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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执政后积极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在政治领域高调宣战扫毒,推进棉兰老冲突地区实现和平进程谈判的同时与菲律宾达成和解,并推动修宪改制：在经济领域颁布一系列发展计划与纲领,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和贷款改善国内拥堵的市政交通,为经济增长、发展及转型打下基础.本文将勾勒杜特尔特政府执政后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成效及面对的问题,剖析其难以兑现竞选承诺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对菲律宾政治经济发展前景作出预测.
关键词：菲律宾：杜特尔特：政治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D73/77.3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 2018) 03-0076-10
2016年5月举行的菲律宾总统大选中,在“怨恨政治”情绪的煽动下,菲律宾选民渴望改变精英制度,转而期待强人统治.因此,被视为“除暴安良”英雄的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经过三轮美国式的选前辩论,凭借其强硬和独特的竞选政纲赢得39%的选票,当选为菲律宾第16任总统(2016 -2022).杜特尔特总统上台伊始便积极兑现其竞选承诺：在内政方面高调宣战扫毒,推动修宪改制,推进在棉兰老冲突地区实现和平进程的谈判.同时试图与菲律宾达成和解：在经济领域则提出“菲律宾雄心2040”,制定《2017 -2022菲律宾发展计划》和投资重点计划,希望以新型PPP方式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重振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实现经济转型.虽然这位“箱外”出总统能够迎合很多菲律宾选民的胃口,但却缺乏足够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政治根基.2017年5月爆发的“马拉维战事”耗费了杜特尔特政府不少的精力,所以其承诺的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加上菲律宾国内政治裂缝甚大,经济积弊重重,杜特尔特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因此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杜特尔特政府的政治改革
杜特尔特的竞选纲领政治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反罪恶、反毒品：败：恢复死刑：修改宪法：将国家政治体制从总统制转变为联邦制,重建菲律宾的法律与秩序,给菲律宾人民提供一个安全、有保障的舒适环境.2016年下半年至今是杜特尔特政府兑现其竞选承诺的关键性时期,但是其政治改革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
（一）富有争议的反罪恶、反毒品、败运动
为了兑现反罪恶、反毒品和败的竞选承诺,杜特尔特上台伊始便高调宣战毒枭,誓言3至6个月内根除毒品.然而,杜特尔特未能正确预测、评判缉毒战役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原计划3至6个月内结束的扫除毒品战役被迫延迟至今.
由于杜特尔特政府允许对毒贩进行法外处置,结果在缉毒战役中丧生的人数不断升高.2017年12月26日,菲律宾总统府发布的年终施政报告表明,从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I1月27日,执法部门共进行了79,193次缉毒行动,共击毙3967名涉毒分子,逮捕118,287贩毒嫌疑人.但因存在警匪勾结、违法等现象,在扫毒战役中被杀的嫌犯高达16,355人.民众普遍认为有部份死者是惨遭错杀,其中多为贫民、可疑小毒贩以及无辜民众.此外,从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26日,总计有130多万贩毒嫌疑人自首,14,046人接受杜特尔特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以谋求新生.杜特尔特政府在进行大规模缉毒战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反罪恶和败的行动.菲律宾国家反情报工作组共调查了1122名涉嫌违规的,解除了约426位的职务,并对相关执法人员涉毒案件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国家反情报工作组开设了投诉,处理贩毒、敲诈、勒索、非法、身体伤害、栽赃抢劫、绑架、、烧杀等投诉.此外,政府还设立了公民投诉8888和电子信息自由平台( eFOI),有217个政府机构参与该平台,这些举措便于公民腐败案件.据菲律宾统计,截止2017年6月30日,共收到31,000条投诉,其中87%的投诉已经处理或转到相关部门处理.不过,对政府高官的腐败,以及个别参议员参与贩毒的重大事件的查办却步履维艰.
缉毒是杜特尔特2016年总统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他当选伊始便雷厉风行地展开行动,但其过程招致菲律宾国内人权组织及欧美国家政府的谴责.尤其是接连发生了菲律宾警方法外处决17岁高中生和19岁菲律宾国立大学学生的事件,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菲律宾国内外多个人权组织和民间团体呼吁停止杀戮.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的扫毒缉毒战役的看法也日趋两极化.2017年10月11日,有重大影响力的菲律宾民间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就国民对“缉毒战争”的意见进行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第一理由都是“缉毒战争”.‘：,
杜特尔特承认国家无法根除毒祸,但依然不改变立场.2017年9月中旬,他在达沃市演讲中坚持认为,菲律宾“已经是一个毒品泛滥的国家”,重申禁毒战争不会停止,不会终止反毒品、反罪恶和反贪腐的竞选承诺.[3,不过,为了减少扫毒过程中的误杀无辜事件,2017年10月10日杜特尔特签署《综合毒品法备忘录》,指令菲律宾缉毒署( PDEA)为处理菲国毒品问题的领导机构,命令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国家、武装部队、海关局、邮政局及其他“临时设立的缉毒署”将所拥有的全部禁毒资料、数据以及扫毒行动权交给缉毒署,以便精准打击毒贩、确定被问责方,恢复禁毒战役的秩序.在备忘录中,杜特尔特援引菲律宾共和国第9165号法令《2002年危险药物综合管理法》强调,虽然国家退出了缉毒战争,但警方依然要一直保持警惕,并对非法毒品活动保持威慑力.”,在杜特尔特作出菲律宾缉毒署主导扫毒行动、警方配合办案的指示后,菲律宾总长黎拉罗萨在记者会上表示,警队将停止所有扫毒专案,包括“敲门劝导”“双管”及“巴朗圭信箱”等安排,专注内部安全工作及其他案件.①
（二）修宪改制步履维艰
修宪改制是杜特尔特总统竞选承诺的另一个重点,旨在把菲律宾的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联邦制.与菲律宾历任总统一样,杜特尔特政府的修宪改制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可以断定此项竞选承诺不大可能在其执政的6年中得以兑现.
推翻马科斯统治后,1987年菲律宾制定了一部充满了民族主义的革命宪法,体现了民权( people´s power)、民生（people´s living）、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nationali and patrioti）的精神.例如,这部宪法增加了很多削减总统权利的条款,以防止再出现马科斯式的统治.1987年宪法规定,菲律宾总统由民众直选产生,任期6年,不得连任：通过设置各种约束和多重检查机制,防止总统的滥权行为.1987年宪法还缩短了参众两院议员、地方官员的任期,这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菲律宾现行宪法反映了民族自尊和强烈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比如宪法在有关“国民经济和国家资源”的条款中列入“菲律宾人优先”原则,要求美国撤走在菲军事基地,结束菲美“特殊关系”.②
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菲律宾现行宪法已经越来越与客观现实格格不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IMF-WB-WTO)推动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中,菲律宾宪法所规定的一系列保护民族经济的条款成为阻碍贸易和投资自由的法律障碍.IMF-WB-WTO和外国的跨国公司强烈要求菲律宾政府兑现其在WTO的承诺,修改国家的最高法律.此外,美国政府也希望菲政府修改相关宪法条款,以适应美国21世纪的全球战略和“重返亚洲”的需要.但是,由于菲律宾国内反修宪的力量强大,1992年至今菲律宾政府的多次修宪努力均告失败.“反修宪阵营”阻碍修宪的原因是,害怕政客利用修宪延长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任期,恢复统治以及菲美特殊关系,希望通过阻止修宪把菲美关系定格在1987年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因此,每次修宪运动掀起的政治风波都牵动着菲律宾的政治神经,威胁着政局的稳定：凡修宪进入关键时刻便会出现政局动荡,进而演变成政治危机,甚至总统遭遇弹劾或,最终停止修宪.而各届政府陷于政治危机之时又可听到要求修宪的强烈呼声,藉以扩大总统的行政权利.
由于菲律宾的这部革命宪法是阿基诺夫人担任总统时制定的,因此她的儿子——阿基诺三世在其总统任期中没有提及修宪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菲律宾的“修宪阵营”已经放弃修宪意愿,修宪在菲律宾仍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所以大选时杜特尔特将修宪作为其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在未遭致“反修宪阵营”反对的情况下得到“修宪阵营”的拥戴,进而成为增加其选票的筹码.③
杜特尔特推动政府朝联邦制转型,修改宪法中不适宜经济对外开放和发展的条款,除了试图解决经济与权力的不平衡问题外,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目的是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分散权力,缓解棉兰老岛民族冲突,加速农村及南部地区的发展.2017年10月16日,杜特尔特宣布马拉维市从恐怖组织手中解放时再次强调,为达成棉兰老岛的和平必须实现政体的转型,如果不将菲律宾的政体从单一制改为联邦制,会引起棉兰老岛的更多冲突,甚至会威胁到菲律宾民族的生存.杜特尔特还鼓励地方政府讨论联邦制,向民众阐明、介绍这一制度的优越性.
耐人寻味的是,杜特尔特至今还没有按照菲律宾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和条款启动修宪.根据菲律宾宪法第17章第l款规定,修宪可由国会四分之三的议员提出,或由修宪大会提出,修宪大会由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召开即可修宪.宪法第17章第2款规定,如20%以上的选民动议,亦可提议修宪,执行办法由国会规定.由此途径所产生的修宪案须经全民公投,由大多数选民批准.
2016年12月杜特尔特总统颁布了一项行政法令,指示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修宪委员会,对修改1987年宪法进行协商性审议.可是,行政部门委任成员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直至2017年7月,提议中的修宪委员会的人选依然没有全部确定.2017年7月9日,菲律宾众议长在第17届国会众议院第二次常规会上提议优先修改宪法,并希望在2018年正式开始修改宪法.7月24日,参议长也在第17届参议院第二次常规会议上表示要优先讨论税改和修宪议案,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直至2018年1月,杜特尔特总统发布委任状,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审议已有31年之久的宪法,并讨论修改提议.尽管杜特尔特总统希望在一年内完成宪法审议,但由于修宪暗藏的政治风险,杜特尔特修宪转制的承诺在其任期内不太可能兑现.
（三）恢复菲律宾和平与秩序的重大举措出师不利
菲律宾的政局与社会秩序长期以来一直不稳定.历届政府都曾为解决棉兰老岛南部反政府的穆斯林武装力量以及吕宋岛北部菲律宾所领导的新人民军反政府武装斗争所困扰.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冷战时期有“反共桥头堡”“亚洲橱窗”之称的菲律宾成为美国的亚洲反恐先锋,2003年5月美国将菲律宾列为“非北约重要盟国”.为了配合美国政府的国际反恐战争,菲律政府宣布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穆斯林武装和菲律宾为恐怖组织,并违反1987年革命宪法的规定,让美国军事力量重新进入菲律宾,与政府军一起在菲律宾南部“肩并肩”战斗,围剿阿布沙耶夫的武装,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社会矛盾.①因此,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冲突地区实现和平是2016年总统大选三轮选前辩论涉及的主题.恢复菲律宾的和平与秩序也是当时杜特尔特的竞选承诺.因其家族在棉兰老岛人脉广泛以及拥有达沃市的治理经验,杜特尔特曾被选民看作是解决此间题的不二人选.上任后,杜特尔特一直试图与南部穆斯林等传统反对派武装实现和解,可是由于穆斯林武装组织派系林立,与政府的和谈遭到其内部强硬派的抵制,加上杜特尔特政府执政后百事缠身,顾此失彼,和谈进程步履维艰. 2017年5月23日杜特尔特总统访问俄罗斯时,菲律宾政府军与棉兰老岛南部穆斯林反政府武装力量穆特组织( Maute Group)和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武装人员在南部城市马拉维交火.杜特尔特当天宣布在南部棉兰老岛等地实行为期60天的戒严.②马拉维战事持续了5个多月,造成10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961名武装分子、165名政府军士兵和,此外还有数十名平民在战斗中丧生.马拉维市及周边地区愈46.5万人被迫离开家园.[6,马拉维市受冲突影响严重,多处公路、桥梁被炸毁,大量建筑物和房屋遭到严重毁坏.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马拉维之战是政府军为阻止在棉兰老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而战.2017年10月16日菲律宾军方确认被围困的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武装和穆特组织最核心的头目（哈比伦和奥马尔,穆特）已被击毙后,次日杜特尔特亲临马拉维市,在雨中宣布“马拉维市已经从恐怖分子手中获得解放,并开始重建工作”.不过,政府继续在棉兰老岛实行军事管制.菲律宾军方将继续对棉兰老岛上的恐怖组织残余武装进行清剿,以防止恐怖分子同情者发动报复性袭击.2017年12月,菲律宾国会同意继续在棉兰老岛实行军管直至2018年底.马拉维战事的爆发实际上宣布杜特尔特试图在菲律宾南部冲突地区实现和平的承诺已经食言.
由于流亡荷兰的菲律宾领导人西顺曾任杜特尔特大学时代的老师,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坚信,双方可以透过这层关系回到谈判桌上,并允诺给菲共留出4个内阁席位,希望就此彻底解决菲共“叛乱”问题.杜特尔特政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与菲共代表进行了四轮和谈,并于2017年4月签署临时停火协议.①可是,杜特尔特宣布在南部棉兰老岛等地实行为期60天的戒严后,菲共不但谴责戒严,还命令“新人民军”发起一系列武装袭击,其中包括在东内格罗斯省（Negros Oriental）杀害6名和1名平民,并计划对一些基础设施工程发动袭击.杜特尔特旋即宣布取消与菲共的第五轮和平谈判.虽然,2018年5月初杜特尔特总统和平进程顾问办事处在欧洲与菲共展开非正式谈判,希望恢复和平对话,但距离杜特尔特政府与菲共达成和解的愿景甚远.杜特尔特在棉兰老岛冲突地区实现和平进程的承诺估计与其前任一样难以实现.
一、杜特尔特政府的经济改革
杜特尔特上台执政后努力兑现其在经济领域方面许下的诺言,力图促增长、减贫困、振兴制造业、推动经济转型.可是,由于菲律宾经济的历史遗留痼疾积重难返,加上菲律宾社会各种复杂的经济、非经济因素相互交织,杜特尔特政府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困难重重.
（一）杜特尔特政府的主要经济改革举措
综合来看,杜特尔特执政后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制定“菲律宾雄心2040”计划和IPP方案.
杜特尔特总统上台之初就提出“零加十”社会经济议程,旨在将贫困率从2015年的21.6%降至2022年的14%,②之后菲律宾政府又提出“菲律宾雄心2040”(Ambition Nation 2040)计划,试图到2040年时消除贫困,特别是实现就业本地化,减少民众外出务工,并让大多数民众进入中产阶级.菲律宾经济发展署批准通过了旨在实现“菲律宾雄心2040”的第一个六年计划,即《2017-2022菲律宾发展计划》,提出计划到2022年实现经济增长7%-8%,全国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贫困率由当前的21.6%降至14%,农村地区贫困率由30%降至20%,失业率由5.5%降低至3%-5%等一系列发展目标.③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菲律宾政府将农业、制造业作为首要发展领域,将改善基础设施作为实现以上目标的第一要务.此外,发展措施还包括推动教育普及,加强减灾防御机制,使政府获得更高社会信任度,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等.,
以杜特尔特政府10项社会经济发展议程和“菲律宾雄心2040”为基础,2017年4月菲投资署(BOI)公布了当年重点投资计划(IPP)指导方案,列出了制造业、农林渔业、通信业、医疗卫生、普通住宅业、基础设施和物流业、环境和能源行业等近20项优先或重点领域,并为2017年的IPP实施提供总体政策和具体指导方针,以促进实现菲经济社会包容性增长.为确保国内外投资者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2017年的IPP建设方案以3年为一个建设周期,但每年将审查一次.‘‘, 第二,以新型PPP模式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2017年4月18日,在马尼拉举办的“杜特尔特经济学”论坛上,菲律宾政府经济团队联合推出一项名为“大建特建”( build,buill,build-BBB)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这项被称为菲律宾史上最大胆、最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将在6年内投资8.4万亿比索（约合1.16万亿元人民币）,在全国进行包括55个旗舰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9,除部分项目如地铁等无法于2022年前完成外,“大建特建”计划中的37个项目将于杜特尔特任期内实施完毕,包括机场、马尼拉—铁路的大部分、棉兰老铁路部分线路等.棉兰老铁路TDD段（塔顾姆—达沃—迪哥斯）总投资约315.44亿比索,机场改扩建总投资约125.5亿比索,而38公里长的菲律宾国家铁路北线段项目将耗资l,053.1亿比索.[10]
2017年1月,菲律宾众议院交通委员会通过了赋予杜特尔特总统紧急权力以解决菲律宾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7月8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批准资金供杜特尔特解决该问题之用.至今,杜特尔特总统已批准I l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总造价达3050亿比索.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旨在改善交通运输网络和水利资源管理,其中包括至苏比克铁路、图图班至铁路及南北铁路581公里的南线、古吉尔湾大桥（Panguil BayBridge）、国际机场、马尼拉巴士快速公交站和中国援款支持的帕西格河大桥.菲律宾还将与中国合作建设卡利瓦大坝（Kaliwa Dam）和奇科河水利项目(ChiCoRiver Dam).菲律宾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税收、外国政府开发援助和商业贷款,并使用新的“混合型PPP”模式：政府确定要建设的项目,并主导筹资：然后以投标的方式将工程项目承包给私营企业负责建设：项目竣工后再将其运营与维护投标给第三方私营企业,由其负责项目25年或40年的运营.菲政府认为,新的“混合型PPP”能在降低项目成本的同时缩短项目工期.2017年至2022年,菲律宾政府基建开支占GDP的比重将提升到5.4%至7.3%之间,计划拨款将达1600亿至1700亿美元.相比之下,过去50年间菲律宾的6届政府在基建上的投入占CJDP的比重平均仅为2.6%,最低时只有1.9%（阿罗约政府,2001-2010年）. 第三,重振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转型. 菲律宾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去工业化”是造成菲律宾人背井离乡去海外就业的重要原因,也是菲律宾经济增长乏力及高贫困发生率的根源,业务流程外包和菲律宾海外劳工汇款因此成为推动菲律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杜特尔特执政后试图重振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改变国人为谋生而出国,将菲律宾以海外劳工带动国内消费增长的模式转变为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除了继续执行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所制定的产业发展计划和经济结构路线图,杜特尔特政府决心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在菲律宾建立有全球竞争力、有强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的制造业部门.在优质管理供应链的支持下,争取在汽车、电子、服装和食品等领域成为区域和国际生产网络中的枢纽,以使制造业贡献在总增加值中和总就业中的占比达到30%和15%.①
为吸引更多的外资,菲政府制定了全面、详细的计划,试图通过建立良好的法律和秩序,尽可能地实现零贪污、零逃税、零.与此同时,菲政府还在完善境外资本投资的相关法律,推行税制改革,以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将外国投资者对菲律宾投资的最低已缴资本的限额从250万美元削减至20万美元,降幅达92%.[12]此外,菲政府还计划建立62个新经济区,吸引外资人驻,尤其是吸引日本和中国的企业对菲律宾制造行业和出口行业进行投资.迄今,菲政府已经公布了其中的16个经济区为先行示范区.
（二）经济改革与转型的羁绊
与其前任一样,杜特尔特政府的经济改革遇到了1987年革命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和民族保护主义等问题.这部宪法通过设置各种约束和多重检查机制防止总统的滥权行为,因此唯有拥有立法权的菲律宾国会才能授予总统“紧急权力”处理棘手问题.虽然菲律宾国会已经授予杜特尔特解决菲律宾交通拥堵问题的特权,但是因为菲律宾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较大,杜特尔特在推行其“大建特建”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进行配套的税制改革,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税制改革不能顺利进行,菲政府计划的约一半项目将无法完成融资.
2017年5月,众议院三读通过了有关综合性提案——第5636号法案(Tax Ref´orm f´or A(真(真elerationand Inclusion,TRAIN),但该提案在参议院遭到搁置,理由是税改牵涉千家万户,仍有待进行论证.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署长佩尼亚认为,如果TRAIN法案未获通过,政府将被迫重新考虑与中、日等国签署的多项协议,被迫放缓接受或加人中国的发展援助协议,与日本的发展援助合作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政府需要一方面平衡支出与债务,另一方面平衡支付能力和贷款期限,届时能够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将大大减少,将不再有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时代,而是青铜时代,甚至暗黑时代.[13）直至2017年底,杜特尔特总统才签署有关税改法案.但是税改能否如期为政府的财政增加财源,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不定因素.①菲律宾劳动与就业部长希尔维斯特,贝罗也表示,杜特尔特政府的“大建特建”计划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将创造10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每年新增200万个国内就业机会,菲律宾工人将不再需要赴海外寻找工作,但前提是“大建特建”能够顺利进行.[14]
此外,1987年宪法条款也抑制了外国投资者对菲律宾投资的热情,是引进外资的主要羁绊.②欧美投资者认为,菲律宾宪法对外国人土地所有权的限制继续阻止境外投资者在菲律宾建立工厂、宾馆等旅游设施,菲律宾政府应当延长25年的土地租赁期,并放宽外资在经济领域的股份限制.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亦遇到类似问题,如果菲律宾方面不能按时解决路权、本地劳工雇佣等问题,南铁等项目便无法开工实施.然而,在动迁过程中,与土地所有制相关联的“路权”等难题均须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与授权,而菲律宾参众两院对议案的辩论与审批往往旷日持久,延时误事.
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所需要的必备条件是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这不仅需要政府在资金与政策上给予支持,还需要企业对其经营模式进行成功的转换,并在生产过程中运用新的技术.由于菲律宾政府的财政税收一直捉襟见肘,对技术升级研发与制度创新方面的支持力度极其有限,企业缺乏技术创新与变革的动力,所以能够适应经济调整、具有竞争力的菲律宾企业凤毛麟角.在资金匮乏的前提下,菲律宾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唯有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才能提升产品的质量和设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有强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的制造业部门.可是,菲律宾至今仍不具有吸引外国大量直接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加上杜特尔特政府“”缉毒运动的负面影响,外国对菲律宾的直接投资依然却步不前.
三、杜特尔特政府政治经济改革面对的问题与挑战
杜特尔特这位“箱外”总统竞选者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是得到部分菲律宾上流社会精英、中等阶层人士以及贫民百姓的支持.西方及菲律宾主流舆论从“专制怀旧”“强人综合病症”和“委屈政治”等视角对杜特尔特现象进行了诠释.Teehankee指出,菲律宾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翻马科斯统治后,恢复了所谓三权分立的体制,可是菲律宾人民并未分享革命的胜利果实.30多年来,从科拉松,阿基诺到阿基诺三世,政府所承诺的各种经济改革,包括全面土地改革和惠及平民百姓的包容增长并未兑现,原先支持阿基诺政权的精英和中等阶层人士感到失望和气愤.这种情感最后积聚为对来自南部的“反正统”和“非正统”市长杜特尔特的支持,因为他在竞选纲领和3次选前电视辩论中承诺实现“真正的变化”.[15）Hevdarian也认为,对菲律宾而言,更多是一种寡头伪装,选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性的家族冲突.选举产生的政府在过去执政中暴露出的种种缺点使得越来越多的菲律宾民众对选举表现出政治疲惫,出现拥抱专制的“乡愁”或“强人综合病症”.像其他陷入困境的国家一样,菲律宾民众对改变有一种不断增长的渴望.三轮总统选前辩论使“委屈政治”的浪潮在菲律宾的政治景观中占据优势,给予像杜特尔特这样的“箱外”候选人更多的力量.[16]
这位“箱外”总统虽然在很多方面能够迎合“思变”的菲律宾民众的胃口,但却缺乏足够的治国经验和根基,因此上台1年多来在治国理政方面遇到诸多麻烦和严峻挑战.
从政治层面来看,国内政治分裂加剧,反政府力量正在聚集与壮大.杜特尔特总统的扫毒战役、修宪改制以及棉兰老岛军事管制等举措使菲律宾的政治裂痕愈益扩大.加上杜特尔特对马科斯及其家族表现出极度的宽容,不仅批准马科斯葬于英雄公墓,还宣布2017年9月21日为马科斯家乡北怡洛戈省的假日,这激起国内反组织的愤怒,也使得民间对杜特尔特政绩的评判出现分歧.2017年9月21日,菲律宾的一些激进学生、人权人士和多个民间团体借纪念前总统马科斯宣布戒严45周年之际,在马尼拉湾畔的黎刹公园举行了大型和平集会活动.他们穿着黑衣,打出“反运动”( Movement Against Tvrannv)的旗号,杜特尔特政府的“扫毒杀戮和作风”.与此同时,挺杜特尔特的民众则身穿红衣,在马尼拉米兰达广场集会,“支持扫毒”和“继续改革”,与反对阵营打擂台,声称要帮助杜特尔特总统完成他的6年任期,平息任何颠覆政府的图谋.在反运动爆发的前一天,前总统阿基诺三世、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罗哈斯、现任副总统仁尼,罗贝礼道以及前阿基诺政府内阁成员和自由党支持者出席了在菲律宾国立大学迪理曼（圣祭）教区举行的“公义弥撒”,纪念马科斯军管时期以及杜特尔特政府法外处决的受害者.
国际和国内人权组织强烈谴责杜特尔特禁毒战役中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试图搜集有关证据,寻求联合国组织调查菲律宾反毒杀戮案件.一个新成立的名为“菲律宾站起来”的反政府团体在全国发起签名,敦促杜特尔特总统公开其银行账户,以供进行调查.①反对派加快了对杜特尔特的攻击,批评政府没有兑现铲除犯罪、贪腐和毒品的承诺,也未能解释如何缓解大马尼拉严重塞车、和治安等菲律宾人民关切的问题.参议员特利连尼斯和亚礼哈诺还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交了控告杜特尔特总统的补充诉讼书,请求追究杜特尔特在禁毒行动中的反人类罪行,并打算在2018年再向国会提出弹劾总统的提案.[17]
在反对势力的影响下,杜特尔特的公众满意度和净信任度均有所下降.根据菲律宾“社会气象站( SWS)”2017年9月23日至27曰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披露,杜特尔特的净满意度评级从六月的“非常好”(+66)降至“好”(+44),下跌了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杜特尔特的净信任度也在降低,从6月的“卓越”(+75)降为“非常好”(+60).据菲律宾“社会气象站”主席Mahar Mangahas所言,与其他历届总统的蜜月期相比,杜特尔特的公众满意度和净信任度的下降速度最快,其原因主要是,扫毒运动误杀太多,人们害怕成为牺牲品：在黎刹公园举行的大型集会活动的影响：以及尽管杜特尔特强调他不会在全国实行戒严,但人们对马科斯统治的回归心存疑虑. 从经济层面来看,受经济增长内在惯性的驱动以及政府为推进“大建特建”投入资金的影响,菲律宾经济在2018年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达到预测的6.5%至7.5%.可是菲律宾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增长的质量如何,即能否真正惠及普通百姓,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首先,在全球颇具影响的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全球南部”( Global South)已在批评杜特尔特“大建特建”(BBB)计划的弊端.Marv Ann Manahan认为,BBB项目和经费的分布极其不均衡.类似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大部分项目集中在“帝国吕宋”,只占全国人口40%的大马尼拉、中吕宋和卡拉巴松地区获得了27个基建项目,总经费高达14,636.3亿比索,占据了82.9%的基建经费.而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仅获得18个基建项目,基建总经费只有2,276.44亿比索.与阿基诺三世政府推行的以PPP（公共—私人合作）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杜特尔特的BBB项目主要是以政府支出为前提,总计为I.I万亿比索,其中约90%为中国提供的开发援助以及税改后政府的财政收入.[19]
其次,杜特尔特的BBB项目旨在促进中产阶级的经济活动,而非造福菲律宾社会的贫困阶层.很多基础设施项目涉及到公路用地、城市贫民社区的重新安置、土地清理和树木砍伐,如果考虑到社会环境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要高得多.BBB项目的政府公共支出已经暴露出脆弱性和弊端,如合同异常、过程不透明以及虚假承诺等问题,这与杜特尔特承诺的确保民众普遍获得优质公共服务,并保护环境并不相符.
再次,菲律宾舆论界开始质疑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在重复前任政府那些从未实现的承诺.一些分析家追问道,通过引进外国投资开展基础设施的“大建特建”带来工作机会会使菲律宾陷入另一个债务陷阱,难道这是菲律宾真正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唯一路径吗？[20）
最后,外部经济环境也对菲律宾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其国际经济政策变动剧烈、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与菲律宾的货币政策不同步、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增大、比索国际汇率贬值以及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合作能否顺利推进,这些都会给菲律宾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面临严峻的挑战,前景不容乐观.
（《南洋问题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综上所述:此文为关于经济改革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杜特尔特和经济改革和菲律宾相关经济改革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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