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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飞奔的县城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跟飞奔的县城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硕士论文 原创主题:飞奔的县城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05

飞奔的县城,本文是飞奔的县城方面论文范文文献和飞奔和县城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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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童年时代都是借“口”了解外部世界的,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村里孩子,关于世界上最美味的苹果,是与外面的世界——县城有关的.

  苹果,粉红色的苹果,普通的苹果,却给我青涩的童年带来了香甜的记忆.那是我童年第一次有了一种“外来”的味道,那是一种来自神秘远方的味道,那个地方开始漫进我童年的心房,我开始有意识地记住了在江西省的那座唤作“永丰”的县城.我站在家门口,看到外婆肩搭一条汗水浸透的旧毛巾,稳稳当当迈进我家阴凉的门槛里.外婆说,她逛县城回来路过这里.外婆在我爷爷的注视下,来不及坐下来,便从挎着的小竹篮里掏出一个圆圆的东西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苹果,那个苹果来自遥远的县城,那个来自县城的苹果让一位五六岁小儿郎记住了来自县城的第一种味道.

  我记住了,县城那个离我村庄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凭我小脚小步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我从此记得了那个县城带来的美妙味道.

  后来,我记住了,也分外留神爸妈的行踪,我时不时能听到他们在哪一天会突然说:今天去当街.“当街”,即是去县城的意思.那时,只有在县城才有“街”,“街”是想有多远就有多远、想有多好玩就有多好玩、想有多少好吃的就有多少好吃的地方.去当街的爸妈果然每次都会带一些东西回来,“一些东西”中大多是能用的东西.那时候,只有要卖一些东西,或要买一些东西,才会去县城“当街”,那时没有“逛”那个字,那时的人没心思逛,没钱逛.爸妈把从县城带回来的东西一件件清出来,往往会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油条、一块炸油饼或者三四颗糖果来,他们也不逗我,而是直接放在我手上,他们只是在从县城回来后对我表示一点点“小意思”,是顺带捎回来的.而对于我,那一点点“小意思”,却是当天生活的全部“亮色”.

  有一次,爷爷去县城“当街”回来,他把竹篮放在饭桌上,然后冲我神秘一笑,再去小心地揭开盖在篮子里的毛巾.我看见爷爷脸上的笑意慢慢凝住了,他自言自语:我冇离开哪里呀,我冇离开篮子呀……我凑过去看爷爷的竹篮,上面躺着一根扁平的小木片.爷爷将那块小木片在我的额头前一划一划.爷爷的问话像一缕一缕急骤的小风掠过我的额头:你你你偷吃得那么快?我愣愣地看着那块小木片,实在不明白爷爷说的是什么意思.

  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在当时的六月天,从相距里的县城买一根冰棒回家,是一件多么冒险的事情.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当时爷爷不晓得:冰棒在太阳底下是会融化的.一根冰棒的融化,让我渐渐对时间与距离产生了概念,对那座县城离我们村有多远,走路要多少时间有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的我认为:凭我小小的身躯和脚步,我不足以走到县城.但县城有苹果、有油条、有油炸饼,还有糖果和冰棒.我开始回应爸妈去县城的行动,比如我会喊“我也去”!他们不让我去,我会板着脸不高兴,或者干脆哭鼻子,甚至赖在地上不起来.这些招数在妈妈那里丝毫不起作用,在爸爸那里却立竿见影.虽然爸爸也不是很愿意带我去,但他心软,我就可以大胆地跟在他后面.起初是破涕为笑,一路小跑,以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走到县城.但跑着跑着,便没力气了,连走都走不了.

  去县城的路好遥远啊,路旁的一棵棵小松树,往后走动得怎么那么慢呀?小溪里的水,一路“哗哗啦啦”地嘲笑我.连路边的野花都摇头摆尾,劝我“别去别去”.我拉着爸爸的手,被爸爸拉着走,接着,是拉着爸爸别走.可爸爸偏偏要走,而且要走快一点,爸爸不想被我拉扯着,便索性蹲下身子,低下肩膀说:来,骑马!我就战战兢兢跨上去.

  想想,那时进城真是威武啊,像攻城拔寨的元帅,威风八面进了县城.县城人真多啊,街道真宽啊,房子好高啊,东西好多啊,地方好大啊.我两只眼睛不够用,恨不得长出四只眼睛来、八只眼睛来、一百只眼睛来.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油条和油炸饼,我一声声尖叫,随之将父亲头上的黑发揪得更紧了.父亲一边“啧啧”地叫着,一边艰难地弯下腰,向摊主问着价钱.我第一次知道了油条与油炸饼多少钱一根或多少钱一个.但五分钱对于我是巨款,巨款只有爸爸掏得起,而我,那时身无分文.爸爸会一边努力地平衡身子,一边从两边的口袋努力地翻动,掏出几枚硬币,买下一根油条或一个油炸饼.如果更奢侈一点,会在县城中心新华书店旁的一家小摊上吃上一碗一毛五的米粉,吃了之后,爸爸会叮嘱我:“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呀.”这时,往往是爸爸进了旁边储蓄所领了利息之后,因为妈妈不认识字,领了多少利息,她不晓得,爸爸就可以从利息中抽取几毛钱,偷偷打“牙祭”.

  每隔个把月,爸爸会带我去县城一个叫“直街”的地方理发.理发的地方是国营理发站,两排大大的椅子,足足有十来张.理发的师傅统一穿着白色大褂,像医院的大夫.爸爸好像与那里所有的师傅都熟,他们见他进来,都大声地喊他的外号,热情与他打招呼.手上有活的,明显加快了速度以期能抢得理爸爸的头发.有时爸爸只让我理,当然,有时我们两个人一起理.尽管理发师们都很和蔼 ,动作也很轻柔,但我仍很怕,我怕洗头,低着头,拧开水龙头,水很凉,凉意从脸上一直窜到心脏,我手脚打战,受不了,我会 “哦哦哦” 轻叫,希望水马上停下来.

  直街理发店的斜对面是梭罗巷,巷子里住的都是老县城人.姑姑家也住在那里,尽管我们时不时去县城,却很少去姑姑家,只在过年时去她家做客.姑姑家很小,两层,每层约十来平米,一楼一张灶台,一张碗柜,一张饭桌,就挤得满满当当了,连凳子都是塞在饭桌下面,吃饭时才拿出来;楼上摆着两张床,连尿桶都放不下,放在一楼楼梯下面,每次吃饭时,臊气熏天.我们很少去姑姑家,即使春节去她家吃饭,也是匆匆忙忙吃完,匆匆忙忙回去.可有一次我到姑姑家舍不得回,我想跟表哥表弟表妹玩,特别是天黑了要他们带我到附近的河湾百货商场旁的剧院看戏.

  戏是采茶戏,叫《血衣冤》,我那天一定要看这部戏,于是,我在吃饭时假装喝了两口酒,假装醉了,走不了路了,我在姑姑家的床上睡到天黑,睡到爸爸他们都回去了,我才起来,在表哥表弟表妹的带领下,偷溜进戏院去看戏,看完戏回来,我们四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聊天,我激动、新奇、骄傲,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日子一天天地过,从村里到县城还是那条路,只是,我不再“骑马”了,我能自己一口气从村里走到县城.我不用跟着爸妈,他们也放心我去县城了.

  我也不再会缠着爸妈,哭着闹着叫他们带我去县城玩,我有很多方法去.我可以跟村里一位叫陈建友的小伙伴一起去.我们将平时翻箱倒柜或偶尔在家小偷小摸收集的一两枚硬币积攒着,成为去县城的理由与资本.我们渐渐不再痴迷买吃的,天气再热,我们甚至都舍不得花两分钱买一根冰棒,我们在电影院门前的门槛上一坐就是半天,每本花一分钱,在连环画摊上看连环画,偶尔能花一毛钱去看场电影.我记得与陈建友去看了《智取姜维》《先驱者之歌》等,有一次回家晚了,到家时,天都黑了,妈气得将我绑在楼梯上狠狠地打了一顿.

  虽然挨了打,但我仍痴迷到县城去看连环画和电影.那座叫 “永丰” 的县城,从此与连环画、课外书和电影联系在一起了.

  我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连环画是《文成公主》,但不觉得特别好看,回来一翻才知道,仗打得不是很多.之后,我买的连环画打仗内容就比这激烈多了,要么是战,要么是武打,像《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武林志》《少林俗家弟子》等,那些打打杀杀的情节,让一个农村少年肆无忌惮,也让爸爸妈妈担心死了.

  不知哪一天,我在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小学生作文集《两只小辣椒》,我将作文集拿到村里卫生所医生陈建国那里去炫耀,他用钢笔在书的扉页写上了我的名字,我有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书.那本书里的作文成了我小学时写作文的范本.

  后来, 我读了初中.初中的学校在潭城乡镇圩上,离村里近二十里路,我只能在星期日回到家后,再去县城.星期日回到家,我有时会去村外的田里、沟里、溪里捉泥鳅,放在缸里先养起来,隔两个星期,聚到一定重量,就拿泥鳅到街上去卖,县城就成了我挣取初中学费的地方.那时,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县城的菜市场.我成了一个商人,但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好商人,我大多时候站在那里不耐烦,便以少于别人的,将泥鳅提前卖掉了.卖掉了泥鳅的我往往先去新华书店买一两本课外书,带到学校去读.

  伯父有七个女儿,她们从小把我当成小弟,很多时候,我与她们一起去村前的山里摘野果,然后拿到县城去卖.这时,往往是在暑假.她们认真将野果洗干净,认真备好秤,一毛钱一斤,将野果卖出去.我同样没太多耐心,便想出了一个懒人的法子,就是带上一个热水瓶盖,舀一盖野果两分钱,这样却比她们卖得多,我也省心了不少.

  2

  初中三年,我没考上高中,便转到佐龙中学去补习.佐龙中学在县城郊区灵冈镇上,离县城约三里路,一条沙石子马路延绵到县城城区.每个星期,我回家、回校,都要经过县城城区,也要经过县邮电局的报刊亭.报刊亭由一名县邮电局职工承包,他一家三口轮流着在报刊亭里卖报刊.那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了,也正是报刊盛行、人人阅读的年代.报刊亭里的报刊真多呀,我正是从那里,买到了《辽宁青年》《黄金时代》《少男少女》《青年月刊》《金色年华》等全国的近二十种青年刊物,还买到了《读者文摘》(现改名为《读者》)和《青年文摘》《连环画报》《大众电影》《电影故事》《电影之友》等综合性期刊,我的眼界因为县城那家不足二十平米的报刊亭,远远地越过了县城的上空.我再也不觉得这座县城大了,至少不会觉得它是大到无边的.我觉得它只是存放在我内心的很多块地中的一块而已,但是最重要、最依恋的一块.那家报刊亭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过了我的村庄和我的学校,我将父母(这时,我长大了,已经过了叫“爸妈”的年龄)每个星期给我的伙食费节省一些下来,去那家报刊亭买书,我至今仍记得报刊亭里那位清瘦中年男子敦厚的笑容和他妻子温暖的提示,以及他们梳着长辫子、皮肤白皙、略带羞涩神情、文雅安静的女儿,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可贵的记忆.报刊亭外梧桐树高高大大,阔叶遮天,阴凉一片,特别是盛夏之时,绿意葱茏,像无数宽大的手掌在风的鼓动下热烈鼓掌.

  放假的时候,有一个礼拜没去那家报刊亭,我的心便没了着落,我便要骑着自行车去那里找“心”.特别是暑假农忙之际,我每隔两三天,便要利用午饭后与下午上工之间个把小时,骑着自行车去报刊亭买杂志.我熟知十几种杂志到达的准确日期,那是一个个美丽的约会,没有它们,我的生活仿佛失去了意义.如果我没去,是父亲去县城时,我会将想要的杂志写在一张纸上,要他交给报刊亭里的人,几次下来,他们全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有时会将拿到县城卖的蔬菜瓜果,留下一些,送给报刊亭的主人.

  在距报刊亭十来米的斜对面,是永丰县电影院,六个舒同体的红色大字,高高镶在墙壁,被一张张电影海报包围.我到了佐龙中学读书,学校虽然不是在县城,但离县城也算很近,我除了去县城买书,就是去县城看电影.

  紧张的初三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以五百一十二分的总分考取了佐龙中学的高中部.读高中前两年,我完全放松了,看课外书、看电影更多了.到了高三,我觉得自己的学习成绩实在太差了,考大学肯定没有希望.我在当时那种紧张得有点窒息的学习环境中,实在顶不住了,总是想要脱离那种环境,方法之一,就是逃课去看电影.我偷偷地将座位换到了靠门最近的最后一排位置,趁老师板书时偷溜出去,有时晚自习也不上,骑着自行车跑出校园去看电影.

  马路在郊外,两边是田野,一望无际的田野.风,一路狂野,从目之最深处,悠悠吹来,清新凉爽.沙石很细、很薄、很松、很软,车胎辗上去,“沙沙”作响.耳畔的风给了我自由,路尽头的热闹给了我冲动.骑得快时,往往七八分钟便可到电影院.电影院有里外两扇大门,进了大门,最里面有左右两扇小门,小门的上方各写着“单号”和“双号”,电影院里的座位分着单双号,从中间往两边分,一边1、3、5……,一边2、4、6……

  进门不检票,因为那时根本不可能有空座位,观众进场只要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可以了.

  灯一灭,影院里工作人员手中的电筒在四周逡巡.一是为晚进场的观众找座位,二是驱赶那些站在走廊上没买票的人.如果哪位观众讲话,或者手脚放的不是地方,一道雪白的手电筒光便直射过来,同时,会口头提醒对方注意言行.

  那是彼时的电影院,县城唯一的电影院.那是中国电影最繁荣的时候,也是在县城的人最集中的节日狂欢.后来,我从彼地的电影院的命运,猜想县城那座电影院的命运;再后来,听说那座电影院要拆了,因为没人看电影,人人喊着要挣钱,人人喊着要到县城来买房.那座矮小的建筑在周围楼盘嘲笑的眼神中轰然倒塌,我心目中最宏大雄伟的圣殿不复存在了.现在,一座“地王大厦”在原址巍然屹立,其房价领衔了这座县城.在它门前鱼贯而出的人,也是一个个“观众”,不过,与我们那个年代的观众截然不同了,他们的眼帘曾经张挂过电影的幕布吗?我不知道.

  我连高考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我二话没说,回到了那个叫“舍陂”的乡村,挑着簸箕就上了工地,去做身为泥水匠堂姐夫的“小工”,在潭城乡粮仓工地上拌砂浆.

  县城仍以唯一的“精神”代名词存在于我的心里.那时,堂弟陈小平在县邮电局做了一名邮递员,刚好负责我所在乡镇片区.他每天下午都去县城邮电局,将第二天要送的报刊领回来,在家里分好,第二天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去各个村委会,将报刊信件送完.每天下午,只要我有空,就会到他家里,将他第二天要送的报刊粗粗读完,有很多时候,我能收到一些信件,他们有的是读了我发表在一两家小报上的“豆腐块”,知道我地址,请求与我交友的信件;有的是我发表的“豆腐块”样报,那些来自全国各地、汇总到县城的报刊与信件,让我在农忙之余,有了某种寄托与惊喜,也让我每天充满期待与念想.太阳悬在空中,一动不动,手中或肩上的劳力不堪重负,唯一的抚慰来自县城,当我累得实在顶不住时,它是我急急奔赴的“圣地”.

  这个时候,除了去报刊亭买杂志,另一个所在,便是县图书馆.那里摆放着很多报刊.也就是在那里,我读到《中国青年报》上的一则新闻,我知道了广西大学作家班招生的消息,不知天高地厚,给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陈光旨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去那里读书的决心.回信刚收到,还来不及欣喜若狂,父亲因为肺癌,住进了县中医院.

  那是1991年底的事.我在医院里陪护他将近一个月,病情仍得不到好转,只好到南昌去确诊.陪护的那段日子,县城是一块伤心地.每天为交医疗费、为他打饭、看着吊针水打完通知护士,除了医院那家病房与走廊,我没去街上闲逛过.天空阴郁,行人匆匆,我恨自己没得到命运的垂青,成了天底下最不幸福的人.

  父亲养病在家期间,我寻遍民间偏方,到县城为父亲买药: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药店里的医生接到处方,神情马上严峻,不忘追问一句:确定按处方上开药吗?村里的赤脚医生陈建国告诉我一个民间偏方,说蟾蜍粉末调酒服用,对治疗肺癌有很好的作用.我问哪里能找到蟾蜍?他说在天保村有很多.天保村在县郊,毗邻永丰县工人文化宫.陈建国说:蟾蜍在那些阴冷潮湿的墙角断砖下才有,在夜晚便于捕捉.我挂一只编织袋在自行车后座,怀揣手电筒,趁着夜色去天保村捕捉蟾蜍.那时觉得天保村好远、好旧,到处都是菜地,菜地有很多断壁残垣,我戴着手套,掀开那些湿漉漉的残砖,捉了好多蟾蜍.

  父亲吃了蟾蜍粉末,丝毫不见好转.亲朋好友中有为我着急的,说趁我父亲健在,赶快为我说一门亲,好让父亲走得放心.有一位叫“曾中华”的初中同学,极力撮合我与他村里的一位女孩相亲.相亲地点选在工人文化宫旁.可惜,那时我对那位长得黝黑的女孩一点感觉都没有,匆匆见了一面,只有两三分钟,讲了三四句话,彼此急急告别了.曾中华问我:如何?如果有感觉,马上恋爱结婚.他还透露:那位女孩早认识我,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但她不在意,说可以与我恋爱.我很感激她.工人文化宫旁的那棵香樟树,见证了我人生第一次与女孩子约会的情景.

  2017年4月1日,我重游县工人文化宫,那里被围起来了,建了一座职工幼儿园,一位身着青色大衣的人,在栅栏上晒渔网.“工人文化宫”五个字锈迹斑斑,在深蓝天空的遮掩下,苍老陈旧.工人文化宫前的球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大的花圃,各种灌木长得密密的,将那块空地填得满满当当.旁边的县政府大院门可罗雀,门卫斜倚在椅子上酣然入睡,斜对面的县委也大门紧闭,三四辆轿车停在门前,将大门挡住了,大门沉重而破旧.听说,这两家单位已搬到新区去了,有了新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我特地到那边看了看,新区的确漂亮大气,法院、检察院等单位都到那边办公了.周边还有“财富中心”等高档住宅小区和六一居国际大酒店.

  干脆,我沿着工人文化宫的跃进路,从西到东,从头走到尾.先是地王大厦,再就是旺中旺大厦,逛到恩江派出所,再往前走,就是恩江大桥,桥头用一块大大的石头挡在,拒绝着机动车上桥.艳阳高照,碧空如洗,恩江浊浪翻滚,江中心露出了江心洲,像一位伟岸男子的胸肌,硬朗坦荡.桥岸边的永叔公园矗立着宋朝大文豪欧阳修的雕像,公园正在施工,报恩寺塔、状元楼、欧阳修纪念馆被破烂的泥地分割着,毫无体例.听陪同的高中同学周文锋说:这里将建成一个新的、更大的公园.公园一建成,旁边某楼盘将坐地起价,可能要达到每平米七八千元.有人说:因为这个楼盘紧靠永叔公园,面临恩江,可说是风水宝地.但老县城人说,那里以前是殡仪馆与刑场,阴气与死气很重.但不管怎么说,经过拆迁、改造,竟成了一块售价最高的楼盘.

  站在恩江桥头,看着对面的堤坝,想起1990年与村里人一起筑堤建坝的情景.那时,父亲已在持续咳嗽了,但我以为他只是偶受风寒感冒而已,所以,没太在意,还是村里其他人看不下去,劝说他去医院看看,父亲是在恩江河畔筑了七天堤坝后才去医院看病的.

  从恩江桥上下来,我走进了县城最古老的街.以前逛县城,我很少逛到这条叫“下四坊”的老街,这次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完整地逛完它.老街约有两百米长,两边摆满了摊位,其中有木具摊与竹具摊,木具与竹具都是由纯手工打造的,体现了一种持之不变的匠人精神.以前的下四坊就是铁具、木具与竹具集中的地方,有些农具坏了,父亲往往跑到那里去买.听说,最近旁边的菜市场要提升改造,暂时封闭,很多摊主便转到下四坊来了,所以,这里比平时拥挤了很多,甚至比我小时还拥挤.

  下四坊的路口是县妇幼保健院.十几年前,儿子第一次来故乡时发烧感冒,在这里看病打针吃药.记得当时医院从消毒盒里 “叮叮当当”取出粗大的针管给儿子打针,儿子与我都吓住了,儿子甚至哭了起来.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小孩,第一次在父亲的故乡,就留下了一个如此“惨痛”的记忆.

  沿着下四坊追溯到六一桥,六一桥头的永丰剧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家取名“兄弟连”的餐馆,文气没有了,倒有点硝烟弥漫的感觉.

  3

  这次,我铁了心,“按图索骥”,将以前在县城的往事好好捋一遍.

  早上,我是从桥南进入县城的.桥南,在县城的部分亦叫“东湖”,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东湖是永丰的工业区,建有化肥厂、麻纺织厂、皮革厂等.每个厂家机器隆隆,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皆有一个望尘莫及的名词:“工人”.在佐龙中学补习初三时,班上有位同学叫袁举为,他一亲戚在县化肥厂上班,我称羡不已.一天晚上,他居然骑着自行车,搭我到他亲戚家玩.长驱直入,进得厂里,但见厂房宽阔,连两旁梧桐树上绑着铁丝、铁丝上晒着衣物,都让我像见到了旗帜般激动万分.上了宿舍楼,找到他亲戚住处,也就是一间约二十平米的房子,那天,他的亲戚不在房间,说正在上夜班.

  “上班”“上夜班”——多么令人神往的词语!那时觉得,我这辈子恐怕都无法与这两个词语沾上关系,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另一个世界.我还记得村里有位姑娘,通过她县城亲戚的关系,在麻纺织厂谋得一份临时的工作,每当看到她打扮得干净洋气、蹬着自行车去县城上班,我就觉得她是村里的“另类”,她与县城发生了如此紧密的关系,是多么令人垂涎!至于我堂叔与另一位叔辈人,凭着退伍后分配到县邮电局和县机械厂工作,在方圆五六里,也算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堂叔,连上下班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都是专配的,全国各地都是相同颜色、相同款式.他分配在局里农话股工作,20世纪80年代,电话安装方兴未艾,先是各个单位安装办公电话,再是每家每户安装住宅电话,听说要排队到半年之后,可想堂叔工作的炙手可热.那时,他会叫村里同家族的人去县城帮邮电局做事,比如扛电线杆、立电线杆、拉电话线,我将他们的活一律看作是去县城工作.堂弟也因父亲在县城工作,上学也一直在县城.特别是他初中、高中都在县重点中学——永丰中学就读.我有时会很拘谨地去探视他们在单位住的房间.房间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看了让人更加拘谨,局促不安,不知该坐在哪里,同时,又有一种敬畏之心,有一种不可触摸、触不可及的威严,身在其中,却与之有一种天然的“隔”,仿佛随时都会被驱赶出去、抽离出去.

  就是仅有的一次进县城那些厂里近距离参观,亦有这种心理.记得在潭城中学读书时,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参观化肥厂、麻纺织厂和皮革厂,那是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我们都不敢讲话,只是睁大眼睛看,在那些轰轰作响的机器面前,我们噤若寒蝉.但那次参观也给了我自信,尽管我极不情愿在冬雪中与父亲拉着大板车运稻草到麻纺织厂去卖,但因为“我来过”,很顺利地“引领”着父亲将稻草拉进厂里,成功地卖掉了.更幸运的是,我在马路上捡到二十块钱,四张崭新的五块纸币,泛着惊喜的粉红色,点燃了那个春节的希望,我将所有的钱交给母亲,母亲用这笔“巨款”买了十斤猪肉,我们一家终于过上了一个富足年.因为,你要知道,那时,一斤稻草只能卖两分钱.原谅我的“拾金有昧”,在贫寒面前,我丧失了应有的人格.

  从东湖方向往县城城区继续走,地势越来越低洼.马路两边是稻田,稍微下场大雨,稻田与马路就被淹没了.我在佐龙中学读书,有一段时间骑自行车走读,在雨水多的季节,常常挽起裤脚,扛着自行车,蹚着洪水走到供电局门口,到了正街,地势高,才没被淹没.

  有一年,我家杀猪,与父亲用大板车拉猪肉到县城卖,适逢下大雨,雨从走出家门就一直不停地下,父子俩衣裤尽湿,大板车上的猪肉也因为遮挡不严而血色全无、苍白惨淡.我们将猪肉拉到县城菜市场,天还没亮,菜市场没有几个人,父亲冷得实在不行,只好脱掉所有衣物,拧干雨水,重新穿上.他鼓励我也这么做,闪电之下,我觉得我们就是两头被剥光的猪.卖了一天,我们将剩肉,连同我们捂得半湿的身体,一步一步离开县城.回到村里,免不了母亲的责怪,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必要吃那么多肉,因为家里实在缺少建房用的、必要的.

  爷爷去世那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放暑假,农忙时,我走到田里,割了不到十分钟水稻,就听到村里的鞭炮声,我顿时泪流满面,拉着大板车回家,准备丧事.在前一天,爷爷全身浮肿,躺在床上,父亲及姑丈问他有什么要求,爷爷喉咙一动一动,“呼呼”作响.父亲对我说:你爷爷一世没吃过什么新奇的东西,你上街去给他买几个金瓜吃吧.村头马路,太阳炙烤,尘土飞扬,一个少年郎呼吸紧张,奔跑在去县城的方向.半路,适逢堂叔骑自行车去县城上班,我得以搭上他的自行车.当我尽快将金瓜买到家,爷爷已无法咽下任何食物.

  爷爷去世九年后,我被母亲带着,来到县城一家店铺,母亲买了寿衣、寿鞋等.那是为父亲准备的,父亲已重疾缠身,不久于世,母子俩背着他,偷偷准备后事.店铺位于永丰饭店旁,依稀记得其古旧的门面,高大、威严,在里面吃饭的都是上档次的官员,或者相当有钱的人.我有幸在里面吃过一次饭,是父亲带我进去的,父亲是拿着特供饭票进去的,饭票是特供给大队书记的,大队书记在县城开会,开会有饭票,在永丰饭店吃饭.大队书记提前回村了,将最后一餐饭票省下来,送给了父亲.第二天早上,父亲带上我,一张饭票,两个菜,一荤一素,两碗饭,我与父亲,一人吃了一碗,香喷喷、干爽爽的米饭,是我第一次在县城吃到,我们俗称为“砸盆子”——多么豪气冲天的说法.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我印象中的县城大而无名,生活在其中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变化身份,只有在村里的我,身份无法改变.此后,高考落榜的我,以一个悲观绝望的旁观者身份,羡慕地打量着生活在县城同学的命运.他们有的如汽车的喇叭声,只叫了一声,便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有的考上了县城以外的大城市,他们如一只大鹏,振翅一飞,从那里起步,翱翔到了更大的地方;有的在不远的吉安市读了师专,转身又回到了县城,只不过,这次由学生变成了老师——不同学校的老师,分散在这座县城的东西南北,也成就了他们的不同层次:有的在县城重点中学,有的则分配到离县城几十里、上百公里的乡镇中学……

  20世纪90年代初,我觅得一次机会,从村里挣脱,到了广西南宁——一座不为人知、只在《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中才出现的南国边城.以后,每年中秋或春节回家,逛到县城,偶然能在街上遇到一两张熟悉的脸庞,他们会主动问起我生活的近况,他们脸上洋溢的是所有城里人的自豪.每每这时,我反倒羞于说出我也是在城里生活,即使说出,他们也会立马想到“打工”二字.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连高考都没资格参加的人,我奔向南宁市时正值全国席卷第一轮“打工潮”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不能避免地烙上了“打工”这个印记,何况,当时我真是羡慕他们在这个县城有一份安稳的公职,有一份安稳的收入,而我,是远离母亲、漂泊在外的游子.

  逝者如斯夫,往日不可追.逆转的时钟只能表示昨日重视的愿景,永远不可能弥补什么.在作家奈保尔那儿,印度对他而言,大概就是童年生活的米格尔大街,而对我而言,县城的最初记忆,如今被东湖花城、东方名城、世纪花园、鑫丰宾馆、皇朝酒店、凯旋门大酒店等取代,他们如一颗颗新鲜而闪耀的明珠,点缀着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县城.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只能成为行将老去的人相遇、相见时一两声嗟叹,徒增几许感慨而已.当路过一些单位、一些街道,知道其中有我曾很要好的同学,我会更加真心地祝福他们,脸上甚至有淡淡的荣光.

  墨西哥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在《芒果街上的小屋》描述了一个逼仄的空间,却是一个磅礴的世界.眼前的永丰县城,也像中国所有的县城一样,逼仄的空间留给老城区,磅礴的世界向外扩张.如今,看着郊区的聂家村已与县城连成了一片,不可分割地偎依在一起,想起几十年前,我首次去省城南昌的前夜,借宿在聂家村的堂姐家,时值清明前后,枕着蛙声及马路上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幻想着终于能去一个比县城更大的地方,竟一夜难眠.

  晚年的博尔赫斯双目几近失明,但他仍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一遍遍徘徊,他在一首叫《街道》的诗中写道:“那些寂静的街巷/隐形于习惯的力量……”我少儿印象中的县城欢欣雀跃,长大远行的身躯越来越轻,身后送行的人越来越老,县城却越来越年轻——这就是隐形于习惯的力量?或许,是隐形于时光的、不可逆转的力量?

  回到故乡,我是一名梦游者,县城每一条街道是我最好的游乐场.每一个橱窗、每一个店铺、每一个摊位和每一张脸庞,都成了我窥探的对象.还是2017年4月1日,我逛在跃进路上,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唤.叫唤的是我的外号,村里人才知道的外号.我本能地转过身,一位穿着花色毛衣、黑色踩脚裤的老年妇人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我们彼此探寻着脸上的表情,我看着她,急速回忆,我得到了确认,我大胆地喊出来:“你是‘秀才’老婆吧?”

  “秀才”是我村里的一个村民,他除了种田,很早就在外地做生意.“秀才”老婆与我母亲关系很好.看着眼前的“秀才”老婆,脸型圆润,头发乌黑.她热情邀我到她家去吃饭,她指着不远处说:“我儿子在保险公司上班,我现在跟儿子住在县城.”回到村里,跟母亲说到在县城碰到她的经过,母亲说:她几个儿子都有出息,在县城都有工作,蛮有钱的,村里有不少人家嫉妒她,她一气之下,就到她儿子那里住,再也不回村里了.

  就在这前一天晚上,与高中同学聚会,一位嫁在县城的同学向我述说了她的家庭、工作苦恼,她的悠长故事与人生经历,让我这位自恃见识不窄的人也觉得不可理喻、难以忍受.原来,这位生活在县城、看似光鲜的女同学,在“年轻幸福”的掩盖下,有一颗如此苍老而疲惫的心.原来,不管拥挤不堪的杂居,还是独门独户的别墅,县城由不同的人组成,上演的是更复杂的人情世故和喜悦悲苦.难怪很多作家与画家,手下只钟情于这些不算太大的小城,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的“邮票小镇”,其包罗万象、变化多端,其创作资源,让艺术家们一辈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而往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以一种追忆的方式,在盼着念旧的人归来.只有县城不恋旧,它以日新月异的变化,迫不及待地向着未来——飞奔……

  责任编辑 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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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义乌40年:小县城变身世界小商品之都 40年过去,浙江义乌这个不临山靠海,也无资源和工业基础的小县城,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已是中国最富有的县级市之一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这个占地34万平方米的4层楼建筑里,聚集了销售饰品、玩.

2、 老县城的家 雁南飞雪楼下拐弯处的第一瓣樱花开了,就跌入了雨季 丝丝细雨从灰暗的天空中滑落下来,到了晚上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夜色浓得将对面的楼房淹没了,淅淅沥沥的雨声愈来愈响 我重新回到电脑前,尽管老县城的家随着时.

3、 汽车金融在县城 采访到一半,为了演示他所说的授信和风控系统,李佳用手机扫描了汽车商业评论记者的和人脸,一秒钟内软件显示授信额度是17 2万元,他自己是19 8万元,软件约定的授信上限是20万元 李佳是优品车董事长、.

4、 南江县城城市有形文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举世瞩目,城市化的速度日益加快,随着众多新兴城镇的兴建,城市文化建设难免相对滞后,致使千城一面,缺乏的不仅仅是城市的个性特色,而且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文化延续和人居及旅游环境 南.

5、 绿妖:从北京回望县城青春 影评人、记者、文艺青年、作家、县城青年……绿妖的身份是多重的,但也许接近作家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她的作品 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三本小说(集),还有两本非虚构作品.

6、 部分农村彩礼高致因婚返贫县城有房有车成标配 文,车丽 张建亚 曹博淳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春节假期已过,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们却还留在家乡,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农村地区,此时正是相亲和结婚高峰期 结婚,原本是一件喜事,而水涨船高的彩礼却成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