责任编辑欣彦)

本文结束语:此文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农业四十条》和方法论和重访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形成过程本科毕业论文形成过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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