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邓石如：历史和现状，该文是研究方面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跟邓石如和邓石如研究和历史方面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编者按：安徽博物院藏有数量可观的邓石如书作,并进行了专门的整理、陈列、研究.近些年,学界对这位布衣书家的关注,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期专题基于安徽博物院的相关藏品,邀请了有关专家对邓石如在书法、篆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和呈现：陈硕的《邓石如研究：历史与现状》为读者深入剖析了与邓石如相关的研究现状,基于论文、专著、研讨会等成果,将相关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张飞莺的《龙山凤水一笈游,铁笔横扫千年篆》一文则基于安徽博物院的藏品,为读者介绍了馆藏邓石如书作；任军伟的《邓石如及其书法成就》则对邓石如其人以及邓氏书法的风格、成就、影响力进行了述评,为读者展现了这位布衣书家的艺术世界.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后避清仁宗之讳而以字行,并更字顽伯.一生所用的号有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古浣子等.安徽怀宁人.他的人生与艺术都恰好处于清代乾嘉之际风气转换的历史节点上,因而虽未能在生时享得大名,但其艺术实践（尤其是篆、隶书与篆刻）竟能自树坛坫,一扫此前数百年的积习,为此后特别是
“碑学”运动兴起以降百余年间的书法、篆刻确立了崇高的典范.仿效者之众多自不必言,而其人其书的划时代贡献亦甚为治艺术史的学者所肯定.
在关于邓石如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能或多或少地关注到其粗浅的教育经历,布衣的社会身份,全面的“碑学”实践,长期的四方游历及其在书法、篆刻上的历史性创造等面向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20世纪末,安徽学者穆孝天、许佳琼伉俪等在整理原始文献、编订图录等工作上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得后来的学者往往可以取资于中,发挥于外.以至于围绕邓石如的人生经历、艺术作品等面向的研究成果向来不乏其事,亦自然荣膺清代艺术史研究的热门选题.所以,对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以统合与评骘,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邓石如的研究,还可借由评估这一具体的个案,梳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
由于关涉邓石如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数量綦众,笔者并不谋求在这篇有限的文字中将其一一獭祭,以成为一篇目录.〔1〕遂谨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故训,遴选其中较有代表性者（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为主）,稍事评述.
一、原始材料的整理〔2〕
[清]邓石如 隶书吟坛花榭七言联135.6cm×30.9cm×2 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释文：吟坛赠答追长庆,华榭壶觞继永和.锦堂大兄先生雅鉴.顽伯邓石如.钤印：邓石如（白） 顽伯（朱） 完白山人（白）
[清]邓石如 行书和大观亭西泠女史题壁诗并序横披35cm×125.5cm 纸本 1789年 安徽博物院藏释文：和大观亭西泠女史题壁并序.己酉冬,余从田间来皖,徐子兰坡榻余于石麟堂之东塾.寒夜,兰坡偶持一笺相示,且嘱和之.为言戊申春暮,有西泠女史小卿挈妹幼卿,泊舟皖口,题诗大观亭壁,原稿徐为游人所匿.庙僧潜诵其诗,传于皖人,属而和者其夥.展读一过,于时酒阑灯炧,不禁神往.卧不成梦,爰录其诗而亦和之.其诗云：入楚才逢此壮观,春云树杪见朱栏.空亭啼鸟山花早,古殿无人暮雨寒.正苦浮家吊湘水,那堪分泪寄长安！（自注：有伯兄官关中.）小乔况复愁欹枕,每忆登临放眼难.（小卿.）晚泊蓬莱江上寒,空亭烟树雨初残.今朝万壑云中见,昨日孤舟天际看.小病支离空怅望,何时风月倚栏干?片帆西去重回首,寄语青山兴未阑.（幼卿.）古墓祠亭豁大观,何来飞燕倚雕栏?春花春柳凝娇睇,江水江风飐暮寒.十二峰云迷楚岫,三千里梦绕临安.新题一纸留虚壁,多少登临属和难！云水偕游影不寒,珊珊皖上值春残.虽乘彩鹢迎风去,欲遣青鸾未探看.弱病多应忆征侣,娇愁强半寄江干.天涯我亦痴情者,一枕卿卿蝶梦阑.右和前韵.乃有苎罗村畔,西子湖边.六桥丽质,越国佳人.春风三月,杨柳千层.星言夙驾,诣彼湘灵.俨征帆于江路,访淑景于高亭.两点眉山,香痕可拟.一勾罗袜,苔印犹存.于是姊乎才放,亭上凭栏；妹也情深,舟中支枕.望楚山之迢递,目断行云；念故国之飘零,梦迷烟树.此娇彼艳,两玉因依；彼和此吟,双莺宛转.拈成七字,聊释悠悠途路之情；缅彼寸怀,共证滔滔江汉之水.涛笺斑管,书付苍头,神偕驰于亭壁；心摇目眩,袖彼伧父,意逡巡而涎垂.而瑶章普渡,竟傅我佛之徒.白雪难赓,殊愧彼姝者子.爰抒积愫,用步后尘.迈如岭上白云,代彼云中青鸟,聊申缱绻之意耳.时研有馀墨,意不能尽,又复跋之.笈游道人邓琰脱稿.钤印：邓琰（白） 石如（白）
[清]邓石如 隶书赠张翰风颜氏家训轴127cm×28.5cm 纸本 1795年 安徽博物院藏释文：《颜氏家训》曰：生民之本,要稼穑而食、桑麻而衣.蔬果之属,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味,埘桀之所生.爰及杯棬器械、薪槱茶茗,莫非所种植之物也.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矣.翰风二哥先生雅教.完白弟邓石如.此完白先生所写《颜氏家训》,乃晚年所作最深雅者.又为张翰风而书,益可宝重也.乙卯二月,康有为.钤印：家在四灵山水间（朱） 邓石如（白） 顽伯（白）
[清]邓石如 隶书赠见源禅友四条屏 119cm×60cm 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释文：世虑全消,见几点落花,听数声啼鸟.尘缘割断,推半窗明月,卧一榻清风.见源禅友属书.顽伯邓石如.钤印：风桥鳞坡旧茅庐（朱） 石如（白） 完白山人（朱） 笈游道人（朱）
邓石如首先是以书法、篆刻家的身份出现在清代历史上的,则后世诸代学人的种种研究,亦自然格外重视对其艺术作品的搜集与纂录.现在可以明确,对其作品进行有意识的收集,除了其子邓传密有着“克绍其裘”的家族使命外,若包世臣、吴育、方履籛等便已发其端, 而这些人物去邓氏的生时并不久远,因而无怪乎迄于清末,许多邓石如书作的双钩、刊刻、石印等版本即通行于坊间.
考察邓石如的各类书法作品集录,民国时期固然有发行量可观的《邓石如篆书十五种》〔3〕、
《邓石如楷书、隶书三种墨迹》〔4〕与《邓完白隶书》〔5〕等.但真正为当下广泛关注、利用且脱胎于原作的重要选集,仍基本出现在1949年之后.在此之中,邓石如五代孙、北京大学教授邓以蛰编《邓石如书法选集》〔6〕导夫先路,穆孝天编《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7〕与《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8〕、方绍武编《邓石如书法集》〔9〕继踵其事.而尤以孟滢、许振轩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10〕、齐渊编《邓石如书法编年图目》〔11〕与王家新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12〕各具特色,堪谓集一时之成.其中,孟、许编虽成书较早,但在编纂之际便有意识地收录了墨迹之外的各类双钩、拓本和影印本（多源自可靠作品）,这在极大地扩充收录作品规模的同时,亦使得相关作品的类型、面目和时间跨度变得多元.齐编的长处在于以颇为严密而规范的体例将有纪年与无纪年的作品做了严格的区分、排序,每件作品的旁边都注明了藏地、尺寸、质地与相关著录的情况,并收录了近年拍卖市场上出现的一些作品.虽然其中夹杂些许伪作（或疑伪之作）,但白璧偶瑕,并不影响此书整体的学术价值.王编的收录类型实较前述二者为少（既未收录钩、拓和印本,亦基本不见拍卖市场上出现者）,但对于各个文博单位馆藏的搜罗却颇成规模,且由于图片印刷的质量极高,使得作品中的大量细节与相关款识、印章、题跋等都可直视无碍.因而将此三编进行统合,基本可以代表已公开的邓石如作品的大致规模.研究相关问题者,对此三编都不应有所偏废.此外,陈振濂编《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13〕与洪亮编《中国书法大师经典研究系列·邓石如》〔14〕等,亦收录了一些尚未及见的作品,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因而可视为对上述三编的补益.
关于邓石如的印谱,三编皆有所附录.但收集、辨识邓石如篆刻作品的难度委实远逾于其书法作品,因为邓氏一生治印数量并不庞大（尤其与后世篆刻家若吴熙载、吴昌硕等相比）,且原石传世者极鲜.这便意味着相关的收录除了要依赖陈式金编《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王尔度摹《古梅阁仿完白山人印賸》、张咀英摹《鲁盦仿完白山人印谱》、葛昌楹编《邓印存真》等既有的编纂成果外,还要广泛在各类印谱合集、邓氏及其友朋的书迹上反复搜求.在来源如此复杂且缺少充分佐证的情况下,对于其印作的鉴别便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因而近数十年间出版的邓石如印谱虽甚为丰富,若刘永明编《增补邓石如印谱》〔15〕、小林斗盦编《中国篆刻丛刊·邓石如卷》〔16〕、高惠敏编《邓石如印谱》〔17〕等皆畅行于坊间,但迄今为止最为精当者,仍属孙慰祖所编的《邓石如篆刻》〔18〕.该编会蕞以往诸谱,选录标准甚严,并附《邓石如篆刻作品系年—兼论邓石如印风印艺》一文于后,对于既有成果,能够洞彻源流, 厘革前非,并且指陈相关印作的出处、归属等,颇得前人未说之秘.因而《邓石如篆刻》是当下最为值得研究与援引的邓石如印谱.
相较于艺术作品,对于邓石如各类诗词、文稿的收集、整理则较为鲜见.自《铁砚山房稿》〔19〕付梓以降,若安庆龙山书院编《铁砚山房诗钞》〔20〕、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合编《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邓石如》〔21〕等,都对邓石如流传的各类文献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整理.但囿于流布不广,近一段时间以来最为学界所重视者,乃是穆孝天、许佳琼编著的《邓石如研究资料》〔2 2〕.此著的第三编《邓石如著述》中收录的诗、词、文、题跋识语、流传书法作品表等颇为丰赡.其中《文存》一章收录的序跋、信札〔23〕更是十分宝贵,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其他三编（全书凡四编）还著、编了评传、年谱、诸家评论,从整体架构而言,这样的安排妥帖而合理.加之邓以蛰为之撰写序言,〔24〕并在穆、许编著过程中与之数度通信,〔25〕故而此著可视为受邓氏后人认可的著作,宜其成为相关学者取资援引的渊薮.但此著当中存在着若干文献错误（句读、字词讹谬,文句脱漏等）,部分章节的排列次序亦有不合理处（若第四编《诸家笔下的邓石如》中所录诸条即颇乏次序、难以检核）.以其中收录的邓石如印章边款释文与原拓相较, 即颇见鲁鱼之祸.笔者虽不敢诋诃前哲,但此著中的些许微瑕确实需要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而王家新编《全集》等亦附录了邓石如诗歌等文本,但大抵没有逾于《邓石如研究资料》的范围.此外,日本学者西川寧编《完白山人詩文》〔26〕、高畑常信《鄧石如の詩について》〔27〕等亦对其诗文进行了裒辑与分析,较之《邓石如研究资料》,有一定补益.
二、相关研究成果〔28〕
以专著特别是现代学术论文的方式研究邓石如生平与艺术的时间虽不算长久,但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这在清代书、画、篆刻家的群体中是较为殊出的.以下分而论之.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年谱的编纂数量与质量可以反映出对某一具体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的深度.今见各类邓石如的年谱主要有七种,分别是：周梦庄《邓石如年谱》〔29〕,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年谱》〔30〕,金杏邨《邓石如年谱》〔31〕, 许佳琼《邓石如年表》〔32〕,邓敦宇《邓石如年谱》〔33〕,王家新《（邓石如）年谱》〔34〕,遠藤昌弘《鄧石如年譜詳考》〔35〕.通览以上七种年谱, 穆、许编与许编同出一源,虽有些微差异,但整体而言仅是繁、简之别,并无根本的出入.周、金、王〔3 6〕三编属同一系统,其中金、王二编大致沿袭了周编的体例,皆将邓氏的诗文与相关文献系于当年之下,纲举目张,有序有则.其与穆、许二编有一定区别,但更近于传统的年谱作法.邓编较简略,可不深论.而遠藤《詳考》综合了诸谱的记载、相关文献及邓氏作品的款识等,详为补注（注明出处）,定其甲乙,应视为关于邓石如年谱研究的最新成果.
客观而言,这七种年谱虽然都凝结了相关作者的学识与睿见,但囿于原始材料的有限规模,且邓石如生平中的大量关键信息都无从查证,因而还都难以丰赡翔实相称.在此情形之下,将有限的史料敷衍成文甚至写作邓氏传记的难度与可行性,便不难揣度了.时下夥见的邓石如传记大致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类有着“评传”的名目或性质,即基本以年谱等著述中的史实为依托,综论其家世、经历、艺术及历史影响等方面,叙、议结合,言有所凭.此类以穆孝天伉俪的数种著作最有代表性,若《邓石如》〔37〕、
《邓石如世界》〔38〕二书与《邓石如研究资料》的第一编《邓石如评传》〔39〕等.而王家新《艺术巨匠：邓石如》 、洪亮编《中国书法大师经典研究系列·邓石如》等亦可归于此类.第二类则不跔蹐于史料,以小说、戏剧的写作手法展现邓石如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但正由于此, 学者只可聊作参考,不能以史著相期,亦自然不能援以为凭了.此类以徐志松创作的《翰墨情—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传》〔41〕与《梅妻鹤子铁砚芳心—邓石如传》〔42〕最为代表.
年谱、传记而外,研究邓石如的论文亦极为丰富.仅“中国知网”收录的标题含“邓石如”三字的论文即有162条记录〔43〕,且论文的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这反映了在学术研究更为便利的历史条件下,学者们对于邓石如其人其书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加明晰的认知.随着各类新材料的渐次公开,研究方式的不断多元化,使得愈是晚近学者的研究,愈有“后出转精”的可能性.倘以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于1983、1985年分别编纂发行的两辑《邓石如研究丛刊》中收录的论文与近几年的优秀著述〔44〕相比,便不难
得出这一结论.而中国书法家协会更于2011、2017年举办了两届“邓石如暨（与）清代碑学书法研讨会”,其入选论文基本可以反映当下关于邓石如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水准.遂不避繁冗,迻录其作者、题目于下：
通览上表不难发现,诸文的选题基本可以覆盖邓石如的生平、交游、艺术、理念、时代风气与清代“碑学”运动中的许多问题.而将两届的论文相对照,首届研讨会的论文多有评论与阐释性质,且偏向于框架性的宏大叙事.但六年之后的第二届研讨会的论文中便出现了一些深入而具体的个案研究,选题亦不拘于邓石如个人—逐渐关注到其友朋,并将其人其书放置在清代的文化、艺术特别是“碑学”运动的语境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具体的趋势.
除了上述诸文之外,近数十年来刊发于各类刊物者亦甚夥,以下择要论述.
在综述邓石如的生平、艺术方面,仍以穆孝天的《评传》最为周详恳挚,条次不紊.李刚田《终古乾坤几布袍—论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的庶民性》〔45〕与傅爱国《邓石如书法艺术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及贡献》〔46〕则以不同的切入点对邓石如艺术实践的特点及其成因有着比较平允的叙说.而大谷敏夫《鄧完白の書と人生》〔47〕、戴家妙《邓石如的生平和艺术》〔48〕与洪亮《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概论》〔49〕分别侧重于文献爬梳与技法、风格论说,亦于穆孝天等文之外,别开生面.
穆孝天等之外,在专门对邓石如进行研究的学者中,以日本学者西川寧与遠藤昌弘用力最勤,述造亦丰.西川寧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被收入《西川寧著作集》第三卷中,其所作《鄧書の風韻》〔50〕、《完白山民が事ども》〔51〕、
《完白山人の慧遠伝八屏》〔52〕、《鄧石如の行草書屏条》〔53〕、《鄧石如の白氏草堂記六屏— 旧題「鄧石如の石澗記」》〔54〕、《完白山人の小像》〔55〕、《完白山人の肖像四種》〔56〕、《鄧書と私》〔57〕、《鄧石如の絕筆—涇県学宫礼器碑と詩評十屏》〔58〕等,虽多非鸿篇长文,但往往根植于邓石如的可靠作品（甚至是其代表作、鉴定标准作）,论述精当,因而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遠藤昌弘在1999年开始发表研究邓石如的系列论文,更在文献考订与风格分析上有相当的推进,且更近于当下的艺术史作法.所作诸文,除了上文提及的《鄧石如研究資料文献目録（20 06）》与《鄧石如年譜詳考》外,尚有《鄧石如（有紀年）作品目録》〔59〕、《鄧石如隷書「詩経」大雅抑篇について》〔6 0〕、《鄧石如書作品における款印と使用時期の変遷について》〔61〕、《鄧石如－行書「詩稿冊」について》〔62〕、《鄧石如詩二首を読む－その推敲の変遷と文学について－》〔63〕、《新資料 鄧石如尺牘「陳寄鶴書」二種について》〔6 4〕、《新資料 包世臣に宛てた鄧石如尺牘について》〔65〕、《鄧石如の篆刻における先人の影響》〔6 6〕、《鄧石如の篆刻における奏刀への試論》〔67〕、《鄧石如における篆書筆法形成の理解への試論》〔68〕、
《鄧石如における隸書筆法形成の理解への試論》〔69〕等.这些学术论文皆能体现出日本学
者洪纤靡遗、条绪严密的长处,堪为其他学者所重视.此外,杨帆写作的《乾隆四十五年的邓石如》〔70〕、《邓石如篆书、篆刻创作与清代“说文学”》〔71〕与《邓石如篆法“不合六书”辨》〔72〕等系列论文亦持论有据,颇成规模.
具体到邓石如生平、艺术研究中的各个面向.在书法方面,若刘中澄《邓石如的隶书特色及其赝作辨识》〔73〕与鲍复兴《气度恢弘 苍古雄浑— 鲜为人知的邓石如隶书〈鲍氏五伦述〉考》〔74〕分别从鉴定与新见作品切入到对其书风的研究,较之前哲,有一定推进.李艳红《安徽博物院藏邓石如书作》〔75〕与王照宇《无锡博物院藏邓石如书法述略》〔76〕则对相关单位的馆藏以有成效的梳理,其中部分图文可以补孟、许与齐、王三编之阙.在篆刻方面, 孙慰祖在《系年》一文之外,还撰有《邓印辨误》〔7 7〕、《邓石如佚印寻踪》〔78〕与《邓石如篆刻》〔79〕等,皆考据精核,足堪凭据.而神野雄三《鄧石如の篆刻》〔80〕一文不独运用了日本所藏的若干材料,且对邓石如诸多印作的风格渊源以清晰而切当的梳理.此后,以朱琪《新见邓石如致黄易信札及其相关印学解读—邓石如印风、印史地位的形成与批评》〔81〕为博洽而丰富,可代表当下的最新进展.陈信良《邓石如篆刻传承析探》〔82〕、刘嘉成《篆刻艺术临摹的典范—以吴让之仿邓石如印为例》〔83〕与武蕾《邓石如印学思想及篆刻实践研究》〔8 4〕亦有一定参考价值.在师承与交游方面,黄秀英、秦金根《推半窗明月 卧一榻清风—从邓石如的游学与交谊看其书风的形成和影响》〔85〕与秦金根《从邓石如所刻名号印观其游学与交谊》〔86〕二文较有代表性,持论平允,其论说所涉的范围亦较穆孝天《评传》等为广 .陈硕
《新见梅鏐、邓石如致黄易信札三通考略》〔87〕则依据了新发现的信札等材料,对邓石如的交游与既有年谱中的相关记载以相当的订正和补益.在历史定位方面,汪军《龙山大隐邓石如》〔8 8〕将邓石如放置在从徽州朴学到桐城宋学的学术发展脉络与徽皖地域文化中,颇见卓识.薛帅杰《包世臣是邓石如的书法代言人—“包派”与“邓派”关系考察》〔89〕与李柯霖《乾嘉碑学中的“善写”与“善鉴”—以邓石如和翁方纲为例》〔90〕,则在历史影响的成因与广义“碑学”作家群体的内部分类情况上以有见地的表述.此外,尚有在邓石如的故居与游历所经各地等以钩沉者,这方面以杉村邦彦立足实地考察所撰《安徽に鄧石如の遺迹を訪ねて》〔91〕为严密扎实,剀切详明.其余所论邓石如在各地轶事、趣闻者,以其距离艺术史研究较远,故不复具赘.
三、成绩与问题
综合前文所述,不难看出,晚近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之前人,已有十分显著的进步：选题多元而丰富,材料的收集范围明显扩大,立论与语气亦愈发持平公允.这些成绩可以部分地反映出艺术史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的进展.
借由这些学术成果的积累,倘就邓石如研究这一具体研究方向而论,至少已在以下两个面向产生了历史性的作用.第一,邓石如作为清代第一流书法、篆刻家的历史定位及其在篆、隶书与篆刻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已经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相比于晚清民国以来不乏有人以半讥讽的口吻质疑邓石如的文化修养及其书法作品无“书卷气”等问题〔92〕,当下的学术观点更为宏通与包容,各类书法、篆刻的通史著作亦几无可能因此而回避其存在.邓石如的学习经历、取法对象、艺术手法、风格面目及其历史形象的生成等诸多问题,自然都为学界所关注、研究.而当下众多学者的介入,确乎有助于超越老一辈学者朴素的乡邦情节,〔93〕在更宏大的史识的指导下,对其人生遭际乃至艺术实践中的种种问题以“了解之同情”.第二,清代中叶的艺术史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投入.相较于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这两个历来为学界高度关注的历史区间,清代中叶的艺术史似乎远不如有着辉煌乾嘉学术的同期学术史、文化史那般引人瞩目.倘通过对生活于乾嘉时期的邓石如以深究,则看似没有发生易代剧变的繁荣盛世,亦自有其纷繁复杂与暗潮汹涌之处.恰恰由于邓石如不同于一般的名公硕望、文人士夫,其人生经历与艺术实践都可以反映出乾嘉时期的另一个面向,而这是在其他人物身上很难发现的.即使在书法领域,考察清代中后期声名遐迩的“碑学”运动,其理念与做法中的许多成分都早见于邓石如的艺术作品中.甚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邓石如开启了中国书法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序幕.则其历史意义,自然不可等闲视之.
但与此同时,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演进, 特别是相比于其他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若史学、哲学、文学等,既有书学著述中的些许问题亦须引起当下学者的注意与反思.第一,原始材料的发掘长期滞后,邓石如人生与艺术中的关键信息仍有大量缺环.在文献层面,许多著述的写作过度地依赖《邓石如研究资料》一书, 不独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十分有限,而此书中的若干讹谬竟亦被枕葄步趋、略无刊正.在作品层面,除了刘一闻、孙慰祖与刘中澄等学者在相应作品的甄别上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外,邓石如书法、篆刻作品群体中的大量伪作尚有待于系统的清理.〔94〕因而在原始材料的问题如此丛脞的情况下,诸多具体著述乃至此一研究方向的根基都委实难以“坚实”相称.第二,包世臣《完白山人传》中的信息仍需做进一步考辨.当下的学界基本认同包世臣对乃师邓石如有推举、发扬之功,然而此《传》中记载的大量事件（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奇闻”）及其用力打造的“布衣”“名士”形象,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契合于史实与基本的情理？虽然侯平〔95〕、苏叶〔96〕等学者已经开始触及《传》中的一些问题,但其可以深究之处显然不止于斯.因而若以包世臣《传》作为研究邓石如的“第一手”的“可靠” 材料进行援引乃至推论、阐发,则不免流于袭取陈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相关论证具有先天性的隐患.第三,从上一点出发,考察既有成果中的许多评论性、综述性与赏析性著作（不限于本文已提及者）,不难发现,其在评骘邓石如的主要经历、艺术成就与历史贡献时的视角、立场和取径往往较为接近,〔97〕倘在其中抽绎出“布衣”“名士”“篆隶古法复兴者”“皖派鼻祖”等较为惯常的定位修辞,则许多文本之间仅存有叙述方式与逻辑侧重的差别,并无太多真正富有创见的论说出现,且不免于呈现出一种颇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第四,其他人文学科的优秀成果尚有待于进一步引进.学术环境的相对独立与闭塞,固然不是邓石如研究的专属,却亦体现得较为明显.若学界近数十年来对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已几成“显学”,这些文书多出自民间识字者之手,其中所涉徽皖地方文化与徽商行迹等信息极为丰富, 但既有的邓石如研究少有“预”此“流”者.另如学界一直保有关注的学人游幕等问题,亦鲜有问津.这反映了艺术史（特别是书法史）研究者对于相关成熟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关注、用力还远远不够,更遑论对话、置辩、争锋,甚至从自身的领域出发对之以裨益与订正.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亦可表述为邓石如乃至许多书学研究选题的潜力还十分巨大.
回视清代中后期迄今的这一历史区间,既是邓石如从普通民间书写者上升为清代第一流艺术家的时期,亦是相关研究逐渐累积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期.20世纪后半叶安徽学者如穆孝天、许佳琼等在十分困难的学术条件下筚路蓝缕,进行了奠基性的文献收集与图录编纂,使后来的诸代学者得以在其基础上不断完善,并将邓石如这一研究个案发展成为清代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本文所述,从整体上看,晚近的研究成果不论是数量,抑或是质量确乎呈现出“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趋势,这既是诸代学者戮力研治的所得,亦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尤其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些具体而深入的著述,不独有着摧陷廓清、订讹规过的功用,亦昭示了邓石如研究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路径.
注释：
〔1〕这方面的工作,若日本学者遠藤昌弘已于 2006 年编订《鄧石如研究資料文献目録（2006）》,刊于《大 東書道研究》,2006 年,第 14 号,第 60—83 页.（本文引用日本学者的相关文字,凡涉及姓名、论文标 题与刊物名称,皆保留其日文状态.）虽然其收录范 围止于 2006 年,但迄今仍不失为重要且详密的参考目录,尤其对日本相关研究成果的收集上,可称齐备.又, 张志一《“ 邓石如研究” 三十年（1985—2014） 相关数据分析》一文中的列举与分析亦有一定参考 价值.见陈洪武、李士杰主编《第二届全国邓石如 与清代碑学书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美术出版 社 2016 年版,第 264—274 页.
〔2〕说明 ：一般性的单行字帖或书法、篆刻作品选集则不在本文重点论述的范围内.
〔3〕文明书局 1916 年版.上海的文明书局在民国年间曾出版过多种邓石如作品选集（大都为字帖性质）,此仅举其代表.又,详见遠藤昌弘《鄧石如研究資料文献目録（2006）》,第 69 页.
〔4〕有正书局 1919 年版.
〔5〕有正书局 1923 年版.
〔6〕文物出版社 1964 年版.
〔7〕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8〕荣宝斋出版社 1995 年版.
〔9〕黄山书社 1990 年版.
〔10〕安徽美术出版社 1993 年版.
〔11〕文物出版社 2010 年版.
〔12〕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13〕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 年版.
〔14〕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2 年版.
〔15〕武汉古籍书店出版社 1990 年版.
〔16〕二玄社 1984 年版.
〔17〕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
〔18〕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19〕见《清代家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32 册,第 473—524 页.
〔20〕龙山书院 1990 年版.
〔21〕安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1 年版.
〔22〕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版.
〔23〕见穆孝天、许佳琼编著《邓石如研究资料》,
第170—184 页.
〔24〕同上书,第 1—5 页.
〔25〕同上书,第 391—394 页.
〔26〕首刊于《書菀》,1941 年, 第 5 卷, 第 2 号.后于1961 年付梓为单行本（未公开发行）.最终收入西川寧《西川寧著作集》,第 3 卷,：二玄社,1992 年, 第 311—323 页.
〔27〕書論編集室《書論》,第24 号,1988 年,第73—100 页.按：高畑常信所录的诗文多出自邓石如的作品,其对 34 则文本（最后一条为“附录”）的分析亦有一定价值.
〔28〕说明 ：由于篇幅所限,一、本文仅就学术类（或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述进行评述,一般的介绍类、赏析类、教材类和技法辅导等类型的著作则不在本 文重点叙述的范围内.二、本文主要论述专门研究邓石如的著作,若只在部分章节或文本中提及者, 则以其数量过于庞大而暂不做全面论述.
〔29〕刊于《邓石如研究丛刊》,第 1 辑,1983 年,第 80—96 页；增补版则独立成书,台北：华正书局,1988 年.
〔30〕见穆孝天、许佳琼编著《邓石如研究资料》,
第77—111 页.
〔31〕见孟滢、许振轩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第 3 册, 第 127—153 页.
〔32〕见穆孝天编《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第
294—303 页.
〔33〕见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文史资料》编 辑部编《安庆文史资料》,第 29 辑,第 1—27 页.
〔34〕见王家新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第 2 册,第383—396 页.
〔35〕刊于《大東書道研究》,2007 年,第 15 号,第 64—116 页.
〔36〕王家新编《（邓石如）年谱》的题名之云 ：“根据金杏邨原谱增订.”见王家新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第 2 册,第 383 页.
〔37〕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38〕明文书局 1989 年版.
〔39〕见穆孝天、许佳琼编著《邓石如研究资料》,第 1—72 页.
〔40〕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41〕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42〕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43〕检索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12 日.
〔44〕若近年《中国书法》《书法》《西泠印社》《书谱》等 刊物组织的“邓石如研究”专题.
〔45〕见穆孝天编《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第 21—26 页.
〔46〕《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第 97—104 页.
〔47〕见書論編集室《書論》,第 24 号,第 53—63 页.
〔48〕《西泠印社》,2008 年,第 19 辑,第 5—12 页.
〔49〕此文分上、中、下三部分,连载于《书法》,2014 年, 第 8 期,第 45—52 页；2014 年,第 9 期,第 68—76 页；2014 年,第 10 期,第 144—148 页.
〔50〕西川寧《西川寧著作集》,第 3 卷,第 5—14 页.
〔51〕同上书,第 15—23 页.
〔52〕同上书,第 24—28 页.
〔53〕同上书,第 29—32 页.
〔54〕同上书,第 33—40 页.
〔55〕同上书,第 41—42 页.
〔56〕同上书,第 43—51 页.
〔57〕同上书,第 52—61 页.
〔58〕同上书,第 62—66 页.
〔59〕《大東書道研究》,1999 年,第 7 号.
〔60〕《駒沢女子大学研究紀要》,1999 年,第 6 号.
〔61〕《大東書道研究》,2000 年,第 8 号.
〔62〕《大東書道研究》,2002 年,第 10 号.
〔63〕《大東書道研究》,2004 年,第 12 号.
〔64〕《大東書道研究》,2008 年,第 16 号.
〔65〕《大東書道研究》,2009 年,第 17 号,第 60—83 页.
〔66〕《大東書道研究》,2011 年,第 19 号,第 62—89 页.
〔67〕《大東書道研究》,2014 年,第 21 号,第 126—154 页.
〔68〕连载于《大東書道研究》,2015 年, 第 22 号, 第54—75 页 ；《大東書道研究》,2016 年,第 23 号,第72—97 页.
〔69〕《大東書道研究》,2017 年,第 24 号,第 82—107 页.（此为其文之上部,下部尚未刊发.）
〔70〕见《吴门印风 ：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5—223 页.
〔71〕见《第四届“孤山印证”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81—692 页.
〔72〕《中国书法·书学》,2017 年,第 12 期,第 34—39 页.
〔73〕《辽海文物月刊》,1995 年,第 1 期,第 177—182 页.
〔74〕见《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
年,第964—973 页.
〔75〕《中国书法》,2017 年,第 8 期,第 108—113 页.
〔76〕《中国书法》,2017 年,第 8 期,第 98—107 页.
〔77〕见孙慰祖《可斋论印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08—309 页.
〔78〕同上书,第 310—311 页.
〔79〕见孙慰祖《可斋论印三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23—225 页.
〔80〕書論編集室《書論》,第 24 号,第 101—127 页.
〔81〕见《第五届“孤山印证”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 文集》,内部讨论稿,2017 年,第 1136—1159 页.
〔82〕台湾艺术大学《造型艺术学刊》,2003 年 6 月, 第251—274 页.
〔83〕台湾艺术大学《书画艺术学刊》,2009 年, 第 7 期, 第 301—319 页.
〔84〕《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6 卷,第 6 期,第 165—168 页.
〔85〕《荣宝斋》,2010 年,第 1 期,第 36—53 页.
〔86〕《中国书法》,2017 年,第 8 期,第 86—95 页.
〔87〕《中国书画》,2017 年,第 6 期,第 12—15 页.
〔88〕《安庆日报》,2009 年 4 月 10 日,第 A07 版.
〔89〕《艺术探索》,2007 年,第 21 卷,第 4 期,第 145—147 页.
〔90〕《书法》,2016 年,第 8 期,第 64—71 页.
〔91〕書論編集室《書論》,第 24 号,第 128—152 页.
〔92〕若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中谓 ：“完白以隶笔作篆,故篆势方；以篆意入分,故分势圆.两者皆得自冥悟, 而实与古合.然卒不能侪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 卷书耳.”见氏著《〈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222 页.当然,以当下的研究而言,所云“两者皆得自冥悟”一语,亦是难 以经得住推敲的.
〔93〕客观而言,早期安徽学者的许多著述中往往可以看到为乡贤树碑立传的热忱与用心.这虽无可厚非, 但在某些情况下,此种“乡曲之私”或许会稍稍影响相关论述的客观性,甚至误导此后学者的认知.这一现象,在其评价邓石如的文化修养、小学根基 等方面表现得尤为充分.
〔94〕在一些关于邓石如研究的著述中,颇有以伪作（至 少是存疑之作）为文章插图,甚至是立论依据的,这便严重影响了其结论的可靠性与写作本身的规范性.
〔95〕侯平《诋邓石如书“不合六书之旨”非翁方纲考》, 见陈洪武、李士杰主编《第二届全国邓石如与清代 碑学书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19—24 页.
〔96〕苏叶《包世臣〈完白山人传〉的得与失》,同上书, 第 103—107 页.
〔97〕这自然亦是受到了包世臣《完白山人传》等文本的 深刻影响.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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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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