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本文是关于中国农业论文范文数据库与面源污染和中国农业和劳动力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栾江1李婷婷23
（1.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天津300191；
2.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10）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803005）的资助.
作者简介：栾江（1986—）,男,山东龙口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政策研究,E-mail：luan529@126.com；（1988—）男,山东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金融、农业经济政策.
通讯作者：李婷婷（1983—）,女,山东临沂人,博士后,E-mail：moer.ltt@foxmail.com.
摘 要：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部门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其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却较少受到关注.本文以当前最主要的农业污染源——化肥为例,通过建立实证模型,证明了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随着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得不使用较多的化肥来弥补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导致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大幅增加,从而加重了化肥面源污染；同时,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户家庭收入得到提高、农业种植结构趋于“非粮化”,这将增加整体施肥水平,从而间接加重化肥面源污染.此外,研究还发现,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如果积极推动农户土地流转、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则有助于从整体上缓和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化肥施用强度；Granger因果检验；路径分析
DOI：10.13856/j.cn11-1097/s.2016.02.013
1引言
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成果之一,在过去30年里,中国农村每年都有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出来,以外出务工、经商等方式从事着各种各样的非农就业活动.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了2.7亿,大约占农村总劳力的近一半.大量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为城市非农部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却很少受到关注.在生产要素理论中,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进行替代.当劳动力投入因迁移而减少时,农户必然通过增加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弥补劳动力的减少.由于中国土地和劳动市场发育迟缓,农业中的土地租赁和劳动雇佣仍然非常“稀薄”,以及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弹性较小,通过增加化肥施用量来替代劳动力投入就成为农户的普遍选择.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投入品,适量的施用化肥对粮食增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大量、过量施用化肥则不仅会降低农产品的品质,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农业化肥面源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威胁.
那么,劳动力转移是否会促使农户增加化肥投入,从而加重农业化肥面源污染？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其中一些研究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化肥投入具有要素替代效应：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化肥与劳动力的替代,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农户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力成本约束下,为生产相同数量的同种产品,农户倾向于在生产过程中增加化肥投入来弥补劳动力的减少,因此劳动力转移将增加化肥施用量[1-2].但也有研究持相反的观点,如高明等（2012）、段伟等（2013）就发现,随着家庭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农户倾向于减少化肥投入,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田化肥施用强度[3-4].
已有研究结论之所以难以统一,除了数据、样本等方面的差异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研究都只是把劳动力转移作为一个解释决定农户化肥投入的变量,实证分析都局限于单方程的回归,这实际只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化肥投入的直接影响.而事实上,劳动力转移不仅仅只是减少了农村的人口数量和农业劳动力,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农户的家庭收入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植结构的转变,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化肥投入的影响复杂化.根据劳动力转移的新经济学理论,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虽然给农户家庭带来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但也通过汇款的流入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而收入的提高会对农户化肥投入带来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收入提高有助于降低农户购买和使用化肥时的资金约束,使其更有经济能力购买和施用化肥,从而多施肥[5],即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化肥投入具有收入效应；另一方面,非农收入的增加弱化了农户对于农业的生存依赖性,导致农业产出减少,包括化肥在内的各种要素投入相应减少[6-7],即产生农业投入总量减少效应.此外,劳动力转移还带动了农村土地市场的活跃,有助于促进地块集中和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8-9],而耕地规模、块数一直被视为是解释化肥施用量的关键因素[10],很多研究证实种植规模的扩大和耕地块数的减少可有效地降低农户化肥投入[11-12].因此,劳动力转移还可能通过土地规模效应而对化肥施用强度产生间接影响.最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化肥投入还具有种植结构效应,表现为非农收入增强了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使其由过去种植“安全第一”的粮食作物转向种植收益较高但需肥量较大的经济作物[13-14],由于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施肥量远高于粮食作物,这势必会拉动化肥施用量的增长[15-16].
由此,劳动力转移除了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对化肥面源污染直接产生影响外,还可能通过以下4条路径对化肥面源污染间接产生影响：①收入效应：非农收入的增加缓解了农户购买化肥时的资金约束,使其更有经济能力购买和施用化肥.②农业投入总量减少效应：劳动力转移和非农收入提高了农户务农的机会成本,导致其对农业粗放经营,减少包括化肥在内的各种农业要素投入.③土地规模效应：非农收入还减弱了农户对于土地的生存依赖性,促进了土地流转,使得通过土地的规模经济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化肥施用强度成为可能.④种植结构效应：非农收入增强了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使其由过去种植“安全第一”的粮食作物转向种植收益较高但需肥量较大的经济作物,由此客观上增加了化肥施用量.其中,农业投入总量减少效应和土地规模效应会减少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施用量,有利于减轻当地化肥面源污染；而要素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种植结构效应则会增加化肥施用量,从而加剧化肥面源污染.由于存在多重影响,要弄清一个地区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究竟是减轻还是加重了该地区的化肥面源污染,需要借助一定的计量分析手段.本研究不局限于劳动力转移与化肥面源污染的简单回归关系,而是通过将相关变量都纳入分析框架来理清二者与关联变量的关系,首先利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基于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劳动力转移以及各中间变量与化肥面源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梳理,然后采用路径分析法构建路径模型,实证研究劳动力转移如何通过各中间环节对化肥面源污染产生影响及其作用大小和方向.
2变量与数据来源
根据前述讨论,劳动力转移除了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对化肥面源污染直接产生影响外,还可能通过非农收入、农业种植结构、土地经营规模等中间变量对化肥面源污染间接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初始变量,非农收入、农业种植结构、土地经营规模为中间变量,化肥面源污染为最终变量,对劳动力转移与化肥面源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各变量定义如下：
①农村劳动力转移（LM）,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来表示,外出务工人数等于农村劳动力总人数减去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人数；②非农收入（NI）,用不变价的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表示；③土地经营规模（LS）,用劳均耕地面积来衡量,它是耕地面积与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的比值；④农业种植结构（PS）,用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⑤化肥面源污染（FC）,现有统计资料中并没有关于中国化肥面源污染的直接数据,以往研究中主要是利用单元调查法对化肥施用的面源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其结果高度依赖于单元产污强度影响参数的取值.考虑到在单元产污强度影响参数给定的条件下,化肥施用量越高,就意味着化肥面源污染程度越严重,因此,本文借鉴葛继红等（2012）[17]的做法,选取单位播种面积①的化肥折纯施用量（化肥施用强度）作为化肥面源污染物排放量的替代指标.
中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大量使用化肥,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和非农部门转移也大约始于此.因此,本文就以1980—2013年作为研究的样本区间.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在实证分析时对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3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3.1协整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首先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劳动力转移以及各中间变量与化肥面源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梳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基于VAR（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另一种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基于VEC模型的检验.前者要求变量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后者主要用于检验非平稳序列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要求先要对变量的协整性做出判断,只有在协整关系成立的条件下,才可在VEC模型的构架下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验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经济时间序列都不具备平稳性条件,但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该关系称为协整关系.因此,本文拟采用第二种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3.1.1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现实中的经济时间序列通常是非平稳的,直接运用变量的水平值研究经济现象间的均衡关系容易导致“伪回归”,因此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法检验各变量的序列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Δ为一阶差分符号,（C,T,L）依次表示检验形式是否包含截距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可以看出,各变量水平序列的ADF统计量均大于其各自的5%临界值,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对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却发现检验结果均已平稳,所以这5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 Ⅰ(1),可以考虑进行变量间的协整性检验.
3.1.2Johansen协整检验
在验证变量lnLM、lnNI、lnLS、lnPS、lnFC均为Ⅰ(1)后,进而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协整分析.Johansen协整检验基于VAR模型进行,故在此之前需要首先确定VAR的滞后阶数.根据LR统计量、AIC和SC信息准则,可以确定VAR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故Johansen协整检验的滞后期选择为1.协整检验从不存在协整关系（即r≤0）这一零假设开始,最终结果见表2.迹统计量表明,在给定的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LM、lnNI、lnLS、lnPS、lnFC之间至少存在2个协整关系.
3.1.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已经确定变量lnLM、lnNI、lnLS、lnPS、lnF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本文在估计VEC模型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3报告了利用Wald联合检验χ2统计量进行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其中,第一列的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lnLM不是lnNI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被拒绝,说明劳动力转移（lnLM）是引致非农收入（lnNI）变动的Granger原因,即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农户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也显著提高.第二列的结果表明,非农收入（lnNI）是引致土地经营规模（lnLS）变动的Granger原因,但劳动力转移（lnLM）不是土地经营规模（lnLS）变动的Granger原因,这与陈浩等（2013）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具有不一致性[18].第三列对应的结果说明,劳动力转移（lnLM）和非农收入（lnNI）的变化都引起了农业种植结构（lnPS）的显著改变,与前述理论所推演的结果相符.最后一列报告了哪些因素引起了化肥施用强度（lnFC）的变化,结果显示,劳动力转移（lnLM）、非农收入（lnNI）、土地经营规模（lnLS）、农业种植结构（lnPS）都是引致化肥施用强度（lnFC）变动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不仅劳动力转移与化肥施用强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而且随着劳动力的转移,非农收入、农业种植结构以及土地经营规模等一些中间变量的变化也会对化肥施用强度产生影响.
3.2影响路径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力转移如何通过各中间环节对化肥使用强度产生影响,结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建立路径分析模型,计算劳动力转移对化肥使用强度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也称作通径分析,是一种研究变量间相互关系、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方式、程度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它将两个变量间的总因果效应（总效应）分解为这两个变量间的直接因果效应（直接效应）和通过其他*变量所产生的间接因果效应（间接效应）.
3.2.1路径模型的建立
以理论分析为基础,结合表3给出的变量间的两两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变量之间的路径图（图1）.假设路径图中5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可加的,没有互动效果,剩余变量ei之间互相独立且与ei相应的先决变量（又称独立变量、源变量,它不受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影响）也互相独立,我们根据4个内生变量（受到其他变量影响的变量）可以列出如下所示的4个方程,构造出路径分析模型：
式中,lnLM为先决变量；lnNI、lnLS、lnPS表示3个中间变量,在路径图上至少有一个箭头指向它,意指它为这些变量所决定；lnFC为最终结果变量,在路径图中它不影响其他变量；中间变量和最终结果变量统称为内生变量；αi（i等于1,2,3）表示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作用系数；βi（i等于1,2,…,5）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作用系数.
3.2.2路径分析结果
由路径图可进一步把劳动力转移对化肥施用强度的总影响按其作用路径进行分解和计量（表4）.根据路径图和效应分解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劳动力转移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是正向的,这种正向效应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转移本身直接对化肥施用强度发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即要素替代效应在发生作用.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比例表示的劳动力转移对以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表示的化肥施用强度的直接效应为0.670,相当于总效应0.903的74.16%.
（2）劳动力转移还通过一些中间变量而间接作用于化肥施用强度,其影响效应虽然在总体上显得并不大（相当于总效应的25.84%）,但由于在各路径上效应的作用力度和方向并不一致,并且这些间接效应总体上仍然是正向的,因此需要引起重视.
第一,劳动力转移通过农业种植结构而间接作用于化肥施用强度.这反映的是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农业种植结构“非粮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即种植结构效应.如理论分析中所述,随着非农工作带来家庭收入的提高,农户会改变他们的风险管理决策,由倾向于种植“安全第一”的粮食作物转向种植风险较大但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由于经济作物的需肥量要高于粮食作物,因此农业种植结构的“非粮化”将增加整体施肥水平.在路径模型中,这既表现为劳动力转移直接作用于农业种植结构继而对化肥施用强度产生影响,即lnLM→lnPS→lnFC；又表现为劳动力转移通过非农收入间接作用于农业种植结构继而对化肥施用强度产生影响,即lnLM→lnNI→lnPS→lnFC.
第二,劳动力转移通过非农收入、土地经营规模而间接作用于化肥施用强度.理论分析表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化肥投入和化肥施用强度具有“收入效应”和“土地规模效应”,这在路径分析结果中都得到了体现.其中,前者表现为农户可以通过从事非农活动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可以购买和投入更多的化肥,即lnLM→lnNI→lnFC；后者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中转出后,土地的转入、转出改变了农户的土地面积和块数,为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条件,从而有助于降低化肥施用强度,即lnLM→lnNI→lnLS→lnFC.
第三,各种间接效应中,种植结构效应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最大,达到0.182,相当于总效应的20.16%；其次是收入效应,为0.115,相当于总效应的12.75%；土地规模效应的影响最小,为-0.064,仅相当于总效应的-7.07%.
第四,农业投入总量减少效应在本文中未得到验证.这是本文与已有研究不一致的地方.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已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微观农户数据（如高明等［3］和段伟等［4］）,且样本集中在一些农业条件较恶劣的地区,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带来了大量耕地抛荒以致化肥投入减少；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二者之间或许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梁流涛等（2008）调查就发现,非农收入与农户化肥投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兼农户（非农收入占比介于10%~50%）的地均化肥施用量最大,倾向于通过增加化肥投入实现增产增收；纯农户（非农收入占比小于10%）次之；二兼农户（非农收入占比大于50%）化肥投入最少[19].
4结论与讨论
中国现阶段正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这势必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步伐,这是否会带来单位面积上化肥施用量的增加,进而加重化肥面源污染？本文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本文研究结果发现：
（1）总体来看,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增加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这清晰地证实了本文理论假说：劳动力转移导致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大幅增加,进而加重了化肥面源污染.
（2）劳动力转移除了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对化肥施用强度直接产生影响外,还可通过收入效应、种植结构效应和土地规模效应等路径对化肥施用强度间接产生影响.其中,直接效应、收入效应和种植结构效应均为正,而土地规模效应为负,总效应反映为正.
（3）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助于降低化肥施用强度,缓和劳动力转移对化肥面源污染造成的影响.这给出的启示是,当前中国农村大规模进行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对化肥的过度使用,但若在此过程中积极推动土地流转、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则有助于从整体上降低化肥施用强度.
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与化肥施用量持续增长、化肥面源污染不断加剧正成为当前中国建设可持续农业面临的两难问题：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当前化肥面源污染愈发突出,迫切需要减少农业中化肥的施用量.而上述结论表明,要避免或者减轻由于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化肥面源污染,促进农户土地有效流转、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是一条合理的实现路径.但又注意到,劳动力转移并不必然导致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只有当非农收入水平较高时,外出农户才愿意舍弃农业土地收入,转出土地.这意味着,对劳动力转移与化肥面源污染进行有效干预,关键还在于农业之外,在于非农就业机会的扩大.换言之,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化肥面源污染的两难问题,促进兼业农户分化、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才是关键,而这要依靠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土地流转来实现.
参考文献
［1］Avraham Ebenstein, Jian Zhang, Margaret S McMillan, et al.Chemical fertilizer and migration in China ［R］.NBER Working Paper, No.17245, 2011.
［2］周密,徐爱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水体环境效应研究——基于生产要素替代与化肥施用量的证据［J］.南大商学评论,2013（1）：57-69.
［3］高明,徐天祥,朱雪晶,等.兼业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户资源配置的特征与效率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3）：163-169.
［4］段伟,温亚利,王昌海.劳动力转移对朱鹮保护区周边环境的影响分析［J］.资源科学,2013,35（6）：1310-1317.
［5］何浩然,张林秀,李强.农民施肥行为及农业面源污染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6（6）：2-10.
［6］马骥.农户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华北平原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06（6）：36-42.
［7］李明艳,陈利根,石晓平.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实证分析：配置效应、兼业效应与投资效应——基于2005年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0（3）：41-51.
［8］刘凤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J］.管理世界,2006（9）：71-79.
［9］贺书霞.外出务工、土地流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J］.江西社会科学,2014（2）：60-66.
［10］李海霞,任大廷,冉瑞平.农户的化肥使用行为研究——以四川省为例［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08,26（3）：297-300.
［11］李太平,张锋,胡浩.中国化肥面源污染EKC验证及其驱动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1）：118-123.
［12］潘丹.中国化肥消费强度变化驱动效应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解析［J］.经济地理,2014,34（3）：121-135.
［13］辛良杰,李秀彬,谈明洪,等.近年来我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变化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J］.地理研究,2011,30（8）：1391-1400.
［14］扈映,杨康,舒泰.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种植业结构调整［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3,30（2）：264-268.
［15］马文奇,毛达如,张福锁.种植结构调整对化肥消费的影响［J］.磷肥与复肥,2001,16（7）：1-3.
［16］张卫峰,季秀,马骥,等.中国化肥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及走势分析——种植结构［J］.资源科学,2008,30（1）：31-36.
［17］葛继红,周曙东.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激发了农业面源污染——以化肥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2（3）：92-98.
［18］陈浩,陈中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不一致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86—2010年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J］.财贸研究,2013（5）：32-38.
［19］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效率分析——基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J］.资源科学,2008,30（10）：1525-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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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东阿县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杨丽娟山东省东阿县农业局 山东 聊城 252201【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已经成为现在治理环境污染的首要任务 东阿县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要包括农药化肥污染治理,农膜农作物秸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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