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沈从文:创伤的执著性灵的诗人未熟的天才，该文是有关沈从文毕业论文范文跟执著性灵和沈从文创伤和诗人未熟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贾振勇
摘 要：从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层面介入沈从文研究,是探索沈从文及其作品独创性的崭新有效途径.在自我发现、想象和建构过程中,沈从文形成了自卑与自负氤氲互生的两极心理机制和精神结构.沈从文文学理想国的建构,是自我同一性生命经验持续发酵和有效扩展的结果,并在都市和乡村两大题材交替创作中逐渐确立自我的价值倾向.创伤的执著及其选择性记忆和艺术投射,是沈从文独创性的深层心理动因和精神起源,为他赢得诗性智慧的绽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色彩勇猛的辩护士,沈从文在田园挽歌和历史感伤中,唱出中国人文主义的失乐园情怀和乌托邦再造梦想.因为自我两极心理机制和精神结构的凝固、偏执、缺乏弹性,因为动力源的难以再造和重构,因为执著于抽象和观念的思维迷障,因为历史暴力的干预,因为自由创造空间的丧失,他在寻求以伟大形式构筑更辉煌人性乌托邦的道路上停下探索与创造的步伐.
关键词：沈从文；自我;创伤;动力源;天才
一
“青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①当徐志摩为沈从文写下这赞词时,是否会想到这刚刚放歌的云雀日后如遭受浪打的浮萍？这个被称为“天才青年休芸芸君”也被视为“孥孥阿文”的人,是否会预知自己将遭遇的落寞与辉煌？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该是怎样一种孤傲、落寞？像鲁迅那样所谓寂寞如大毒蛇缠住灵魂的作家,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其人.但无论怎样孤傲,似乎还没有一个作家对外界评价无动于衷.作品总是写给人看的,沈从文也不例外.他不但关注还相当在意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私人书信中的种种不满乃至愤怒,更足以表明他的在意.且不说对韩侍桁、贺玉波、苏雪林、郭沫若等非右即左的批评嗤之以鼻,就是对褒扬者似乎也不怎么认同.比如对堪为同道的李健吾,认同之余不但有相当的保留,且一以贯之：“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②；“唯有一个刘西渭,能稍得其解也还不够”③.至于以后文学史的有关评价,他简直深恶痛绝,书信中流露的大量鄙夷与不屑、愤慨与讽刺,就是活生生例证.晚年他对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凌宇等学者的肯定,好像更多是对研究者兼钦慕者的尊重与谢意.在给凌宇的私信中,他直言不讳：“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和.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穿点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④凌宇
作者简介：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伤与中国现代作家独创性关系研究”（15BZW181）的阶段性成果.
①徐志摩：《志摩的欣赏》,《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②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13页.
③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4页.
④沈从文：《19880412致凌宇》,《沈从文全集》第26卷,第550页.
是首屈一指的沈从文研究专家,他尚且如此认为,其他研究成果可想而知.学术研究不能唯作家本人的意见马首之瞻,但沈从文对外界评价鲜有共鸣,不认同甚至是不满远远大于欣然接受,在现代文学史上少有出其右者.因其不满而否定以往研究成果,当然不足取.但也提醒我们,以往研究是否存在隔靴搔痒的情形？是否可以成为反思、校正和深化沈从文的警示和契机？
如果沈氏看到以后的沈从文热,态度或许会有所改变.可惜在那个据说要获诺奖之年,他离开了这个让他颇不如意的世界.估计他也不会想到,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成了通俗文化消费品,类似阅读张爱玲,阅读沈从文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品位和高雅的象征.对照沈从文生前寂寞沙洲冷、不肯栖寒枝的心态,较久远的研究或可不论,但近三十多年的沈研,是否抵达了知人论世的境界？是否还存在很多偏差？是否还有更广、更深的空间需要开拓？有学者归纳说：“综观30年来的沈从文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所着力深掘的是沈从文生命主体与文学精神蕴含的几个关键词：如‘牧歌情调’、‘人性’、‘生命观’、‘文体作家’,以及‘乡下人’与‘现代性’等,这些关键词几乎贯穿了沈从文研究的始终,且构成了‘沈研’现在的整体模式和基本走势,也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沈研’情结以及人们反复研究的内在张力.……同时我们发现,‘沈研’中也不乏大量的‘重复生产’与‘过度阐释’现象”.赵学勇、魏巍：《19792009：沈从文研究的几个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应该说,这个判断是较为准确而到位的.
如果说在沈研的文献史料搜集和整理层面,学者们并无多大分歧；那么理解和阐释层面的沈研,则仁智纷纭.问题关键是：当人们依靠那些关键词、观念、方法及其背后隐藏的立场和价值倾向来研究沈及其作品时,存在多少“六经注我”的情形？把沈氏及其作品纳入到理论、观念的框架中审视,固然会有别样的理解与阐释,但是否也把沈氏及其作品关进某一观念和理论的牢笼中？沈氏及其作品由此成了印证某种理论、观念的注脚？符合那些理论和观念,就能说明沈氏及其作品独创性的价值等级高？假如沈依然活着,肯定会加以赞赏,但会如闻纶音吗？弗洛伊德批评达·芬奇的研究者时说：“他们把他们的精力奉献给一个理想化的任务,目的在于把这个伟人塞进他们所设想的婴儿的模式之中——也许目的还在于在他身上再现儿童对他父亲的理想.为了满足这个愿望,他们去掉他们主人公的生理学上的个人特征；他们抹掉他一生与内部和外部阻力的抗争的痕迹,他们在他身上不允许有人类弱点和缺陷的痕迹.这样,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实际上冷漠、陌生和理想的人物,从而代替了我们会感到与我们遥遥地有着关系的一个人.”［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96页.弗氏的批评或许偏颇,但是否启发我们：如何避免研究者自身局限,找到并把握住走入沈氏及其作品最迷人秘密的机会呢？研究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最重要的目的无外乎认识、理解和阐释其独创性.
探索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独创性的方式,万万千千,没有定规.但无论如何,都必须经过探索者的准确认识和恰当理解这一渠道.正如有人说：“沈从文从自己的种种遭遇中,痛感对一个作家理解的重要.他不要溢美,拒绝虚言浮词的夸张,他要的是真实,要的是真正的理解.”王保生：《寂寞寻梦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沈氏不大认同别人的评价,显然是认为别人的理解与他对自我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沈氏对自我的理解未必准确,但是否可以提醒我们,选择恰切的理解之路,才能真正走入沈氏及其魅力盎然的作品世界？以往从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文化的、宗教的乃至政治的诸层面研究,毫无疑问成就斐然；但从心理学、精神科学等层面并综合运用其他学术资源进行的研究,较为少见.可是沈自己却曾经有意识地进行过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层面的自我审视：“一切过去的重复温习,未来的检讨,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页.这个并不具备专业水准的自我审视文本,就是尚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一个人的自白》.
如荣格所言：“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4页.这一维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有认识和理解的基础在于经验；所有的经验,又无非来自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所谓客观存在,只有转化为心理和精神的存在,亦即转化为被心灵整合、重构后的一种客观存在,才能被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历史的、美学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诸层面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是由心理和精神世界再创造出来的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心理学和精神科学所涉及的内容,不但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且较少掺入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更倾向于以自然科学研究的眼光去探究那种再创造之所以产生的各种因素与内在机制.从心理学和精神科层面介入沈氏及其作品,就是结合其他人文学科资源,通过分析和探讨沈氏及其作品的独创性得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及发生机制,去理解和探索沈氏及其文学世界的那些迷人秘密.
二
如果说,从客观存在到心理经验的关键*环节是人自身,那么,从心理经验到文学作品的关键*环节,应属人自身的那个自我.“自我”这一概念的构成及其指涉,相当复杂和微妙.自我的特性,也随时光和外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而发生变化,甚至在不同时段表现出某种较大的差异性乃至断裂性.但不管怎样因境而异、因时而迁,自我在漫长的延展历程中,总能在整体上自始至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同一性乃至稳定性.有心理学家感叹：“我们人类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可以改变许多,然而却永远还是原来的自己——这一点最让我们惊叹.尽管自我同一性在不断更新、在一切关系领域不断拓展,尽管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联不断变幻,我们的骨子里始终有不变的本色.”［瑞士］维蕾娜·卡斯特：《依然故我》,刘沁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7页.这个骨子里不变的本色,换用哲学、美学或文艺学术语说,就是黑格尔提出并得到恩格斯高度认同且在文学和美学层面加以发挥的“这一个”.而沈从文的“这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非“乡下人”莫属.“乡下人”是沈氏自我认同、想象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界有关“乡下人”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丰,但总体上是按照心理和精神世界再创造物的属性及其内涵来研究,掺杂着不少研究主体的主观印记和价值取舍.学界尚缺乏从心理的内在机制和精神的逻辑结构层面进行的价值中立式研究.
探寻沈从文的自我及其构成中的最突出征兆和特性,是窥见其独创性秘密的一条捷径.如果通读《沈从文全集》,尤其是文论、书信、报告和检讨中的自述文字,不难得出一个很深印象,即沈本人自我评价的两极人格取向,亦即自负与自卑纠结又相辅相成的自我两极心理状态,不但明显且颇为沉重.最典型的当属沈借他人之语进行的自我评价：“正如一个共同相处二十年的熟人的批评：‘性格中实综合坚强与脆弱,骄傲和谦虚,大怀和小气,成熟和天真而为一.情感深厚而理智拙劣,对实际权势淡泊,却富有知识上学习的虚荣心.理解人事相当深细,可极端缺少自知.想象十分放纵,举措取予又过于拘泥.’这种批评不一定完全对,但至少是一个熟悉我的人的一种客观的印象.”沈从文：《解放一年——学习一年》,《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5051页.类似述说在同期写的《自传》中如出一辙,且抹掉了“他人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一定完全对”和“客观的印象”等他人话语印记,完全是夫子自道.
或说这种表述,是慑于新政权强大压力的无奈之举.其实不然.自负与自卑纠结又相辅相成的自我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在民国时代就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比如在给好友的信中,他就对自我的矛盾状态大发牢骚：“人到三十虽是由身体成熟向人生事业开始迈步的日子,但我总觉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长长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训得没有天才的‘聪明’,却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养成虽不‘伟大’却是十分‘孤独’.善变而多感,易兴奋也易于遗忘,使我作事,使我吃饭,都差不多永远像是为一种感情做去,有女人的同情,女人的依赖心,（所谓妇人之仁吧？）却又有顶桀骜的男子气,与顶不通达的冬烘气.在做文章时,我好像明白许多事情,能说许多道理,可是从事实上看,譬如恋爱,我就赶不过一个平常中学生.”沈从文：《19310206 上海 致王际真——住在上海不动了》,《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27128页.如果熟悉他的生平经历,如果熟悉他那产量高达千万的文字,就不难发现这种心理状态和人格结构的两极特性,几乎伴随了他一生.
沈从文自我结构中的两极化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并非均衡呈现于他的生涯和作品中,而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仔细阅读沈氏那些有关自我的文字,不难发现这种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分别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世界和文学虚构世界.即自卑心态和取向,主要指向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生在世不称意的那个自我；而自负心态和取向,则主要指向由心理和精神世界创造出来的那个文学王国中的自我.
体现自卑心态的话语,在《沈从文全集》中屡见不鲜,尤其是早期作品和大量书信中几乎比比皆是.如果说沈氏有关自卑的大多数表述,是焦灼心理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呈现,那么上升为理性层面的相关述说,也不在少数.比如《记胡也频》中对自我的反省与评价,就体现出较高程度的理性自觉：“一切生活的向上,是从自信上打下基础的.我因为一种伴随到生活而来的弱点,缺少这个,永远在一种悲剧里过着日子.我的文学成就是无意中一手捞着的,我永远惑疑我捞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远以为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事业.我永远以为自己做到的都不对,那些我还没有抓过一把的,却在那里等待我去着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琐碎的注意,又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现成的这种性格相反.”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18页.据现有资料看,同代人中公开指出沈氏有自卑感的,钱钟书是比较明确的一位,金介甫的访谈可为证：“1980年6月23日我在北京采访钱钟书时,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150页.关于沈氏的自卑情结,学界已有不少论述,本文不再赘言.
有关自负心态的表述,沈从文笔下也有大量呈现.在早期作品和书信中,这种自负心态往往借助一个未曾实现的自我的理想或信仰,一方面慰藉落魄、不如意的现实中的自我,另一方面又对那个期待视野中的自我进行激励.这个虚构自我的支点,当然就是他的文学理想国.如果说未成名前,沈氏的自负心态,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那么功成名就后的自负,则成竹在胸,甚至有些惟我独尊气概.当然,这种自负取向主要是对自身文学理想和成就的高度肯定.比如1936年之际的沈从文遭遇创作瓶颈,身处困扰却依然相当自负：“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不但信心百倍,且生发出对自我价值的高度期许：“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人.”沈从文：《沉默》,《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04105页.借大哲先贤抒发心声且自比,该是何等的自负？
自负与自卑纠结又相辅相成的自我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有其产生的现实依据,也会对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在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有什么独特而持久的因素在发生重要作用？又如何反馈于他文学世界的建构？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会给他文学理想国的创造品格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世界和文学虚构世界的哪些层面？
三
沈从文作品存在大量有关自我的叙事,早已为众多研究成果证实,比如金介甫通过大量分析与研究认为：“沈从文在他抒写自我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里,都暗示他真在写自传,……可以肯定说,沈从文的确把他的真实生活写进了小说.……沈从文抒写自我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如何也可以代表作者为人性格的一方面,写出他当时的思想、行为.”［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第126127页.即使不说金氏列举的典型作品,就是《善钟里的生活》这篇不起眼的小说中,“得着宰平先生的感化”、“预备把阿丽思游记第二卷继续写完”之类叙事,也足以证明金氏的判断有据可凭.如果说文学作品因为虚构性和想象性,使有关叙事显得不那么真实；那么在理性认知层面有关自我的表达,其真实性则毋庸置疑,《从文自传》和《一个人的自白》就是这类自我表述的代表.
如果说《从文自传》代表了沈从文的自我寻找、自我发现与自我塑造,是沈氏自我建构基本成型的标志；那么《一个人的自白》则象征着沈的自我剖析、自我评价与自我反思,是沈氏自我建构的终结.如果说《从文自传》还带有自我建构和想象的某种不确定性,那么《一个人的自白》则是沈氏的自我尤其是文学自我的想象与建构的尘埃落定.如果说《从文自传》是借助自我寻找而走向文学的路标,那么《一个人的自白》则在时代轰鸣中借助自我回首而向文学告别.
《一个人的自白》写于1949年.这一年,既是中国文艺复兴戛然而止的一年,也是沈氏文学理想国悄然崩溃的时刻.细读《一个人的自白》,令人触目惊心之处莫过于那些和创伤有关的词汇,比如悲哀、痛苦、寂寞、困苦、屈辱、伤痕、绝望.“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面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9页.这段叙述让人多么似曾相识.不错,就是鲁迅那段著名叙事的沈从文版.沈氏终其一生对鲁迅都有微词,却始终高度认同鲁迅的“天真”比如《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中所说：“从文字的有力处外,我们还可以感觉着他的天真”；再比如《鲁迅的战斗》中所谓“从老辣文章上,我们又可以寻得到这个人的天真心情.懂世故而不学世故,不否认自己世故,却事事同世故异途,是这个人比其他作家名流不同的地方.……鲁迅并不得到多数,也不大注意去怎样获得,这一点是他可爱的地方,是中国型的作人的美处.这典型的姿态,到鲁迅,或者是最后的一位了.”.处于文学理想国轰然倒塌临界点的沈从文,想起鲁迅并有意模仿之来叙述自己的生命历程,是否对因“天真”而与世相违的那种寂寞、痛苦产生高度共鸣？这段鲁迅式的沈从文版叙事,有两个关键词：痛苦现实与抵抗.这两个关键词是沈氏自我想象及文学理想国建构的一对互动逻辑支点.正如沈氏所说：“‘否定’在生长中,随‘幻想’而生长,因为这是求生存唯一的支柱,二者合并作成一个抽象而强韧支柱,失去其一都不会继续生存,产生‘未来’.”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1页.如果说,痛苦现实是沈从文自我发现、想象与建构的重要现实刺激源；那么,抵抗则意味着他直面痛苦现实时自我的精神姿态与行动意志.
沈从文说自己“一生忧患多,挫折多,十分胆小怕事”沈从文：《自剖提纲》,《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83页.,既非顾影自怜,更非自污求全.沈氏在理性认知层面大量创伤叙事的出现,主要集中于1949年后.严酷的时代粗暴之手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勾起他较多负面记忆自然在所难免.正如心理学研究所证实的,重构存在于脑海中的事物是记忆的本质与功能,沈氏1949年后的创伤叙事,显然是对过去那个已逝自我形象的重组与再建构,侧重点在于述说和阐释忧患、挫折、痛苦等创伤体验及后果.这种记忆重组和再建构,发源于自我建构史上的那些客观心理体验和精神烙印.比如沈氏反复提及的作品所蕴含痛苦的鲜有人识：“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5页.沈氏对此还进行了自我说明：“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还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011页.不但进行说明,他还进行过深度精神分析：“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我‘写’或‘不写’,都反应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沈从文：《〈湘西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94页.事实上,此类创伤叙事并非事后诸葛亮,在功成名就的辉煌时刻,沈氏就有较为清醒的理性认知与判断：“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4页.此类创伤叙事尽管不如1949年后的述说直接、明快和富有条理,但在各类文本中也是屡见不鲜.尤其小说等虚构文本中有关“痛苦现实”的种种述说,更是比比皆是.
之所以说痛苦现实和抵抗是沈氏自我想象及文学理想国建构的一对互动逻辑支点,主要在于：记忆尽管具有重组和再构建的功能与特性,但也必然是在遵循自我建构史上的客观心理体验和精神烙印前提下进行的（有意虚构和精神失常除外）.问题关键在于,记忆不会自动呈现,而是由于源于现实的直接刺激,进行选择性提取,正如阿德勒所言：“每种记忆都代表了某些值得他回忆之事,不管他能想起的,是多么少的一点点.当他回忆时,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被想起,是因为它在他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曹晚红、魏雪萍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如果说外在政治高压和内在文学理想国崩溃等因素,诱发了《一个人的自白》等文本大量创伤叙事的出现,那么《从文自传》,则主要侧重于为自我发现、想象和建构寻找历史资源和内在支撑.沈氏在约半个世纪后明确予以证实：“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硬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沈从文：《从文自传·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67页.
《从文自传》是沈从文自我寻找、自我发现、自我想象和自我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梳理自我及文学理想国初步定型的前因后果.以所谓客观和真实来审视《从文自传》,显然对理解它之于沈氏自我建构的意义有些缘木求鱼.正如有心理学家根据案例分析所总结的：“我们的回忆很少会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带着想象的色彩.……追忆往事时,我们会改动那些曾令我们羞愧不已的情节,把它们讲得更容易为内心的自我形象所接受.另外,在讲述中我们也会提及自己随着岁月流失总能不断发现自我新的一面,而这些新特征又是如何越来越成为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士］维蕾娜·卡斯特：《依然故我》,第26页.《从文自传》也突出了沈氏自认为对自我建构有价值有意义的因素,忽略了可能同样重要但又为他所抵触的一些重要因素.这也影响了研究者判断的准确性.比如沈氏少年时代的逃学经历,研究者往往将之置放在与学校教育对立的语境中考察,以学校体制和教育模式的腐朽、僵化,衬托自由心性和想象力的培养之于文学沈从文的价值与意义.沈氏自己也高度肯定逃学经历对自我塑造的作用：“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253页.逃学尽管是事实,但不意味着沈氏的学校教育是失败的,并非一无所获,尤其是诗赋、作文、书法等课业绝非等闲,以至于国文老师田名瑜赞其曰：“才峻而气清,怀虚而志亢”蒋国经、李春香：《少年沈从文》,《档案时空》（史料版）2006年第5期..沈氏轻视学校,轻视的应是学校体制的束缚和僵化,是学校教育的平庸和缺乏挑战性,并不意味着拒绝学校这个空间所涵纳的知识和文化.试想,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支撑,沈氏何以在部队成为文书和书记？以后又何以走出湘西？何以在北平最终确立那个文学的自我？
“对自传性记忆而言,重要的不是某事发生的时间,而是对它的理解,并将它与生活中的某个场合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意义.”［瑞士］维蕾娜·卡斯特：《依然故我》,第122页.解读《从文自传》记述的那些往事,无论虚实如何,关键是看如何构成沈从文自我建构的重要环节,进而成为其文学理想国建构的动力源.那些事件之所以在沈氏的心理体验和自我体认层面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因为他在对自我的梳理和判断过程中,强烈意识到这些事件给他提供的意义和动力.这不仅对他自我本质的确证产生重要效力,而且层累地构成他一步步走向梦想的文学理想国的阶梯.沈从文自卑与自负纠结而相辅相成的自我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正是在这样一个层累的阶梯式自我结构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四
汪曾祺曾感慨：“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怀着极其天真的幻想,跑进一个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实现了.”汪曾祺：《汪序》,［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第1页.沈氏的“幻想”渐次绽放的过程,的确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可是,当人们流恋于《边城》、《长河》等小说描述的那桃源世界,内中蕴含的悲痛和热情有几人能细细品味？当人们津津乐道他那离奇故事的传奇性,又有几人能从离奇中倾听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喟叹？沈氏为此而感伤：“近于奇迹,可不知奇迹中的种种经过,平凡而且痛苦为如何也.”沈从文：《19820921 北京 复常风》,《沈从文全集》第26卷,第441页.
沈从文曾无比怅惘：“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沈从文：《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88页.一个社会和时代的历史深处,埋葬着人类无数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个人灵魂的历史深处,何尝不也埋藏着无数难以言说的阴晴圆缺？无论是洞察历史还是洞悉人性,都需要拂去灰尘和假象,剥离历史和人性的僵硬外壳,设身处地地去感知既往者内心的呼吸：奇迹中的种种经过、平凡和痛苦,是怎样转化为自我发现、想象和建构的动力源？又怎样支撑着他幻想的实现？那梦想的诗学世界,又如何向他打开神启之门？
湘西岁月是沈从文自我寻找和发现的时代.由于情感记忆、体验记忆乃至意志记忆明显有别于事实记忆,暮年沈从文回首这段时光,显然更侧重于痛苦现实的那一面：“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沈从文：《从文自传·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67页.他的追记,明显具有自我历史的再记忆特征和再体验增值效应.仅就《从文自传》的描述看,活脱脱一个自我生命力顽强不屈和渐次扩展的成长记；他后来视为创伤和挫折的那些事例固然存在,但有关创伤与挫折的体验与感受却轻描淡写.在不动声色的叙事背后,更多的是“否定”与“幻想”的力量暗暗滋长,“抵抗”的意志给予他不竭的动力,终于促使他离开那个边疆僻地的小城.那时的沈从文处于人生壮岁,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文坛新星,他需要的是自我尤其是文学自我得以确立的动力源和历史支撑,而不是自我的不堪重负.
就《从文自传》叙事意愿看,构成明显创伤叙事的事件并不多.然而正是那些轻描淡写,构成了沈氏自我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在沈氏自我寻找和发现过程中,无论记忆鲜明还是记忆失落,所有往事的体验、感知、思索乃至无意识等种种心理因素和精神痕迹,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复杂的自我历史的合力系统.比如祖上光荣和家族梦想,作为埋藏心底的激励效应；比如逃学过程中,自由心性不受遏制地释放；比如对自然万象、社会百态的那种高超观察力和卓越幻想力的蓬勃生长；比如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感觉系统的精微体验；比如离开家庭庇护,在军旅途中对于温暖和人情的渴望.应该说,这个合力系统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各得其所地在沈氏的自我建构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在多年后才大显身手.比如,当作游戏来“观赏”的杀人场景,当时的漠然体验,对他以后人生姿态和创作风格的影响,迄今都未得到恰切评估.不能说哪一种因素起决定作用,哪一个环节的缺漏都有可能造成他人生另一景观的出现.但又必须看到,在这个自我合力系统中,总有一些更为醒目的因素被充分体验与意识到,并以一种自觉的经验,成为自我建构的心理逻辑支点.
在湘西岁月中,知识所带来的尊严与自信、爱情所带来的挫败与自卑,是支撑沈从文走出湘西的两个醒目心理逻辑支点.关于知识在沈氏人生运程中的作用,自不待言.如果说私塾教育乃至他很少提及的其他教育经历,是润物细无声,那么他强调的经聂仁德、文颐真、赵奎五等得来的知识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77页.,则为他增添了“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61页.这一坐标.如果说,知识带来的是潜移默化的累积支撑和持久效应,那么,爱情的挫败和自卑带给沈从文的,却是戏剧性的心理激变和转折效果.如果没有那场他称为“女难”的爱情危机,很难说他能够那么决绝地离开湘西.至少,这场危机加速了他走出边城的步伐.否则,命运很可能如他自己的假设：“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了两任知事,还一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24页.
那场爱情危机,堪称沈从文自我发展体系中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口.在这场危机中,沈氏失去的不仅是一个梦寐以求的白脸女孩,更失去了尊严、体面和自负.在那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沈氏飞蛾扑火般地坠入了爱情的梦想世界.他拒绝了借体面、富有的联姻晋身当地社会上层的机会,着魔般地沉醉于美好幻想中.完全可以想象当年他是多么离谱,他的回忆更为生动传神.那时节八百土匪围城,与四百驻军激战,喊杀连天,流弹乱飞,房屋焚毁,人人自危,可是沉醉于爱情春秋大梦中的沈从文呢,他是这么说的：“这四天中城外炮声我一点也不关心,那白脸孩子的谎话使我只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被一个女孩子十分关切,我行将成为他的亲戚.我为他姊姊无日无夜作旧诗,把诗作成他一来时便为我捎去.我以为我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他说过,他姊姊便最欢喜看我的诗.”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25326页.那些诗不但没有不朽,反而成为情感受挫与精神耻辱的印记.钱财的失去,老母的眼泪,旁人的耻笑,情感的被骗,尊严的丧失,自信的沦落,各种滋味齐上心头.“女难”事件,堪称沈从文湘西岁月中最明显的创伤体验和叙事.这场爱情梦幻的崩溃,既对沈氏的旧有自我予以沉重打击,也给沈氏带来展望新我的一个契机：“我正因为了一个女人的怀恋而得到轻蔑的报复,决心到北国来变更我不可堪的生活.”沈从文：《流光》,《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35页.
如果说知识的渐次累带积给沈从文的,是自我发展和扩张的自信心,那么爱情的挫折和创伤带给他的,则是自我的困窘、压抑和自卑.值得注意的是,在“女难”中,沈氏意图博得美人青睐的,不是相貌、家世、钱财和地位,而是写诗.这一世俗眼光中的可笑行为,难道没有潜藏着沈氏自我世界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在沈从文的自我结构和自觉意识中,知识和爱情是那么有力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他寻求自我实现的心理逻辑支点.而这一苗头,在“女难”之前就已上演：“有时在城墙上见一群穿了花衣的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的一看到我,就‘三姐二姐’的乱喊,且说‘有兵有兵’,意思便想回头走去.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向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份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分《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20321页.
自信,会让人斗志昂扬.自卑,可以摧毁一个人,让人堕落、心理压抑与精神错乱,但也可以让自我浴火重生.自卑与自信作为心理特征,都是个体在追求优越时的正常表现,且是自我结构的一体两面.青春岁月,不仅需要爱情,还需要理想和事业.在追求自我优越地位的过程中,更大的焦灼在鞭策沈从文：“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58页.那时的沈从文已明确意识到现实境遇的岌岌可危：“在陈渠珍处时,从别的人看来,正还对于我的处境感到歆羡,从我自己看来,却毫无真正的前途可言.”沈从文：《1974年冬复杨国勋》,《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208209页.这一危机意识,以后被证实：“沈不愿谈他对陈渠珍有什么不满地方,但却一再说明,陈渠珍身边容留不住像沈那样的精明人,只想沈为他管理图书.”［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第97页.
梦想在召唤,生命要飞翔.当沈从文在湘西种种“别具一格,离奇有趣”的经历和体验中,发现了那个与众不同的自我时,自我实现的就开始蓬勃释放.
五
当沈从文怀着“自己的计划”走向不可知世界时,怀揣的是一颗赌徒般的心：“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64页.可是,他靠什么去赌自己的人生？
那时的沈从文,尽管在湘西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但如何在不可知世界寻找一个合适的形式来安置这个自我,却依然懵懂.他最初的设想是读书或当.可是读书或当这样并不远大的理想,对这个莽撞的湘西青年都势比登天.尤其是一次次的落榜,对他感情的伤害和自信的打击是那么严重,以至于晚年的他依然愤恨不已：“连报名费也奉还,事实上还是借人的,贬辱我到这样子.”沈从文：《1975年初 北京 致阙名朋友》,《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259页.如果说在湘西,由于祖上的荣光、亲朋的照应、自我的相对成功等因素,沈氏对痛苦现实的感受或许还浅尝辄止,那么到了北平,他才扎扎实实领教了什么是痛苦现实：“一切失败袭到这个人的身上了,因为一切凡是可以安置希望处都绝望了.”沈从文：《我的二哥》,《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83页.
在《从文自传》和《一个人的自白》之间,还有一个记录痛苦现实和抵抗的重要文本《从现实学习》.这三个文本堪称沈从文民国时期自我建构三部曲：起点、高峰和尾声.这篇发表于1946年的长文,以简约笔法记录了他来到北平、离开北平、又返回北平长达二十多年的心路历程,既没有《从文自传》的离奇故事,也没有《一个人的自白》的高度压抑,琐碎的人生细节统统一笔带过,但思想的锋芒、倔强的个性和心灵的自信却跃然纸上.此时的沈从文,的确已具备自傲的资格,回首往事自然也凭添了几分自信.乃至二十多年前初到北平那段经历的惨痛,也成了励志的动力源：“怎么向新的现实学习？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并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75376页.
这类叙事更类似胜利者成功后的抚摸伤痕,实际的情形是他屡屡陷入绝境.那濒临绝境的心态,在《一个人的自白》中倒有神来之笔：“生命或生活,既为雨水固定在会馆中,似乎有所等待,其实等待的只是‘不可知’.一面茫茫然半天半天站在会馆门前欣赏街景,一面又回到湿霉霉小房子中,看床前绿苔和墙上水渍.”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3页.无法想象当年的沈从文,凭借怎样的忍耐和毅力才度过那段不堪岁月.当年的郁达夫为之打抱不平,于是有了那篇愤世嫉俗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沈从文当然没有走上革命、回家、当兵、做土匪、去偷盗等道路.那个既空虚又实在、也是他“唯一老本”的“信仰”,在冥冥中发挥了无形的力量,赋予他坚忍的抵抗意志,过去那些给他带来尊严与自信的力量开始启动应激作用：“求学既无可望,求职亦无可望,唯一是手中还有一支笔,可以自由处理一点印象联想和生活经验,来作求生的准备.”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5页.除了文学梦还残留下人生希望的一条门缝,走投无路的沈从文还能靠什么来维系和建构自我呢？
沈氏文学自我的确立,既是无数次食不果腹、求告无门后的无奈选择,更是自我同一性生命经验的持续发酵和有效扩展.然而,文学自我的确立和实现,何尝是那么易如反掌？在那段煎熬岁月,他眼前一次又一次闪过的,是梭罗古卜小说《微笑》中那个屡遭挫折终于投河而死的青年的身影.多少年后沈氏的回忆,倒是充满了痛说革命家史的意味：“生活虽还近于无望无助的悬在空中,气概倒很好,从不感到消沉气馁.给朋友印象,且可说生气虎虎,憨劲十足.……具体压在我头上心上的沉重分量已完全摆脱,且明确意识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处理我的当前,并创造我的未来.”沈从文：《忆翔鹤》,《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52253页.这自由创造未来的自信,也的确赋予他强大的内驱力.一个最初连标点符号都不懂的乡下穷小子,除了隐忍、毅力和所谓的信仰,还能靠什么杀出一条通向文坛的大路？
皇天不负苦心人,从1923年8月来到北京,到1924年12月在《晨报副刊》发表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学界迄今能找到的沈从文最早发表的作品.因为时光久远,沈氏以后也无法确定是否还有更早发表的作品.,沈从文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成功速度,在今天也令人惊讶.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作品正式发表,给他的自我意志带来的巨大支撑.当年他曾为新书、新刊倾心不已,如今自己的作品也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上面,这会是何等的激励！《记胡也频》中的叙事,足以印证着激励：“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但由于我的冒险行为,把作品各处投去,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5页.
文章的发表仅是一个有效起点,偌大的北平文坛岂能为一篇小文章向他敞开大门？沈从文走向文学理想国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和伤害,远远超过成功的喜悦和抚慰,多年后他屡屡提及孙伏园将他的几十篇稿件揉成团扔进纸篓事件,就证明那挫折和伤害有多么刻骨铭心,几十年的风云聚散,都没有拂去他心中的创痛.当人们从沈氏那些理性认知层面的述说,来把握他的创伤时,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理性认同.幸好文学有记录心灵隐秘的感性功能,所以《记胡也频》中有关自我创痛记忆的影像,今天读来依然那么细腻、透彻和刺痛：“春天来时我成天还是只能坐在我那间窄而晦的小斋里,望着房中到春天来更显得潮湿的砖地,或从窗口望着春雨过后院中的积水,心里忖度,我怎么样就可以活下去.……这记忆,伴着此后每一个春天,咬着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远成为十分凄凉的了.”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89页.当然,这伤痛在他早期作品中更比比皆是.那些早期作品,也是沈从文自我世界的一份精神备忘录,是他压抑而苦痛灵魂在文学虚拟空间中的再现.
如果抛去时局动荡、战争烽火等不可控因素,沈从文在北平乃至以后的上海,并未遭遇重大创伤事件,比如像鲁迅遭遇猝不及防的心灵重创.点点滴滴的事实性创伤,未必造成人生的重大起伏和精神世界的突变；但日积月累的腐蚀与损害,也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他最初到北平,是想进一所学校学些不明白的问题,向新地方去看些、听些耳目一新的世界.当他尝试着为预设的自我形象寻找一个合适的形式时,却发现几乎所有的大门都关闭了.我们已无法确知他内心世界经历了多少次的反复煎熬,他又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承受了多少次的自我拷问.但自负的自我和自卑的自我,经过无数次激烈交锋,“否定”和“幻想”意念终于焕发出正能量,痛苦现实终于激发了他的抵抗意志：“为了否定它,也就把我永远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吉诃德’！”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819页.
文学自我的确立,既是痛苦现实逼迫下无奈的自我选择,也是梦想自我的主动实现.可是,从跨入文学理想国的那刻起,沈从文又面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在文学理想国中找到和确立那个独特的自我？
六
沈从文早期的写作,基本上处于杂乱的模仿、试验状态.以第一部作品集《鸭子》为例,从体裁、题材到谋篇布局、语言表达,当时文坛的诸多流行元素和创作动向,都留下浓重的刻意模仿和试验痕迹.这个模仿和试验的大杂烩状态,也证明了一个潦倒失意又雄心勃勃的文学青年,是怀着多么焦灼而急迫的心情,想方设法竭力用文学成就,扭转现实的溃败与不堪,以此证明自我的价值.另外,郁达夫、周作人、鲁迅等成名作家的风格闪现于他笔下的情形,除了技术层面的见贤思齐,以成功范例进行自我激励的潜在动机也不能排除.
作为一个经历离奇又天赋秉异的作家,沈从文有着超出一般文学青年的创造潜力.他不但很快在学习和模仿中达到了“诗言志,歌永言”的水准,自我结构中的意志、情绪、感觉、趣味、理想等精神元素,也很快渗透和弥漫于他的作品世界,并有力地投射出一个文学自我影像.如果说任何作品光与影的背后,都积淀着作者的主体意识；如果说任何作品的最初原型,莫不是作者心灵中的那个自我,那么抛开题材、体裁、叙事方式等形式主义逻辑的羁绊,沈氏早期作品的自叙传色彩,不能不说鲜明、细腻而逼真.那些以抒写自我为特色的作品,自然蕴含着他当时诸多思想、感觉、情绪、和行为的影子；那些貌似抒写他者的作品,也毫无例外地有一个自我印记潜藏在作品世界的深处.如果说一千多年前的李白常常“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6页.,那么在沈氏早期作品中,无论是抒写自我还是描摹他者,同样也是将自我影像加盖一层薄薄的纱幕,然后移植到虚构的文学世界.
自我在文学作品中的移情作用和镜像功能,不仅是一个久远的文艺现象,还是一个生动而深刻的精神现象学命题.具体到每个作家,自我的主体投射、移情作用和镜像功能,自然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所谓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从精神现象学角度说就是自我的独特生命印记,不但充盈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借助于作品实现了自我生命的移植；而且扩展了自我的存在形式,达到了自我与作品的互为主体性.以往的沈研,往往将这一现象归纳到“文体”范畴进行讨论,比如沈从文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从韩侍桁、苏雪林到最近几十年人们大谈沈从文的文体成就,显然是充分意识到了他这方面的与众不同.但由于文体这个概念在运用过程中的模糊性、浮泛性、歧义性和笼统性,人们在解说中不是语焉不详,几近隔靴搔痒；就是各执一端,固守一家之言；或者过度阐释,用各种理论为文体概念注入大量额外内涵,将沈氏的文体特征扩展得无所不包,从而也就消解了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和实际应用价值.问题关键在于,人们常常忽略了文体这个概念归根结底是一个形式范畴；而最终支撑这个形式范畴的,乃是心理学和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与作品的互文性关系.
与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的自我移植,不但显得粗糙、简单,更缺乏鲜明的独创性,远远没有抵达《边城》时期那种晶莹剔透、天然成趣的表现境界.在早期创作阶段,沈氏是在抗拒和克服内忧外患中,走向那个独特而富于创造性的文学自我的：在自我的外部世界,为生存压力所迫,为功与名所累,为情与恋所困；在自我的内部世界,寻找一个充分表现自我的独创性的形式,也需呕心沥血、上下求索.当时的窘态已难以确切还原,但多年后沈氏的感叹不易,也颇能一叶知秋：“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主要是维持一家三人的生活.”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81页.
学术界一般将沈从文的创作分为都市和乡村两大类型.沈氏文学自我的寻找和确立,也的确是在这两类题材的交替试验中进行的,是在相互对比、相互支撑乃至相生相克的整体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必须强调,沈从文的文学自我,绝不是只以乡村题材作品为基础,都市题材作品在自我建构过程中也是一个有效构成部分.在沈氏的自我意识及表达中,乡村印象往往象征着正面价值取向,都市印象则往往是负面价值取向的载体.从自我认同角度说,沈氏是在自我与都市体验的紧张与对抗关系中,逐渐将自我的正面价值取向定位于理想的乡村世界.这在他早期创作历程中印迹明显.比如《鸭子》的30多篇作品中,虽然《往事》、《夜渔》、《代狗》等篇也可归为乡村题材,但具有较明显自我乡村体验印记的实际上只有《船上》、《占领》和《槐化镇》3篇,这个集子出版于1926年.《蜜柑》的8篇小说中,只有《草绳》属于乡村题材,《猎野猪的故事》充其量算半篇,这个集子出版于1927年.但到了1928年的《入伍后》,都市题材只有《岚生同岚生太太》、《松子君》、《蒙恩的孩子》3篇,以乡村体验和乡村印象为素材的作品则有7篇,这个集子明显展示出沈氏的乡村叙事开始清晰、细腻、丰满起来.这个题材数量的变化,说明在沈氏的文学自我建构中,存在价值倾向的发现与选择这样一种内在精神发展趋势.
沈从文的都市生活经历,从时间跨度上看,远远超过乡村生涯.即使从他自己说的出生四个月就有记忆的影子,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也只有20年；即使止于1949年,他作为都市人的体验与记忆也足足多出5、6年.他在都市中遭遇的人与事,至少在数量上不会少于乡村生活时代,而且也会有独特的心理体验与精神印迹.这些生活经验尤其是那些独特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印迹,完全可以给他提供大量而丰富的创作素材.事实上,他也依据这些素材创作了大量都市题材作品.但沈从文都市题材作品的艺术水准与美学价值,显然不如乡村题材作品那么富有魅力.早在1970年代,聂华苓就认为：“处理‘城里人’并不是沈从文的拿手.他在塑造‘乡下人’方面更加神通广大.他的‘城里人’是带陈套的,因为他的脑子里似乎总是带着‘乡下人’的概念,他把这个概念作为准绳,用以衡量其他的人物类型.”聂华苓：《沈从文评传》（选译）,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0页.如今这个说法已成学界共识.事实上,就是被视为沈氏都市题材中最好作品的《八骏图》,在褒扬者眼中也美玉有瑕.比如,李健吾虽认为《八骏图》是一首绝句,但“不如《边城》丰盈,完美,更能显出艺术家的作者”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204页.；司马长风虽认为《八骏图》如一块精雕的,“但是与《边城》相比,则稍显智力经营的痕迹,不像《边城》那样行云流水,天衣无缝”司马长风：《论沈从文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史〉节选》,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388页..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都市题材作品,丝毫不影响沈从文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地位；但如果没有乡村题材作品,他还会是人们心目中那个沈从文吗？
就现有材料看,沈从文的都市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不乏丰富性和传奇性.仅他本人的情爱故事和谋生经历,就足以构成浪漫传奇的篇章.可是,不但《从文自传》续篇不续；就是那些以丰富都市生活为叙事核心的作品,也往往失于简单化、模式化,里面不是充斥着主人公苦闷和悲凉的体验,就是倾吐着对都市现象和规则的讽刺与批判.无论是文学视野还是经验再现,无论是文学技巧还是思想深度,那个时代有不少作家的艺术水准在这方面远胜于沈.有那么多丰富的素材可以进行艺术提炼与升华,可是沈从文在都市题材创作上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而从他创作了大量都市题材作品这一事实来看,他似乎又不是不想在这个领域写出上乘之作.何以如此？显然,沈从文艺术创造力的聚焦点,与都市生活经验存在很大隔阂与误差.直到晚年,沈氏都在感慨自己难以融入都市：“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虽十分认真写了许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毁都还缺少应有理解.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作的断语,说我是个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沈从文：《〈湘西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94页.
关于沈从文与都市的关系,比较一致的意见大概就是他始终以“乡下人”的价值姿态,抵触、抗拒乃至批判都市.可是,沈氏何以不认同都市？何以抵触、抗拒乃至情绪化地讽刺和批判都市？在他那个时代,有很多和他一样有着深厚乡村体验的年青人走进都市,经过一番打拼,从陌生、隔膜到适应、认同,最终融入到都市精英阶层,有的还引领都市的风向和趣味.可是沈从文呢？即使在文坛获得了成功,却依然感到自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与都市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我太与那些愚暗、粗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接近、熟悉,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沈从文：《〈生命的沫〉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06页.,“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的愉快”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24页..在沈从文的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中,因为点点滴滴的挫折与创伤,都市几乎被他符号化、妖魔化,像一个巨大怪兽矗立在他眼前,压抑和遏制着他那自我心性的舒展.
事实上,沈从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赖和借助于都市这个载体.沈氏也完全懂得这个事实,他更明白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早已失落,甚至有没有存在过都值得商榷：湘西那么美好,都市如此污浊,田园将芜胡不归？对自己的偏执,沈氏晚年的认识倒是显得客观：“写乡村小城市人民,比较有感情,用笔写人写事也较亲切.写都市,我接近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是事实.”沈从文：《答凌宇问》,《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23页.问题在于,沈氏何以对乡村倍感亲切、有感情？何以对都市不易发生好感？这与他自我结构中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有关,与自我价值倾向的选择有关,与自我实现的心理和精神逻辑支点有关.在沈从文自我结构的内里,对于创伤的执著,尤其是对创伤体验的选择性记忆与艺术转化,是一个更为内在、深层的心理动因和精神起源.
七
从事实记忆而不是情感记忆角度看,沈从文湘西时代遭受的孤独与苦闷、挫折与创伤,未必如《从文自传》所描写的那样诗情画意.在他晚年的回忆中,那些挫折和创伤体验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记得四十多年前,看过二周译的梭罗古卜一篇小说,名叫《微笑》,提到一个青年,十分无用无能,经过三次不同挫折,均用一种忧郁微笑对付过去.但最后终于还是迈过河边栏杆,投河而死.看后心情十分沉重,四十多年犹记忆如新！因为懂得那个心情.我和文中主角不同处,即受挫折不下三百次,又恰在屈原溯江的五溪几条河中各码头边（居多还是船上）！过了六七年不易令人设想的怕人生活,见到的只是愚昧和残忍,却从不消极绝望,怀自杀意.如想跳水,真方便之至,我认为太蠢！相反,倒是不断顽强斗争,不受恶习惯影响,不为愚势力屈服.也不怕挨饿失业.一定得站起来自己安排自己！”沈从文：《19730420复两昆仲》,《沈从文全集》第23卷,第316页.然而,湘西时代的挫折和创伤,在紧随其后的创作中,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压抑、苦闷和自卑,反而成为支撑他文学创造力蓬勃展开的动力源；他在都市生活中体验的那些痛苦现实,却始终梦靥般伴随他的创作之旅,给他带来沉重、压抑甚至黑暗之感.在湘西时代,尤其“女难”之后,都市是沈氏梦想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当他进入都市后,都市也的确给他提供了自我实现的空间与舞台,他的爱情、功名皆依托于都市机制的运作而获取.可是这个空间和舞台既成全了他,也沉重打击了他,让他在心理和精神体验上陷入深深的自卑与痛楚.正是在“到处是伤”的都市空间中,否定和幻想共同启动应激机制：自负与自卑的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氤氲互生,渐渐酝酿出艺术张力结构；痛苦现实和抵抗作为自我意志的互动逻辑支点,逐渐移植到虚构的艺术空间；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国建构之旅,就此拉开大幕.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人的记忆和感受,也会在斗转星移中物是人非：“回忆会不断改变,因为回忆的过程为改变留下了空间.对于回忆而言,这既是困难所在,也是创造性的源泉：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回忆是否千真万确,却仍然愿意相信事实就是自己记忆中的那样.”［瑞士］维蕾娜·卡斯特：《依然故我》,第152页.在沈氏从事文学创作的时代,湘西岁月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已是明日黄花；他曾梦想在都市打拼出一方自己的天地,可是一旦进入都市,却发现都市的规则处处与他内在的理想自我发生冲突；都市体验中的痛苦现实,如阴霾一样笼罩着他：“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离远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一部分的生命的腐烂.”沈从文：《19300426吴淞 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6364页.事实是,过去再怎么痛苦和不堪,也不会跟现实欲求发生冲突,也就没有了精神压抑和心理压力；而迫在眉睫的痛苦现实体验,却实实在在让他喘不过气来.面对痛苦现实,不是被压垮,就是站起来自己安排自己.沈从文的否定的意志和抵抗的力量,在无奈中被激发出来.
沈从文的否定,不是否定一切；沈从文的抵抗,也不是抵抗所有.正如他对挫折和创伤的选择性记忆与艺术转化,他用来建构文学理想国的种种动力和资源,也需要被重新理解与安置.从创作层面看,都市题材和乡村题材交替进行的过程,正是他重构与配置各种心理体验和精神印记的过程,是他自我发现、想象和建构的文学展现形式.乡村题材作品叙事的逐渐清晰、丰满和细腻的过程,则是自我心理和精神结构中正面价值倾向日益明确与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有更为内在的自我心理和精神发展轨迹.在历史暴力来临,当文学理想国行将坍塌、自我面临巨大危机、精神近于崩溃的沈从文试图自杀时,道出了这个曾经的心路历程：“人贴近都市,生命实永远见出格格不入处.都市无章次的动,和我生命中的动完全对立,使我存在如不存在.……我应当回到我最先那个世界中去,一切作品都表示这个返乡还土的诚挚召呼.‘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回到那些简单平凡哀乐中,手足肮脏心地干净单纯虔诚生命中去！我熟习他们,也喜欢他们,因为他本是我一部分.’但自然无从回去.”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6页.在现实中既然无法回去,那就只有灵魂的回归,才能让他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渐渐清晰、丰盈起来.他的文学理想国,将因此辉煌.
沈从文创作《阿丽思中国游记》时,已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路标何在：“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沈从文全集》第3卷,第6页.以文学成就来确证自我价值这样一个目标已经十分清晰,可是这条人与美与爱接触的路该怎样走？人与美与爱在作品中究竟该是什么模样？怎样才算是独树一帜的自我实现之路？《阿丽思中国游记》这类创作远没有达到沈从文对自我创造性的期许,他说失败固然有负气色彩,但说“把一贯的精神失去了”就意味深长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的序》,《沈从文全集》第3卷,第147页..然而,随着《柏子》、《会明》、《菜园》、《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萧萧》、《丈夫》乃至《从文自传》等作品的问世,这个“一贯的精神”渐渐清晰、丰满、鲜活和生动起来.以往人生岁月中积淀的感受、体验、形象乃至幻想开始复苏,尤其在痛苦现实的对比和刺激下,变得更加温暖、富饶而有力.自我记忆中的历史与现实,被重新组装与构造,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国有了坚实、可靠而愉悦的起源与素材.所以,他以后对“一贯的精神”的评估是准确的：“到了北平新环境中,和这一切离远了,即这种痛苦回忆,竟也成为我生存的最大快乐和支柱了.这个发展既酝酿于成熟的生命中,自然会同时影响到后来的写作生活,一看即显然的.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和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也即由之而来.历来批评者对于这一点,都忽略了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4页.
这个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当然包括都市生活经验,都市题材作品也是沈从文自我建构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个有效性不仅在于都市与乡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互补,还在于彼此的相互渗透、影响和支撑.简单说,沈氏自我的历史与现实,经过心理结构和精神机制的重组与配置,架构为一种多元、复合、连续而又不可分割的富有创造增长点的崭新生命体验,借助自我同一性的衍生与扩展力量,铸就了他文学理想国最为生动而深刻的动力源.在他早期创作阶段,这种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并未得到有效展现,“尽管沈从文这时期的小说大都显出鲜明的感彩,它们在文体上的杂乱却表明了,他还没有真正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去面对世界”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思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585页..可是,当他逐渐梳理出自己的诗人意志,并以诗人身份去面对自我的历史与现实时,早期作品中时隐时现的“抒情的深刻”和“深刻的悲哀”徐霞村：《沈从文的〈鸭子〉——未必如此杂记之四》,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164页.,就有了更广阔的经验源泉和更丰富的表现空间.沈氏多年后的自我体认,更是一语中的：“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沈从文：《195004左右致布德》,《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67页.
在沈从文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诸多生命经验中,创伤的执著显然占有很大比重.从内驱力和动力源层面看,创伤的执著具有明显心理聚合功能和精神辐射效力：“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模型虽很小,素朴而无华,装饰又极简,变化又不多,可恰恰和需要相称.”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7页.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义愤出诗人.为“需要”找到恰恰相称的艺术创造形式,正是沈从文孤心苦诣、梦寐以求的“一贯的精神”所在.随着《边城》、《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等作品的接踵而至,沈氏终于建构出和实现自我需要相称的文学“模型”,终于抵达了文学理想国的辉煌高峰：以创伤的执著为纽带的生命经验,经过反复摸索和试验,在无数次酝酿与提升中,借助于文学的幻想机制和创造力量,沈从文否定痛苦现实的意志找到了坚实的抵抗支点；自我结构中的自卑情结,也升华为虚构世界的艺术自负.以创伤的执著为纽带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生命经验,为沈从文赢得了诗人性灵的张扬——在文学理想国的彼岸世界,他的记忆在梦想,梦想在记忆；在自我的历史与现实借助诗意冲破黑暗之门的那一刻,性灵的诗人终于获得了真实的存在与绽出.
八
李健吾对沈从文有个评价,迄今尚未引起重视：“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201页.如果说“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等评价还属于形象、比喻和联想层面,那么“舒适的呼吸”则在直觉、通感和象征等层面直指人心,是沈从文创造力抵达蓦然回首境界时散发的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
以《边城》、《湘行书简》、《湘行散记》为代表的作品,是沈从文心目中的理想自我心性,在文学理想国绽放的最为光彩的性灵之花；标志着沈氏不但为自我找到了“特殊的空气”,也为自我创造了舒适呼吸的自由方式；标志着他的诗性智慧不但有了独创形式,也使这形式臻至羚羊挂角的境界.夏志清对沈从文的评价可谓知人论世：“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仅仅纯粹艺术层面的成就,或许尚不足以说明沈氏在体现时代精神方面抵达的高度和深度,也不足以说明他在现代中国文学整体精神建构层面的杰出贡献.作个简单对照,如果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如西方浪漫主义对启蒙主义的反动和反拨,那么沈氏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对中国文学精神向度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他对理性主义无限扩张、工业文明腐蚀人性、现代社会道德沦落等命题的深度思考与阐述,使他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发展向度的前沿,也使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精神建构更具丰富性、辩证性和启示性.如果认同勃兰兑斯“浪漫主义本质上只不过是文学中地方色彩的勇猛的辩护士”,那么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色彩最勇猛的辩护士,唱响了浪漫主义最为本质的田园挽歌和历史感伤,为中国人文主义唱出了失乐园情怀和乌托邦再造梦想.
然而,这些精神魅力和人文光彩,应该主要由沈氏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理论想象和观念建构来体现.因为这不是他的优长所在,比如对现代文明弊端的反思,对文化、道德等命题的思辨,尽管他的言论在深度和细致层面足以发人深省,但与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广度和系统性相比,还是有较大的距离.正如夏志清所说：“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活方式的批评,固然非常中肯,非常有见地；他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确定,固然切中时害——但造成他今天这个重要地位的,却是他丰富的想像力和对艺术的成就.”［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46页.《边城》的持久艺术效力和广泛社会影响,鲜明而又充分地确证了沈从文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批评家或文化学者,被历史进行深度记忆和传承的.但是,如何继《边城》之后,为中国现代社会再唱人文主义的天鹅之歌,既是沈本人自我突破遭遇的困境,也是后人难以释怀的困惑.
自《边城》等作品问世后,沈从文就面临着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问题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1949年天地玄黄时节他彻底告别他的文学理想国.他曾感叹：“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作品了.”沈从文：《1946年末 复黄灵》,《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51页.《边城》等作品的精美绝伦,的确令人拍案击节.可是格局毕竟不大,难以提供丰富而复杂的包孕性艺术空间,难以容纳气象万千、变幻莫测的历史、社会和人生风云.但沈从文不是没有创作伟大作品的雄心壮志,《长河》就是他寻求自我突破的一次最重要尝试.对于《长河》的评价,毁誉皆有,惋惜更多.赞美者中以司马长风最无以复加：“读他人的小说,要看几十页,或才遇到掩卷赞叹的美,可是读《长河》,从头到尾,却是沁魂的美,因为密度太大、光度太强,以致有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的感觉.读过《长河》你才知道什么叫‘美不胜收’.……《边城》是散文诗的画卷,《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司马长风：《论沈从文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史〉节选》,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400页.我们最好将这些登峰造极的评价,理解为对一部“可能”的伟大作品的美好愿景和热切期待.但《长河》终成断章残简,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与遗憾.沈从文那个在“常”与“变”的错综中写出“过去”、“当前”、“未来”的远大抱负为何出师未捷？“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的宏伟创作意图,为何刚刚展开就戛然而止？
对于《长河》未竟的原因,沈从文自己暗示是出版审查制度的管控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78页.,黄永玉猜测是一定出了特别的事让他分了心黄永玉：《表叔沈从文》,《中国民族》2004年第2期.,还有不少人归因于随政权更迭而来的历史暴力.不管什么原因,《长河》竟如向秀的《思旧赋》,刚开头就煞了尾,只留下一个看似美好的未竟蓝图.自希腊小庙《边城》建成之后,沈氏自我期待中的伟大理想文学建筑,就再也未曾出现.事实正如众多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沈氏在1940年代中期,因为难以实现自我的超越,就已开始向梦想中的文学理想国挥手作别了.但问题留了下来：何以在最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几近天命之年,沈氏放弃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国？换句话说,究竟是因为历史暴力等外部因素的干预,还是他在实现自我内在超越之路上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以至于他不得不与那个曾经带来梦想与荣耀的文学理想国告别？
从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中后期长达十余年时间里,沈从文在寻求创作的自我突破方面留有大量文字,来述说种种无奈、种种理由与种种信心,来解释当时的状态和心境.但不论无奈多么事出有因、理由多么合情合理、信心多么坚定远大,结果只有一个：他没有走出创作的困局,抵达自我超越的境界.如果说外界的压力让一个作家写或不写,尚需经过自我的接受或屈服,那么内在矛盾和困惑的解除,更要依赖自我的调整、更新与发展.沈氏无法再攀高峰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他创作的动力源出现了问题.进一步说,就是自我结构中自负与自卑的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导致他无法形成足够的心理弹性空间,去容纳和消化更丰富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在《边城》时代,以往以湘西经历为主的人生经验得以恰当而充分运用,从而构造了自己理想的希腊小庙,那么在《长河》时代,新的都市人生经验并未与既往人生经验氤氲化生,难以为自我超越提供充足、鲜活而丰富的动力源.如果细读《长河》,无论是美不胜收的形式构造,还是怅然若失的历史感伤底蕴,都不难发现《边城》的影子依然那么清晰而鲜活地存在着.一个扩展和加长的《边城》版《长河》,显然有违沈氏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的高远志向.这何尝不是《长河》终致搁笔的重要原因？创作伟大作品的雄心,在创造力的天敌“复制”面前,何尝能越雷池？
因为《边城》等作品的光环,人们（或许还包括沈氏本人）更倾向于从线性逻辑和一维因果关系来审视沈从文的创造之路.其实,障碍的种子早就埋下.同代人对他早期作品的批评,尽管不无讥讽,但有不少还是有的放矢.比如韩侍桁所说“轻飘的文体”和“故事的复制”问题,贺玉波所谓“趣味文学作家”问题,显然不是无端的恶意攻击.至于沈氏特别反感的苏雪林,有些批评还恰中其弊,比如《龙朱》人物对话的欧化气味浓重；《神巫之爱》将一个苗族美男不知不觉写成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人物,男女的对歌带有西洋情歌风味等苏雪林：《沈从文论》,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185186页..沈从文晚年对苏雪林的一些批评也予以认可沈从文：《答凌宇问》,《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25页..沈氏早期创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随着文学技巧的日趋娴熟,逐步得以暂时化解.但他步入创作成熟期后,这些具体问题背后隐藏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却逐渐被作品成功的光环所遮蔽.
当沈从文准备向辉煌顶峰迈进时,这个根本性的原因最终成了难以跨越的障碍.有学者认为这个根本原因,是世俗意识对艺术的巨大破坏力：“尽管他那样顽强地想要把握住那种‘乡下人’的混沌感受,自己却又一步步地努力要当一个城里的绅士,这就势必会受到那绅士阶层的世俗理想的牵制,最终还是对自己的审美情感发生了误解.因此,就在快要攀登上文体创造的山巅的时候,他又身不由己地从旁边的岔道滑了下来.”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思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605页.世俗理想的确会导致审美感受的偏差,也会对创造力产生腐蚀作用.但世俗理想照样也能丰富和深化审美感受,激发创造力的凝聚与迸发.所以,根本原因更在于沈氏自我两极心理结构的凝固、偏执、缺乏弹性与包容性,以至于否定和幻想的力量结合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法再度提升.或者说,“乡下人”的混沌感受和世俗理想之间的分裂状态,导致他缺乏足够的心理弹性空间,去容纳、整合和重构已有的全部人生体验与精神印记,导致他最富有创造活力的心灵源泉基本上停滞在二十岁前所体验的那个湘西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基于此,他的创作动力源出现枯窘状态,就不足为奇.
其实,沈从文对自我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的深度内在矛盾,对自我心理空间的紧张、对立和缺乏弹性与包容性,有着细腻、感性而痛切的体验：“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啭,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悉,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2页.身在都市,心已厌倦；心在乡村,却不得归.这既是肉身不得不承受的时空限制,更是价值分裂带来的精神苦闷与心理冲击.然而,感性的体验如果不上升为理性的判断和意志的取舍,就很难为思想和精神发展带来明确方向.世俗理想中梦寐以求的都市生活,给他带来了名誉、金钱和爱情,也给他带来了孤独、苦闷和伤害.在不少作家身上,世俗的成功完全可以补偿心灵的创伤,而在沈从文的心灵世界却井水不犯河水.自负给予他勇气和信心,自卑却让他封闭和固执.自我结构中鲜明的两极心态和人格取向,导致他对都市与乡村有着泾渭分明的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有意无意制造和夸大了两种体验的对立和矛盾.他的“乡下人”姿态,与其说是体现自负意识的一套价值观念和逻辑,毋宁说是掩盖自卑情结的一套保护机制和措施.当他的价值杠杆向自我想象的美好乡村体验倾斜,尤其是将都市体验当作痛苦现实的主要来源时,他的抵抗意志自然会驱动他的内心世界去拒绝、排斥和抵制都市经验.这种自我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如果无法缓释和解决,他离开湘西世界后的人生经验又如何能融汇、整合、重构为激发艺术创造力的动力源？
九
在自我超越之路上,沈从文不是没有考虑自我突破的关键点何在.然而,他将重点放在了抽象和观念层面,而不是重塑动力源这个根本问题上.对抽象和观念的追求,其实早就隐藏在以往创作历程中,苏雪林等人对他早期作品的批评绝非空穴来风.对此,沈氏搁笔后才有所反思：“写城市,全把不住大处,把不住问题,不过是一种形式的抒情而已.正和写《月下小景》是观念抒情一样的.”沈从文：《195004左右致布德》,《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6768页.
在丰富、鲜活而充足的动力源匮乏情况下,正是他基于对抽象和观念的执著,乃至夸大了抽象和观念在创作中的作用,导致他后期作品尽管涉及了社会、人生和历史的大量深度命题,却无法找到更富创造性的、有意味的、合适的文学形式予以表现.王德威《沈从文的三次启悟》认为：“在这样一个文明已经崩溃,美好的地方主义的田园视景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力量和什么样的形式,来重建中国理想的现代性呢？对他来讲,唯有‘抽象的抒情’——借由不同的工艺美术和抒情的文字来重新唤起中国人‘想象’他们的现在和未来的能量.这是一个乌托邦的计划,沈从文深信不疑.”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09页.如果有深厚的地基,凭借“抽象的抒情”未必不可以建构美轮美奂的乌托邦大厦.可是,如果深厚的地基并未转化为艺术创造力的鲜活动力源,那么主要依靠抽象和观念的力量,又如何能避免抒情的空中楼阁呢？《长河》夭折的根本原因,何尝不是来自动力源的枯窘？
随着沈从文越来越陷入抽象和观念的思想迷障,他深信不疑的乌托邦计划越来越难以为继.他后期作品尽管涉猎了诸多富有深度和启示的领域,但蓬勃的自我生命力和艺术创造力却渐渐暗淡下来：“沈从文的小说越来越走向唯理智论和泛神论,在构想上就没有什么美学色彩.……他看重文学形式的主张虽然是认真的、严肃的,但他青年时代缺乏形式构造的作品却更有生命力.”［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第247页.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不但具体表现在缺乏美学色彩和审美底蕴,就是在语言表达上也魅力大减.“《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汪曾祺：《又读〈边城〉》,《读书》1993年第1期.这一盛赞的背后是否隐藏委婉的批评？难道不是说沈氏后期作品的刻意为之和有意雕琢,带来了艺术创造力的降低和审美品质的衰减吗？
还是李健吾说得好：“作者创造他的作品,倾全灵魂以赴之,往往不是为了证明一种抽象的假定.”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199200页.在沈从文尚未受抽象和观念羁绊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在动力源的支撑下,抵达了自由、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境界.在《边城》时代,因为有自我世界强大动力源的支撑,他心目中那个湘西世界即或消灭了或者根本没有,也无碍于他建构那个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真实”乌托邦世界,因为“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4445页.在描绘存在的图形、发掘人类可能性层面上,或者说在人的绽出存在这一世界图景中,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抵达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如果沈从文能够调整自我精神结构,解除自我世界内部的情感紧张、价值对立,构筑富有包容性和涵盖力的心理弹性空间,重新塑造自己的动力源,那么又如何不能在《边城》时代建构的艺术高峰上再上层楼呢？可是,在动力源匮乏的情形下,当抽象和观念成为他深信不疑的支撑自我超越的信条时,他能避免用抽象重铸理想、用观念重构经验的陷阱吗？能躲开用小说来证明抽象和观念这一创作的歧途吗？何况时代的暴风骤雨即将袭来,他的文学理想国还有自我超越的可能吗？
荣格在《美学中的类型问题》中,将人的审美态度和创造倾向分为移情与抽象两大类.如果可以简单挪用,沈从文《边城》之后自我超越的尝试,大致可以归为内倾的、抽象的类型.尽管抽象作为一种美学类型不乏艺术创造潜力,但抽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否符合沈从文的艺术创造本性,就值得深思：“在抽象型的人看来,世界充满了危险的、强有力的对象,这些对象使他感到恐惧,使他意识到自身的软弱无力.他从与世界的任何过分亲昵的接触中退缩回来,以便编织那些思想和形式,通过这些思想和形式,他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中站稳脚跟,他的心理因而是一种战败认输的心理.”［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227页.即使在最简单的类比层面,人们也不难发现,当追求抽象和观念成为沈从文唤醒艺术创造力的主要致思模式时,抽象和观念并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审美冲动和美学创造力,沈氏依靠抽象和观念而不是重造动力源来进行自我超越的尝试,显然功败垂成.不能不说,沈从文那个缺乏弹性心理空间的自我两极结构和人格倾向,严重地妨碍了他文学理想国动力源的再造、重构与艺术升华,导致他在文学理想国的光辉顶点面前望洋兴叹.
“未熟的天才”是司马长风形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术语.鉴于沈的天才在他锦瑟华章的年代并未全部绽放,历史暴力又让他丧失了全部绽放的可能,所以从伟大作品、伟大作家这一坐标,或者说他有可能抵达的辉煌艺术境界来看,沈氏的确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未熟的天才”.当年,沈从文重返湘西,在如烟往事的重温中,曾写下那么感伤、深沉而凝重的自我体悟：“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起了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惆怅？”沈从文：《老伴》,《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297页.假如,再有这么一次诗意的精神返乡之旅,沈从文在回首自我世界赋予的光荣与梦想、遗憾与失落时,能否再度找到诗意冲破黑暗之门的那一光明时刻？
至少,在他的心性能够自由翱翔的时代,在他的创作能够自由挥洒的岁月,沈从文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性灵之花并未再次绽放.弗洛伊德曾经叹息：“陀思妥耶夫斯基抛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使自己与人类的看守在一起.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将没有什么可感谢的.人们或许可以说,因为他的神经疾病,他注定了要以失败告终.他的伟大的智力和他对人类之爱的力量本来可能会向他打开另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150页.弗氏之言对错或可不论,但沈从文的确因为具有伟大天才的资质,而有可能站在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他的失乐园情怀和乌托邦再造梦想,有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精神世界中最美妙动听的天鹅绝唱.他的伟大天才的资质,不仅在于自然的天赋,还在于他丰富而离奇的人生经历,赋予他接近现代中国社会精神世界核心地带的充足动力源.正如“莎士比亚很少依赖哲学,他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及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于西方文化更为核心”［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7页.,在现代中国,在最有希望依靠文学的创造力量抵达中国文化核心地带的作家中,在最有希望凭借热忱和慧思在中国文化星空煜煜灼灼的文人中,沈从文曾经一度是那么耀眼.然而,在他将要登上文学理想国光辉顶点的时刻,他那凝固、偏执和缺乏弹性的自我心灵世界,却无法继续提供鲜活、持续而充足的艺术动力.
“艺术一直以来,并且永远都是文化最主要的祭仪,是人类内部意象、渴望与恐惧的外部反映,是人类的美梦和梦靥,是以实物形式展现出来的人类的梦想世界.”［英］乔治·弗兰克：《文明：乌托邦与悲剧》,褚振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64页.沈从文曾经以精致而恰当的形式,构筑过一个逝去的乐园、一个人类梦想的乌托邦.但是,在寻求以伟大形式构筑更辉煌人类梦想世界的道路上,他停下了探索与创造的脚步.如果他的心灵世界变得富有弹性和圆融,如果历史暴力未曾发生,如果假以时日,是否能够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责任编辑刘培］
总而言之,本文论述了适合执著性灵和沈从文创伤和诗人未熟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沈从文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沈从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的另一面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活跃于文坛,先后担任文学杂志编辑与大学中文教授,发表出版了大量文章与个人文集,当红作品甚至出现了不少盗版,沈本人也逐步成为京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名家名作占据文学场中心地位,不.
2、 沈从文的湘西 高维生雪天行船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沈从文给三三写信,说自己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躺在船舱里,听着河水的流动声,想办法入睡,却不知什么原因 清晨醒得早,天空尚未亮透,裹紧被子……待人们醒来 船走得缓慢,.
3、 沈从文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内容摘要沈从文为现代人描绘了一个神奇、浪漫和多情的湘西世界,本文基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不难看出他将现代的美学观念以及对湘西的人生和生命形态都进行了对照、追寻、思索 关键词沈从.
4、 从皈依中见到神沈从文小说作品中的神性之美 摘 要沈从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作家,一生著作繁多,其文学成就主要集中于小说作品,其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深化了作者的文化追求与思索 “神性”是沈从文极力推.
5、 焦虑和期盼从书信透视沈从文对建国初文学的复杂心态 卢军【摘要】新中国成立后,转行搞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对文学界的关注一如既往,从他这个时期的书信中可看到他对建国初文学的真实看法 在沈从文看来,主题先行、重思想、轻技巧、缺少独创性是建国初文学存在的最大问题.
6、 巴金和沈从文早年的交往 1947年3月,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至今已70多年了 第一次知道这部小说还是通过电影寒夜,记得当时男女主角是由许还山和潘虹主演的,他们将那个年代小人物的窘迫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