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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资本逻辑导致的文化虚假繁荣，本文是关于逻辑类论文写作参考范文和逻辑和文化虚假繁荣和资本类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张三元,罗乐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430205）

摘 要：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一定程度的介入,虚假文化生活遮蔽了真实生活,因而可能造成文化繁荣的假象.在市场机制中,虚假文化生活实际上是资本逻辑的运用与展开,是资本逻辑的精神幻象的体现与确证.因而,文化虚假繁荣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资本逻辑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根本因素.直面现实,回到人民是整治文化虚假繁荣的根本.只有回到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满足人民的真实需要,文化才能超越资本逻辑,引领人们走向自由与超越.

关键词：虚假需要；资本逻辑；回到人民；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84-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唯物史观创新研究”（14FZX019）；湖北省社科基金“资本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三元（1962-）,男,湖北红安人,教授,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罗乐(1993-),女,安徽宿松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于出现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有正能量、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真实需要的文化精品.毫无疑问,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出文化精品的时代,文化精品也正在不断涌现.但是,由于资本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虚假需要遮蔽了真实需要,假丑恶取代了真善美,造成了文化繁荣的假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它对主流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起消解作用,从根本上使人的精神生活物化,使人的意义世界世俗化、浅薄化,让消费者在纯粹的感官刺激中产生一种虚假的幸福感.

虚假需要：文化虚假繁荣的症候

需要是人劳动创造的根本动因或目的,或者说,人类所从事的一切劳动创造都是因为需要,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286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但在内容上,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两个基本方面.生存需要是指人的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则具有综合性,是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统一,其中,艺术享受以及获得别人的尊敬与爱的精神生活居于主导地位.为了强调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富有的人”这一概念.所谓“富有的人”是指具有丰富需要的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2］194因此,每一种新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2］223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需要越来越具有全面性和丰富性,但也越来越具有复杂性.马尔库塞认为,已确立的各种需要和满足都应该以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一尺度来加以检验.因此,他将人的需要分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关于真实需要,马尔库塞似乎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但从他对虚假需要的定义中可以获得比较确定的理解.马尔库塞认为,“‘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这些需求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他治的）.不管这些需要可以多么完全地成为个人本身的需求,并被他的生存条件所再生和增殖,不管他同这些需求多么一致并在这些需求的满足中找到自我,这些需求仍将是它们一开始的样子——一个靠统治利益来实行压制政策的产物.”［3］就是说,虚假需要并不是人的自主性的需要,而是从外部强加的,因而对人的本性产生严重的压抑和摧残.本·阿格尔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虚假需要之所以是虚假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使马尔库塞感到不快,而是因为它们是由统治的利益培养的,不是自由地自我决定的.”据此,阿格尔认为,“真实的需求是那些从现存制度中推动解放的需求,而且是通过批判分析和个人的斗争来表达的.”［4］阿格尔把真实的需求称之为“解放需要”,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概括.也就是说,真实需求是指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需要,是自主的、自治的,但由于它和社会维护的现实制度所推行的“整体主义”相悖,因而要受到社会的控制和压抑.在现代工业社会,对真实需要的控制和压抑是通过制造虚假需要来实现的.鲍曼也把人的需要分为“‘真正的’或合法的需要同‘虚假的’或应谴责的‘伪’需要”,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之间神圣的界限已经被取消”.［5］

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其中,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是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6］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主要是通过文化活动来实现的.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根据霍克海默等人的理解,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自由与超越.在这里,自由和超越具有某种同一性,即对现存的给定性的否定,既体现出一种超越性,也体现出人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自由是一种超越,超越是自由的实现.在文化创造和文化享受的活动中,自由创造与超越性体验一经发生,便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形成对异化的、物化的现存世界的超越和否定的维度.但在现代社会,虚假的文化需要却被大众文化大量催生出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亦可译成文化工业）是指借助科学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等）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并以较之以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式,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从而使人的精神生活呈现出物化的特征.大众文化通过娱乐和感官刺激的方式无限制地把人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的那种样子、那类人.显然,这是一种物化的、虚假的文化.也就是说,在虚假的文化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虚假文化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虚假文化堂而皇之地大量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它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的虚假需求.在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的商业理念和传播技术的操纵下,文化产品形诸为商品这种“非神圣形象”,作为商品的附加值被消费,给人以精神需要的虚假性的满足.

无须讳言,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由于虚假需要所导致的虚假文化生活呈现出一种“繁荣”的假象,即文化的虚假繁荣.所谓文化的虚假繁荣,是指文化创造表面上呈现极为火爆的景象,但实际上,它不是人自由自觉自主的本质的体现,缺乏自由创造和超越低级趣味的特质,只是一味地寻求感官刺激,满足人的一种虚假需要,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单向度的人”即是确证.同志一针见血地指证了这种虚假文化,“在文艺创造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有的胡编乱写,制造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6］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这种文化“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7］真正的价值变成了非价值,而非价值的东西则以价值之物的面目堂而皇之地出现,黑白颠倒,美丑易位,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所谓世界变成了“倒立跳舞的桌子”,人则异化为物的奴隶.

资本逻辑：文化虚假繁荣的胚胎

一方面,虚假文化是虚假需要的助产婆,虚假文化的实质是要造就大量的消费人口和巨大的消费,另一方面,虚假文化的产生和“繁荣”又基于虚假需要,或者说,虚假文化是生长在虚假需要土壤上的生活怪象,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沆瀣一气.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在实质上,虚假文化和虚假需要都服从并服务于抽象的统治——资本的统治.马尔库塞明确指出,虚假需要是资本的需要.马尔库塞所讲的“特殊的社会利益”和阿格尔所讲的“统治的利益”,归根到底,都是指资本的利益.这个揭示是犀利而深刻的,它把虚假需要和虚假文化的产生以及“繁荣”的根源揭露了出来.资本以虚假消费的形式保证其利益实现,虚假需要则通过虚假文化来肆意扩张.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乃是一种历史的洞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1］515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8］59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并以物的关系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具有抽象性或强制性.因此,“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和个人受“抽象统治”,这种抽象的统治力量就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首先体现为资本是现代社会绝对的“终极存在”,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这与资本本性是紧密联系的,或者说,资本逻辑是资本本性的具体运用和展开.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为利润而生,它的本性或使命就是增殖自身.“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9］269也就是说,资本对人的统治是通过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物化或抽象化来实现的,它把“富有的人”变成一种片面而贫乏的抽象存在,把人丰富而全面的肉体和精神需要化约和同一化为对物的占有机能.

那么,资本是如何实现这种统治的呢？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必须把资本作为一种运动来理解,也就是说,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是在资本的增值过程中实现的.实际上,资本就是一种运动.在资本的运动中,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关键环节.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但是,消费以生产为前提,生产又以消费为条件,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两者互为前提.或者说,消费就是生产,生产就是消费.因此,不理解人们是如何变成消费者的,以及奢侈品是如何变成必需品的,就没有办法理解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资本要无休止地增殖自身,就必须无限地扩大消费.“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内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8］89也就是说,资本扩大消费即资本扩大生产,其重要前提是催生出大量的消费人口和消费需求.当然,人的真实需要不可能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婪,甚至会成为资本的遏制力,于是,虚假需要就成为资本“合理性”存在的必要前提.这个前提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基本事实：资本“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9］685

与此相关,资本逻辑作为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怪影”,也同样存在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因为随着资本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资本已被引入到中国并在某些领域扎下根来,资本所到之处,“它的幻觉机器、它的拜物教和它的镜子系统就不会在后面太远”.［10］因此,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虚假需要已被催生出来并似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形成了巨大的、难以填满的欲壑.当然,这种虚假需要主要体现在物质需要上,但物质需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一方面,物质需要从来就包含着文化或道德的因素,另一方面,当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精神需要的地位和作用便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显著增加,使人们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精神文化需要便逐渐从台后走向台前、从隐性走向显性、从弱小走向巨大.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甚至后者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性.但是,正如在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基础上逐渐滋生出过度一样,在基本的精神生活需要甚至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便膨胀并暗然滋长.鲍德里亚把奢侈品变为必需品的时代称为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象征意义取代了使用价值,人的需要呈现出一种消费,是一种“为而”的需要.在贝尔看来,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且其本性就是无所限制.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只有满足和即时需求的那部机器用化妆香水很好地上足了油,当代资本主义才能生存.”［11］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资本“形而上学怪影”的铺开,这个特征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已开始显露出某种征兆,消费社会已然确立,虚假的文化需要开始显山露水并迅速膨胀开来.只要看一眼铺天盖地的各种经过精心包装、充满噱头而又无孔不入的商业广告,就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当然,虚假的文化需要与人们贫乏的精神生活紧密相关,后者构成了前者生长并肆虐的重要根据,但资本无疑是罪魁祸首.虚假文化是资本孕育出来的怪诞之树,是现实生活的倒影,是“倒立跳舞的桌子”.

当行的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正是虚假文化“繁荣”的表征.娱乐性大众文化是商品的“灰物质”,它的本质是商品,或者说,它是文化的商品化,是资本的隐形或替身,说到底,它是为利润而生的,“它的整个‘艺术’就在于耍弄商品符号的模糊性,在于把商品与实用的地位升华为‘氛围’游戏”,［12］从而使人沉迷于其中,在人的虚幻的幸福与自由中实现资本赚钱的目的.诸如从裤裆里掏、用炸飞机、怒撕鬼子等几近荒诞的娱乐性的文化作品,除了赚取眼球,进而赚取利润之外,它还能给人和社会带来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娱乐性大众文化的流行,以感官刺激为手段,让人们沉沦于叙事和物质困扰中而不能自拔,它不是履行文化育人的功能,而是在“”中消解生命的意义.

回到人民：文化健康成长的合理根基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中,文化是服务于资本的,是资本的开路先锋,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中,文化则是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服务于资本的,因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根本不同,前者以赚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后者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人民的文化.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在于回到人民.

回到人民,这是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新问题.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生活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环境——资本环境.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在本质上是相悖的,两者存在着严重的价值冲突,前者是为了赚钱,后者则是为了解放人、塑造人和发展人,一但资本逻辑侵入到文化逻辑之中,就会扭曲或解构文化的本质,使文化物化或异化.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作家为出版商写作和独立自由地创作是有根本不同的,这个不同实质上是资本本质和文化本质的不同.但是,在当下中国,资本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客观存在、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是要消灭资本,而是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资本,这是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离开资本只能使我们失去整个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要正视这个现实.同志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文化发展不能不借助资本的力量,文化产业就是这种作用的结果.在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小说家、艺术家、动漫制作人甚至诗人、学者等文化创造活动的主体与经营商（资本投入者）签约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或者,一些独立的文化创造者即使没有与经营商签约,但利润也是他们从事创造活动的重要动机.可以说,在今天,与利润、资本根本无涉的文化创造活动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少之又少.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可以认为,许多人会在利益的引诱或驱动下,主动地把自己的文化创造活动纳入资本逻辑的轨道之中,使自己的劳动成为一种贫困劳动,从而使之失去了自由自觉的丰富性.而且,这种马克思批判过的现象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或趋势.对此,我们必须要在唯物史观的烛照下辩证地审视.一方面,必须看到,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文化发展,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也与唯物史观“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基本思想不相矛盾.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起主导性或决定性的因素,文化发展不可能绕开资本而独自前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资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绝不能颠倒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下文化发展的要义在于控制资本,既要控制资本无限地扩张疆域,也要控制资本没有节制地越俎代庖,更要把资本逻辑置于人民性文化逻辑的掌控之中.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就是要回到人民.

回到人民,首先是回到人民的真实需要,以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回到人民,就是回到文化的根本上.马克思指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3］1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多次强调,我们（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即人民.所以,回到人民,既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回到人民,其根本是回到人民劳动成果的需要上.这个出发点,当然首先是人民基本的物质需要,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而应当不断地由物质层面提升到精神层面,以精神层面维护物质层面的合理运行,这不仅是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而且人的思想和意识是人作为人的自身的“生命力”的体现,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有力证明.正如马克思所言,“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2］162人民在精神层面上有着广泛而真实的需要.同志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6］这就是人民广泛而真实的精神需要.

同志强调,“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6］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又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必须坚持而不能有丝毫的动摇.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标准呢？很简单,回到人民,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坚持“三为”：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或者说,只有满足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才能既在市场上受欢迎,又不沾染铜臭气.当然,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不是要满足人民的全部需要,因为在人民的精神层面上,也有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之分.虚假需要是资本逻辑构建的需要,是私有财产制造出来并强加人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满足的当然是人民真实的精神需要,亦即健康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就是阿格尔所概括的“解放需要”.只有这样,文化才不会成为资本的附庸而能返本归真.

其次,回到人民,就是回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从中汲取营养.这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旨归.在西方传统的文化理论中,精神文化生产是一个“独特的、高级的、专门化的、结构化的”领域,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生产以及精神文化活动与日常生活是有区别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或层面,日常生活是“高级活动”之间留下的一个个“技术上的真空”,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日常生活构成了精神生产以及精神活动的深层基础,成为所有社会活动得以发生的摇篮和寓所.列斐伏尔把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的创造同日常生活的关系,比喻为鲜花、树木和土壤的关系.“在这里,日常生活将会被比作肥沃的土壤.一块没有鲜花或是茂盛树木的土地景观会使过路人觉得十分沉闷；然而,鲜花和树木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它们身下的土壤,这片土壤也拥有自身隐秘的生活以及自身的丰富性.”［14］列斐伏尔认为,一方面,哲学、文学、艺术等高级精神文化活动不应该拒斥日常生活,相反,要以日常生活为思考对象；另一方面,哲学、文学、艺术的源泉是社会实践即人们的日常生活,不管它通过什么方式,它必须使自己的理论回归生活.可以说,这种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一致.现实的个人及其日常生活正是唯物史观精神生产的出发点.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化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亦明确指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文化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系、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关在塔里的文化创造,缺乏灵感与,那怕如一位苏联诗人所言,“把手指甲都纹出了水”,也创作不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文化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必须处理好与现实日常生活的相互关联问题.在这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列斐伏尔开启的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日常生活,也不是简单地回归日常生活,而是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和批判,其目的是构建现代人健全的现实生活.无须讳言,当下国人的日常生活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异化的趋势,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主要表现是物化,即日常生活主要呈现出物质的特征,精神的因素被弱化或边缘化.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有光明的一面,也有一些丑恶的一面.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文化创造不是对现实日常生活的直观描写,而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要突出主旋律,要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发挥文化重塑或引领精神生活的功能.

再次,回到人民,就是要回到人民的精神世界之中,引领人的发展方向,使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给人以理想和梦.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最不堪忍受的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其主要表现是精神生活的单一性,人的精神世界被物性所统治,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丧失殆尽.因此,马克思指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3］11很显然,马克思所讲的“一切关系”指的就是一种物化的关系,一种异化的关系.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只靠物质的力量是不够的,精神的力量或许更重要,当然,精神的力量必须以物质的力量为前提,纯粹的精神力量是虚幻的.必须承认,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加强和完善,卢卡奇所讲的“物性结构”正在越来越深地侵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这是资本作为“形而上学怪影”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的显形.要摆脱这种困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重建精神家园,让离家的人有家可归.精神家园的构建不能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主要依靠的是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对资本具有超越性的潜在力量,而且必须超越资本.只有超越资本,文化才能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并且,才能从根本上驱散资本这个“形而上学怪影”,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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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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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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