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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少立宏志,一生勤勉,终成一代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他,一生追求进步,为革命传递情报,进行革命宣传；他,以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知识,曾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他,遵从嘱托,成为斗士；他,因意外失去组织关系,一生追寻党,为党的事业笃心工作,无怨无悔……他就是一生追随信仰、践行“科学救国”理念的谢立惠.
1907年4月,教师出身的父亲为家里的第一个男丁取名“立惠”,希望他未来能够“修身立业,惠敏聪捷”.
谢立惠的三伯父谢叔骞、二舅父卢仲农等多位家族成员,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和中国遭受列强欺辱的残酷现实,对谢立惠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心中暗自许下宏愿：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他14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师附中,20岁时被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国立大学）录取.
大学期间,谢立惠不仅在学业上是个学霸,还是社团活动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8年7月,杨浪明、郑集等几名有志于“科学救国”的大学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华自然科学社”,谢立惠积极参与活动,并担任该社的第二任社长,开展卓有成效的科学普及和团结科学工作者等工作.
谢立惠还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大地社”,结识了不少爱国青年.“大地社”成员间相互传阅革命书籍,砥砺品质.在顾衡、汪楚宝等人帮助下,谢立惠逐渐认识到,科学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穷困落后的问题.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步步加深,谢立惠和许多青年爱国学生一样,纷纷走上街头帝国主义侵略,政府的腐败无能.
1928年5月,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山东济南屠杀一万多名华夏同胞,炮制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国民党政府不仅满足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还压制国内反日运动.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爱国学生忍无可忍,发起大规模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进行罢课、游行.谢立惠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群众中发表演讲.
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日本对中国东北领土的肆意践踏,抗日浪潮再一次席卷全国.谢立惠等“大地社”成员高呼“打倒卖国政府！”“还我国土！”等口号,砸烂了掩盖真相的报馆,还到国民政府门前游行.当局逮捕了许多学生,并勒令学生立即回校复课.谢立惠悲愤地对学生们说：“日寇要灭亡我们,而政府却不抵抗,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相送,我国正在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不要做亡国奴,要觉醒！”谢立惠的言行为当局所不容,1932年初,校方拒绝聘任已毕业的谢立惠,他不得不离开南京.
1932年1月,谢立惠应校友叶伟珍、王气钟之邀,到合肥第六女子中学任教.在合肥,谢立惠惊喜地见到了找上门来的顾衡,顾衡坦率地告诉谢立惠,他早已参加了,现在安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想在合肥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并希望谢立惠能够担此重任.谢立惠当即表示愿意,并表示愿意接受党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组织.谢立惠的秘密任务有两项：一是传递各类文件、学习资料和情报；二是搞好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
为了增强保密性,谢立惠采取密写法,表面看不出字迹,只有放进特制的化学溶液中,才显示出文件内容.谢立惠还常常以学校名义购买大量纸张、蜡纸、油墨及其他文具,转交给党组织.有时候,谢立惠直接帮助党组织撰写宣传稿,刻写宣传品.为了方便为党收集更多消息,谢立惠暗中组装了一部性能较好的收音机.
这年秋,组织上告诉谢立惠,党组织批准他加入组织,入党介绍人是顾衡.谢立惠激动地说：“感谢党的信任,我终于找到家了,终于有了归宿！”1934年4月,谢立惠突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派人去上海寻找党,也没有结果.谢立惠为此感到非常苦闷.谢立惠并不知道,此前,除了无为党组织之外,包括合肥中心县委在内的安徽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
1937年春,谢立惠从报纸上得知红军曾在四川一带活动,他想红军活动过的地方,可能会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于是,他前往重庆,应聘重庆大学数理系讲师兼实验室主任之职.谢立惠进入重庆大学后,没有贸然寻找组织,他在等待机会.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面对民族危机,国共再度合作,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南方局、新华日报社都设在重庆.在周恩来、潘梓年的关心、指导下,大学的梁希、潘菽等知名教授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会”,自发地将民族解放事业、运动作为座谈会的主题.谢立惠也是座谈会参会人员之一,他与潘菽在南京时就已熟悉,而潘菽是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的弟弟,因此,谢立惠与潘梓年有多次接触.一次,谢立惠向潘梓年汇报完工作,见办公室没有他人,谢立惠立刻掩上门,双手紧紧握着潘梓年的手,眼噙热泪地说道：“潘社长,我是员,是1932年加入组织的员！”谢立惠请求潘帮助自己恢复组织关系.
潘梓年很快就向周恩来汇报了谢立惠的情况,周恩来深思熟虑后,通过潘梓年转达他的意见：对谢立惠的积极表现给予肯定.谢立惠现在是一个有影响的人士,希望他继续保持这个身份,配合党做好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谢立惠表示服从党的安排.从此,谢立惠开始以党外人士身份为党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谢立惠和梁希、潘菽等人向南方局提出：前往延安直接参加党的工作的要求.周恩来知道情况后,特意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强调：“干工作应根据革命的需要,现在你们在重庆开展工作,是抗日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尽管有困难,也应该坚持下去.”谢立惠等人决定继续留在重庆.
1941年春,《新华日报》准备开辟《自然科学》副刊,周恩来、潘梓年找来谢立惠等几位同志座谈,商议如何办好这个副刊.周恩来强调一定要体现战斗性、群众性,希望内容不仅局限于介绍自然科学知识,要多样化.谢立惠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他积极为副刊提供稿件,先后撰写了《无线电与航空的新发展》《汉奸电台的侦察》等文章.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动员其他专家、学者为副刊写稿.在谢立惠等人的努力下,这个副刊不仅普及了科学知识,介绍了国外科学发展状况,还起到了号召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作用.
为《新华日报》撰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尤其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对《新华日报》进行严密监视.军统特务沈醉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化龙桥头有一个茶馆,国民党特务经常坐在外面,对进出新华日报社的人进行监视、盯梢,甚至暗中加以逮捕、杀害.”谢立惠却不顾危险,与潘菽共同承担了送稿的任务.
作为重庆大学教授,谢立惠讲授“无线电原理”等课程,他利用专业知识和精湛技术多次为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作出了特别贡献.新华日报社有一台美国产的高级收音机,其短波可以接收到延安电台的讯号.一日,这台收音机突然坏了,心急如焚的报社同志赶紧将其送到外面修理,几天后取回来,收听广播的功能正常了,但不能接收延安的讯号了,潘梓年想到了谢立惠.匆匆赶来的谢立惠,很快查明这台收音机已被做了手脚：一个密封的中频变压器被稍稍旋偏了一点点,意在降低收音机的灵敏度.经谢立惠校正,很快这台收音机又能正常接受讯号了.潘梓年非常高兴,他指示,以后报社的电子电讯器材坏了,全由谢立惠维修,以防受制于人,也便于保密.
有一次潘梓年问谢立惠,能否将那台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两用机,而且这个改装设置还必须极其隐蔽.谢立惠查阅大量资料,反复论证,又将学校物理系的一些器材拆开来组装,经多次试验,终于改装成功.谢立惠还曾远程指导陕北等抗日根据地的无线电通讯设备维修工作.
抗战后期,许德珩、黄国璋等发起成立“科学座谈会”（后改名为“九三座谈会”、“九三学社”）.该座谈会每周举行一次,拥护中国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谢立惠不仅加入了座谈会,而且始终坚持参加该会活动.
1945年9月下旬,谢立惠接到南方局通知,前来重庆的要接见他和梁希、潘菽等大学、重庆大学的知名教授,会见地点就在张治中将军的住所桂园.会见中,教授们就抗战后的时局、国共和谈、国家的前途等问题向请教,逐一从容作答.通过这次会谈,谢立惠对的领袖风范更加钦敬,并在内心深处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企图挑起内战.谢立惠在九三学社的座谈会上慷慨陈词,指出的本质就是要搞,绝不允许异党存在,更不会允许保留军队,因此,内战必然会爆发.谢立惠多次接受《新华日报》记者的采访,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毫不掩饰.为此,谢立惠的名字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言行也受到特务的重点监视.
1946年底,北京、上海、重庆等各地50余万学生掀起美军暴行游行,后发展成反美反蒋浪潮,谢立惠呼吁各界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还提出：“有必要把人士和社会贤达联合起来,达成统一的意见,形成支持学生的局面.”1947年5月,各大中城市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谢立惠多次发表演说,为此受到特务的威胁和当局的警告.
1949年4月,为反动当局制造的“四一血案”,学生又一次走上街头,谢立惠挺身而出,站在学生队列最前方.他还告诫学生不要乱,以免特务趁机捣乱.由于谢立惠频繁参加学生游行活动,反动当局对其恨之入骨,在垮台的前夜要对他下毒手,一名知情学生悄悄跑来告诉谢立惠.谢立惠在重庆大学教务长郑衍生家里暂避,这才躲过了特务的暗害.
新中国建立后,他的政治生命、学术生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作为教育家,谢立惠被任命为西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在教学、科研、高教管理上力求改革创新,不断钻研,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遍天下.为纪念谢立惠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西南师范学院将校区内一条道路命名为“立惠路”,西南大学（由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工业大学合并而成）将其物理楼命名为“立惠楼”.
（编辑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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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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