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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与本体、文献和交叉谈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教育方法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论文模板 原创主题:中国古代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28

本体、文献和交叉谈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教育方法,该文是中国古代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和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文献和交叉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知识、专业的学习、教育,都是由跬步的日积月累而至千里之行.多读书、多选课,重视从课外讲座等多种渠道获取知识,这些都是在学习、教育中必须大力提倡的.而本文所展开论述的几点,更多的是与对个人经历的回顾、总结及思考相关.一方面,这些都是自身的经验、心得,身为一个从本科到博士读了十几年的“读书专业户”,谈这些是有资格的;另一方面,本文所述都是在多年学习中受益的真实体验与感悟,作为对本专业学科建设的反馈是有价值的.

一、重视对音乐本体的学习与实践

由于各专业主攻方向的差异,音乐学专业在招生时对考生的音乐实践(声乐演唱、器乐演奏等)水平的要求低于音乐表演专业.虽然在音乐学专业的学生中,亦有音乐实践水平较高者,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实际上,艺术实践水平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影响其上层建筑——音乐理论所能达到的高度.就像“木桶定律”中所说的“短板”一样,音乐学的学生在本专业领域所能达到的高度,并不仅仅由对音乐学理论知识的积累决定,而是决定于综合素质的铺垫.在这些“木板”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本人所言音乐实践水平.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教学来说,重视音乐实践,特别是重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就是更有针对性的要求.

20世纪上半叶,在萧友梅为音乐教育所制定的课程体系及培养方案中,便要求学习理论作曲和器乐演奏的学生都需要选修一种民族乐器作为副科①.应是出于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在当代亦有坚持类似培养方式的音乐院校.在这方面,本人实要感谢自己的母校——中国音乐学院.笔者在中国音乐学院接受本科教育时,学院规定作曲、音乐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可以在二年级时公费选修一种民族乐器(亦有选修民族声乐者),为期两年.笔者绝对是这一教学方针的受益者!作为一个从小学习钢琴且只接触过西方音乐的学生,虽然今时已经回忆不起当年是如何知道古琴这种民族乐器的,但从本科二年级至今的十几年时间中,笔者不仅是先后跟随杨春薇、吴文光两位先生习琴,更是自此走上一条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之路,这种转变与成长,连自己都觉得感慨.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如能抓住类似机会而辅修民族乐器、学习传统音乐,绝对是对个人视野、音乐实践水平以及音乐理论发展前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对本专业的教学来说,这一门径亦是对学生专业成长的有力辅助.

之所以提倡本专业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入接触中国传统音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对某类传统音乐的深入了解,很大可能会成为学生深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捷径”.以笔者本人为例,习琴多年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对传统琴曲的继承,还以此为契机一门深入,在古琴谱式、琴制、琴乐记谱等方面有所心得,并顺利完成了本科、硕士两个阶段的毕业论文.这一方面自然是多年坚守、累积的回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条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确为捷径的原因.

说到捷径,以上所言许有投机取巧之嫌.但所谓“捷径”在很大程度上实为经历之后的回顾总结,而非事先的苦心设计.诚然,学习的目的并不必要带有功利性,但学以致用终归是正途.虽然从院校学生辅修第二乐器的实际状况来看,人之常性并不易有,但不具常性的学生在本专业的发展前景也是有限.而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教育来说,从数量相对较多的本科学生中去粗取精,亦是正业.

二、强调对古代文献原文的译读

对各个院校所开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而言,选择一本适用的教科书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是必需的.但选用任何一本教科书,都躲不开一个问题:书中所引典籍,仅为摘选而非全文.教科书囿于篇幅等原因仅引文意之核心,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教学以及本专业的学生来说,仅仅阅读教科书中的文献节选,这绝对是不够的.

举个与音乐有关的例子.《隋书·音乐志》中载有这样一件事:苏夔、郑译要订正律吕,何妥以学识闻名又深得高祖信赖,亦参与其中,高祖不通音乐,采信何妥之言,使得隋代雅乐最终唯用黄钟一宫,而郑译等人所提出的十二律旋相为宫理论则未被采纳.上述一事,即赫赫有名的“开皇乐议”.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科书中,关于“开皇乐议”都会提到郑译、万宝常,提到龟兹苏祇婆的“五旦七调”,提到隋代雅乐唯用黄钟一宫,但对其中盘根错节的利益争斗就鲜有提及.不通过阅读文献原文,很难想象“开皇乐议”这一本是关于隋代音乐制度的讨论,最终会演变为一场混乱的朋党之争.而对此事背后的政局有所了解,有助于在学习与研究中对事件全局的理解与分析.

阅读文献原文,随之而来的工作就是需要对古文进行点、校、注、释.音乐院校的学生一般并不具备深厚的古文献功底,但只要具有认真、严肃的学习态度,在大史学界、古文字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适用的字典、词典,这基本无碍于对古代音乐文献的译读.但对古籍的译读忌讳囫囵吞枣,很多学生在课前预习文献时,自认为该查阅的知识点都关注到了,却每每在提问细节时无法正确回答.如《尚书·尧典》中“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由于句中并无生僻的字且一眼掠过语义较为通顺,因而往往被略过.但这里的“百姓”是什么意思?如果粗看,难免以为是指老百姓,其实这里是指“百官”;此处的“平”怎么读?不读píng而读pián.像这一类的细节,如果想发现、究明,就必须具有“较真”的态度.笔者曾经在本科阶段跟随刘勇教授点校过陈旸《乐书》,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跟随吴文光教授研究了石汝砺《碧落子斫琴法》,并选修过刘勇教授“历代乐志导 读”课程.由于清楚自身的古文献功底根本无法与综合类大学相应专业的学生相比,因而笔者在自习文献时,但凡碰到不熟悉的字、词,都会逐一翻查字典,有时还会将不同字典中的解释加以比较;碰到文中难以断句之处,哪怕并不存在较为生僻的字、词,也会一一翻查工具书,以便查看是否存在某些常见字会与句中前后的另几个常见字组成生僻词的情况.一般而言,在这样的预习之后所遗留的问题,在正式上课时是会得到非常集中且有效的解答的.而这也可以使学生更快的结束基础的文字工作,从而进入到对本专业而言更具针对性的领域.

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而言,与古代音乐文献的接触是无可避免的,但与文献的直面是颇需下些苦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时,强调学生要具有正确的学习方法与态度.“巧”与“拙”有时并不表现在眼前、表面,时间自会给我们答案.

三、探索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应用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无法仅仅采用本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而不涉及其他学科.这一方面是由于很多学科及其理论与其他学科本身就存在交叉及通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学科已日渐脱离单一领域的基础研究,而向更高层次的跨学科、多学科交叉方向发展.

由于音乐学本身为人文学科,因而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领域中,较为常见的是在人文学科内部(如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等)的研究方法借鉴.此外,数学也是本学科,甚至可以说是各个学科,所离不开的有力助手.常用的数学方法包括求平均值、求和、求差等等,这些方法早已被熟知并广泛运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研究而言,对数学方法的应用,与人文学科内部研究方法的借鉴,有质的不同——前者属于定量分析,后者属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注重的是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而定性分析所擅长的是逻辑思维中的归纳、分析和演绎.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陈铁梅指出,“……定量研究排除了在归纳和演绎等推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观任意性.”②笔者认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在研究方法与关注焦点上存在明显差异,合理的运用定量分析将有助于对古代音乐史料进行定性分析时所追求的客观性.而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也是笔者多年来极其重视借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笔者的博士论文《两周越地青铜编钟研究》便是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范畴中的编钟进行研究的典型例子.此文中除较为常规的对编钟的纹饰、音列、宫音高度进行分析外,笔者还借助统计学标准差的方法,对越地编钟的形制特点、形制在设计铸造层面所具规范性、与《考工记》所载乐钟理论形制的相符程度,以及乐钟正侧鼓音程音分值的偏离程度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以图揭示蕴含在乐钟数据资料中却不易被传统的定性分析所觉察的现象与规律,挖掘其中有理性因素参与或制约的痕迹.“标准差”是“数据关于均值的离散程度的一种度量”③.将其运用于编钟的形制分析时,形制数据的标准差越小④,则说明本套编钟在设计、铸造层面所具有的规范性越高,反之则规范性较弱.标准差的方法亦可以运用于对乐钟双音状态⑤的分析.其原理在于,乐钟双音状态的区别,关键在于“理性”因素的参与程度——理性因素参与的程度越高,则双音状态所处的层次越高.使用标准差的方法对乐钟正侧鼓音程音分值的偏离程度进行分析,其结果所指向的是音程的统一性,统一性越高,则越可能存在对钟上双音关系的理性约束,乐钟更可能摆脱了原生双音的状态,而向更高层次的铸生双音、铸调双音阶段发展.

本人在博士学习阶段的导师王子初先生,更是善于在研究中综合各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既是由于“音乐考古学”自身即具有学科交叉性的特点,也是其个人研究经验独到、眼界开阔的体现.在王氏的研究中,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极为常见.如其对青铜乐钟所进行的音乐考古学断代研究,就需要涉及乐钟的调音磨砺手法以及音梁设计等问题,而这些既是中国古代编钟冶铸中的核心技术,也能够反映出编钟研究中的音律问题.王氏通过多年来对大量编钟的研究分析,总结出了与乐钟内部结构、调锉手法相关的断代标尺.据王氏研究,商铙的钟腔内部并未有调音锉磨痕迹或是音梁结构设置;西周的乐钟内虽无音梁,但已经采用挖“隧”的方式进行调音锉磨;春秋时期的钮钟不用甬钟挖“隧”的方法,而使用内唇锉磨的方法进行调音,但在春秋早中期时,由于音梁尚未发育完善,调音锉磨仍在内唇上进行,直至春秋晚期以后,随着音梁结构的完善以及调音锉磨手法的日渐成熟,锉磨的位置逐渐由内唇向音梁上集中.⑥在王氏近年所主持的南京博物院盱眙大云山1号墓音乐考古学研究项目中,更是联合了国土资源部南京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测试研究所的矿物学专家汪建明先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玻璃实验室玻璃工艺学专家关东海主任等相关领域的一流专家以及海内外高水平的玻璃制造企业,共同对大云山1号汉墓所出土的仿玉玻璃编磬进行复原实验研究.经研究发现,大云山1号汉墓所出土的玉编磬,其材质并非天然青玉,而是由在汉代时比玉更为贵重的铅钡琉璃熔铸而成.⑦试问,如非通过相关专业、相关学科诸位专家的通力协作,此类项目的实验研究又岂能高质量的完成?

新方法的运用所带来的回报是可观的.这是因为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既可以做新课题,也可以做旧课题;而且从这些课题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无论与前人的研究结论是否一致,都是研究者的个人研究成果.而这对于本专业的导师指导学生进行论文选题来说,是不是可选的范围扩大得多了呢?但是对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有阻碍的.从笔者的亲身经历来看,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最大阻碍,在于如何在请教、探寻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前期,实现与他学科学者的有效沟通.在人文学科内部借鉴研究方法时,由于学科之间的相通性相对较大,因而这一阻碍并不明显.但在突破人文学科的范畴时,不同学科间往往沟通困难.就像笔者在博士阶段所作的研究那样,在前后近三年的时间里,经历过无数次“鸡同鸭讲”的苦恼,最终才找到适用的方法.想来也是无奈,“术业有专攻”所言不虚,学科间的沟通障碍对双方而言是同时存在的.这种互相不理解的状况,就要求我们要对自心所期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方向、研究成果要有充分的认知.只有明确了自己研究的是什么、想怎么做、想得到什么,才有可能通过无数次的沟通,让对方明白我们的学术期待,从而引导我们在对方所擅长的专业领域内找出适用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主导者是我们自己,唯一的依靠也是我们自己,对方只是引导者、协助者.大忌为仅向对方告知自己的研究对象,直接等待对方帮忙想出个什么全新的方法这种偷懒的行为.一方面,隔行如隔山,对方很难在掌握极少相关信息且缺乏双方沟通的状况下给出适用的意见;另一方面,自身的敷衍对待也会让对方对你的求助一笑了之.

总而言之,对跨学科、多学科交叉方法的探索,并非易事.在向他学科求助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学术期待有足够的认识,虽然无法精确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但只有有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做到与他学科的有效沟通,让对方了解你的研究对象,明白你所渴望的研究思路,从而增加对方给出有效信息的可能性.这一切的一切,关键在我们自己.

结 语

脱离学生阶段进入了人生的新旅程,时常回顾、总结自己做过什么、做好了什么、欠缺了什么,进而在诸多感慨之中寻找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以上展开论述的三点,既是个人成长的经验、心得,也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从教育方法到学科建设的反馈、建议.虽然个人的成长之路并非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必经之路,但笔者真诚的希望,本文能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学科建设以及尚在苦读的本专业学生,有哪怕丁点的启发与帮助.

①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② 陈铁梅编著《定量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③ [美]S.伯恩斯坦、R.伯恩斯坦《统计学原理》(上册),史道济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④ 标准差之所以可应用于钟类乐器的形制分析,是由钟类乐器自身的形制特点决定的.根据《周礼·考工记·凫氏》所载,钟体不同部位的尺寸存在比例关系.笔者在研究中,将钟体各部位单纯的长度换算成不同部位之间的比值,再使用标准差的方法对比值加以分析.详见本人《两周越地青铜编钟研究》一文(音乐学院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我国古代乐钟所具有的合瓦形外形,决定了它生来就能发出双音;但能发出双音的钟,却并非都是双音钟.根据冯光生对这一问题的总结,钟上双音有着“原生”“铸生”以及人工“铸调”三种存在状态.详见冯光生《周代编钟的双音技术及应用》,《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第40—54页.

⑥ 王子初《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之二》,《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第5—34页.

⑦ 王子初、李则斌等著《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音乐考古学研究》,未出版.

隋郁 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教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该文结论,此文为一篇适合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文献和交叉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中国古代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中国古*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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