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英语世界晚清小说中性别建构与其现代意义，本文是英语世界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英语世界和性别建构和小说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关键词：性别建构；现代意义；晚清小说；海外汉学家
摘 要：海外汉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晚清小说现代性进行探究.性别建构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视角.性别建构涉及到*权力问题,身份重构问题,这些也是观照晚清小说性别建构的重要视域.性别建构充分表达了个人主体意识,展现出主观能动性.而这些,也体现出晚清小说性别建构的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81-08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3.025
西方资本经济的入侵、市场的开放以及思想文化的启蒙,促进了晚清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美国史学家费正清认为：“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1}与此相应,晚清小说也颇具文化张力,并蕴含现代性意义.
本文将集中在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中性别建构及其现代意义.“性别”概念与现代性概念息息相关.“性别”一词也源于现代西方,英文可译为gender、sexuality、sex等,不同的翻译指涉出性别概念中的不同维度,可见概念本身就兼具社会建构内涵,而且性别概念自出现后,一般会与权力意识、身份主体、政治地位等各种承载着现代话语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因此西方学者对晚清小说中性别问题的呈现与阐释,是凸显小说现代性意义的重要的方面.他们对晚清小说中性别的建构,使性别概念被赋予了兼具文化传统影响与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现代意义.
一、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中的性别建构与*权力
或优伶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位于最底层,没有从属自身的身份认同,是被边缘化的群体.但在相当一部分晚清小说中,该群体却作为主角出现.在研究视域中,若考虑各类现代因素的冲击,并从性别建构的视角切入,那么传统性别界限将被颠覆,生理性别的差异也为身份地位的重构提供了契机.
王德威称此类小说为狭邪小说.陈森的《品花宝鉴》通常被认为是该类小说的起源之一,同时也是晚清小说中描写特殊性别结构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记录了一群京剧伶人与恩客之间,即男性之间的罗曼史.小说中男女性别被错置,错置的性别为身份的重构提供了无限可能.关于小说的主题,王德威认为,是以才子佳人的老旧主题,成就了男子之间的爱情.小说所讨论的女子并非真的女子,而是被视为女子的男子.所谓的佳人都存在着性别错乱的问题,给我们演绎的则是一幕幕假凤虚凰的好戏.王德威以为《品花宝鉴》的重要性,“不在于宣扬‘离经叛道’的性行为,而在以迂回的方式,触动并补充晚清社会有关性（行为）的论述.”{2}他的意思是《品花宝鉴》里的性别错置虽为男性题材,但“可由其中的女性论述一窥晚清性风俗和*观念所形成的复杂脉络”{3}.具体说来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小说中性别不取决于事实上的生理,而在于性别定位,小说文本含蕴新的性别*观念.这一观点明显带有性别*建构意识.《品花宝鉴》虽然女性形象缺席,男女性别的界限被逾越,却依然受到浪漫主义传统中女性作用的影响.王德威认为,小说写的虽是男性,但确是因为由于女性的缺席,在男性身上倾注了对女性的想象.在男性身上寻找着已消失的理想女子.这样,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建构中的影响已无足轻重,真正的性别定位,取决于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个体对客体的性别想象,尽管是生理上的男性,但可以赋予女性的特质.也就是说,性别不取决于生理,而在于定位,这种明显带有性别建构意识的观点,无疑超越了以往的生理性别*,生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性别观念.《品花宝鉴》描写男人之间的爱情,看似离经叛道,但却又师承中国传统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将男性之间的爱情写得如同男女之间的情爱.对此一方面,王德威指出,这与男女恋爱一样,杜琴言和梅子玉互表深情的经过,简直像是比赛而非恋爱.陈森让他们成为三种美德,情（爱情或情感能力）、才（文学才华）、愁（感伤能力）的表率.没有这三种美德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从王德威的论述可以发现,将同性恋写出男欢女爱一般,说明陈森是有自己的爱情幻想的.这里的性别错置是否可以理解成作者作为男性自我认同感的缺失,然后意欲在性别观念以及性别*的压力下,表达对女性的一种暧昧的渴望.这样,性别错置所含蕴的就不仅是传统生理性别的恋爱意涵,而具有新的性别*观念了.
其次,晚清小说性别*与权力建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陈森忽视生理性别,重新设置或定位性别,王德威指出这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浪漫想象公式背后的*前提,这一*前提包含晚清小说性别*与权力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王德威在其论文《粉墨中国：性别,表演,与国族认同》提及：“与欧洲阉伶相比,中国的乾旦所引起的性与社会混乱更要复杂的多.这部分是因为伶人在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直至二十世纪伊始,优伶与娼妓属于同等.更重要的在于乾旦潜藏的性威胁：尽管在舞台上,他们听起来、看上去都像是女人,这些男扮女装的伶人是不折不扣的‘真’男人.”{4}这些性别错置与性别焦虑之间的矛盾、悖反和不协调,王德威认为是作者不自觉地蕴含在小说文本中的,假凤虚凰并非性别描写,也非触及和解决道德矛盾,而是通过一种性别建构,实现某种权力话语的生成.作品虽有“凤”“凰”之分,但核心存在着权力主客体之分,陈森如此的性别设置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孔孟之道的信仰以及对话语权力的渴望：“陈森企图创作一部逾越社会阶级及性规范的罗曼史,但结果却恰恰肯定了这些规范的威力.”{5}王德威认为,这也暴露了小说的根本矛盾在于：“陈森因袭传统为女性而设的修辞论述来描写那些易牟而钗的男子,这与其说颠覆了,不如说强化了旧有的异形爱欲的纲领；而原所谓的为女性而设的修辞论述,根本是源出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所谓的佳人美色,其实是满足了男性作家及读者的想象,女性多半无缘置喙.”{6}可见,王德威的研究不在于揭示性别观念的新与旧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而是将《品花宝鉴》看成是陈森的一种自我陶醉,一种对男权的渴望,但是却又要自圆其说的狂想曲.如果细读《品花宝鉴》也许我们会发现,陈森在他男伶角色身上,男权话语是明显的,比如他滥用一般仅适用于女性人物的名称、成语、意象,以至于我们在看完全书,竟辨不清小说中的性别暗示.因此,王德威指出：“小说的无形动力很‘吊诡’的是‘女人’而不是（同性恋或异性恋的）男人.只有这个理想的、却不存在的‘女人’起作用时,我们才能感受到小说从忠义到贞洁的*取向.”{7}可见,陈森所关注的并不是性别取向,而是通过一种新型的性别建构来完成自己的权力想象.在这样的权利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小说性别*与权力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由这一关系呈现出的无疑是晚清小说现代性的一个侧面.
二、英语世界中晚清小说研究中的性别建构与身份重构
这种权力建构的性别现代性还体现在性别形象的建构上.陈森将男伶塑造成为拥有各种女性美好特质的完美化身,其实这也是男性以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身份特权建构与自己男性身份一致的“理想女性”.回溯中国文学史我们发现,在《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中,“佳人”“美人”等字眼兼指男女.在《品花宝鉴》中,一开始就在刻意模糊这种性别差异,似乎要超越“男优女劣”或“佳人”传统.但王德威却认为,《品花宝鉴》仍然是符合阳必优于阴,男必胜于女这种伪学术的讨论的.因为“从这场讨论的逻辑上来说,女人只是一个带有男人所规定的‘女子’特征的东西,是一个由男人制造并可以被男人完善化的‘角色’.”{8}根据王德威的研究逻辑,我们发现,《品花宝鉴》的“男必胜于女”,不仅是指传统文本内的男劣,他还包括作者自身的男性权力意识,这种男性权力意识与传统文本描写的男性社会“特权”是不一样的,它显然是新的“权力”,这一权力的外在显现就是他能设定性别.比如《品花宝鉴》中大团圆结局所强调的,就是以男性为中心对性别资格的设定和想象.“《品花宝鉴》企图描绘理想的女性美,并将这种女性美作为书中男性情人之间浪漫关系的基础,但结果却表明‘理想’女性的构成因素早已由男人设定.这里涉及的已经不再仅仅是与生俱来的性‘别’,而是像陈森描绘并参与的那种社会所认可的性‘资格’.”{9}王德威这里的研究已经解构了传统的性别结构,并力图重组新的性别关系,这启示我们,陈森实际上就是在男女之间划分了性别阶层.在这里,生理上的性别界限不是性别建构的基础,以男性为中心的主体拥有符合自己身份的特权,才是性别建构的力量,这份特权足以去建构自身想要拥有的“理想女性”.而这些权力建构,我们可以视作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体意识的体现和身份的重构.
总的来说,王德威的研究显现：陈森将《品花宝鉴》的书写套入了旧时感伤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框架,将“同性本能的冲动与社会制度的因素混合起来,并将其放置到晚清欢场情境中.由此浮现了‘三种’性别,形成了连锁镜像.其一,在一部有关颠倒鸾凤的浪漫小说里,女性只不过被视为一种素材,为同性恋狂想的幻影提供材料.其二,虽然同性恋构成了整篇叙述的骨干,但是其合法性却来自对异性恋之有效性的首肯.最后,男性与男性的社会（homosocial）关系的形成,竟在男性与男性的情爱（homoerotic）恩情中,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此一关系竟以渴望‘完美’的女性气质为前提.”{10}王的研究结果向我们展示了《品花宝鉴》中有关“性别”的多重内涵,又通过性别建构的视角折射出小说中晚清的性风俗、*道德以及与文本层面的重重矛盾.假凤虚凰的性别错置指涉的仍旧是男权中心主体意识与男性焦虑.并且呈现出陈森描绘的男性中心社会中,不仅妇女被强加了性及*规范,而且为了谋求生存,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的男伶更是在事实上“变成”女人.另外,清代政府严禁官员士绅阶级嫖妓,男伶应时而生,这是的替代,这更体现出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所提到的“现代性压抑”{11}问题：即性行为及其叙述方式与社会、法律以及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永恒的斗争.《品花宝鉴》中男性角色性别的错置至此也在现代因素介入下的晚清社会中完成了身份的重构.
与《品花宝鉴》相比,《海上花列传》中的性别结构大相径庭.不仅是妓男的性别差异,而是才子佳人式的俗套在《海上花列传》中基本烟消云散,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传统性别的被错置.司马懿的《晚清妓院小说》{12}在分析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时,从性别视角入手,重新审视与恩客的关系,呈现出由于经济因素对男女关系的制约与主客体关系的重置.他根据黄翠凤和她的恩客罗子富之间的一段对话展开了分析.在对话中罗子富认为“翠凤的想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翠凤作为一个可以有很多恩客,但是翠凤却不允许子富这样的恩客有其他的.”司马懿接着指出翠凤对于罗子富质疑的回应是“女性{13}是为了保障经济收入,如果他可以保障她的收入来源,那么她也很乐意只有他一个恩客.”{14}通过司马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属于罗子富的男性焦虑,在经济因素的介入下,他和黄翠凤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身份属性,也变得模糊暧昧.从传统的视角来看,黄翠凤和罗子富之间的关系是与恩客的关系,作为女性,并且是,社会身份低下,她的价值,是需要依附于罗子富而存在的.基于儒家文化以及当时的法律来看：“艺妓不能成为正妻,被永久的贬谪到由各种礼仪构成的家族单位之外.”{15}所以罗子富拒绝拜翠凤的父母,在他心里,倌人是倌人,家人是家人,翠凤成不了自己的妻妾.但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娼妓业逐渐职业化,在商言商,翠凤和子富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无论他们之间的感情如何深厚,生意终究还是生意.在现代因素的冲击下,罗子富作为男性,其身份主体地位开始动摇,而“翠凤对自己的定位也一样暧昧起来”{16}.一方面,经济基础重构了她的身份地位,她甚至可以反客为主,要求罗子富住进属于她的房子里,并且以收入为缘由来拒绝和回应罗子富的质疑.但是另一方面,“翠凤会宣称她只想要代表罗子富爱的信物{17},并且一切经济价值和此无关.”{18}而且在这里她让罗子富住进她的房子也只是想和他过一种传统的家庭式的生活.所以司马懿认为“性别意义体现于他们的话语和自我意识展示之间的一种不协调,也体现在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在小说结构上的呈现出的张力.”{19}所以司马懿意味深长地指出：“在这个阴暗的妓院世界中,一切都是偶然的：虽然子富向翠凤发誓表明忠心,但是翠凤却将本该属于他俩的初夜给了另一位客人.”{20}在现代因素的刺激下,翠凤的自我主体意识被激发,作为社会底层的女性,她却有了本该属于男性的和甚于男性的自主选择的权力.在这样的经济保障下,她和罗子富之间有了身份地位的转换,性别关系被重构.但与此同时,她又需要借助罗子富的誓言来确认自己的价值,让罗子富住进属于自己的家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传统家庭的诉求.这样的暧昧定位恰好呈现出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现代性.
同样,叶凯蒂{21}研究视角中的晚清,也是在不断地颠覆着传统性别界限.在叶凯蒂分析《九尾龟》中的胡宝玉时,她指出,戏园对胡宝玉来说是个理想的环境,她能在这个公共场所体会到“做公众人物的兴奋.”并且在戏园,“名妓可以作为女主人邀请客人,可以公开展示她的胜利品,也可以让潜在的客人亲睹她的容貌.”{22}除了戏园以外,城里的高档菜馆、公园都是胡宝玉爱去的地方.其中,高档菜馆一品香是胡宝玉和伶人黄月山第一次吃饭的地方,“他们的恋曲由此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伶人和一位名妓互相诱惑.这件事引来纷纷议论,给上海带来了无耻的恶名：只有这样一个地方才会为这种事提供空间和舞台”{23}.而公园也是上海独有的城市特色之一,亦是更公共的场域,所以当胡宝玉剪了刘海,换了最新式的广东打扮以后,就“决定径直去豫园走一遭,看看自己的地位如何,估量一下自己有多大影响.”{24}这些名妓们就这样在这新兴的城市中穿行,“如同一二十年前的巴黎,坐着敞篷马车出去玩,还有个制服笔挺的马夫是件时髦的事情.”{25}在研究过程中,叶凯蒂凸显了上海这座新兴城市的奇异和独特,将上海这座城市与上海互为表征,上海和一同成为了小说的主角.在这样的独特的现代城市背景下,这些着洋服,剪短头发穿男装,以一种最新的身体语言和行为姿态在公共场域亮相,展现出被她们当做游戏场的城市的.她们试图通过混乱内外界限来打破男女间隔,在公共场域行使女主人的特权,这是她们即使回归传统家族内部也得不到的权利.她们会肆意地在公共场合与同样有着暧昧性别身份的优伶恋爱.她们甚至模糊牵涉了民族意识形态在内的华洋之别,来完成自我身份的重构.
在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的研究中,对问题的关注,与展现传统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男性对于主权的一种焦虑之情和界定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焦虑感和民族独立关系不大,但和城市中兴起的商品精神联系更深.男女之间角色的冲突,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对抗,通过对与现代城市关系的思考及其表现自我定位的转变,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男子们的自我认知和心态的变迁.传统性别界限已不再能满足现代性别建构的需求,在性别建构所提供的契机下,被边缘化的女性完成了身份华丽的蜕变.
和优伶体现出的是传统性别观念的被颠覆,在形象上被西方学者建构为“新才女”.新才女一方面具有自主性,另一方面又是知识者或文化人,这种自主的知识女性形象承载着交融过的中西文化,这是一种别样的现代性表现.魏爱莲在其著作《美人与书：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26}中指出：“著名诗妓柳如是即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注意,许多人希望得到她的诗作和绘画.有时,女性文集的出版也会是一次商业成功.相反,一个有社会地位的父亲、丈夫或儿子,在出版他们的某位女性亲属的作品时,可能更多是为了满足彰显礼仪之家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市场.”{27}也就是说,有家庭的女性为了出版其著作,主要为的是家族声名的彰显.其实,这类作品有无作者已经不再重要,其家庭成员为其出资刻印,即可以为她和整个家族留下一份永恒的荣光.也许出版时出版的动机是为了彰显家族荣耀,但是出版后的结果则不是出版者可以料到的,为之家族带来的商业利益也不可以被排除不计.由此看出,魏爱莲的观点没有刻意的将女性置于一种客体的位置,她首先突出了女性的才学,再点明女性在家族中并非仅是依附男性而存在,并将女性与晚清飞速发展的出版业结合起来,从侧面证明了晚清现代经济的发展.
同样,胡缨的《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28}也从性别建构的角度呈现了才女的现代意义.胡缨指出：“才女在性别关系的形成和历史中都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绝非单纯的被压迫者.”“这一重审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有关传统和现代、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理解.”“这些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女性的研究其实也证明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范式在解释现代中国之历史转型方面的无力.”{29}这里,胡缨证明了中国新才女的形成是异国他者在本土领域上的形象建构的过程.“新”不仅代表其为舶来品,其生成的过程更是体现出没有传统,何来现代.其中,胡缨对《孽海花》中傅彩云的形象进行了新才女建构.在小说中,傅彩云是兼小妾,是传统小说戏曲中无数形象的一种延续,因此从身份上看,傅彩云很难与中国新女性联系起来,而《孽海花》的叙述主调也应该是有关名妓的.但胡缨指出：“这却是最为小说抵制的一个叙述主调.”{30}因为傅彩云“广泛游历,跨越边界,以及纠缠不清、往往一次套一次的出轨还是使她区别于那些传统人物.”{31}并且胡缨认为曾朴不愿将彩云再塑造成为名妓形象,他“坚决地否认了她与文化的任何关联,从而保持了她面对中国传统的边缘地位.”{32}并且傅彩云“所预示的一些品质的确为不久后五四一代新女性所珍视：对教育的热衷,对所有新的、西方的事物的渴求,对性自主的要求等等.”{33}并且彩云是有意识出轨,和仆人兼情人阿福出游,“她怜爱地自视镜中,俨然看见了‘茶花女’”{34}.所以胡缨认为,在中国新女性多重构成的形成语境中,这些无处不在的西方元素及女性形象在晚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考察西方女性形象之前,胡缨认为需要先解决“传统才女怎么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拥有传统才女（名妓）身份的傅彩云实质上却站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上,这表现出“新女性被赋予了一种巨大的代表性力量”,但“她的存在和可理解,是以对‘过去’的遗忘为基础的”{35}胡缨认为,只有传统才女变为“过去”,现代的才成为可能.这是一种与过去的有意决裂,而这种决裂需正式通过建构一个性别化的过去而得以实现.因此,新才女这一形象是胡缨对性别化的现代中国身份认同的探寻.她通过阐述与西方以及中国传统中的对应者的差异,呈现出新才女是如何地在其历史、民族以及性别化空间中被想象性的构建起来.他还认为,作者曾朴是试图通过傅彩云发声来表现一些历史性变化的,因为他“本身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很好的典型——他们活跃于世纪之交,是由旧文人与新文人（尚未成型的现代知识分子）构成的一种特别的混合体.”“而让他有些与众不同的,与其说是他对新学的兴趣,毋宁说是他的乐于革新自我.”{36}所以在傅彩云这个新的关乎女性的形象被构建出来的同时,本身就已具备自我主体意识.
三、性别建构的现代意义
以性别的方式来研读或建构文学作品,是一种后发行为,具备现代意义.在传统研究范式中,跟性别相关的研究最终会流向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权力话语.这种话语更倾向于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研究成果很难全面体现个体尤其是弱势个体存在的现代意义,也很难设身处地的考虑到小说中的边缘人群如如优伶的存在意义.
与之相对的是,西方学者虽然是完全西化的思维模式,但能从客观的角度去体会处于性别建构中的个体的真正主体性价值,进而呈现出性别作为晚清小说文学现代性载体的意义.从前文提及的研究成果看,我们会发现性别建构承载了诸如个体的主体性意识、权力意识、政治地位等多方面现代意义.
一是对女性的个体身份意识的关注,通过分析创作主体和作品形象,来呈现中国新女性的现代主体意识.如上述魏爱莲论述的有关“才女”的问题.她对能够真正进入文学圈的女性进行定位,认为其为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自主的思想.另外还将涉及女性身份的此类小说作为一种专门的体裁,认为其具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在曼素恩的代表作中,她亦指出“古已有之的才女形象对18世纪文人所持的价值观和假定提出了另外的挑战.”“古代有才的女诗人往往却出身名妓而非大家闺秀.”{37}这样一位才女所承载的现代意义就随之丰富了起来.胡缨同样对晚清新女性进行了建构与阐释,在其著作《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中,她将晚清社会新女性的建构归功于翻译所造就的神话.翻译既是媒介又具备主体创作意识.一方面,通过翻译,影响了小说作者,使他们塑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新女性形象,见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女性形象在被塑造出来的同时,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现代主体意识.
还有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方秀洁（Fong,GraceS.）、钱南秀（Qian,Nanxiu）、哈丽特·塞尔玛·楚恩多夫（Zurndorfer,HarrietThelma）编的《超越传统与现代性：晚清时期中国的性别,流派与世界主义》{38},钱南秀（Qian,Nanxiu）、方秀洁（Fong,GraceS.）、司马富（Smith,RichardJ.）编的《不同世界的话语：晚清和民国早期性别与体裁的转换》{39},都将晚清女性,或者晚清性别建构与晚清文学的主体创作、叙事策略或者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其现代性意义也就不言而喻{40}.
二是通过凸显女性的存在意识来呈现性别建构的现代意义.主要有曼素恩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的文化》.高彦颐的著作为这一系列研究的代表.她在研究中处处彰显处于晚期帝国时期的女性已然具备了自我满足、自我确证的能力,论述了这些极富主体意义的个体生存状态.高彦颐研究中的女子与晚清小说《孽海花》中的傅彩云有极度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高彦颐研究中的女子出身高贵,而傅彩云却是出身于烟花之地,但她们共同的特点是都能够自由的学习,都具备很好的知识文化素养.傅彩云虽是,但精通各种外语.晚清后十年,梁启超曾提倡以新小说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民族理想,而新小说的核心观念则是“新民”概念,教育则是新民的必备途径.女性受到良好教育,有了文化是找到自身现代定位和存在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这些小说中,无论是明清时期的贵族女子,还是傅彩云,都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进而有了陪丈夫出游、和丈夫一起并肩作战的机会,而不再是简单的依附关系.高彦颐试图说明,这些女性,通过学习,通过与外界社会的接轨,无论是什么出身,什么地位,都可以通过实践来享受生活的乐趣,显示出自己的主体身份和存在感.
三是表现在对女性心理历程的重视.在曼素恩的《缀珍录》中,她根据考据学家的一些成果指出“诸如忠诚的寡妇愤激自尽一类事情,或有更甚者,为死去的未婚夫守贞的青年女子的那种自我节制,都歪曲了书中记载的古礼的真实含义.”{41}在此,曼素恩对被社会赋予的女性的身份尤其是女性真正的心理状态存疑.而高彦颐通过对史料的收集,立足别样视角,得出结论：“对于家庭账目来说,主妇是拥有‘钥匙权’的.”{42}也许正是这份钥匙权,高彦颐认为她们看待自己被包裹的小脚,其实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感到屈辱和压迫,相反,“她们感到自豪,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43}由此又可以发现,高彦颐是对女子内心研究重视,而不在于女性外在的东西.她试图通过收集的中国史料和她自己的理论体系相融合,向我们证明：由于时代、出生背景不尽相同,女性面临的社会压力或者社会遭遇也不同,但女性的现代心理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生成的,与之相适应,性别意识的生成也并非是一个突变的过程.由此可见,现代性对个人心理产生意义也是渐进的,需要在历史的进程中才能找到自身发展的轨迹.高彦颐据此认为,对晚清小说现代性意义的研究所出现的最大偏颇是没有关注到女性本身的心理及其变化历程.
四是对性别身份价值的重构.在一般传统的研究范式中,无论是传统时期的中国女性,还是晚清时期逐渐出现并崛起的新女性,研究者展现的女性,给人的印象都是僵硬刻板的.因为这种研究模式都会将她们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范式之中,即压迫与反抗：被压迫的是传统女性,敢于反抗的就是新女性,新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样的看法其实有以偏概全之嫌,比如女性“新民”形象,这是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杂志《新小说》中提到的,目的是为当时女性形象的建构提供一个榜样.梁启超认为新女性应该符合新民的国家主义理想,理想女性应该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即昌,千室良善.”{44}在这里,新女性和女国民划上了等号,女性被赋予了太高的期待,抑或说赋予了另一种更大的压迫,因为,这种标准与旧式的三从四德其实也相差不远了.的确,在梁启超提出新女性概念之后,新女性形象其实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先不论小说作者创造各类女性形象的真正出发点是什么,但新女性本身的一些特质确实不符合他们利用男性主体的身份建构在女性身上的想象.而且,非“传统女性”即“新女性”的二元对立式机械化研究范式,也使得新女性陷入另一重尴尬：若要颂扬新女性,那么旧女性势必就是被批判的对象.这样的结果,使新女性的身份地位深陷尴尬之中,她们一方面被要求清除身上传统落后且不问世事的旧习俗,被要求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能关心得了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在那个动荡不安又极具自由度的时代,被要求符合西方文明的某些准则,但却不能完全被西方放浪形骸的文明所腐蚀.可见,这种掌握了权力话语,站在权力主体高度的研究对于性别的想象,是不能真正理解或认同处于性别边缘化地位的女性心理的,更遑论其性别建构的现代价值了.事实上,决定女性地位的因素很多,与当时文化、经济甚至地域都有关联,曼素恩就指出在清代时期,“长江下游经济的所有这些特点对社会性别关系都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45}当时江南纺织工业发达,所以“这一经济变化促使地方官们开始注意妇女纺织劳动在小农经济和国库收入中的重要地位.”{46}这显示出资本经济的发展是建构女性地位的必要因素之一,而资本经济的发展更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的现代表征.这证明了社会性别关系不仅有现代性建构,而且女性建构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地位举重若轻.狭邪小说中那些身份的被重构以及触发的男性恩客的身份焦虑,也正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梦的论文《晚清小说中的烟瘾与性欲》（KeithMcmahon.“OpiumandSexualityinLateQingFiction”）进一步证明了资本和阶级对性别关系的影响以及给男性带来的性别焦虑.与前述梁启超对晚清小说性别的观照点不同的是,这篇文章研究了晚清时期,作为活跃的社交活动的一部分,成为地位的象征,有意识地突出有关性别建构问题,将吸食作为性别另类建构的标志.该文通过小说为媒介探究男烟民与女烟民之间的区别,大致呈现出是如何成为社会交际网中离奇的和毁灭的象征.另外,从性别的角度来说,在禁毒者眼中,女烟民急剧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比男烟民更具威胁性,它标明女性地位的变化.因为当时社会,吸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作为一种能给人带来空前愉悦感的社交形式,行为的蔓延模糊着性别文化的边界,也给性别认同带来了威胁{47}.性别认同的威胁和性别文化的模糊,表明在晚清语境中,与以往比较,性别地位的变化.代表着资本,资本决定了阶级.同时,作为晚清特殊的标志见证了晚清被迫由闭关锁国走向开放通商口岸,经历了由传统经济向现代资本经济的转型.所以透过马克梦的研究可知,影响了社会阶级的结构,传统价值观里男女的对立其实是阶级地位的象征,晚清受到了资本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这个资本可以影响阶级地位的社会里,女烟民的增多自然会引发男烟民的身份焦虑和权力焦虑,这从一个侧面对性别进行着现代性的建构.
中国传统的小说创作和研究多只关注性别描写而不是建构.在传统文学中,有大量根据传统性别价值观的生理性别描写,这里没有性别建构的概念.性别在文学话语中,只存在于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权力体系中,女性是作为绝对对立和边缘的存在,跟女性相关的文学也被认为是感官矫情,是过于耽于个人情绪的风花雪月.就算到了五四新文学时期,以男性作家为创作主体的涉及女性题材或形象的作品,也仅仅是从外在的视角来看待女性,从生理层面来描述女性,将女性作为承载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载体而很少在意女性真实、细腻却也复杂的心理历程.即便是这些男性笔下多么光辉伟大的女性形象,也是以压抑个人内心作为代价的.而传统研究范式的视角与取向,大致与创作处在同样的维度,而缺乏通过性别建构来发现性别蕴含的“言外之意”.但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性别建构事实指向个体权利建构,在这个被建构的结构之内,谁是主体,谁是附属并不重要,作者是否尽力替被压迫的群体发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体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海外学者在性别建构的场域内,对每个个体进行定位,尤其是将眼光投向被边缘化的性别弱势群体,完成他们的身份重构.这也可以证明,晚清小说中的性别建构不是来自外在他者的性别描写,而是源自于自我的现代性建构.
注释：
{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66页.
{2}{5}{6}{7}{8}{9}{10}（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台湾：麦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94页,第98页,第98页,第99页,第100页,第102页,第104页.
{3}（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4}（美）王德威：《粉墨中国：性别,表演,与国族认同》,《戏剧研究》2008第2期.
{11}（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12}参考Starr,Chlo?觕F.Red-lightnovelsofthelateQing.Leiden：Brill,2007.
{13}此处指有众多恩客的.
{14}{16}{18}{19}{20}Starr,Chlo?觕F.Red-lightNovelsofthelateQing.Leiden：Brill,2007,p.184,p.185,p.186,p.186,p.186.
{15}{37}{41}{45}{46}（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第34页,第34页,第35页,第35页.
{17}此处信物仅为一块砖头.
{21}参考Yeh,Catherine.ShanghaiLove：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EntertainmentCulture,1850—1910.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06.中文版见（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杨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22}{23}{24}{25}（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杨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1页,第273页,第273页,第274页.
{26}参考Widmer,Ellen.TheBeautyandtheBook：WomenandFic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中文版见（美）魏爱莲：《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马勤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7}（美）魏爱莲：《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马勤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28}参考Hu,Ying.TalesofTranslation：ComposingtheNewWomaninChina,1898-1918.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2000.中文版见（美）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彭姗姗、龙瑜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29}{30}{31}{32}{33}{34}{35}{36}（美）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彭姗姗、龙瑜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第76页,第11页,第76页,第11页,第11页,第10页,第29页.
{38}参见Fong,GraceS.&Qian,Nanxiu.&Zurndorfer,HarrietThelma.BeyondTradition&Modernity：Gender,Genre,andCoopolitaniinLateQingChina.Boston：Brill,2004.
{39}参见Fong,GraceS.&Qian,Nanxiu.&Smith,RichardJ.DifferentWorldsofDiscourse：TranormationsofGenderandGenreinLateQingandEarlyRepublicanChina.Leiden；Boston：Brill,2008.
{40}将晚清小说的创作作为主体创作,是小说现代性的体现,而晚清小说中的叙事策略是在中西碰撞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包括现代性技巧在内的一系列现代性叙事范式的一部分,自然也就体现明显的现代性意义.
{42}{43}（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第158页.
{44}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19页.
{47}参考Mcmahon,Keith.“OpiumandSexualityinLateQingFiction”.NanNv,2000,（Volume2,Issue1）,p.12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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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结论：此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英语世界和性别建构和小说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英语世界本科毕业论文英语世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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