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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日经济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跟中日经济交流会纪事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分类:硕士论文 原创主题:中日经济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06

中日经济交流会纪事,本文是关于中日经济硕士学位论文范文和交流会和中日和纪事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中日经济交流会成立于1980 年(第一届年会1981 年在日本召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见证了近40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见证了近40 年中日关系的时代变迁.

1978 年,粉碎“”后经过初步整顿的中国百废待兴,处于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多次开会讨论,达成共识:再也不能走过去闭关自守发展经济的老路了,必须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的路怎么走,经济发展以谁为参照系,一时间还难以厘清.

为此,找到谷牧,两人议论起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谈到在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令人瞩目.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几乎一片废墟之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便登上世界经济第二和第三大国的宝座.谷牧认为,最值得中国借鉴的可能是日本,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文化圈,文化上有很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

这次谈话后,考虑借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机,亲自对日本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同时,他同意谷牧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人出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的建议.用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经验不足,可以借助他人的智慧嘛!”他还要谷牧尽快组织人去日本详细考察.

1978 年底,经过反复考量、斟酌,确定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为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前两位都曾直接参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后一位则是联邦德国最高顾问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

1979 年春节期间,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应邀来京(1 月28 日抵达,2 月4日回国),在钓鱼台国宾馆就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能源和经济结构,以及资金问题等作报告.谷牧副总理亲自主持报告会,国务院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部门领导层第一次系统地听取国外经济发展报告,对解放思想起到了启迪作用.

大来在报告中说,中国现在人口近9 亿,是日本的7 倍多,人均国民收入410 美元(实际250 美元),相当于日本的1/12,也就是说,相当于日本战后复兴期1950 年的水平.那么,日本战后是怎样起步的呢?主要有四点:(1)进行各种改革,如农地改革(土地改革)、解散财阀、促进农业劳动组合发展;(2)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3) 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重点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振兴出口,实行官民并举、官民协调的体制;(4) 抓住国际机遇,扩大出口,积累资金,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大来说,20 世纪60年代十年间,日本经济的GNP 增长了三倍.日本经济决策者所注重的是经济结构改革、提高国民收入和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他特别强调经济的良性循环、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改革开放的连续性,以及与国际接轨,扩大进出口,采取经济倾斜政策,培训人才等.

大来等人认为,中国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1976 年至1985 年)主要应把经济发展目标设定在改善人民生活上,以保持人民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认知和支持,保持社会稳定.中国人口64% 是农民,现在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市场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后来,参考大来等人的建议,中国在修改十年规划时加入了以下内容:(1)注重投资和储蓄的平衡;(2)重视压缩计划和国内消费,解决依赖外资问题;(3)重视投资效益的提高.来认为,尽管中国与日本社会制度不同,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借鉴的,用中国的话说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一年的10 月,大来和向坂应中国国务院的邀请再次来华.这次是考察中国经济、讲授经济发展经验与给中国经济发展出主意“三结合”.中国政府特别邀请两人的夫人一同访华.在华期间,大来和向坂重点考察了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参观了汽车、机械制造和纺织厂等中国有代表性的产业.回到北京,他们向谷牧副总理等中国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作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应在何种原则下推进》的报告.

大来说,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国内自主型、计划经济型和分配重视型“三型”之中,需要走向国际分工型、市场经济型和资本积累型.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要想快速发展,实施混合经济体制是必要的, 并由此提出了“计划经济中的市场经济”.大来还说, 经济发展的根本是生产力的发展, 没有生产就谈不上消费.要想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一是改善生产体制;二是汲取国外的先进技术, 改善统计和计划手段;三是充实社会资本;四是提高生产力的素质,如加强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五是强化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包括原材料、资金、劳动力和市场等方面.大来进一步解释说,提高生产力的前提是经济均衡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五个平衡: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劳动力质量的平衡(工人、技术人员和专家);外资的平衡(进出口、资本输出、借贷等);产业间的平衡(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基础资料);地区间的平衡(工厂选址、运输和人口).大来最后说,一句话,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是提升生产力和扩大国民收入的基本点,同时,坚持就业和分配公平是一个重要原则.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少政策、文件都吸收了大来和向坂的智慧.

但是,1979 年深秋,日本内阁改组,大来佐武郎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根据日本法律,担任国家职务的官员不允许出任其他国家的任何职务.当年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在午宴上幽默地对他说:“我们过去请大来先生就任中国的经济顾问,他现在成了贵国的外务大臣,能不能通融一下,继续担任我们的顾问啊?”的话,反映出中国对大来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业绩的肯定,同时表达了对大来继续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提供咨询的热切期待.当然,大来继续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顾问工作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中日双方作出了一个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成立一个由官员(中国方面)、退出政府职位的专家和学者(日本方面)参加的中日经济交流会.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考察、“分科会”等不在其内),不对外,不见记者,不宣传,关起门来,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政策性的深入探讨.

中日经济交流会由谷牧副总理任中方顾问,大来佐武郎外相任日方顾问.中方的首席代表为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日方首席代表是向坂正男(时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日方成员大都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方案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多数出任过日本政府官僚的最高职务——次官(经济发展的实际操盘者,属于“官厅经济学家”).他们是:宫崎勇(原日本经济企划厅次官,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后来曾任村山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桥本内阁行政改革*委员长)、下河边淳(原国土厅次官,田中角荣首相《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执笔者,战后四次日本国土经济布局的主要决策者,后出任阪神大地震复兴委员会委员长)、河合良一(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日苏经济联合会会长)、佐伯喜一(日本复兴计划的主要参与者,日美贤人会成员,伦敦国防战略研究所理事,原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所长)、篠原三代平(有“日本产业结构改革政策之父”之称,亚洲俱乐部理事长,外务省亚洲经济研究所会长)、千速晃(新日本制铁社社长、日本经济同友会副干事长,后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铃木淑夫(日本银行理事,后当选众议院议员)、福川伸次(原通商产业省次官,大平正芳首相的秘书官)、宫崎仁(日本阿拉伯石油会会长)等.

中方成员有:薛暮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房维中(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朱镕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李灏(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沈觉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廖季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景昭(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孙尚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浦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等.中日经济交流会成立伊始,事务局设在谷牧副总理主管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李景昭副主任出任交流会秘书长.在1985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建委被拆分,谷牧提出,交流会事务局可以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南海办公,没有独立的外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员,因此马洪感到难度很大.谷牧拍板说:“成立外事机构,把人民日报社原驻日本的特派记者小张调过来嘛!”由此,我被调离人民日报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筹建外事局,任副主任、外事局负责人,此后更是担任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长达15 年之久.

中日经济交流会成立后的30 多年,是中国经济不断攀升的30 多年.应该说,“日本模式”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中日经济交流会则在引入“日本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交流会提出的许多建议都通过分管对外开放的谷牧副总理直接上报,成为经济改革具体政策的重要参考意见.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几乎都在交流会上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形成了积极的对策和方案.

例如,在人们熟悉的中国经济翻两番伟大构想的提出过程中,谷牧报送给小平的《关于日本所得倍增计划》(河北大学孙执中老师等为翻译这本书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借鉴作用.关于翻两番如何实施, 大来佐武郎也提出了建议.大来回忆说:“1979 年,我作为外相同大平首相访华,聆听了小平翻两番的讲话.我认为,翻两番要分两步走,前十年是打基础,最关键,但不是追求速度.”1984 年3 月,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到了翻两番问题.他说:翻两番是在大平正芳先生的启发下提出的.当时我们国民所得250美元,如果80 年代翻一番,90 年代翻一番,那么在250 美元的基础上,就可以达到1000 美元.接着说:“翻两番分两个阶段,即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6.5% 就可以了,主要是为后十年打基础.”

中国经济起步之初,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资金匮乏.为解决贷款问题,谷牧多次奔赴日本,同大来外相和大平首相协商.第一批500 亿日元贷款,第二批560亿日元贷款,以及3390 亿日元、4700 亿日元的第三批、第四批贷款(年息3%,偿还期30 年),都是谷牧与大来等人敲定的.

1986 年7 月,为促进日本民间资本对华投资,谷牧特意邀请大来佐武郎访华,并亲自陪同他去云南考察.其间,双方就成立投资促进委员会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因为白天要到各地考察,所以商谈大都安排在晚上进行,每每谈完,都是第二天凌晨了.谷牧的秘书孙钢甚至在此过程中被累病了.在这次会谈中,大来谈到了他著名的“黑字还流”计划(“黑字”是相对于“赤字”而言的概念,指的是贸易顺差;“还流”是指从黑字中拿出部分资金,作为优惠贷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应该把“黑字还流”中1/3 支援发展中国家资金的重点放在中国.后来,虽然成立中日投资促进会的事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而搁浅,但是它为20 世纪90 年代池浦喜三郎和吴仪牵头的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设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日经济交流会对推动中国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加快大连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大来佐武郎组织了东北协力会,亲自出任会长.大连开发区成为日本企业在中国最早进入,也是最集中经营的一个示范区.在上海,下河边淳成为汪道涵市长的经济顾问,参与了上海的市政规划、浦东新区建设规划和长三角发展规划的咨询.他还向汪道涵提出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建议.2010 年,上海圆梦世博,其中或多或少有下河边的一份功劳.

20 世纪90 年代,下河边出任日本阪神大地震复兴委员会委员长时,还提出了阪神地区与长江流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得到朱镕基总理的赞赏.对深圳的发展,日本朋友提出了“深港一体”的大经济圈设想.在天津,交流会为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特别是保税区的设立贡献了智慧.

由于中日经济交流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地区相继成立类似机构.深圳成立了中日深圳经济恳谈会,上海成立了中日上海经济交流会,天津组织了中日天津经济交流会.1998 年,应书记要求,马洪嘱我与日方沟通,帮助陕西省成立中日陕西协力会.协力会成立后,我还被聘为顾问.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成员宫崎勇、福川伸次、佐藤嘉恭和八丁地隆等分别担任了各地经济交流会的负责人.

中日经济交流会在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同样功不可没.20 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因为建设规模过大,不得已单方面终止了一大批与日本签约的经济合作项目, 这在日本引起强烈的震动,日本经济界人士大多想不通.1981年2 月,大来佐武郎率领由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以及经济企划厅等部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谷牧、姚依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大来.了解到中国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后,大来以朋友的身份对中国领导人说,我们能够理解中方的难处,但是这件事的国际负面影响很大,牵扯到中国的国际信誉,希望能够妥善处理.他同时提出了利用日本政府低息贷款和民间资金应对中国财政资金不足的解决办法.后来,日本同意中国两座水电站建设使用日元贷款(ODA,即开发援助,日本政府以日元为计量货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性贷款), 同意将日元贷款变为商品贷款,用来购买粮食、纤维、电视机以及必要的消费资料,然后在中国销售,赚到的钱补充中日合作项目资金缺口,这一系列后续举措都源于大来1981 年2 月对中国的访问.这次访问后,日本开始对华民间融资,日本进出口银行开始发放商品贷款,由此挽救了一批暂停或废止的中日合作项目,例如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项目.

同时,中国方面听取了大来的意见后,决定对暂停和废止的合作项目进行赔偿.对大来说:“这次问题出在中国方面,为了不给日本方面带来麻烦,中国决定实施补偿.”大来回国后,对日本经济界人士说:“不要只盯着眼前,要看到未来”,“中日两国要做永远的朋友,做永久的好邻居,邻居有困难要理解,更要帮助”.经过大来的努力,日本经济界大部分人士逐渐消除了对中国的误解.

1989 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宫崎勇以国际特别行动组织(该组织成员为各国退下来的总统和首相)秘书长的身份,顶住压力(一些极端分子扔砖头、石块砸他家的门窗,还把装有的信寄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访华.他是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著名人士,李鹏总理会见了他.也正是在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成员和日本大批友好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日本政府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无条件地解除了对华经济制裁.

21 世纪初,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处于“政冷”的时候,却依然保持了“经热”的局面,两国的基本关系得以维系,并逐步走出低谷.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那些一直致力两国经济发展的有识之士打下的基础.

为使中日关系顺畅发展,早在1996年,宫崎勇、河合良一就提出了中日间建立高层对话渠道的建议,认为“不论是邦交正常化之前,还是国家关系正常化之后,始终保持一个高层次的、相互信赖的对话渠道,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还拟定了包括竹下登前首相、羽田孜前首相、后藤田正晴副首相,以及野田毅、加藤纮一等在内的十人名单,对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可谓充满关切.此外,交流会的日方朋友还为中国早日加入WTO 作出过贡献.

关于中日经济交流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人们看到的多是经济数据、政策条文等具体内容,但我认为,交流会最重要的影响其实在于宏观方面,即理念的启迪.谷牧把交流会当作一块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试验田,它为高级领导干部开阔思维提供了一个窗口,打开了发展经济的思路,使中国经济很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中,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改革开放能有今天这样的新局面、新形势,与、谷牧等领导人当年提倡解放思想、转变理念是分不开的.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根据中日经济交流会的需要,经请示,中方决定在保留老成员的基础上,增加几位年富力强的新成员.遵照马洪的指示,我向计委陈锦华主任、外贸部吴仪部长作了汇报.在他们的支持下,计委副主任、外贸部副部长刘山在等三位年轻干部被增补到交流会里来.但是,增补完不久,我就接到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即将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能代表计委出任交流会成员了,刘山在也在增补的同一年调离工作,增补计划未能实现.1997 年,我向谷牧提出让年轻人担任交流会秘书长职务的建议,不料他却指示我代他给总理起草一份辞去交流会顾问职务的报告,并提出请李岚清副总理出任交流会顾问.征得谷牧同意之后,马洪和我辞去交流会职务的意见也被写进报告之中.1998 年,经李岚清副总理协调,朱镕基总理批准,吴仪副总理接任中日经济交流会顾问一职.这次变动之后,交流会由国务院非常设机构变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协调、有关单位参与的机构.在与中日经济交流会有直接关联的事情中,还有一件令人难以忘怀,那就是向坂正男基金的设立.1987 年,交流会日方代表向坂正男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日方创立了向坂正男基金(全称是纪念向坂正男日中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基金由交流会中日双方管理,专门用于培养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期限十年,每年名额二至三人.

从1992 年基金启动到2001 年,中方共派出进修人员26 人,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向坂正男基金还资助了北京友谊日语学校的教材购买和语音教室的扩充,资助了《向坂正男文集》在中国的出版.

中日经济交流会已经走过将近40 年的历程.1990 年,在交流会十周年时召开的厦门年会上,谷牧在致辞中说:“从《魏志·倭人传》算起的两千余年有文字记载的中日交流历史中,还找不到两国高层人士连续十年每年开一次讨论会的记载,可以说我们是独创,是留载千古的中日友好的创举,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谷牧还说:“我们交流会今后怎么办?我的见解是,在新形势下,交流会要有新的创意,这个创意就是紧紧围绕中日友好合作的主题,努力完成沟通思想、增进理解、促进友谊、共同发展的使命.”30 多年来,中日经济交流会的中日两国朋友们为实现中日友好合作,完成共同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向坂正男(左三)与外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左二)、作者张云方(左一)等合影发展的目标,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结成了心心相印的诤友.现在,交流会日方草创者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下河边淳、宫崎勇、河合良一以及成员佐伯喜一、千速晃、篠原三代平、河野力、小林实等都已驾鹤西归,中方交流会创始人谷牧,主席马洪,成员廖季立、李景昭、孙尚清、浦山等也都先后仙逝.但是,他们为交流会献身的精神,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中日友好作出的努力,却长留在我们心中,长留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他们未竟的事业也将有更多中日友好人士前赴后继地去完成.

1986 年,中日经济交流会新疆年会上,谷牧提出了“高”和“远”的理念.未来30 年、50 年、100 年,中日经济交流会难道不该向着中日友好合作更高、更远的宏伟目标迈进吗? (编辑 杨琳)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国务院中日经济交流会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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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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