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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方面论文如何写 跟悲剧概念在中国的早期接受(1904-1949)综述有关论文如何写

分类:期末论文 原创主题:研究论文 发表时间: 2019-06-26

悲剧概念在中国的早期接受(1904-1949)综述,该文是研究论文如何写和悲剧概念和研究和接受方面论文范文素材.

悲剧(tragedy)作为戏剧的一种,有关它的创作实践与研究理论不可胜数.在中国学界,“悲剧”概念的早期接受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研究的对象.

笔者采用文献调研的方法,基于学界常用门户网站“中国知网”(CNKI),检索所有涉及“悲剧”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提出、确立、发展等情况的研究文献,通过整理去重,共集有相关文献二百七十余篇,这些研究多是着力于对20世纪上半期(即1949年之前)中国出现的有关悲剧概念及悲剧理论的发展和研究.具体文献情况见下图.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梳理与分析,笔者发现,关于悲剧概念的早期接受问题,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悲剧”概念在中国的首次使用(包括最早在中国的译法、最早在中国使用悲剧概念的使用者等);二是“悲剧”(tragedy)一词的传入过程;三是王国维的悲剧理论研究; 四是鲁迅、郭沫若、朱光潜、曹禺等的悲剧思想研究.

一、“悲剧”概念在中国的首次使用

悲剧(tragedy)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中国本土概念,而是舶来语,关于它的早期传入过程,学界目前有以下观点:悲剧(tragedy)最早译为“悲戏”;最早在中国使用悲剧概念的有王国维、蒋观云;关于无涯生(欧榘甲)是否为最早的悲剧概念使用者,学界基本持怀疑态度.

(一)最早汉译:悲戏

“tragedy”在中国最早被译为什么?目前学界仅见张哲俊、谢柏梁二人探讨过此问题.张哲俊发现,19世纪西方人编纂的三本英汉词典中,“tragedy”被译为“悲戏”[1];1822年,R.马里逊编的《英汉词典》:“tragedy,serious drama,苦情的戏 悲戏”[2];1847年W.H.麦德华斯特编纂的《英汉词典》:“tragedy,悲,悲戏,哭戏”[3];1866年W.罗伯斯奇德牧师在香港编纂的《英华字典》:“tragedy,悲戏,悲事”[4].

张哲俊指出,这三本词典中的“悲戏”词条,并没有引起中国戏剧界和理论界的注意,因此没有成为戏曲创作与批评的术语,但“却是tragedy一词与中文的最初接触和尝试”[5].根据张哲俊的观点,tragedy的最早汉译为“悲戏”,出现于19世纪上中叶.

谢柏梁则提出,早在18世纪末,已有了“悲剧”的译法.他的证据是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写于1793年的《乾隆英使觐见记》,认为“马嘎尔尼是世界上最早把中国苦戏命名为‘悲剧’(tragedy)的观察家”[6].可惜的是,谢氏此论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马嘎尔尼发表于1793年的文章是英文,到1916年,刘半农才将此文译为中文,其时,tragedy的“悲剧”译法早已成为常识.谢柏梁却将刘半农1916年的译本当成了1793年的文章,得出了1793年就有“悲剧”译法的错误结论.而这件事,早在谢柏梁著作出版(2014)之前,张哲俊(2002年)已讲得很清楚了.张哲俊指出,马嘎尔尼的文章是刘半农在1916年翻译的,刘半农所翻译的“悲剧”“不能说明马嘎尔尼文章里所出现的英语‘tragedy’当时与中文直接遭遇过,更别说被中国人使用了”[7].

综上,tragedy 最早的汉译应为“悲戏”,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

(二)谁在中国首次使用悲剧概念?

1.王国维最早在中国使用悲剧概念.目前学界大多认为,王国维1904年6月至8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悲剧概念和悲剧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8],“通过日本的‘桥梁’将西方悲剧理论首次引入中国文学研究中,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起点”[9],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基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是“一次引入西方概念和理论的成功典范”[10],“在古典悲剧的研究中,王国维的成就是巨大的,是真正的开拓者”[11] ,是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最早启蒙者,也是用悲剧观念进行文学批评的第一人.”[12]

2.蒋观云最早在中国使用悲剧概念.蒋观云在1904年3月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7号上的一篇文章《中国之演剧界》,其中用了“悲剧”一词.蒋观云此文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在同一年.龚刚、熊元义、赵德昌等学者将蒋观云视为悲剧概念的引入者.他们认为虽然王国维与蒋观云的文章发表于同一年,但是蒋观云的《中国之演剧界》首刊于 1904 年初,而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文发表于1904年6月至8月,在发表时间上,“蒋文早于王国维的文章”[13],“蒋观云主张中国‘无悲剧’说,中国人第一次使用悲剧这个概念,这是清末民初中国戏曲界追赶世界戏剧潮流的重要标志之一.”[14]因此,蒋观云应为中国使用“悲剧”概念第一人.

3.无涯生(欧榘甲)是否为最早在中国使用悲剧概念者.1903年,无涯生(欧榘甲)在美国旧金山的华文报纸《文兴日报》上发表了《观戏记》,其中用了“悲剧”一词,“今年有汪笑侬者,撮《党人碑》,以暗射近年党祸,为当今剧班革命之大巨子.意者其法国日本维新之悲剧,将见于亚洲大陆欤?”[15]张哲俊指出,无涯生的《观戏记》是作者在旧金山观看广东戏之后的记录,此文虽早于1904年的王国维、蒋观云之作,但并不能看作是最早使用,原因是发表地点不同:“虽然无涯生运用悲剧一词时间最早,但是因为此文的发表不是在中国,‘悲剧’概念也是在外国使用的,虽谈及悲剧,却不能算作在中国第一次使用悲剧这个概念.”[16]苗露亦持此观点:“文章发表于美国,故不能算.”[17]

综上,关于悲剧概念最早在中国的使用者,多数学者认为是王国维,少数学者认为是蒋观云.对无涯生(欧榘甲)的问题,张哲俊提供的理由(国外发表)十分充足,因此,可排除他的最早使用者身份.

二、“悲剧”(tragedy)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

悲剧(tragedy)是外来词,此概念由西方国家传入还是由日本传入?学界寻绎已久,目前多认为是由日本传入中国.其依据总结如下:

(一)tragedy译为“悲剧”初见于日本

张哲俊比对了日本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词典及文章中“tragedy”的词条译法,梳理出了“tragedy”译为“悲剧”的历程,得出结论:“日本早于中国把‘tragedy’一词译为‘悲剧’,使后来去过日本的中国学者得以沿用,又将这一术语带回中国,并在中国安家落户.”[18]

张哲俊、龚刚等学者还认为,中国与韩国都是从日本引入悲剧概念并建立了悲剧观念,因为在当时,日本的译语更具权威性.[19]

综上,对于悲剧概念的传入,学界的主要观点可以朱恒夫的这段简洁论述为代表:“悲剧作为tragedy等西方语言的译语,初见于日本,复由日本传入中国,并且成了固定的译语.”[20]

(二)最早使用者与日本关系密切

张哲俊、李群等学者认为,较早使用悲剧概念的无涯生(欧榘甲)、王国维、蒋观云都曾去过日本,受到当时日本文化的影响,而且王国维与无涯生彼此也认识[21],王国维受日本的影响更大,不仅受到其老师田冈佐代治的影响,更深受日本学者藤田的影响,藤田在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方面颇有造诣,王国维学习并接受了叔本华、尼采等的西方哲学思想,他的悲剧说是在日本的“中介”作用下提出和建构的,“王国维通过日本的‘桥梁’将西方悲剧理论首次引入中国文学研究中,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起点.”[22]

三、王国维的悲剧理论研究

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在其文艺成就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的悲剧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向来为学界研究的热点.2000年之前,学界主要围绕王国维悲剧渊源进行探讨,2000年以后,研究多集中于王国维悲剧理论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哲学思想等的探讨.从研究内容看,大致围绕王国维悲剧观的形成、第三种悲剧、王国维悲剧思想的评价等方面展开.

(一)王国维悲剧观的形成

目前学界的主要观点是: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悲剧理论及哲学思想的影响,引入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悲观主义美学思想.

研究认为,王国维早期赴日留学所接触到的叔本华悲剧理论、哲学思想,以及尼采的悲剧说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深受西方悲剧观的影响下,王国维引入叔本华悲剧理论,第一次运用悲剧概念和悲剧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23],既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不足[24],又使西方理论切合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心理[25],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悲剧观,提出了古典悲剧研究的重要命题,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基本上建立了悲剧的观念,初步形成自己的悲剧观[26].

(二)第三种悲剧的重要性

研究认为,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包括“三种悲剧”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采用了叔本华的理论,基于“三种悲剧”认为“《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27]学界认为,王国维的“第三种悲剧”是叔本华悲剧理论的沿用及延伸,,突破了西方美学的樊篱,显示出我们传统文学的民族特色.“王国维在引用并沿用叔本华的第三种悲剧的观点时,不仅做到了语言上的‘化’,而且也做到了思想内涵上的‘化’,可以说内外皆‘化’,令外来思想如同己出.”[28]

(三)对王国维悲剧思想的评价

1.1949年前:既肯定长处,亦看到不足.在这个时间段中,学界对王国维悲剧思想的评价集中体现在对《<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所蕴含的悲剧思想及与其悲剧思想相关的文艺批评上.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李长之是最早系统地对王国维悲剧思想进行评价的学者.1934年,李长之发表文章,初步概括了《<红楼梦>评论》蕴含的悲剧思想的四个长处和四点不足.[29]郭沫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王国维悲剧思想视野开阔,其研究方法较多样化,但是没有更深的关注社会现实.[30]

2.1950-1978年:偏于否定批判,具有时代特殊性.这个时间段,学界对于王国维悲剧思想研究的论文仅有五篇左右,学界对其悲剧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否定和批判上.佛雏认为,《<红楼梦>评论》的“第三种悲剧说”与中国道家的“颓废主义”之间的结合,具有很大的消极性.[31]郑朝宗认为,认为《红评》一文充满了“毒素”,胡适认为《<红楼梦>评论》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郑朝宗极力批判了胡适的这一观点,但是郑朝宗亦承认“五十年前在当时的学术界敢于提倡西方资产价级的观点方法,这就是一种革新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的.”[32]

3.1978年至今: 以积极肯定为主,评价更深入透彻.1978年之前,学界的主流是批判王国维悲剧思想中的消极因素;1978年以后,学界对王国维悲剧思想的研究转向主体研究与文本研究,研究成果大批涌现,有四部专著出版[33],论文有八十余篇.总的来说,1978年到2000年,学界主要围绕王国维悲剧思想及理论的渊源以及对《<红楼梦>评论》所蕴含的悲剧思想的探讨;2000年以后学界对其的悲剧理论思想研究的主流不再是批判与否定,开始持肯定积极的态度,对王国维悲剧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舒芜、吴功正、佛雏、萧艾、段茂南等学者认为,王国维是第一个把《红楼梦》作为人生悲剧来讨论的学者,论述了其悲剧理论,对研究红学做出了贡献[34],但是“《<红楼梦>评论》暴露了严重的缺陷,出现悲观消极情绪,这是由于据以立论的叔氏理论缺陷所致.”[35]有学者认为,王国维并不能正确解释这个悲剧,认为“厌世思想”己经充斥了王国维的思维,对其悲剧思想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其悲剧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唯心主义范畴[36].

叶嘉莹、刘再华、龚刚、章池、熊元义等学者分析了《<红楼梦>评论》一书的优缺点,认为优点在于首先引进西方理论来评论《红楼梦》,缺点在于王国维照搬叔氏理论却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37],认为王国维是从第三种悲剧观证明现实人生的悲剧性,其悲剧观念与悲剧创作思想应该说达到了时代精神的高度[38],但也拉开了长达百年的中国有无悲剧之争的序幕[39],虽然后来大幅修正了他的悲剧观,明确否定了“中国无悲剧“的论断,但仍没有摆脱西方悲剧理论.[40]

四、其他悲剧思想研究

在1904-1949年间,除王国维外,还有很多学者对悲剧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他们是蔡元培、胡适、徐志摩、冰心、鲁迅、熊佛西、章泯、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曹禺、蔡仪、郭沫若、唐君毅等.学界对这些悲剧概念的研究大都是个案研讨.研究最多的是鲁迅、朱光潜、钱钟书、曹禺.由于朱光潜和钱钟书的著作在当时均是英文著作,二人汉译本的出版在80年代以后,不在1949年之前,故二人的悲剧思想研究不在笔者的研究范围之内.

(一)鲁迅悲剧思想研究

1925年鲁迅给悲剧下了一个著名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1]研究多集中在鲁迅的悲剧概念及其思想的社会指向性.

研究认为,鲁迅对悲剧的定义深刻地揭示了悲剧的内涵和本质,高度概括悲剧艺术的形态特征,显示了他强烈的悲剧意识以及对悲剧艺术的独特理解与把握[42],鲁迅彻底否定了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现象,在文学创作中对中国悲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揭示了悲剧作为戏剧艺术、戏剧文体所强调的矛盾关系,以及悲剧强烈的社会指向性[43];黑格尔悲剧论认为,悲剧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的精神力量互相斗争的结果,但有意无意地抹煞掉悲剧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44],鲁迅并不排除这种悲剧形式,同时也表现了鲁迅有见前人之所未见的地方,即他强调了灵魂毁灭是这个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这也是他对悲剧的独特贡献[45],避免了黑格尔关于悲剧论断的不足和缺陷[46];鲁迅用他的悲剧创作艺术地再现了这个“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深刻过程,不仅是对恩格斯关于悲剧理论的实践,也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对恩格斯悲剧理论的理解.[47]

(二)曹禺悲剧思想研究

研究认为,曹禺对于悲剧的诠释在其作品中分为三个时期,即1937年之前、1937年到1949年、1949年之后.在1937年之前,曹禺的悲剧作品一般表现为极具形式意味的内向化戏剧,主要表现他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关怀.1937年到1949年,曹禺的悲剧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否定了前期所看重的表现“个人的不幸”的悲剧类型,转而认为“抛去萎琐个人利害关系”的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48];认为曹禺对悲剧和中国现状的认识非常深刻,其悲剧作品开创了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先河,创造出了中国真正的现代悲剧作品,标志着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生成,“自曹禺出山后,中国话剧才开始具备自己鲜明的悲剧蕴涵、民族特色和突出的国际意义”[49];认为曹禺的悲剧意识推动了其悲剧艺术的现实生成,奠定了其悲剧艺术独特性和深刻性的基础,其悲剧思想既融合了西方悲剧中悲剧精神的理念,又浸透了民族文化的道德情感,其悲剧美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学术遗产.[50]

综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单独讨论某种悲剧理论的个案研究比较丰富,全面梳理总结悲剧概念早期接受的传播演进情况的研究很少,目前所见仅张哲俊的《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2002)、熊元义的《中国悲剧引论》(2007)、谢柏梁的《中国悲剧美学史》(2014),而对1949年前悲剧概念中国化的理论层面的探究、更是极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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