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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海核心利益说”是南海局势逐渐升温之际出现的.该说反映了美中在南海不同的利益关注.美中战略界对该说的解读体现了所在国视角,不同程度揭示了该说的依据,其目的都是为各自国家利益服务.该说直接加快美国调整南海政策的速度,警醒中国寻求妥当的维权策略,加深了菲越对中国南海政策走向的忧虑,促使其寻求各种方式与华对抗,强化了东盟作为南海局势减压阀的作用,使美中南海博弈逐渐成为现实.该说之所以能对此后南海局势产生深远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容与推动南海局势不断升温的因素契合度高、其现实主义逻辑符合南海局势发展趋势.
关键词：核心利益；南海；美国；中国
中图分类号：D8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18)04000116
2010年的“南海核心利益说”是当年南海问题的焦点话题,深刻影响了此后南海局势的走向.因此,自该说出现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对其非常关注,涌现出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这些成果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中国有没有向美国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观点？（2）中国能不能捍卫其在南海的核心利益？（3）中国在南海有哪些核心利益？依据何在？（4）“南海核心利益说”能否有助于中国维护其在南海的利益？（5）“南海核心利益说”对南海局势发展有哪些影响？①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对“南海核心利益说”的认识,从多个角度深化了对该说的理解,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南海核心利益说”的提出过程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的阐述.第二,对“南海核心利益说”的依据虽然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却缺乏不同视角下的比较.第三,关于“南海核心利益说”与南海局势二者关系的研究宏观著述较多,置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微观著述较为缺乏.第四,对“南海核心利益说”思考的研究比较缺乏,造成现有成果视角过于单一.本文旨在上述4个方面有所突破,既推进研究的深入,也为中国接下来的南海维权思考提供一些依据.
一、“南海核心利益说”的提出
2010年4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军队寻求拓展海军实力》一文.该文正式向外界描述中国第一次向美国提出南海核心利益的全过程.“一位卷入到中国政策的美国官员披露：今年3月到访中国的美国高官贝德（Jeffrey Bader）和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被告知：南海是中国主权核心利益部分,中国不再容忍任何干涉.”他还指出,“这是中国第一次将南海提升到与台湾、西藏并列的高度,即这3个问题都是中国核心利益所在.”该文是在论述中国推进近海防御战略向远海防御战略转变的主题中提及“南海核心利益”的,并不认为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会挑战美国的海权,但建议美国尽早采取防御举措.根据全文论述基调,作者并不属于对华强硬或温和派之列,而是秉持一种现实主义的对华倾向.[1]作者的这种对华态度在当时美国属于主流,因此该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引起各方注意.
2010年7月3日,《国家杂志》发表《中国的海洋红线》一文.该文披露：当年6月初,半年一次的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上,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学者对“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部分”颇为吃惊.他们认为,中国一直声称的核心利益是有关中国主权核心的台湾与西藏,此前并没有将南海纳入.[2]同一天,日本共同社发表有关“南海核心利益”的文章.[3]这些文章直接刺激了菲律宾、越南等国敏感的神经,他们随即明确表示,他们所占据的部分南海岛礁也是本国核心利益所在.由此,“南海核心利益说”开始广为传播.
正当相关媒体热议“南海核心利益说”的时候,2010年10月1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声调减弱的亚太海洋争端》一文.该文声称,中国已经从年初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部分的强硬立场后退,正在寻找更合适的方式维护其南海利益.“中国领导层可能正在思考如何处理南海问题.”[4]于是,中国领导层是否提出过“南海核心利益说”成为媒体的下一个热点.2010年11月希拉里国务卿在一次记者访谈中明确表示,2010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的确在私下里确凿无误地向其提出“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部分”.她说,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反对.[5]就在国际社会几乎普遍接受希拉里说辞的时候,2010年12月6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该文明确界定中国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涉及核心利益的表述部分,只有台湾问题被明确界定为核心利益.与南海问题有关的表述在文中“中国发展起来后会不会在世界上争霸？”部分有所提及,主要内容是：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中国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国际社会应该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正当的和合理的利益与关切.[6]该文当然不会只是针对“南海核心利益说”,但就相关表述来看,中国政府（包括个别决策层领导）没有明确将南海视为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中高层就媒体议论直接隔空交火并不是一件寻常事,本来就居高不退的“南海核心利益说”因而不断升温.首先,“中国有没有向美国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成为关注的焦点.该问题又分为两小个问题,即2010年3月中国官员有没有明确向贝德和斯坦伯格提出该观点,以及希拉里关于“南海核心利益说”的说辞是否准确.史文（Michael D. Swaine）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确没有正式向美国提出该说,但非正式向美国同行强调南海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极有可能.[7]朱锋赞同他的观点,认为中国高官有可能在与美国官员的闭门会议上表示“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但中国未曾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8]两人的研究都认为,美国将闭门会议的信息透露给媒体有对中国南海战略发难的意图.
中国毕竟有很多机会公开回应“南海核心利益说”,比如2010年10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河内与美国防长盖茨会谈,以及2011年1月主席访美,但中国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实际上,对于中国不曾提出的“南海核心利益说”,
不少不同渠道的信息均指出：2009年7月29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午餐会上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向美国郑重阐述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做了原则回应.2010年5月24日至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国务委员戴秉国向国务卿希拉里再次说明了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并未提及南海是否该包括在核心利益之内；这次对话会的确有中国官员私下提及“南海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但该位中国官员只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一个相对低阶的官员,而且仅仅是个人意见.参见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57、160-162页；陈雅莉：《美国“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75页.中国选择沉默符合中国传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史文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回应是有如下考虑：其一,中国如果否认该说,会造成中国政府在领土主权立场上软弱的印象,难以应对国内压力；其二,中国如果承认该说,则会激化南海局势,造成国际上更激烈的反弹.[9]中国的这些顾虑正好是“中国有没有向美国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注脚,是美国可以大加利用的机会.
其次,“中国能不能捍卫在南海的核心利益？”成为另一个关注的热点.在认定中国向美国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观点成立的背景下,
认定“中国向美国提出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观点的理由如下：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著名的有关中国事务报道的记者,其职业素养难以让人质疑,此后出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至今；希拉里是当时美国国务卿,难以想象在中美如此关键性事务上犯错.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和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的共同研究表明：从战略和军事角度来看,中国无法捍卫其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主权；中国即使一时抓住美国深陷中东战场和金融危机的机会,也难以解决自身海军实力不足的难题,中国南海核心利益的界定犯了战略大忌——利益的界定不能超过自身实力所及.[10]韩旭东没有直接就该问题发表看法,但他的研究指出：中国还不具备维护所有国家核心利益的能力,因此中国不宜公开核心利益的具体内容；但中国可以在国力逐步提高,尤其是军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分批制公开国家核心利益.[11]事实上,这些研究表明：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承担捍卫南海核心利益的重任.
如果“中国没有向美国明确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观点成立,则“中国能不能捍卫在南海的核心利益？”无需回答（尽管研究结论是明确可信的）,也就不会存在“南海核心利益说”所引起的南海紧张气氛.但实际情况却是,尽管“中国没有向美国明确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观点成立,“南海核心利益说”还是不胫而走,深刻影响南海局势走向.必须明确的是：“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是美国媒体、战略界以及政界,其根本目的显然是为美国的南海利益服务.
二、“南海核心利益说”的依据
朱锋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南海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认为,“南海问题”主要指中国的南海诸岛主权及其附属海域权益归属问题,当时主要表现为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海域权益归属问题.[12]就领土主权问题而言,南海问题是涉及到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问题；
该观点在当时中国学者中也有分歧.不少学者从核心利益界定以及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就相关问题使用核心利益历史的角度探讨该观点,基本认为“南海诸岛领土主权问题是很重要的利益,但还没有重要到台湾、新疆和西藏问题的程度,其紧迫性也没有达到前述问题的程度,并非完全不可妥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可以支持该论点）”.本部分根据论述需要,暂不展开.关于该观点分歧参见达巍：《中国为什么要宣示核心利益？》,《环球时报》2010年7月27日,第14版；王生、罗肖：《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周边外交之变：从维稳到维权》,《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１期,第15页；罗肖：《南海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争论、回归及超越》,《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122-155页；等等.但附属海域权益归属则不在核心利益范畴之中.就“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南海政策而言,涉及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问题只有在明确“主权属我”的前提下才可以提及“共同开发”甚至“和平解决”.这表明,南海问题不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况且全球最繁忙的通道——南海不仅包括中国的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还包括7个国家的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国际公海在内的大片海域,中国将整个南海列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这些中国学者认为“南海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表述更为精当,而“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无异于将中国推向地区霸权,不符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属性.
但美国战略界大多数学者,显然不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南海核心利益说”.他们认为,“南海核心利益说”首先是个极富现实性的理论问题,外交政策表述层面的讨论属于艺术性范畴,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
首先,“南海核心利益说”就中国当时对南海的需要程度而言是站得住脚的.南海对于已经步入崛起快车道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其一,它是中国国际贸易、石油进口最为重要的通道.中国进出口商品的绝大部分和90%以上的进口石油必须通过南海通道.其二,南海紧贴中国经济重心的东南沿海,其安全事关中国稳定、繁荣与发展,已经成为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崛起的关键性地区之一.其三,南海拥有包括油气资源在内的各类丰富资源,能直接助力于中国发展,已经被明确界定为中国油气资源重要开发地区.其四,实现南海诸岛领土主权诉求不仅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民族追求,还与部署在海南岛的核潜艇基地安全、扩充战略安全边疆密切相关.
一些中文著述对此也有提及,但O’Rourke更为集中,参见Ronald O’Rourke, Maritime Territorial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Disputes Involving China: Issues for Congress, December 10, 2012, pp. 14-15,
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20121210_R42784_77495517479a31b11daf1a2a4024adaa73e8f3.pdf.
其次,“南海核心利益说”符合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逻辑,与中国海洋防御战略转变方向一致.
卡普兰对该观点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参见Robert D. Kapla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SEP/OCT 2011.根据摩根索“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已经获得巨大实力发展的中国不可能不发展自己的硬实力、扩大其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等重大崛起事态的出现,南海已经发展为决定中国安全、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已经成长为海洋大国的中国理所当然地要顺应自身发展推进国家海洋战略,南海由于其特殊的关键性地位自然成为该战略的核心关注,侧重“主权属我”的南海政策微调因而出现,2009年5月7日中国首次在联合国提交南海“九段线”方案并严正批驳越南划界案对中国南海诸岛主权的侵犯行为.
具体可参见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commission_submissions.htm.
同时中国正在改变它的近海防御战略,大力实施其远海防御战略.中国军方声称,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御战略的转变符合中国当前发展；中国的经济利益发展到世界哪个地区,中国的军队就有必要到那个地区维护中国的利益,中国军队必须发展与经济实力需要相一致的力量.为此,中国海军需要发展远洋作战能力,对从波斯湾经印度洋,穿马六甲海峡,过南海直至东海这条对中国至关重要的通道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就当时海军发展趋势而言,确保南海通道安全是首要目标,中国海军在海南岛新建的军事基地已经具备威慑他国破坏南海通道安全的能力,但离足够的安全保护还有一定距离.
第三,“南海核心利益说”与2009年来不断趋紧的南海局势联系紧密.2009年来中国的南海立场不断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美国频繁的近海抵近侦察直接造成“无暇号事件”,中美之间关于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权利之争使得中国相关国内法面临挑战；同时还严重威胁九段线的相应权利.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九段线的实质就是视南海为中国的内湖,而美国所主张的航行自由根本不认同该观点.
另一方面菲律宾、越南等已经修改各自关于南海权益的声索依据,使之更符合海洋法,并先后向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提交划界案,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及其附属海域权益面临极其严重的挑战.为此中国以提交九段线方案作为回应.中国的九段线方案,在菲律宾等看来,是与海洋法精神相悖的.他们主张岛屿的认定要以海洋法第121条为标准；应该根据群岛国和沿海国来确定大陆基线,然后在大陆架基础上确定领海、专属经济区.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所指称的历史性权利与海洋法相关规定不符,南海问题的实质是岛屿属性的确定.根据海洋法规定,凡签署国均应根据法律义务放弃以往权利,遵照该法处理相关事务（海洋法的签字国必须无任何保留条款,即放弃与该法相违背的一切主张）.据此,菲律宾等国认为,作为签字国的中国违反法律义务（保留条款不适用于中国的南海主权）,依然坚持“九段线”及相关历史性权利是不适当的.[13]
虽然菲律宾等的提案不一定能得到大陆架划界委员会的认可,[14]但其广泛宣传和对中国九段线的批评的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不少支持.由于越南和菲律宾“原告式的表述”,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立场已经很难获得国际同情.[15]
第四,“南海核心利益说”可能是中国政府决策层对于“共同开发”政策反思的结果.
该观点在中国学者中比较普遍,被有政策影响力的多数美国战略界学者所接受,如Peter Dutton, “Three Disputes and Three Objectiv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N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4 (Autumn 2011), pp. 42-67; Richard P. Croni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February 4, 2010; Bonnie S. Glaser, Hearing on Beijing as an Emerging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2, 2012.自上世纪90年代推行“共同开发”的南海新政策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极为克制.从实现地区发展大局角度考虑,中国默许了《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16]与东盟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在事实上放弃以武力手段解决该问题.尽管中国在该问题上表现出善意和容忍,越南等国并未投桃报李,而是在侵夺南沙权益的路上越走越远.结果,没有任何相关方与中国就共同开发问题展开极富诚意的合作,倒是菲律宾等几国排除中国搞共同开发,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形成对华的一致立场.
2005年3月14日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石油公司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2008年执行期满后菲律宾单方面毁约,共同开发实际并未进入操作层面.虽然越南等国已经从中国发展中获得巨大利益,这些国家并不愿意将其所控制的南海海域融入到中国倡导的环南海经济开发之中.根据近20年“共同开发”方案的政策实践来看,不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做出多大妥协,对越南等国而言始终是不够的；越南等国的南海政策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尽量多占独占南海的资源,而非与中国共享.而且,越南等国还根据“共同开发”方案的内在逻辑反驳中国：既然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所有,中国应该毫无争议地拥有独享南海诸岛资源的权利,正如同海南岛或西藏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可以在这些区域独享主权权利一样,而不管所谓的主权争议.中国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愿意搁置争议,不是因为中国的善意,而是中国关于南海的“九段线”原则立场在国际上缺乏合法性.中国之所以愿意与其他相关方搞共同开发,根本目的是想侵夺他国主权利益,而非发诸善心.越南等国珍惜自身领土主权,绝不愿意以主权妥协为代价搞共同开发.
该观点来自黄俊英（Ho&agre;ng Anh Tu?傼Zn）《中国在东海上所犯的战略失误》,
参见越南网站http://southchinaseastudies.org/cn/nghien-cuu-cua-vn-ve-bien-dong/1191-2013-01-07-07-40-31.近20年“共同开发”政策实践不可谓不长,一味容忍克制的态度反而助长了越南等国的侵夺气焰,南海局势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是朝向越来越不利于中国主张的方向发展.
在上述反思下,中国借鉴自身处理台湾问题的经验,希望通过“南海核心利益说”方式逆转南海局势以维护中国利益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回想当初面对台湾问题的不利趋势,中国基本不考虑自身所处国内国际环境,坚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中国”前提,最终彻底扭转国际社会对于“两个中国”常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代表之前,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均视为中国）的认知,实现了有利于中华民族两岸关系的根本好转.由此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比照台湾问题方式推出“南海核心利益说”.
第五,“南海核心利益说”是中国对当时世界实力格局变化认识的产物.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大国实力格局发展出现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中国意识到：中国实力发展及其国际影响的确大幅接近美国,正处在GDP超过日本并将大幅超过日本等国的关键阶段,中国发展正取得重大进展.这种现实及趋势符合学术界一直讨论的全球权力重心正处在由大西洋向亚太转移的观点.鉴于当时美国受金融危机打击较重且深陷伊拉克、阿富汗事务,美国和中国间的美国相对衰落、中国相对增强观念对中国影响较大,中国开始在一系列问题上力图通过下先手棋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利益和机会.[17]
2009年11月美同声明接受中国关于“尊重各自核心利益”的表述被认为是中国在推进自身利益上取得的重大成绩.[18]随后,中国在哥本哈根本气候峰会、奥巴马批准售台武器和会见等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中国甚至声称要制裁与售台武器联系紧密的波音公司.
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对这段时间中国外交的分析在美国很有影响力,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1, pp. 54-67.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私下交流方式提请美国尊重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并非不正常.
总之,“南海核心利益说”能够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与美国战略界对该说的解读具有直接关系.客观而言,美国战略界关于该说的上述研究比较符合现实主义等相关国际关系理论,与一些明确支持该说的中国学者的依据有相当高的符合度.即使是主张“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中国学者,其论述依据与前者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解释或影响美国和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决策,最早在2010年底还不得而知.事实上,美中两国就该问题在2010年整年的互动中,没有学者们研究所昭示的那样严峻；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南海问题才成为中美关系间的重要议题.
2011年5月9日至10日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正式确立,该机制的确立旨在推动双方在亚太地区各项事务上形成良性互动局面,更好地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努力.6月25日首轮磋商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南海议题成为首要议题,参见Bonnie Glaser, “US-China Relations: Friction and Cooperation Co-exist Uneasily”,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September 2011.
三、“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影响
与国家利益方向一致且与客观事实及其发展趋势较一致的研究最终会直接影响国家外交政策.就具体影响而言,“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部分”的爆料实际上无法摆脱为美国介入南海问题造势的嫌疑,毕竟《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与2010年7月希拉里国务卿在河内关于“美国在南海有重要利益”的讲话在时间上有先后、在逻辑上有因果联系.而希拉里关于该事件的说辞,不过是强调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适逢其时.实际上,根据2009年至2010年3月初美国会召开的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听证会就可以基本明确：在南海局势发展和美国内各政治力量逐渐方向一致的共同作用下,美国进一步介入南海的政策基本确定,
这段时间,美国会召开的相关听证会为2009年6月11日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召开“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的影响”听证会、2009年7月15日外交关系委员会召开“东亚海上领土争端”听证会和2010年2月4日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召开“中国在东南亚的活动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听证会.这些听证会越来越一致的声音就是：美国要尽快介入与中国有关的亚太海洋争端之中,尤其要注意南海争端.如Hearing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February 4, 2010,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transcripts/2.4.10HearingTranscript.pdf.《纽约时报》那篇文章所起到的作用至多是缩短了该政策面世的时间.即使根据这个角度理解,“南海核心利益说”还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显示出了其影响力.
“南海核心利益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可分为近期（该说提出的3年内）和近中期（该说提出的7年内）两个时间阶段.
“南海核心利益说”主要是美国学界热炒的一个话题.该话题所揭示的“南海对于中国利益的重要性”是一个已经证实并不断强化的客观事实.与中国学界主流在该话题上的不同在于,美国学界主流认定“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一个话题能否对相关国际局势产生影响,其表述方式往往能产生一定作用.当然,能够长期影响国际局势的不可能是话题的表述方式,而是其内容与相关国际局势的契合程度.本文对于“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内容和相关国际局势契合程度不预设态度,注重从研究中得出客观结论.既然话题本身不具备对国际局势的长期影响,本文因此选择近期和近中期两个时间维度对其进行研究.不同时间阶段,“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影响不一样.但一般而言,近期影响往往会为近中期影响奠定基本的格局.具体到“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国际影响,则有必要对不同时间阶段影响之间的关系开展深入探讨,并在上述基础上与美国战略界关于“南海核心利益说”的依据相验证.
首先,“南海核心利益说”加快了美国南海政策转型速度,其针对中国的色彩越来越强烈.
自2009年至2017年美国南海政策一直处于调整过程中,其最终指向是限制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利,具体文章可参见陈雅莉：《美国“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64-82页；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23-44页；王伟光、陈遥：《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上领土争端的影响》,《当代亚太》2016年第1期,第75-99页；赵明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制衡的政策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29-35、41页；刘飞涛：《美国升级南海对华竞争及其未来政策走向》,《和平与发展》2016年第5期,第24-39页；等等.2008年5月15日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行政总裁坎贝尔（Kurt Campell）向国会递交《中国的挑战和亚洲崛起：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再评估》的国会证词,被认为对此后美国全球政策转变有重大作用.该证词从美中战略关系角度看待南海问题并预言南海局势紧张可能造成中美碰撞.[19]2009年整年美中之间关于南海问题的交集主要集中于“无暇号事件”.虽然双方在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问题上各执一词,但两国政府均同意在双方军事海事磋商协议机制框架下控制该问题,稳定地区局势.7月15日副助理国务卿马夏尔（Scot Marciel）、副助理国防部长谢尔（Robert Scher）在国会听证会上均对南海形势表示乐观,认为不断发展的中国海军实力不太会对南海局势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对于美国现行南海政策比较满意.[20]
“南海核心利益说”提出后,美国南海政策调整速度加快,针对中国的一面越来越突出.2010年2月4日副助理国务卿施大伟（Did B. Shear）、副助理国防部长谢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南海局势发言谨慎.施大伟系统地提出了美国在南海的重要利益,谢尔则突出了美国要用实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21]2个月后,“南海核心利益说”被抛出.6月以来美太平洋部队司令罗伯特·威拉德上将（Robert Willard）多次声称美国在南海的诸项重要利益.7月23日希拉里国务卿在ARF发表“美国在南海有重要利益”的讲话,由此美国南海政策的新近转型基本告一段落.
与1995年以来的美国南海政策相比,
1995年5月10日,美国公布南海问题四原则：美国强烈反对武力解决,呼吁外交方式解决；在南海,美国有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持久利益；美国在南海的基本利益为维护符合国际法和《公约》的航行自由及一切海上活动的权利；美国不偏向任何争端方.参见《南海问题中的第三者》,《海洋世界》2008年第1期,第37页；Ang Cheng Gua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visited”, IDSS Working Paper Series, 1999.新政策特别注意针对中国南海立场.其一,南海航行自由针对中国关于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国内法；其二,“提出权益的各方应根据海洋法寻求各自对领土及附带权利和海域权利的索求”和“根据国际法惯例,对南中国海海域提出的合理索求应当完全派生于按地貌特征提出的合理索求”,针对九段线及其相关依据；其三,“美国鼓励各方最终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准备启动举措推动建立信任措施”直接针对中国关于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即不认同中国的双边方式及反对第三方介入,明确要干预南海问题.[22]
美国南海新政策明确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立场,随后美国加大了对菲律宾、越南等国支持的力度.2012年黄岩岛事件前后,美国与菲律宾举行首次2+2磋商加强同盟关系,[23]还派军舰到访,与菲律宾开展联合军事演习.[24]2013年4月美国明确宣布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支持.[25]美越关系迅速获得突破性进展.[26]2011年9月美国和越南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双方共同“保证海上安全”、为维护地区安全交换信息等实质性军事合作内容.
美国在中越关于南海问题矛盾激化之时与越南达成该备忘录,显然是对越南立场的支持.不少美国战略家认为,正是在美越安全关系走近的情况下,中国和越南才于2011年10月初达成了更具包容性的关于南海问题的协议.参见Robert Sutter, Chin-Hao Huang, “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Managing Ris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September 2011；U.S. Defense Spending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1/1017_east_asia_defense.aspx.此后美越关系加速发展.2013年7月25日美国将与越南的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系层次.[27]美国还全面提升与东盟的关系,强化对东盟与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上一致立场的支持力度.
其次,“南海核心利益说”加深了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中国南海政策的不安,使其有更大的动力、更急迫的压力寻求各种方式对抗中国.2009年是南海问题再次升温的转折之年.为了使自身非法获取的南海权益合法化,菲越等国纷纷按照海洋法精神调整原有要求,在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递交相关划界方案.中国的反对应该在菲律宾等国意料之中,但中国在国际舞台首次展示九段线还是让他们颇感意外：毕竟,九段线及其依据在当时没有海洋法权威.中国的真实态度究竟是坚持九段线还是如以往那样的政策宣示在当时并不明确.而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国和菲律宾等国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2010年要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因此已经升温的南海局势多少被忽略了.但菲越等国对中国南海政策的忧虑已经加深,越南的表现尤其突出.2009年12月越南与俄罗斯达成总额达26亿美元的军购协议,其购买的基洛级潜艇和苏-30MK2战机针对中国色彩强烈.[28]
“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广为传播让菲越等国基本放弃了中国南海政策会软化的幻想,他们随即加快各种准备以应对中国.一方面,菲越积极强化自身军事能力建设,大力购买先进武器.2012年12月菲律宾宣布,在已经为菲军现代化投入280亿比索的基础上,未来5年还将投入750亿比索.菲律宾主要购买美国、韩国的舰船,也获得日本无偿提供的巡逻艇以及教练机.[29]2011年至2015年,越南5年间的武器进口数量占全球武器交易总量的3%.越南不仅大量进口俄罗斯武器,2011年还购买荷兰4艘“西格玛”型护卫舰,发展与印度、以色列的军事关系,积极寻求美国对其取消武器禁售.[30]另一方面菲越加大争取美国支持的力度以对冲中国压力.经过菲律宾长期坚持,2011年6月23日美国对菲律宾最大化引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护后者在南沙的非法利益做法表达了明确的支持.2012年4月在美菲首次2+2会谈中,菲律宾要求美国加强对菲军事援助.2014年两国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越美军事关系迅速得到提升.2010年8月美国航母首度开赴金兰湾,2011年7月越美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13年7月25日越美关系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层次,2014年美国部分解除对越武器禁售.此外,菲越继续向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提交照会、加强联合,菲越还寻求东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力量的支持.
第三,“南海核心利益说”警醒中国寻求得当的南海维权策略.
李忠林对这段时期中国南海维权策略的分析很有见地,参见李忠林：《中国对南海战略态势的塑造及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23-30页.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都不可能得出中国政府公开将南海视为核心利益的结论.但是,经过世界主流媒体的以讹传讹,包括菲越在内的国家已经事实上认同了美国媒体抛出的谬论,而美国则迅速调整南海政策,将其视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重要切入点,在中国和菲越等国的关系以及东盟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2010年7月希拉里关于南海的讲话使中国意识到：中国面临的南海维权局势更加复杂；中国不仅要将领土主权问题与其他问题区分开且区别处理,中国还将面临美国以及美国支持的东盟特别的压力.
虽然2010年9月温家宝总理和奥巴马总统就南海问题达成共识,暂时遏制住了7月希拉里讲话造成的南海局势恶化的趋势,[31]南海的重要性还是中国不能放松的.2010年10月,《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重视海洋,“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该文件细目提出,“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已经成为中国推进海洋战略的当务之急.[32]随后,极具战略意义的中国航母下水,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981”出坞海试,载人深潜技术稳居世界前列.正在推行的中国海洋战略显然已经将南海视为极为关键的重要海域.2012年中国果断以黄岩岛模式恢复对黄岩岛的控制权.
黄岩岛模式具体分析参见曾勇：《从“黄岩岛模式”看中国南海政策转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5期,第127-144页.在“主权属我”南海政策微调基调逐步形成的过程中,
中国南海政策微调过程的分析参见张洁：《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向》,《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25-31页.中国同时加大了发展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力度,2013年10月正式提出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面对菲越的继续挑衅,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对于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中国表示：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2013年3月中国重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强化国家海洋执法力量,9月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开工.
南沙岛礁建设详细可参见周桂银：《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的战略战术博弈》,《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4期,第48-63页.在维护南海利益上,中国的举措越来越具有针对性,精确界定目标、精准发力,效果明显.
第四,“南海核心利益说”造成的动荡局势进一步巩固东盟作为南海问题减压阀的作用.1992年《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表明：东盟正式介入南海问题.2002年东盟和中国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仅基本稳定了可能趋于恶化的南海局势,还稳定南海直到2009年.作为东南亚10国的地区性组织,东盟不仅致力于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及安全合作,还力图推动以自身机制为核心的东亚合作.从推动地区发展大局角度考虑,东盟希望与中国就南海稳定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具体就是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南海核心利益说”造成的地区局势动荡使得东盟有机会引入美国稳定局势.2010年7月希拉里在ARF的讲话得到东盟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东盟引入美国对冲中国压力的策略就当年的南海局势而言似乎颇为成功.
但是,菲越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在2011年依然持续升温.自身愿意承担地区稳定责任,同时又得到美国极力支持、中国认可的东盟因而在当年7月同中国通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针案文》.东盟竭力维持南海局势稳定的努力虽然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但其提供的平台却是观点交锋交流的最佳场所,从而事实上促进了对各自立场的理解,将争端限定并控制在一定的烈度和范围内.2011年的APEC峰会和东亚峰会,中国的南海立场非常尴尬.但2012年东盟的系列会议就注意到该问题的敏感度,中国的立场得到相当程度的尊重.这固然和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南海维权政策密切相关,也和东盟成员国关于南海利益诉求差异极大、东盟所推崇处理问题的舒适度原则联系紧密.
关于东盟南海政策作用的著述不少,如葛红亮：《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评析》,《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第66-80页；周士新：《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评析》,《当代亚太》2016年第1期,第100-123页；Patrick Cron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y 13, 2015；等等.在南海局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能够为各方所接受且能一定程度上控制升温幅度的只有东盟.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局势稳定,既不完全受制于菲越的极端立场,也不太可能被柬埔寨这样的完全不介入立场所左右.因此,降温南海局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挥好东盟的减压阀作用.这样的结果就是：东盟稳定南海局势的作用更加突出.2012年以来东盟及其成员国不断抛出各类“南海行为准则”草案,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压.2013年9月,经过两年多的坚持,东盟与中国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再次启动,
东盟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可参见张明亮：《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第58-80页.南海局势维持大体可控的目标因此基本有了保证.
最后,“南海核心利益说”所预示的美中南海博弈逐渐成为现实.黄安伟（Edward Wong）的那篇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正在积极推行远海防御战略并取得不小进展,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美中会在南海有激烈的博弈”.他的这篇文章并非最初版的“南海核心利益说”；实际上,该文与2009年7月15日卜大年（Dan Blumenthal）给国会提交的证词、2010年2月4日布朗森·珀西瓦尔（Bronson Percival）给国会提交的证词不论在结论上还是论证逻辑上都有密切的联系.两篇证词都认为：南海对于中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维权举措正在不断扩大并强化对南海的控制,而菲越等国无法抗衡来自中国的压力；尽管中国暂时没有控制整个南海的打算,但中国具备随时挑起该问题的能力,只要中国挑动民族主义就能做到.从该角度出发,两篇证词都提出了一系列应对举措.这两篇著述均指出,南海有可能引起美中矛盾,但均相对乐观：囿于实力原因,中国相当长时期不会挑战美国南海霸权.[33]该分析固然有极深的见地,但却忽略了两方面因素：其一,中国是否一定认为“中国的海军实力不如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其二,美国军方是否一定认为“中国海军在南海的维权举措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瓦伦西亚（Mark J. Valencia）[34]和坎贝尔（Kurt Campell）[35]对于南海局势的分析立足于长远趋势,他们认为：美中南海对抗难以避免,但没有给出一个相对具体的时间.现在看来,“南海核心利益说”首先造成“美国在南海有重要利益”,继而又造成“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2012年以来,中国部长级高官明确提及“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人数明显增多.10月25日国家海洋局书记、局长刘赐贵指出,南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切实维护我国在南海的权益事关我国的核心利益；《刘赐贵应邀出席海南省海洋工作会议》,《中国海洋报》2012年10月26日,第A1版.这种明确的政策宣示实际上表明：美中南海博弈无法避免,且已经处于进行时.
美中并不希望南海博弈态势激化.对于美国而言,这是因为美国暂时难以投放强大硬实力、外交资源到南海.等美国逐步解决或缓解中东问题、国内经济问题之后,美国就迅速强化对华南海政策.2014年12月美国发布《海洋界限：中国的南海主张》的报告,正式否定九段线及其权利依据,明确要求中国以海洋法为基本依据和平解决争端.[36]针对2013年9月中国就已经开始的南海岛礁建设,美国在其“冻结”建议被拒后,迅速提出要以南海航行自由挑战中国过分的权利声索.[37]继2015年10月27日拉森号事件以来,截至2018年11月30日美国在南海开展的航行自由行动不少于14起（还不包括飞越自由）,其性质也越来越恶劣（就中国立场而言）.当下,南海问题实际上主要体现为美中南海博弈.曾经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南海仲裁案、中国与越南的南海争议（南海“981”钻井平台事件）
对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的研究参见朱锋：《南海主权争端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为例》,《东北亚论坛》第2015年第2期,第3-17页；曾勇：《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折射的越南南海政策》,《当代亚太》2016年第1期,第124-153页.以及中国和东盟间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已经让位于中国维护自身南海合法合理权益和美国维护其南海霸权的“美中南海博弈”.
四、对“南海核心利益说”的思考
“南海核心利益说”距其提出已经整整8年.追根溯源,引发该说的是《中国军队寻求拓展海军实力》这篇文章.此后,关于该说的研究及其影响大体都在该文的框架之内.就这篇文章而言,“南海核心利益说”不过是一个具体的论据；但就此后该说的影响而言,该文不过是为该说提供的一个国际趋势分析框架.因此,对该说的思考宜以这篇文章的框架为基础,以前后事实发展为依据,同时就该话题的“政治性”以及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进行探讨.
首先,“南海核心利益说”和中国南海政策的关系.自推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以来,中国一直将南海政策置于国家发展的大战略背景下.南海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其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的关键性地位,一直被外界视为观察中国大战略的风向标.20年来,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直持低姿态.中国希望通过增进与菲越等国的经贸关系为以后缓解乃至根本性解决南海问题打好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最为重要的核心利益是国家的不断发展；南海问题对于这种全局性的核心利益显然是相对边缘的.但是,南海问题所包含的相关因素却不是可以完全隔绝于国家发展这个核心目标的.事实上,国家实力不断发展,对于南海通道以及南海资源的依赖性就会不断增强——直至成为决定中国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2009年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贸易额、能源消费也稳居世界前三.根据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在上述指标上超越日本已经越来越具有现实可能性.就南海而言,这意味着其重要性比20多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比近代以来任何时期更接近于崛起,而南海通道的安全与否成为能直接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崛起的极少数关键性因素之一.南海通道直到当时都还是极其安全的,这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确立并护持的海洋秩序的产物.中国可以选择继续依赖美国提供的海洋秩序,但大国政治的历史以及美国内部对华强硬派的强大影响不能不让中国有所准备.
2009年来有关南海问题的美国会听证会上,主张对华强硬的国会议员、智库专家为数不少,而且在美国媒体都是颇有影响力的,如：国会议员韦伯和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企业研究所资深专家、小布什政府中国问题顾问卜大年（Dan Blumenthal）,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资深专家克罗宁（Richard P. Cronin）等.更何况,将制约中国崛起的又一重要因素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而当时菲越等国挑起的具有深厚国际背景的南海海域划界一事,则难免让中国对通道安全忧心忡忡.
事后的发展表明,中国对于通道和海洋资源的重视大大超过以往,中国直接提出国家海洋战略；与此同时,中国对于领土主权的重视也有了新发展,“搁置争议”之前必须让相关方明确“主权在我”.
2012年7月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在《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参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人民日报》2012年7月8日,第2版.根据2012年一系列中国关于“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讲话的郑重公示,“南海核心利益说”与中国南海政策关系的答案基本定论.
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其回忆录中说：（2009年）7月29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午餐会上……我说：“南海问题高度敏感,我们希望美方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与关切,坚持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我再次强调中美两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讲到了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2010年5月24日至25日……我还再次向希拉里重点说明了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根据整体行文逻辑来看,“南海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观点成立.参见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57-158、161-162页.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南海核心利益说”可以视之为南海政策微调的序曲.
其次,“南海核心利益说”和美国南海政策的关系.美国内始终有一批敌视中国的强大政治力量,他们一贯主张对华强硬,强调遏制中国.这股政治力量要么敌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么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其霸权的威胁.冷战结束以来,遏制派的影响逐渐处于接触派之下.但随着2008年来中国实力的急剧发展,遏制派的影响不断增加.在遏制派看来,最能体现中国战略野心的是其军事发展战略.一般而言,国防部、国会和对华强硬的保守派智库往往非常关注中国的军事战略动向.这些部门对中国军事战略信息的把握与理解基本上做到了分工协作、彼此配合、协同发力的地步.
如,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SIS）是美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是主张对华遏制的大本营之一.该中心资深专家葛来仪（Bonnie S. Glaser）、格林（Michael J. Green）、波林（Gregory B. Poling）以及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现在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工作）等一贯对华强硬.该中心设有费和中国研究项目（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和中国实力研究项目（China Power Project）,与华有关研究项目包括防务研究、东南亚研究和朝鲜半岛研究等.这些研究密切关注中国实力发展速度与特点,随时发布相关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国会听证会.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CNAS）、海军分析中心（CNA）和企业研究所（AEI）等也是主张对华遏制的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具有广泛影响.因此,一旦中国在决定军事战略转变的物质基础上有了重大进步,这些部门就会根据“中国必然威胁周边国家利益乃至美国霸权利益”的先验性假设提出对策建议.如果中国在威胁地区乃至美国利益上存在一些苗头,这些部门则会利用其掌握的强大资源（国会听证会与媒体）向美国社会释放对华极为不利的信息,从而左右美国具体乃至整体的对华政策.
2000年以来,中国海军在因应台湾危机的过程中获得了重大发展,中国的海军战略因而从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御转变.中国海军防御战略的转变首先着眼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利益.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性拓展客观上要求中国海军必须发展相应的能力,因此中国的远洋作战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中国远海防御战略中,南海所处的地理枢纽地位及其优越的海域环境使其自然成为中国远洋作战平台的汇聚场,南海当然就成为中国推行远海防御战略的核心关注区域.对于中国这种侧重于防御的海军战略,美国遏制派的解读是：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战略防御的区域将会同步扩大,而美国的海权地位则会逐渐减弱；如果中国海军不受阻碍地发展,美国将会被中国挤出西太平洋地区,从而沦落为一个二流强国.即便是接触派,对于中国海军的迅速发展也是充满警惕的.他们认为,即使中国海军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威胁美国利益,美国依然有必要提前准备.[39]
“南海核心利益说”由美国主流媒体引发,之后不久,美国就发布了旨在制约中国的“美国在南海有重要利益”的讲话.随后几年美国加速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直接威胁中国在南海的合法利益,美中南海博弈的危险性不断增强.从这个角度上看,“南海核心利益说”是美国南海政策转型的催化剂.
第三,“南海核心利益说”研究的“政治化”倾向.美国“南海核心利益说”研究的政治正确性聚焦于美国南海政策的反思上,对于中国南海政策的防御性往往避而不谈.
Brendan Taylor较为例外,参见“The South China Sea is Not a Flashpoi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7, Issue. 1 (2014), pp. 99-111.吉原恒淑和詹姆斯·霍姆斯合著《中国能否守住南海的核心利益？》可谓其突出代表.该文在系统研究中国战略和军事上的不足后,明确得出结论：当下的中国守不住南海的核心利益.但根据其逻辑,中国极有可能迅速弥补其不足,未来的中国不是没可能守住其核心利益.史文的系列研究尽管存在为中国辩解的成分,但他关于“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上越来越自信”的观点实际上暗示：中国对其南海利益的追求会随着其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强化；毕竟,中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态度与举措逾趋强硬.[40]这些研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为巩固美国的南海利益出谋划策,其建议往往是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而非弱化其存在以平衡美中军事关系.
中国“南海核心利益说”研究的政治正确性则集中于外交政策领域,对于涉及该说重要信息的真伪问题（即中国有没有向美国提出该说）往往回避.朱锋关于“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思考是其突出代表.他首先提出“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所在”与“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语义区别,对于中国官员是否正式提出“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一笔带过.韩旭东则根本不明确提及“南海核心利益说”.他主张根据实力发展情况明确核心利益,外交政策在他的研究中成为一个艺术化的领域.因此,他并没有对“南海核心利益说”明确表态.罗肖的研究则力图将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对核心利益精确界定；至于“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后续发展则语焉不详：既不对中国南海政策是否如此转变明确回答,也不对当初中国南海政策是否如此尝试进行回应.[41]整体而言,这些研究力图撇清中国政府与“南海核心利益说”的联系,着重于“怎样才能更好维护南海相关利益”问题的研究上.
美中两国在该问题研究上的政治正确性实质上反映了各自南海关切的重点,不同程度揭示了“南海核心利益说”的依据,同时掩饰了各自南海举措的不足.这种导向的研究客观上难以起到促进双方理解与合作的作用,其实际作用是控制博弈的强度,使其免于直接的武力冲突.
第四,“南海核心利益说”和国际关系理论.假定中国的确两次私下向美国郑重提出“南海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观点,则表明中国已经将美国视为可以交流的朋友.根据2009年来中美合作趋势,中国的这种做法合情合理,并不意外.按照建构主义理论,互为朋友的设定能够促进且加深双方良好关系.
关于建构主义理论相关内容,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事实上,美国需要中国和其一道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就对华政策而言,美国的确强调双方通力合作的一面,美中关系更多被视为合作性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为防止战略误判,向美国主动提及南海问题,不是划分势力范围的权力政治,而是力图协调双方在南海上的立场、加深双方战略互信关系的尝试.南海问题不仅有涉及美国海权的因素,还有与菲越等国的领土争端,不可能以美中公开谈论的办法处理,谨慎起见,当然私下交流最为妥当.事后发展表明：中国这种做法不成功.就该事件而言,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中关系不可能是朋友关系,双方在现实政治领域具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和戒心.
建构主义所主张的观念建构必须建立在基于身份的关系基础之上,美中之间假朋友的性质决定了建构主义性质的尝试注定会失败.[42]那么,自由制度主义能不能为缓解乃至解决南海问题提供借鉴？根据中国的尝试及其后续发展,美国显然不愿意由中国主导南海问题.而中国理所当然不同意在事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受制于他方主导的相关制度.这因而成为美国以南海问题为切入点、联合东盟大多数成员国制衡中国的渊源.
南海问题本质上是安全问题,有效应对此类问题的只有现实主义理论.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实力发展程度决定了其在南海的利益深度与广度.南海岛礁的主权问题固然对于中国很重要,但该问题同中国其他的边界领土主权争端一样,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影响较小.在中国能否顺利崛起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南海通道的安全与否具有全局性的决定性作用.错过数次历史机遇的中国这次有理由有能力采取自助的办法来面对挑战和机遇.“南海核心利益说”如果只是一种与现实符合度较低的说法,则不可能有如此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该说切中美中大国的神经,直接关系到菲越等国的重要利益,才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其后南海局势的发展也大体如该说所昭示的那样：整个东盟也无法应对中国的南海冲击,美国必须走上前台.
此外,“南海核心利益说”同菲越等国的南海政策、东盟的南海政策的关系也需要进行再思考.已有的研究过多集中于美中的南海政策,前述研究比较缺乏.这一方面与该说主要同美中联系紧密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菲越、东盟的南海政策更多受制于美中南海博弈的大背景,自身弱小的国力严格限制了其影响力.总而言之,“南海核心利益说”本质上是有关美中大国南海博弈缘由的一个话题.该说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却的确揭示了美中各自在南海的战略底线.事实上,由该说引发的众多事态实际上是不同程度证实该说.其间,关于该说的一些研究的确有过一些影响,但随着现实逻辑的展开,只有洞穿层层迷雾的杰出成果才能持久地散发光芒.因此,对该说的思考实际上是不仅要求研究要关注问题本身,而且要以现实主义及其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工具.
五、结论
“南海核心利益说”出台正值南海问题逐渐升温、美国内关于介入南海问题声势渐趋主流以及中国对南海局势关注日渐增强的时刻.该说所揭示的“南海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仅让美国学界迅速掀起防范中国南海维权的风潮,直接加速美南海政策调整；还让中国战略界意识到南海维权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助推中国南海维权深入发展.“南海核心利益说”在美中战略界的广泛影响所产生的各种研究成果,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发挥各自作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中美南海博弈的步骤,从总体上限制了中美南海博弈的强度.
当然,“南海核心利益说”之所以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其内容契合美中对南海的核心关注.美中在南海的不同利益诉求属于战略范畴,难以在现有海洋秩序下合作共处,需要相互妥协以求共存.[43]中国的化解之道是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基础上大力推动与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通过稳定的地区机制建设制约美国霸权护持的冲动.
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在已经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基础上,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在2019年内完成第一轮审读.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争取未来3年完成“准则”磋商.参见《李克强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第3版.美国的应对之策如果一味对华示强,
近期事态是：2018年11月26日,美国海军“钱斯洛斯维尔”号巡洋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参见Ryan Browne, US sails warship past contested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 ahead of G20 summit, https://edition.cnn.com/2018/11/29/politics/us-warship-south-china-sea/index.html.不以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竞争影响力,则难免被边缘化.
注释：
[1] Edward Wong, “Chinese Military Seeks to Extend Its Nal Power”,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2010.
[2] Bruce Stokes, “China’s New Red Line At Sea”, National Journal, July 3, 2010.
[3] 《南海“核心利益”显示中国海军雄心》,《环球时报》2010年7月8日,第6版.
[4] Adam Entous, “In Asia, Tone Lightens On Sea Dispute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3, 2010.
[5] Hillary Rodham Clinton, Secretary of State, Interview With Greg Sheridan of The Australian, Melbourne, Australia, November 8,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1/150671.htm.
[6]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3日,第6版.
[7][9]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ior Part One: On ‘Core Interest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February 22, 2011, pp. 8-11, pp. 9-10.
[8] 李颖：《中国“核心利益”不宜扩大化》,《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第1期,第24版.
[10] Toshi Yoshihara & James R. Holmes, “Can China Defend a ‘Core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1, pp. 45-59.
[11] 韩旭东：《慎用国家核心利益》,《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30期,第64页.
[12] 岳德明：《中国南海政策刍议》,《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第55页.
[13] Robert Beckman, “China, UNCLO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Third Biennial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August 27-28, 2011.
[14] 李金明：《南海风云：动态与趋势》,《世界知识》2010年第11期,第14-16页.
[15] Robert Sutter, Chin-Hao Huang, “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Managing Ris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September 2011.
[16] 张云：《国际政治中的“弱者”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1-65页.
[17] Michael D. Swaine,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May 11, 2010.
[18]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Need to Pursue Mutual Interests in U.S.-PRC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www.usip.org; “AIT Chairman Raymond Burghardt Press Roundtable Taipei,”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January 25, 2011, http://www.ait.org.tw/en/officialtext-ot1102.html; Susan V. Lawrence, Thomas Lum, U.S.-China Relations: Policy Issues, January 12, 2011, http://assets.opencrs.com/rpts/R41108_20110112.pdf; Bonnie Glaser, “U.S.-China Relations: Obama-Hu Summit: Success or Disappointment?”,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January 2010; Shih Hsiu-chuan, “Opinions differ on US-China statement,” Taipei Times, January 22, 201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1/01/22/2003494135.
[19][35] Kurt Campell, “China’s challenge and Asia’s Rise: The case for U.S. Strategic Re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y 15, 2008.
[20] Scot Marciel,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sia Hearing on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July 15, 2009; Robert Scher,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sia Hearing on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July 15, 2009.
[21] Did B. Shear,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February 4, 2010; Robert Scher,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February 4, 2010.
[22]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July 23, 2010,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
[23] Sheldon Slmon, “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ASEAN Stumble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May 2012.
[24] Catharin Dalpino, “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Conflict in the East: Opportunity in the West”,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September 2012.
[25] Bonnie Glaser, Brittany Billingsley, “US-China Relations: Leadership Transition Ends, Bilateral Interaction Picks Up”,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May 2013.
[26] 于向东、宋晓森：《试析越美全面伙伴关系》,《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5期,第38-51页.
[27] 《美越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长沙晚报》2013年7月27日,第A07版.
[28] Edward Wong, “Chinese Military Seeks to Extend Its Nal Power”,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2010；山水、杜文龙：《俄越军火交易背后的暗流》,《兵器知识》2010年第2A期,第20-23页.
[29] 慕小明：《菲律宾武装部队的现代化梦想》,《中国青年报》2018年6月7日,第11版.
[30] 《越南军购重点在增强海空力量》,《南方日报》2016年4月18日,第A13版.
[31] Bonnie Glaser, “US-China Relations: Tensions Rise and Fall, Once Again”,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October 2010.
[32]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33] Dan Blumenthal,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sia Hearing on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July 15, 2009; Bronson Percival,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China’s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February 4, 2010.
[34] Robert Sutter, Chin-Hao Huang, “China-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South China Sea, Economic Issue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pril 2009.
[36] “Limits in the seas-No.143 China’s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ffice of Ocean and Polar Affairs,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5, 2014.
[37] Benjamin K. Wagner, “Lessons from Lassen: Plotting a Proper Course for Freedom of Nigation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East Asia &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Issue 1 (2016).
[38] Hearing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sia Hearing on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July 15, 2009.
[39] Michael D. Swainevia,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Tuesday, May 11, 2010;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Assertive Behior Part One: On ‘Core Interest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February 22, 2011; Michael D. Swaine, M. Taylor Frel, “China’s Assertive Behior Part Two: The Maritime Peripher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September 21, 2011.
[40] 罗肖：《南海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争论、回归及超越》,《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122-155页.
[41]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30页.
[42] 朱锋、胡波：《中美海上互动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世界知识》2018年第16期,第12-13页.
[责任编辑：包广将]
Rethink the parlance of about “core interests in South China Sea”
ZENG Y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100）
Abstract: The parlance about core interests in South China Sea (SCS) was created by the media, the academia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political circles from USA, which appeared at the critical stage of the situation in SCS, and indicated different interests in SCS between China and USA. Expert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rlance from China and USA reflected perspectives of host nation, and revealed the basis of the parl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aimed to serve interests of each nation. The parlance intensified the adjustment of America’s policy about SCS, warned China of suitable strategy of rights protection in SCS, reinforced misgiving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and drove them to resist China through any means, and strengthened ASEAN’s role as a pressure reducing valve, which resulted in the game in SCS between China and USA. The reason that the parlance had great effect on the later situation in SCS was thatit matched well with factors which deteriorated the situation in SCS, and the reali logic of the parlance corresponded with the trend of the situation in SCS.
Key words: core interests, the South China Sea, US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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