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帝党和后党：帝王家事深刻影响国家政治，本文是国家政治方面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与帝王和家事和政治方面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戊戌变法时存在着一个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反动愚昧；一个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进步开放.梁启超曾在《戊戌政变记》中描述慈禧“暗中翦除羽翼”,“必不许皇上有一心腹之人”,“举国守旧迂谬之人……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慈禧和光绪势如水火,以二人为首的“后党”、“帝党”亦在变法中殊死搏斗……
但深究历史细节,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慈禧、光绪之间的母子感情应该是真情实意的,两宫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然而就是这一点分歧,却在有心人的捕捉、利用下被误以为两宫冲突,并以此为基础在戊戌年间展开政治活动,结果使两宫冲突越来越像,好像光绪真的与慈禧太后誓不两立.而围绕在慈禧、光绪身边的集团也在这种冲突的想象中逐渐走向分化.
慈禧与光绪的三重关系：名义上的母子、姨甥、叔母侄儿
谈起戊戌变法,慈禧太后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对于她的认知,直至现在,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她与光绪帝的关系,更是被各种传言困扰,始终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慈禧是咸丰帝的懿贵妃,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去世,他们5岁的独子同治帝即位,慈禧成为皇太后,理所当然担起大清王朝的政治责任,为年幼的儿子看住江山.
咸丰帝临终前发布一道谕旨,在小皇帝长大成人亲政前,由肃顺等八位重臣“赞襄政务”,让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咸丰帝的皇后）参与部分政务的决策.不过,咸丰帝的安排没有被执行,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奕发动政变（祺祥政变）,重构清廷权力结构,恭亲王奕以议政王身份统管朝廷日常事务,两位太后一方面照料小皇帝,一方面垂帘听政,拥有决定重大决策的权力.
但慈禧太后没有教育好自己的独子,她不舍得管教同治帝.纵容让同治帝养成了不少坏毛病,小皇帝和恭亲王之子载澂、翰林院侍读王庆祺等在一起专求享乐,整日嬉戏游宴,不求上进.
1872年,小皇帝同治17岁,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然而仅仅三年,同治帝去世.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事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同治帝之死对慈禧太后是一个重大打击,是做母亲的失败,由此也就导致了后面的故事.
同治帝去世后,大清王朝还得继续,谁来接班？咸丰帝最有力量的弟弟无疑是恭亲王奕,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年龄与同治帝相当,最为合适.致命缺陷是载澂是同治帝一起不求上进的玩伴,在慈禧太后、恭亲王这些长辈看来,他是不争气的.
除恭亲王之外,咸丰帝还有一个七弟奕譞.醇亲王奕譞在“祺祥政变”时贡献很大,他的福晋（正妻）还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醇亲王奕譞与慈禧太后的妹妹有一个儿子载湉,此时才三四岁.载湉是咸丰帝的亲侄子,是儿子之外最近的后辈；从慈禧太后方面说,载湉是太后的亲外甥,也是除了儿子之外最亲近的晚辈.双重亲近使载湉成为最合适的人选,而且载湉的年龄小,有可塑的潜质.
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湉正式被接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成为清朝第11位皇帝,年号光绪.而这一天,也长期被后世认为是载湉沦为慈禧太后的囚徒和傀儡皇帝的开始.
慈禧无疑是个复杂的人.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她是清朝最为阴毒可怕、最为愚昧颟顸的女人,“是一个嗜权如命的统治者”和“善于玩弄权术的宫廷贵妇”.试想,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宫廷斗争中,一个女人不懂政治、不甚精明意味着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慈禧离世后,人们对慈禧的厌恶还日益加深,更加同情光绪帝.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名义上的母子、血缘关系上的姨甥、传统亲戚关系的叔母侄儿,三重关系下,他们的感情决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可以轻易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曾在《圣德记略》中披露,有一次,慈禧太后在谈及光绪时,颇为动情地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慈禧还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人品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孙家鼐等鸿儒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上书房,提出要求.每天放学后,光绪也像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回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慈禧,向她背诵当日功课.光绪十一年,当慈禧发现小光绪的作文颇有进步时,就降下懿旨,要求翁同龢从此之后,把光绪“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光绪13岁时,她又让光绪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光绪先看一遍.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给小皇帝解释这样决策的道理,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她还让翁同龢、孙家鼐等给光绪讲解奏折的内容.慈禧对光绪的表现也很满意,表扬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对光绪帝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翁同龢.翁同龢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他对光绪的教育没有拘泥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纲常名教,而是引入了新鲜的中外史地和激进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当时清政府正积极推进洋务运动,翁同龢把相关的事务都纳入了皇帝的教育课程.翁同龢添加这些课程,事先征得了慈禧的同意.在光绪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务实开明的一面.
同时,慈禧知道自己在培养同治帝上的问题和失误,不愿重蹈覆辙,对光绪异常严厉.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称太监寇连材回忆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光绪）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慈禧太后为了让光绪成为合格的统治者,不容忍小皇帝身上任何一点儿毛病,如果他早晨四点钟时赖床,如果他在陪太后进早餐时碰响餐具,如果他上朝时过多地扭动身子,如果他下跪时忘了规矩,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太后亲口或者通过太监传达的批评.甚至小光绪走路偶尔蹦蹦跳跳,都会招来一顿训斥.
可以说,光绪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看来,光绪“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
但慈禧的严厉、苛责,使光绪身心受到了很大摧残.光绪缺乏自信,行事犹豫不决,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由于光绪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在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慈禧太后给的,因而对太后尊敬甚至敬畏.对慈禧太后交代的话,光绪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他慢慢对慈禧太后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慈禧太后的意志为意志,没有怎样的反叛精神.
不得不承认,精明强干的慈禧在教育上是一个失败者,对亲生儿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而对继子光绪,她又矫枉过正.
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后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慈禧逐渐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至1891年去世前,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的说法不能尽信.
慈禧太后没有能够完全退下来,所谓帝党与后党就此产生
1886年,慈禧太后正式提出撤帘,让小皇帝亲政.如果从1861年“祺祥政变”开始算起,慈禧太后在大清王朝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已经呆了25年.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揣测慈禧归政诚意并不可靠,认为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使她不可能真的放弃已经获得的至上权力.
也有学者认为,不必怀疑慈禧是虚情假意,因为按照她的权势,她如果什么都不说,是没有人敢向她提出撤帘的.即使像许多人推测的那样,慈禧太后对权力有着本能的兴趣,二十几年日复一日的漫长岁月都会消磨掉这单调乏味的权力.
过去的25年,慈禧太后使大清发生了巨大变化：向西方学习,踏上近代化轨道,中国的发展大致上说来已经进入正轨,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也没有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动摇.近30年的洋务新政带来了新气象,先前经两次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大致恢复,大清王朝似乎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盛世时期.一个时代就这样在历史上确立下来了,不管谁是名义上的皇帝,谁能不承认这其实是“慈禧太后时代”呢？有学者认为,慈禧太后在这个时候提出由小皇帝亲政,其实就是打算功成身退,青史留名.
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在宫中召见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根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当天会议之后发布的懿旨说,当年小皇帝即位时只有3岁,实在太小,无法亲政,大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王公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所以那时不得已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郑重约定一旦小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现在12年过去了,小皇帝德业日新,长大成人了,这当然是国家之福,所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表示,有意借此机会卸任息肩,颐养天年.她郑重且高兴地宣布,她将遵守当年的约定,于明年某时举行皇帝亲政典礼.
然而,慈禧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小皇帝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奕譞及礼亲王世铎等也恳请慈禧太后从缓归政,将小皇帝扶上马再送一程.但慈禧太后主意已定,她说：12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的懿旨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她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
根据帝师翁同龢日记,醇亲王在向慈禧太后当面请求从缓归政未准后,遂找翁同龢、孙毓汶以及军机处同仁商量办法.商量的结果,大家觉得一方面应该尊重太后的决定,同意小皇帝亲政,另一方面建议太后不妨考虑一个归政过渡期,在未来几年时间逐渐地将权力交给小皇帝.各方面的建议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忧虑,毕竟一个大国的治理也非儿戏.7月19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懿旨,同意在小皇帝亲政后再训政数年,在重大问题上帮助小皇帝把关.
慈禧太后原本期待功成身退,为她的时代画上一个完美句号,最终没有成功.
慈禧太后答应在光绪帝亲政后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为清朝政治的后续发展留下了巨大变数,至少使皇权中心发生了偏移.帝制时代皇权中心的唯一性发生问题,所谓帝党与后党就此产生.
慈禧太后没有能够完全退下来,导致政治权力中心二元.王朝政治的本质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追随慈禧太后几十年的老臣自然不会迅即转身成为新皇帝的宠臣,由此可见,所谓“后党”,只是一拨老臣面对这样的局面既不能退职,也不能放开手脚,只能继续与太后亲近,听天由命,他们留在太后身边,慢慢就演化成后党.
与此同时,有一拨政治新贵和“政治边缘人”慢慢地往新主身边靠拢.所谓帝党,在这个时候逐渐形成了.帝党围绕在皇帝身边,他们期待新皇帝将来全面掌权时干一番事业,因此他们在自觉不自觉地为皇帝物色班底,一批“政治边缘人”也就在这个特殊的过渡期渐渐聚集到了皇帝的周围.
帝党与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脱不开关系.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欣赏,他不可能当皇帝的老师.与皇帝朝夕相处,身为老师,翁同龢希望这个学生能够成就一番盛世伟业,在过渡期他确实为皇上尽心尽力,物色人才.文廷式、张荫桓、康有为等,都与翁同龢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帝党和后党,一定程度上是慈禧、光绪身边的人因为利益而行动的慢慢组合.
慈禧太后答应在光绪亲政后再继续训政若干年,不过,对之后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慈禧太后和清廷高层并不是一点预感也没有.慈禧太后在决定接受群臣呼吁收回成命时,就命令军机大臣世铎等专门研究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以免发生权力冲突贻误大事.
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世铎等提交了一份建议方案,规定在光绪亲政后,所有谒陵、祭祀等大典,均循旧制由皇帝出席,或循旧制由礼部提出具体方案；凡遇皇帝召见、引见事宜,建议参照礼臣会议规制,暂设纱屏为障,太后在幛后升座训政；凡中外臣工呈递太后、皇帝的奏折,均按照通行的规制书写；凡须接见的各部臣工,仍按旧制一律带领引见,至于太后是否出面接见,由太后届时自行决定；至于乡会试等各项国家大考,仍建议循旧制由相关部门拟题,呈太后审定,由皇帝宣布,录取结果也仍由太后把关；内外臣工所递奏折需要批示、批复的,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由太后审定后发下.
按照这个制度安排,光绪亲政后似乎还有一个政务处理见习期.在这个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仍由慈禧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越来越多.这大概是慈禧太后和满洲贵族重臣的期望,希望15岁的光绪在慈禧太后的带领下在政治上逐步成熟,或许能够像奕譞所期待的那样,再过5年时间,待光绪帝20岁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政务.到那时,为帝国操劳30年的慈禧太后再从第一线退出.这样肯定更有利于清王朝的稳定,所以在当时并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1887年2月7日,年仅16岁的光绪率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六部九卿满汉高官前往慈禧太后居住的慈宁宫门外行庆贺礼.礼成,光绪帝颁布亲政后第一份诏书,一是感谢过去十几年慈禧太后辛勤养育和孜孜不倦,励精图治,颂扬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精心治理下纲举目张,物阜民康,丰功伟绩,为向来史册所无.
光绪帝的亲政诏书在谈到未来体制时,强调尽管自己遵照皇太后懿旨亲政了,但未来几年帝国重大决策依然如过去一样,由太后作最后决定,太后仍是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光绪帝要求诸王贝勒内外大小文武群臣,务当各抒忠赤,尽力报国；全国军民,共享升平.
慈禧太后的继续训政,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使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只是,随着光绪的亲政和成长,帝国政治最终决策权必将逐步向光绪帝转移,这是朝廷内外大小臣工都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随着光绪亲政,慈禧太后准备搬出皇宫,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让光绪逐步独立自主地处理帝国政务.在光绪帝亲政后不久,两宫似乎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安排.1888年3月13日,光绪谕内阁,宣布将清漪园加以整修,并更名为颐和园,以备慈禧太后将来归政后居住.
1888年7月27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定于明年二月归政.
随着完全归政日子的逐渐来临,朝廷内部似乎也有不同声音.1889年2月20日,御史屠仁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在慈禧太后归政后,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按照训政时期的体制上书慈禧太后、光绪圣鉴,俟慈禧太后披览后再施行,并建议慈禧太后不要住到颐和园,远离皇宫,继续住在慈宁宫,以方便对朝政的干预.
对于屠仁守的建议,慈禧太后极端震惊和愤怒,表示“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远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这是不容再作讨论的事情.
屠仁守的这个建议既与朝廷先前决策相违背,又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根据慈禧太后的建议,屠仁守被开除公职,宣布永不叙用,只好回老家教书去了.
慈禧太后的归政决心应该不必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从此完全从政治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和光绪的“亲爸爸”,慈禧太后归政后仍然在继续为清朝政治出力,为光绪帝把关.而把关渠道不再是训政时期的权力二元,不是把所有奏折一式两份,分送慈禧太后和光绪.而是权力一元,由光绪独立处理政务,唯需要慈禧太后操心者,由皇上的生父奕譞随时与慈禧太后联系,听取意见.
两宫冲突在有心人的捕捉下越来越像,好像光绪真的与慈禧太后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在甲午战争之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清廷内部即两宫之间应该说是比较协调的.甲午战争的爆发使清政府的内部陷入了空前混乱,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摇摆.这种摇摆终于使清廷内部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野.
慈禧太后参与了甲午战争的决策过程,但不论战前或战中,还是善后,慈禧太后都没有大包大揽一言九鼎,而是尽量让光绪帝作主.所以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也不管帝党后党纷争如何,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并没有因为战争发生裂痕,他们的感情没有因为战争的失败受到影响.
但并不是所有大臣都能把握两宫间微妙的界限.比如张荫桓,他过去就是慈禧太后相当信赖的大臣,光绪对张荫桓的能力也非常欣赏.但是如何处理慈禧太后与光绪之间的关系,张荫桓确实很为难.
甲午战争之后,背负“卖国贼”恶名的李鸿章逐步失去在清廷政治尤其是外交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张荫桓因此逐步崛起.
甲午战后偿还日本第一笔赔款时,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的款项不足,慈禧太后下令发宫内积蓄银200万两交给户部,以解燃眉之急.张荫桓在将这批款子从宫中取出后面奏光绪,称身为户部侍郎,奉职无状,致累太后拿出私房钱去接济国家.张荫桓表示,倘将来库款稍裕,谨当先将太后此款筹还.
张荫桓这段话应该是表示作为臣子的不安心情,但光绪闻言变色,严厉表示此时需款甚急,不必预筹及此.光绪究竟为什么突然感到不高兴,张荫桓并不清楚,但他推测是光绪对太后有所不满,他觉得光绪从来没有向他如此厉言,窥测言色,似有不满太后之意.其实,从最简单的情理上说,光绪筹款艰难,而慈禧太后依然有这样的财产控制在手中,光绪当然会不高兴.两宫之间或许没有什么矛盾,但一些看法不太一致的蛛丝马迹,却被张荫桓这样的有心人所捕捉和利用,以为两宫冲突.
甲午战后,由于慈禧太后、光绪的高度信任,也由于自己的能力出众,张荫桓成为中国政治的矛盾中心之一.张荫桓的地位上升,引起李鸿章、翁同龢的怀疑和嫉恨,并且在工作中与同僚关系日趋紧张.1898年新政开始后,慈禧太后接到不少张荫桓的奏折.为慎重起见,慈禧太后专门召见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及兵部尚书刚毅进行核对.在这件事上张荫桓真切感到了慈禧太后的威力,并认为慈禧太后对自己可能已不像过去那样信任了.
而且,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特别是进入1898年之后,皇上越来越像皇上了,许多事都是大权独揽,敢作敢为,张荫桓大约觉得自己既然搭上了皇上的这条船,既然皇上在许多问题上与慈禧太后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他就不好在两宫之间和稀泥,于是他按照自己的猜想,坚定地站在皇上一边,甚至不惜因此受到慈禧太后的批评,乃至不信任.
张荫桓是康有为的同乡前辈,为康有为提供了许多的人脉与政治资源,在交往中,康有为对张荫桓格外尊重.张荫桓以为两宫冲突,选择站在光绪的阵营,并将这个看法有意无意向康有为灌输,遂使原本并不存在的两宫冲突弄得越来越像,好像光绪真的与慈禧太后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就历史事实分析,两宫冲突只是一种想象,并不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张荫桓、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活动与政治选择,却恰恰以这种想象为讨论的基础、行动的根据.
当时朝廷也有人认为两宫之间没有矛盾.礼部主事王照与康有为等人比较接近,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改革意识,对于朝廷中的大事当然比较关心.王照和一些士大夫一样,认为许多事情特别是宫廷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大胆假设.
北京官场到处传说皇上与皇太后之间矛盾如何严重,王照认为其实都是张荫桓从中捣鬼,从中挑拨,致使两宫分裂,有了什么帝党与后党之说,其实这些所谓帝党后党不过是张荫桓手中的工具.王照以为康有为与张荫桓两人关系最铁,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由于他们两人都对朝廷有巨大影响,因而他们的行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对政治的健康发展构成窒碍.王照指出,在大清王朝政治体制下,本不存在什么帝党与后党,皇太后与皇上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有看法,那也只不过是皇室中的一些内部纠纷,并不会影响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更何况在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皇太后从来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一切都无从谈起.
王照给光绪帝上书表示,自从“我大清”不得不步入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后,皇太后听政已有30年之久.忧劳备至,贡献良多,为“我大清”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基础.“我大清”现在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都是继续皇太后所开创的事业,是皇太后先前政治的延续与改良.皇上应该充分利用皇太后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智慧,利用皇太后在各国臣民中的崇高威望.
多年后,王照解释,他当年之所以建议皇上尊奉皇太后,是因为大臣中敢抗皇上命令的差不多都仰仗着与皇太后的特殊关系.至于皇太后,王照认为其自早年就喜欢变法,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此时因退居二线,无法干政,心中也多少有点失落,所以那些对皇上的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到皇太后面前搬弄是非,往往比较容易赢得共鸣,这是他们在利用皇太后这一非常微妙的心理状态.正是基于这种观察与判断,王照自以为知己,建议皇上仍以变法之名归诸皇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那些仰仗与皇太后关系特殊,总是到皇太后面前拨弄是非的大臣,就必然丧失机会,失其凭借.
王照认为,慈禧太后只是对名分看得太重,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慈禧太后不愿意放弃权力,这是她的政治责任心,慈禧太后不希望“我大清”的发展脱离她的掌控.基于这样的看法,王照也曾利用与康有为的亲近关系竭力劝说,向康有为解释,皇太后并不是留恋权力,皇太后充其量不过是好名之人.如果你康有为能够劝说皇上竭力尊奉皇太后,善则归亲,过则归己,那么即便皇室家庭成员之间发生一些嫌隙,决不致不可感化,绝不至于发生冲突.
对于王照的劝说,自负的康有为当然不会听信,康有为几乎从一开始就认定慈禧太后和那帮皇室贵族就是改革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不仅大于皇上的改革力量,而且不可能被感化、被说服.康有为毫不客气地回敬王照说：小航兄（王照字小航）,你的说法或许是对的,但你所说的感化之术肯定是不行的.
王照说,当时他的这个主张曾经多次告诉过康有为,但康有为非常信任信赖张荫桓,而张荫桓为皇上谋划的方案与此相反,他们总是撺掇皇上设法约束皇太后对政治的参与,以为撤帘归政已久的皇太后不应该继续过问政治,应该让皇上放开手脚,自主决策.特别是张荫桓、康有为那时都是皇上的红人,话语强势,他王照看在眼里不能不着急,于是他不顾清廷不许朝臣言及宫闱秘辛的禁令,向皇上上书.
康有为等人当时的政治处境使他们以为在戊戌年间真的存在着帝后冲突,但100多年过去了,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比他们更加全面,在大量史料面前,康有为等人当年的大胆想象,虽然精彩,但毕竟不是事实.
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而彻底否认在戊戌年间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着帝党和后党这样的事实.实际上,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只要在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左中右之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总会对同一件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慈禧并非一开始就不支持戊戌变法,甚至积极地支持变法
1898年5月29日,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去世.恭亲王是当时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皇叔身份对慈禧太后具有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对年轻的皇上有着仁慈的保护功能,对朝廷中各派政治势力更有着一种难得的亲和力、威慑力.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根据与李鸿章、张荫桓的交谈得出印象,慈禧太后原来就是喜欢革新派的人,而皇上常常受身边守旧派的影响,反而显得比较保守.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皇上幡然醒悟,倾心于革新,于是帝后之间的感情亦由此而加深.特别是恭亲王逝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帝后之间的权力平衡,权力中心亦由此发生些微偏移,慈禧太后的权力明显增大,改革的启动也在慈禧太后的推动下加速进行.
自恭亲王去世第二天开始,皇上在陪同慈禧太后祭奠恭亲王的同时,似乎就开始了新政改革的谋划.
自恭亲王去世至6月11日这十几天时间,皇上除了有四天时间独自居住在皇宫,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与慈禧太后在颐和园.这些天他们究竟讨论了什么问题,由于档案史料匮乏,已经很难知道细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6月10日开始发布的一些重要诏书,不大可能未与慈禧太后协商过.
据翁同龢日记1898年6月11日记载：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
“慈谕”,就是慈禧太后的“谕旨”.当年6月1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台湾既割,胶变旋生”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6月8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根据光绪皇帝所言,慈禧太后不仅读过这两份折子,而且给了积极评价：“良是.”至于变法方向,慈禧太后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以至于老成持重的翁同龢都觉得过头,要说一句,“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6月9日,光绪自宫中赶赴颐和园,第二天,光绪在向慈禧太后请安后宣布了几项人事调整案,授协办大学士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调刑部尚书刚毅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镶白旗蒙古都统崇礼为刑部尚书.
这三个重要人事案,显然不是随便发布的,一定是政治高层酝酿已久.这不是光绪一个人的主张和心血来潮,不要说荣禄、刚毅这两位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即便是调整他们的工作,如果没有政治高层协商一致,若干重大问题不可能如此顺利.
6月11日,地点还是在颐和园,光绪郑重发布了一份《明定国是诏》,宣示变法必要性、宣布成立京师大学堂.这份《明定国是诏》被视为百日维新运动的冲锋号.
在以往的看法中,慈禧太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事实上,在面对大清王朝空前危机时,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几乎没有人不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变革,以适应新的条件与环境.他们决不愿意看到大清王朝这样颓废下去,更不愿意看到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大清王朝断送在自己手里.因为大清王朝毕竟是他们满洲贵族的天下,起码的责任心、使命感决定着他们要进行变法维新的信念不会比别人弱.
罢免翁同龢,两宫一起为进行的改革扫清人事障碍
1898年6月15日,为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68岁生日.翁同龢万万想不到他的政治生涯竟然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早朝时,宫中太监向翁同龢宣读朱谕：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当天,光绪还宣布两项人事调整：一是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迅速来京陛见,稍后以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一是命协办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接替王文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两项人事调整案显然与翁同龢开缺回籍密切相关,是清政府在四天前宣布“明定国是”进行变法维新后的一个重大举措,迅即引起国内外各种各样的解读,即便是后世研究者也对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不一,莫衷一是.
一种流传比较广泛且被人们长期认同的说法是,这些人事调整案预示着以慈禧太后、荣禄以及军机大臣刚毅为中心的保守势力对光绪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不放心,罢免翁同龢就是刻意斩断光绪的左膀右臂.甚至有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将翁同龢免职实质上构成一次政变,其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也实际上废黜了光绪,因为20天前清廷重臣恭亲王奕突然死亡,已使光绪失去了一位老一辈的庇护者,而慈禧太后又立刻进了一步,胁迫这位可怜的年轻皇帝革去了他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同时,慈禧太后还强迫光绪下令,受任新职的高级官吏必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这就意味着,她将亲自垂询这些高级官吏对当前事件的见解,并亲自向他们颁发怎样处理这些事件的懿旨.
当时还有一些说法,清政府内部高层已在议论怎样废黜光绪,突然罢免翁同龢的一切职务产生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光绪可能已被剥夺了权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先发制人,夺回了权力.
《清廷戊戌朝变记》有一条记载,一直被视为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就有意破坏的铁证：1898年6月8日之后,翁同龢罢官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奕（庆亲王奕劻）、荣禄、刚毅等人,声称“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奕等同答：“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则伏地痛哭,声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慈禧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禄、刚毅答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并哭求太后劝阻.慈禧太后称：“俟到时候,我自有法.”有学者认为,这段记载的谬误是很明显的.当时变法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光绪皇帝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慈禧太后何来“皇上近日任性胡为”之愤？她怎么可能在差不多同时又训示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
实际上在当时,经过几天观察,许多人发现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罢免翁同龢、改组政府,可能并不是慈禧太后的意思,更不是所谓后党发动的政变.真相可能相反,采取主动的是光绪,而不是慈禧太后.人们很快发现,两宫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翁同龢出局,是两宫协调一致的政治决定.
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翁同龢出局,意味着新改组的政府已摒除原先的保守与暮气,将翁同龢免职不是削弱皇上的权力,更不是保守派对革新者的打击,恰恰相反,是新政府为将要进行的改革扫清人事上的障碍.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华盛顿报告称,翁同龢多年来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宠信.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
翁同龢被罢官的原因并非一端,起源甚早.其主导的甲午战争,给中国酿成无数灾难.战后,翁同龢主持制定的许多政策也很有问题,多未允协.
自甲午战争以降,政局溃败,翁同龢责无旁贷：“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会建三策：一、收高丽为行省,封韩王如衍圣公,优给俸禄,世袭罔替；二、遴派重兵,代守其国,以备不虞；三、以高丽为各国公共之地,俾互相钳制,以免强邻得所措手.时翁大司农（翁同龢）已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出租）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
连翁同龢的弟子文廷式,也批评其师.文廷式认为,从甲午（1895）到戊戌（1898）,这三年正值翁同龢当国,大权在握,“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国事却是一塌糊涂：“……失胶州,失旅顺,失长江之利,东三省隐与俄,广西、云南隐与法,江、浙属英,闽属倭,皆欺中国臣民而徇外国人之请.伊古以来,亡天下之魂,未有甚于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铺税、药牙税……朘削百姓,殆无生路.”对此,翁同龢“难逃天下后世之责矣”.
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强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不以为然,连慈禧太后都觉得“甚屈”.12月11日,翁同龢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龢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
进入1898年,朝中大事接连不断：恭亲王重病在身,对德、对俄的交涉困难重重,不见进展,国内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在康有为等激进分子鼓动下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旧政府实际上已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这种困难局面.
4月28日开始,朝廷开始收到一连串弹劾翁同龢的奏折,指出翁同龢的一系列错误.弹劾奏折件件都攻击到了翁同龢的要害,几年来的权臣生涯将原本受人尊敬的帝王之师的名誉彻底糟蹋.不少大臣都提出尽快罢免翁同龢,改组政府,以弥后患而恃危局.翁同龢处境内外交困.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去世.奕卧病在床之时,光绪皇帝曾去探视,询问朝中人物谁堪大用.奕答道,除了积毁销骨的李鸿章,唯有荣禄,地方则数张之洞和裕禄.这三个人选,显然都不符光绪的预期.他继续问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奕答：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这可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奕晚年依违两可、和光同尘的性情,能说出这样的重话,足见对翁同龢怨愤之深.
外交困境按照恭亲王和当时一般官僚和公共舆论的看法几乎都是翁同龢一手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翁同龢自视身份特殊,骄恣专权.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有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龢的反对.
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同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光绪皇帝准备在毓庆宫接见,同时批准其乘轿进入东华门,仍然受到翁同龢反对,以致惹得光绪皇帝“盛怒”.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翁同龢又一次反对,据6月12日翁同龢日记：“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1898年2月,光绪皇帝命翁同龢前往德国驻华公使馆谈判,但翁同龢始终坚拒.第一次,翁同龢称：“此举无益”；第二次,翁称：“未敢奉诏”.当时,翁同龢为抗辩讲了许多话,其固执态度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翁同龢在日记中自云：“同人讶余之憨.”又过了几天,皇帝再次催促,翁同龢仍然“顿首力辞”.在场的恭亲王奕也拿翁同龢没有办法,只好改派李鸿章和张荫桓前往.对此类事件,光绪都容忍了.
光绪不可能事事忍耐.《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光绪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依然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虽然翁同龢推荐过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但是,翁同龢的维新理念、学术观点和康有为等始终存有差距,后来更有意拉开和康有为的距离.5月26日,光绪皇帝命翁同龢传谕康有为,命其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但翁同龢回答“与康不往来”.这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惊讶,追问缘故,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龢回答如前.两个人都很执拗,在光绪皇帝“发怒诘责”的情况下,翁同龢将此事推给总理衙门,但光绪皇帝仍然寸步不让,要翁同龢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同龢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进见,何不面谕？”光绪何能忍受翁同龢的这种执拗和抢白！
这样,翁同龢不免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根据《清代起居注册》和《德宗实录》等史料,6月11日《明定国是诏》颁布后,12日、13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居紫禁城和颐和园两处,未曾见面,14日,光绪皇帝早朝之后,返回颐和园.当日正午,翁同龢也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慈禧太后还关心地问了一句：“远来饭否?”要翁同龢“且下去饭”.
次日,光绪皇帝即颁布将翁开缺回籍的上谕.显然,正是14日下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会晤,决定了翁同龢被赶出朝廷的命运.
慈禧并非一开始就不支持戊戌变法,但这次变法仅在一百多天后就以失败告终.失败大概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埋下伏笔——康有为等维新人士试图以暴力消解其想象中的旧势力,策动政变.而这个计划意外地被慈禧太后知道了.
（参考资料：《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2版、《“君子”误国,甚于“小人”》《中国经营报》2017年4月1日、《光绪帝一生有哪“八大不幸”？实为傀儡生活苦闷》人民网2015年8月19日、《历史在此失语 戊戌变法115周年回望》《中国经营报》2013年6月15日、《高分低能的光绪皇帝：老师赞他远超当年的同治帝》《文史参考》2011年9月6日、《慈禧太后归政记》《南方周末》2013年9月27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作者：马勇、羽戈、喻大华、雪珥、张宏杰、杨天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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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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