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家臣到国臣：西汉御史大夫角色转变，该文是关于角色学术论文怎么写与御史大夫和家臣和角色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御史大夫是秦汉三公九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官职设立于秦,西汉时期不断完善发展,到西汉中后期,其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成为三公之一.御史大夫向三公的转变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转变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行政复杂化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与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思潮密切相关.御史大夫向三公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西汉中后期政治文化转变的一个缩影,对西汉御史大夫的研究,为理解秦汉时期的御史制度以及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态的演变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汉 御史大夫 三公 变化原因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载：“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成帝绥和元年更名为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我们由此可以发现西汉御史大夫的角色在西汉后期发生了重要转变.前辈学者由此出发,主要剖析考辨了御史大夫的职掌和御史大夫与丞相的关系.①但他们主要侧重于相关史事的勾勒与重建,对于西汉御史大夫角色转变的原因并没有过多的讨论.笔者拟由此出发,略陈管见,以期得到方家指教.
一、先秦“三公”官为制度构想而非政治实践
“三公”名称的起源大抵可见于西周时期,《尚书·周官》载“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三公”最初即指辅佐国君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周礼》中对于“三公”的概念则较为模糊,也并没有《周官》《汉书》中提到的辅佐国君的职能,而且还出现了“司徒、司马、司空”的说法.但是《周礼》中的三公只是巡行教化,礼宾贤能,与西周公的实际地位不相符合.②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先秦时期并无确切的“三公”制,所谓的“三公”制只是一种制度构想,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政治实践当中去.而与秦朝汉初三公九卿制度密切相关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僚体制,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繁,西周原有的分封制宗法制遭到破坏.伴随着兼并战争的日益扩大化,诸侯国领土也不断扩大,各国急需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顺应战争的需求,于是在由丞相统领百官、在地方推行郡县制,以此为基础的官僚政治逐步取代了旧有的贵族政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的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核心的三公九卿制,大体源于此.
二、“家臣”与“国臣”的双重特性及其转变
西汉御史大夫逐渐转变为三公之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帝时期“内廷”的出现.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者中,御史大夫具有丞相和太尉不具备的特殊地位,纵观西汉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御史大夫与皇帝联系密切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帝决策.汉初七国之乱爆发时,各侯国的旗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由此可见汉初御史大夫在朝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学者借助汉简文书传达过程的研究,指出御史大夫是连接宫廷和外朝的纽带.③但是,在西汉中期御史大夫职掌出现了外移的趋势,即“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④而作为“秩千石”的御史大夫,自然就不属于中朝官之列,可以说从这时起,御史大夫作为皇帝“家臣”特性逐渐淡化,参与朝政的决策权逐渐转移到“中朝”,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基本成为决策的执行机构.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武帝时期御史大夫变成了“外朝”官,但鉴于其长期以来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其在整个国家行政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武帝托孤时,“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⑤桑弘羊作为御史大夫,能被武帝信任,一方面是桑弘羊个人能力突出,得到武帝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御史大夫此时尚属于游离于内外朝之间的一种状态.应该说“中朝”的出现对御史大夫职掌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与霍光权利斗争的失败,应该是御史大夫彻底成为外朝官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骑将军桑乐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皆已伏诛”.⑥桑弘羊等人被诛,大权尽归霍光.之后,御史大夫的办公场所由皇帝居住的未央宫内的御史大夫寺迁至丞相府对面,并改称御史府,御史府的外迁是其外朝官化的标志.⑦
真正对御史大夫向三公转变起到决定作用的是西汉后期政局的变化.西汉王朝发展百余年,社会各个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常事务的繁多使丞相无法像以前一样高效地处理政务.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何武为九卿,建言：‘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⑧可见西汉后期何武谏言设立三公官是因为西汉末期社会积弊较多,丞相负担较重,因此设“三公”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哀帝“［建平］二年春三月,罢大司空,复御史大夫”.⑨直到彭宣任御史大夫时,才再一次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御史大夫转变的曲折性,而这也恰恰是西汉后期复古思潮和政局不稳的一种体现.
对御史大夫向大司空转变的另一巨大推动力是西汉中后期政治儒学化的泛滥.西汉中后期以后,讲求天人感应.丞相有“燮理阴阳”之职责,因此汉儒附会先秦三公学说,认为“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⑩元帝反对汉宣帝提出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之法而重用儒生,这就为后来“三公”的设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西汉后期,从元帝起,灾祸就连年不断,一直持续到西汉灭亡,灾祸包括水灾、旱灾、虫灾等,极大影响了社会安定,民变四起,所以西汉的儒生重提西周时期的“三公”,标榜西周,以其为楷模,希望消弭天灾、人祸,维护王朝统治,同时也顺应了朝廷尊儒潮流.于是,具有家国双重属性的御史大夫的重要性被谷永重提.他上疏说“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重职大,非庸材所能堪”.
11这一番上述为日后御史大夫转变为大司空埋下了伏笔,由于御史大夫“非庸材所能堪”,“三公”官也是辅佐国家的“贤圣”,所以让御史大夫担任大司空也就合情合理.
此外,有学者在论及三公制形成的原因的时候认为是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君权、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的.
12这一说法其实不甚合理,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订补部分人物如下：
根据上表御史大夫任职变迁,可以发现担任过御史大夫一职,一般都会升任为丞相,如果御史大夫视为平衡君相权矛盾而设立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状况呢？可见并不存在“分割相权”的问题,即使是在昭帝中朝制度设立后也不存在相权被剥夺的情况,虽然整个西汉王朝君权有在不断加强,但我们现在并无法得出其是因为“分割相权、平衡矛盾”而设立的.御史大夫虽沟通内廷和外朝,但自身制约相权的能力也有限,因此让御史大夫转变为大司空去平衡君相权之间的矛盾是不切实际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西汉御史大夫向三公的转变反映了三公学说由一种制度构想向政治实体的转变.其一方面受到武帝时期的中朝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昭帝时期霍光诛杀桑弘羊等人有关.但由于西汉后期时局发生巨大变化,政治儒学化思潮的泛滥,御史大夫最终向大司空转变.西汉御史大夫作为沟通皇室与宫廷的纽带,在西汉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最终的外朝官化,使其逐渐丧失了内臣的身份属性.西汉御史大夫转变为大司空,标志着作为政治实体的三公制度正式形成,其虽在西汉存在时间较短,但经过王莽新朝的完善,最终在东汉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三公制度,成为东汉一朝官制的重要内容,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其先乃系家庭之私仆,犹留有往昔封建贵族时代之遗型,”最终“渐变为国家朝廷之大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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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张金龙.御史大夫职掌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4)；华.秦汉御史大夫的职能［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侯旭东.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J］.中华文史论丛,2015(1)；林剑鸣.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3)；［日］大庭脩.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和御史大夫的业务［J］.林苏,译.齐鲁学刊,1988(2)；王惠英.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丞相与御史大夫的关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②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第四章《秦汉三公九卿制度谈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7.
③王慧英.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丞相与御史大夫的关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82.
④汉书·卷77《刘辅传》(颜师古引孟康言)［M］.北京:中华书局,1962:3253.
⑤《汉书》卷68《霍光传》,第2932页.
⑥《汉书》卷7《昭帝纪》,第226-227页.
⑦侯旭东.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J］.中华文史论丛,2015(1):167~197.
⑧《汉书》卷83《朱博传》,第3404-3405页.
⑨《汉书》卷11《哀帝纪》,第339页.
⑩《汉书》卷83《朱博传》,第3404页.
11《汉书》卷83《薛宣传》,第3391页.
12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第四章《秦汉三公九卿制度微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4~118.
13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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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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