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思潮和文脉中国现代文学3，本文是关于现代文学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脉和思潮类论文怎么撰写.
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持续发展,呈现了更加清晰的历史动向.中国社会继上世纪80年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取向与转型之后,90年代掀起“市场经济”改革潮,到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成,宣布迈进小康社会并确立在本世纪前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生活意识悄然弥漫,新媒体文化迅捷笼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东欧巨变”和“911事件”后加重了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使中国文化和文学面临着“世界文学”的新的格局,这样的时代现场被话语表述为“新世纪、新阶段”.短语“新世纪新阶段”,语出十六大的工作报告(2002年10月).但早在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即表明:“这次大会（指即将召开的十六大）是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会议.”2002年5月31日,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十六大以后,在多次讲话中遂多次使用强调这一短语.
“新世纪、新阶段”固然是“历史新时期”里的一个“新阶段”,但是也是以世纪意识的彰显而对“新时期”概念的某种超越:所谓“新时期”的目标乃是开创中国的一个全面深化的“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同样也适用于对当代文学的现场表述.于是有所谓“新”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它直指文学现场,希望借助这一概念,来探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点；另一方面,它又透露出某种文学史意义的企图,不仅与“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直抵当下的历史框架与表述,同时,也使“新”概念与“新时期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有关“新时期文学”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78年12月周扬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使用的报告题目:“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页,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79）；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则由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提出,见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产生了互文参照的效果,增加了文学史认识的时空维度与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新世纪15年来（2000—2015）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接续和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结果；进而,它又以“新世纪”的历史进程,刷新和改写了“新时期文学”,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它以更加饱满的“人的文学”观念,更加稳健的“现代性”,以及更加多元一体、稳步开放的文学格局,让“新时期”过渡到了“新世纪”,进而让“新世纪”表征、代表了“新时期”,从而显示了与五四以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很多不同特点,勾勒出“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的基本发展轮廓.
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思潮话语,也有了新的特点,即：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像以前那样以作家们的“创作思潮”的方式出现,它虽然与当代创作现状密不可分,却更多地是批评理论话语的独立阐发,只是间接地对创作和文学氛围产生影响；同时,作为对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概念的补充,更加本土性、中国化的“文脉”概念文脉,作为描述文章、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化术语,由来已久,明代学者王文禄著有《文脉》三卷.开始流行,用以描述某些趋向整体性和历史化的文学现象,表达了某种新的文学史意识,以及延展中国文学文脉的趋势.
一、现代文学3：从“现代性”的讨论到“新”的讨论
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导言》中,曾对“中国现代文学”作过一个时代性质的界定,很有代表性,即：“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进入到了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接续着这种“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但是,站在“新世纪”视野下,中国现代文学“获得”的“现代性”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表现.或者,我们现在可以把自20世纪初发生、又自20世纪早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文学革命”发端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依“现代性”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现代文学1、现代文学2和现代文学3.
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是因为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区别于“古典性”,而获取了“现代性”.自从上世纪9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的著作《现代性的追求》将“现代性”概念带到国内学术界（1993）以后,尤其是卡林内斯库的著名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被译介到中国（2002）后,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就展开了一场“中国现代性”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本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一直不断,一度流行的核心词“现代化”逐渐被更加学术化和学院化的“现代性”概念取代,表明了认识的某种转换与深化,应被看作是人们对于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现代”经历与“什么是现代”的一场集中反思.同时,用“现代性”这一颇具概括深度的表述,统一了人们对百余年来动荡且互相势不两立的各阶段历史的认识,试图以“现代性”之名,抹平曾经的对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1949年的解放前后、1976年新时期前后的历史认识断裂,至少,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所谓的新与旧的“断裂”、“革命”、“解放”等种种区分背后,“现代性”的追求还是基本面,于此可以取得共识.而在这个大讨论中间,尤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界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最为旷日持久,触及深刻,乃至于有观点认为“现代性”已经是描述、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统摄性的概念”,张志忠：《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绪论”,第2—1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并改变了既有的诸种破碎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使一个统一脉络的连续性的百年中国现代大文学史成为现实而不再被割裂.
这个“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既一以贯之,又因“现代性”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
1．现代文学1
是指中国文学走出古典时期所经历的第一个“现代”时期,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现代”时期.在“现代性”的讨论中,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认识有二个趋向.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一是,“现代”的起始时间点变成复数,变得模糊.原来的文学史按照“新主义论”的模式,将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旧主义时期为“近代文学”,而此后的新主义革命时期才进入到“现代文学”.当然文化和文学与作为现代青年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又有不同,于是又有了广泛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时期”等提法,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也用了“五四文学革命”这样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这里的“五四”已不是狭义的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五四”,而是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的“五四”,因此,文学史上的“现代”起点标志为,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或称“新文学”.但是,这些认识在“现代性”的讨论中被打破了.一些学者以“现代性因素”的名义而不是固守“五四”这一“新文学”的“革命观”,将现代文学的起点上溯到晚清民初,其中的主要观点有三种,即“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说,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论》,第1页,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现代文学起点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说,栾梅健：《1892：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论〈海上花列传〉的断代价值》,见陶东风、张未编：《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2009年度）》,第197—20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以及以1911年辛亥革命起始的民国文学说.“民国文学说”立意于现代性民族国家国体的建立,最早可溯及钱基博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1933）.在新世纪初叶的现代性文学讨论中,倡言“民国文学”概念的,主要有丁帆：《给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等,均见于李怡等编：《民国文学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我的主张,既吸取了上述研究的某些成果,同时又坚持了主流的“五四时期”发端的观点,可以将其表述为20世纪初发生,而在五四时期的1917年“新文学革命”发端.这种综合性的观点,承认了现代性的更早萌生,又照顾到这种“发生”还不足以颠覆“五四”的“新文学革命”的自觉意义,应是对“现代性”讨论成果平衡兼顾的结果.
二是,对中国“现代文学1”的性质认识,经历反复,更趋理性包容.我们所说的“现代文学1”,在“五四时期”更多地被表述为“新文学”,是指超越了世纪初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的“新小说”的一种更彻底地取法西方文学经验与观念、体制的现代汉语文学.它对“新文学”的“新”（“现代性”）的认定,最初主要有两个要义,即进化论的从旧到新（文言/白话、古代/现代）,以及启蒙主义论的“人”的发现和“人的文学”.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新文学”概念之外,又有“现代文学”概念的逐渐流行.如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两种取名为《现代文学》的杂志,一为赵景深主编,共出版了6期；另一本创刊于1935年,由有留日背景的文学青年创办.至于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则更为著名,似乎表明了当时人们有意识用“现代”一词来超越所谓“新文学”,“现代”有表明“新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意味.人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也因人而异.“新文学”阵营那里,主要强调“新”,“现代文学”与“新文学”被看作是一回事,却也开始发生歧见,比如朱自清首开新文学课程并坚守进化论与启蒙论的五四观念,（《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9）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后兴起的左翼文学,则开始发挥出对五四新文学的政治与阶级革命的想象；另外,在文学守成阵营那里,“现代文学”却可以有更广义的涵盖,比如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33）中的“现代”,它按现代民国建立的时间节点起笔,包括民国以来的所有文学,作者对所谓旧文学阵营着了更主要的笔墨,可见其“现代”只有时间表示意义.到了20世纪40年代,由于“新主义论”历史观的兴起,一方面“现代文学”与“新文学”可以等同,另一方面,对于“新文学”的现代性质的判断在解放区那里发生了转变,由以“人的文学”为标志的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性质,转变为新主义革命文学为主线的性质.这个转变沉淀到文学史的成果中,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等奠基性的史著才真正得到体现.以社会革命和政治意识形态挂帅为现代性取向,不仅为建国前的文学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建国后过渡到新中国文学的阐释模式作了历史性奠基,它所释出的观念,不断地扩大着对启蒙主义文学取向的压抑而尽呈革命激进姿态,直到1976年底中国“历史新时期”开始后,才开始逐步缓解,并在80年代产生了所谓“重回五四”李泽厚:“一切都令人想起了五四时代”.见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0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用后来李慎之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1999)的明确说法即“回到五四、重新启蒙”.（李慎之：《回到“五四”,重新启蒙》,《随笔》1999年第3期）和所谓“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陈思和与王晓明提出来的说法,用此概念命名他们主持的《上海文论》杂志的一个栏目的名称,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旨在“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论文,一时影响很大.的态势.早在50年代末,人们开始把1949年以前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而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称为“当代文学”.20世纪50年代末期,部分高校编写了一些当代文学史教材,如1958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编著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青年教师与1955级学生联合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内部印刷）等.自80年代起,由于“当代文学”学科的正式确立,“新文学”的提法在宏观历史概括时渐渐很少用了,“现代文学”概念便明确划定在1917/1919年至1949年间,约有30年的跨度.“现代文学”概念的确定,使人们不满足于仅仅时间性的理解,必然引发什么是现代性质问题的明确提出.事实上,以重铸民族灵魂、批判国民性、人的解放等人道主义为基调的启蒙论性质论述,借“重回五四”和“重写文学史”的势头,而取代了对现代文学的新主义革命论述,取代了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和阶级论的论述,这正是发生在从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到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之间的变化.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以来,有关“现代性”的大讨论之中,不仅在启蒙哲学基础上稳步确立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启蒙主体性和精神性价值,而且从对“现代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中国本土经验的认识上,最终导致了我们将新中国建立前的这个阶段的“现代文学”表述为“现代文学1”.我们称之为“现代文学1”的中国文学,其现代性发生在从世纪初经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其特点是以更理性宽容的现代人道主义、启蒙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人的文学”作为主体和主流,阶级革命和社会理想主义、民间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则是它的激烈形式,后者并不否定前者,恰恰是为前者的实现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承认现代汉语书写的“人的文学”,是五四以来直至今天的文学现代性的一个主流和永远的精神基石,是中国“现代文学1”的“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主要贡献,也不意味着否定革命意识形态对这基本价值实现的推动作用和历史性贡献,这也恰恰是“新主义论”之所以为“新主义”并能够为当时广泛接受的根由所在,过去我们将二者对立起来,问题可能出在对“新主义论”的历史性激进误读上.
2．现代文学2
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阶段,它包括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两个部分.
新时期以来,包括从1949年起一直到现在并向未来敞开的一段,被明确划定为“当代文学”,于是跟“当代文学”谈“现代性”似乎不对头了,也有所谓“当代性”的说法出来.“当代性”意味着更多地强调当下性、现在进行时态,因此和“现代性”的内涵是无法相比的.正是在世纪之交有关现代性的讨论语境中,人们意识到共和国50—7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已成历史,不具备充分的“当代性”,亦应连续性地用现代性来加以考察,并把这一段特殊的“现代性”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2”.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论述中,强调了新时期对此前文学的“拨乱反正”,否定了“”文学和由来已久的政治挂帅的路线所造成的文学思维,并把这看成是反现代性的,甚至是封建性的,予以全盘否定.因此新时期文学恢复“人的文学”精神,被看作是“另一个五四”,被理解为是与此前的50—70年代文学相对立的,是穿越了50—70年代的“当代”而“重返”了“五四”.世纪之交“现代性”讨论多少缓解了“新时期”与“当代”学者旷新年在现代性文学讨论中一直坚持认为中国50-70年代的文学为“当代文学”,而80年代后兴起的“新时期文学”由于与五四“新文学”因精神气质相近和亲缘关系,被视为“现代文学”,由此构成了后起的“现代的”“新时期文学”与过往的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的对立,学理姿态独特.参见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第7—1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的对立,一种“现代性”的“历史批判”与“历史同情”,促使人们对“十七年”文学和“”文学做出某种“现代性”的解释而不是在“现代性”之外寻求解释,并认识到“现代性”历史的复杂性,呈现“现代性”本身内含的某些激进的负面的甚至专制冷酷的体制与思维因素,与激进、极端倾向必须在现代性自身给予解释.对此,正是“现代性”讨论激活和打开了文学“文化研究”的思路.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从五四文学的人性启蒙与个性解放的现代性基本立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和“”文学做出了批判性分析.而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现代国家的现代性文化体制与思维模式进行了尽量冷静的“解读”.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文化想象”情况,指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空想与生活的紧张导致了“”的悲剧产生.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发明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对特殊现代性做出了翻新解释.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和呈现了一段特定时期的现代性历史,中国“现代文学2”的特殊“现代性”似乎有了某种可予理解的轮廓.它一方面抽掉了“人的文学”这一基本的现代性原则,压抑人情味与人性化的普遍性认同,另一方面片面化、极端化、激进斗争式地以人的社会阶级关系解释一切,实质上仍聚焦于人,不过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人；一方面压抑个人主体性与价值而倡导牺牲个人服从集体、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赞扬和推崇新人精神、人的主观意志改地换天,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以贯之的精神现代性特征.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现代性,最终统一于新中国的民族国家现代性.很多讨论都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思维的惯性作用,以及共和国初创时期国内外大环境来解释这些充满矛盾的现代性状况,尤其指出了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设计,指出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使如何处理好新国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时代课题,而民族国家的统一现代性和一体化政治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成为这一时期现代性新因素,个人话语失语以及民族性与大众性的民间乐观基调的兴起等,都构成了现代文学的新的面貌,作家群体不再是在中国的几个文化中心活跃着流动着的文人集散活动方式,而是依现代国家体制在各省市、各地域、各地方、各民族以及某些现代行业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事业性建立,此外还包括大中小各级学校的文学教育体制的建立,这一切呈现出的大国文学体制颇有模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2”深具现代性的实质性进展.年轻共和国的人及文学的朝气蓬勃,民间情绪的单纯乐观,多民族统一的生活领域和文化空间的拓展成型,都在新中国初始阶段的文学现代性中留下印痕,透过曲折,令后人怀思.而单纯美好的天性理想在持续的左倾态势及以后的“”十年的扭曲与毁灭更令人扼腕.这扭曲和毁灭自然也是现代性自身的一部分.“十七年”和“十年”两个部分,演绎了“现代文学2”自己的现代性过程和逻辑.
3．现代文学3
由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学”谢冕：《新时期文学与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5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三个部分构成,至今约40年的跨度.
这段文学的开端所启始的进程,主流的评价是“历史性转折”,即所谓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文学即是借用这个社会主流的时代概括术语“历史新时期”,而形成的文学历史概念,主要指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新时期,它结束“”文学并越过“十七年”文学而“重返五四”,因为它恢复了“人的文学”的基本观念的地位,这样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纵观近40年来的“现代文学3”的整体样貌,对人的尊严和人性解放,对人性深刻性复杂性的探索,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与守护,一直是很主流的线索,90年代后我们称这种来自启蒙传统的价值叫“人文精神”.这样的现代性基本价值是必须恢复和必备的,是新时期文学以来基本评价尺度.但是也要客观地看到,它的精神性偏好不仅与五四传统衔接,而就精神性的抽象意义看,它与上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的精神性偏至又存在着隐秘的联系.这也不奇怪,现代性的本身就是从人的主体性设计出发的.然而问题也就在这里,我们的新时期之新、所谓历史性转折,难道就仅仅停留在对五四传统的恢复或发扬,满足于再造“另一个五四”吗？今天看,晚近4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已经照五四以来的所有历史阶段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应该说,我们的确开始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3”的时代,应是一个基本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解读“现代文学3”的新现代性.在方法论上,一种复数的、复杂的现代性观念的建构,应是中国现代文学方法论上的一个基本经验.
2005年开始,有关“新”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综观新讨论的情况,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是将“新”当作时间概念,其概念内涵就是指“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这方面的论文是大量的,其中多是对新世纪以来新出现的新的文学倾向、现象及部分作家作品进行梳理评论,也的确存在有很多新的文学现象需要讨论,如底层写作、新媒体影响或网络文学、“80后”写作、“70后”写作等等.这方面的讨论侧重在“新”出现的现象上,而对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成文坛名家为主干的主流文学创作的评论非常之多却很少将其纳入到“新世纪”的名下来讨论,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二是虽然不反对上述对“新”概念设计的时间性用法,还是有一些学者主张在“文学新世纪”的隐喻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即主张讨论和挖掘“新”概念的文学史意义,着重讨论当下文学是否已经开始了一个文学的“新世纪”,以及从何时进入到了这个“新世纪”.因为当下的文学事实表明,它的样态已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时期文学”有了明显的不同,不仅面貌判若两人,而且也远远超出了那些新时期文学初创者们的初衷：它还是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吗？在结构化方面,有的主张更着重时间性的划分,即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三段构成新时期文学说,有的则主张从新时期文学转变到新的两段分别构成说,两段说中又有分期起点在世纪之交和90年代初两种主张.
而最彻底的主张则认为“新”的真正意义在于其“跨出了五四新文学”,跨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是真正的文学新世纪、真正意义的新、21世纪的文学.
应该说,这最后一种意见是重要的,其实际指向是表明“新”是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文学3”.这样,“现代文学3”的起点实际可以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如果接续“现代文学2”的认定,那么“新时期文学”开启的就是“现代文学3”.但如果又主张一种从“新时期文学”到“新”的前后时间转换过程,那么“新”就只能是“现代文学4”了.考虑到如果将“新时期文学”的过渡到“新世纪”的时间压得太短,无论是“新”的转换起点定在90年代初或在世纪之交,都不够长,社会历史判断也没有提供这样的“新时期”概念背景,并无人宣布新时期结束.况且,所谓“新时期文学”若是被简单地定义在“重回五四”或“另一个五四”的重复意义上,现代性的新意已大打折扣,所以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可取的.二是认为“现代文学3”自“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开始,实质上新时期文学的开启同时也是“新”的开始,而且实际上所谓“新”的提出和讨论,其重要价值也在于赋予“新时期文学”以更大的意义,即开启“文学新世纪”的意义、开启“现代文学3”的意义.进一步研究的结果也表明,这种看法是符合文学史事实的,逻辑上也是合理的.
新时期文学重回五四,重新确立了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现代性基本原则,但它也同时开启了新时期的一种新现代性,为了与已经有固定内涵的新时期文学相区别,我们称由这新现代性所兴起的文学为新,它开启了“现代文学3”.我们从思考“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之所以如此开始,向上回溯本原,看到了新时期文学除了重返五四现代性传统之外,它还新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性因素,并以五四传统的“人的文学”为基础,与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互相纠缠、搏斗、辅助、共生,前者的现代性是基本的,后者的现代性则是在基本原则之上的时代特征,因此是这个时代的命名.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结果就是新,而当我们在新世纪发现新并返身回溯新时期文学,最终发现可以由新来代表、表征新时期文学.二者合二而一,新时期文学概念主要表述的是接续五四传统,是中国现代文学贯穿的基本现代性,新则是主要表达新时代的新现代性、“现代文学3”的新现代性.“现代文学3”因这“新现代性”而成为“现代文学3”.因此,“现代文学3”应是复数的现代文学观、历史观.正如五四文学的起点也可以上追到晚清或辛亥革命,新中国文学的起点亦可上追到40年代的《讲话》,则新的起点也可以向上划定到新时期初始,不同的是,新世纪与新时期的确是发展重合的,几乎同时起步的.新时期文学远未结束,新则是早已开始,方兴未艾.
那么“现代文学3”或新的新现代性是什么？大致可以表述为一种“生活现代性”,主要指一种整体性地对现代性的理解与把握,现代性不仅是精神性和政治性的,更应包括基础性的物质生活要义在里边;进一步,我们还应把生活本身看成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生活精神、生存精神、生命精神、生态精神是真正现代形态的精神.作为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新时期开始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以及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结束了五四以来的以政治革命、精神改造、国家话语绝对主导一切的现代性,而代之以物质和生活优先解决的改革开放思路,个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成为启动发展的原初动力.1977年10月发表的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因为它提出了清算“”对青年人的精神戕害问题,像五四时期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呼唤“救救孩子”,重拾了人的文学的启蒙思路.但其实新时期文学还有另外一个作为复数的起点,就是高晓声1979年发表的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它写了农民李顺大穷其40余年的努力从解放前开始三起三落,艰难地为了造一座居屋奋斗的历程,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为生存的基本物质目标而奋斗的呐喊,体现了为生活而奋斗的不屈不挠精神,从而成为生活现代性的真正起点.按照启蒙现代性,新时期文学从“重回五四”到发展出一条声势很大的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的主题链条,一直到90年代后的呼唤“人文精神”的不断跌落,构建了一种单数的启蒙现代性的唯精神性的文学史叙事.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此种文学史叙事描述为,“新的历史图式逐渐浮现：新文学经由五四的辉煌和蓬勃生机,而不断下降,到‘当代’跌入低谷,只是到了‘新时期’才得以复兴”（第2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黄发有在回顾新时期30年文学的文章《重建理想主义的尊严——对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反思与展望》中则将9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描述为“经济优先发展被误认为经济至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精神状况,使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严重的滑坡,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遭到持续性的腐蚀”,而文学则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守护独立性、批判性的理想主义气质,与权力、商业同流合污”.（《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新的“新现代性”即“生活现代性”讨论,使更立体地、复杂地把握“现代文学3”的历史成为可能.“生活现代性”的文学在与“启蒙现代性”的文学的互相砥砺与共生中不断壮大,全面地改写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
在原有的思路中,高晓声的《陈焕声上城》被高度评价,因为其书写了至关重要的国民性问题.也因此,对高晓声的另一篇前置了物质追求的小说《李顺大造屋》的评价要低很多.同样,汪曾祺的《受戒》中的生活日常性和阿成的《棋王》中的“吃”的物质性,莫言的《红高粱》中的生命力量与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的性本能与饥饿,王安忆的“三恋”,路遥小说中的生存“奋斗”,先锋小说中的化和暴力美学,新写实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和生存真相,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中的体制困境与世俗关系学,新历史小说与新状态文学中的宣泄和权力戏剧,女性文学中的性别压抑和身体,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写作,所有这些文学中物质、、生活的体验性不是被误解,就是因缺少精神性而被批评,原因就在于理论上与感受上对“生活现代性”的疏离或者陌生.具有“新现代性”因素的文学正是在同已有的两种基本的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要求的搏斗与适应中壮大自己的,最终成为“新世纪”的格局.
因此,对“现代文学3”的转变意义不能低估,它并不否定“启蒙现代性”对精神性的认同,也不否定对“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国家性认同,只是认为从“现代文学3”、新、宽泛意义的新时期文学以及“生活现代性”开始,现代文学景观一定是复数的.五四文学的人学主题词是“人生”,人生概念、人生问题意味着更多的精神性追问,而生活现代性观念则是要将这精神性的一面放到实际的世俗的生命、生存、生活中来,让文学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建构中重返生活的整体性,补齐其“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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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板.同时,又合乎时宜地将“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转换为一种文学“中国性”的追求,抑或是一种“中国精神”、“中国经验”乃至于文学爱国主义,使“民族国家现代性”融会在“生活现代性”的主潮之中.由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的扩张性拓展,除了生活现代性特征辅以启蒙原则垫底、民族国家格局与情怀铺路,“现代文学3”从80年始逐步走强的“文学新世纪”的特征主要还有：日常生活更多地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主体；“体物的文学”的大面积持续兴起,对物的体验,处理好与物、的关系成为文学的着力点,而反异化、反物化的意识不过是“体物的文学”之一种；“与文明的冲突”成为时代主题；文学在新的物质文化（包括媒介）基础上的全媒体布局与发展；虚构文体与纪实文体均获大幅度的质与量的提升,抒情文体、主观性文本或所谓先锋文学、纯文学,与各种跨界写作及各种社会文本的文学性大幅度提升,多元并进,文学层面繁复,更加细分专业；文学的空间化拓展,多地域多民族共生,边地文学的鲜活展现了文学的中国性广阔空间,中心与边缘共生彰显了中国文学偌大整体格局；网络写作形成了大众文学/通俗文学新格局,与主流纸媒文学共襄盛举,雅俗共生淡化以至结束了文学的唯精英色彩；老龄化年代文学的增量趋势成为文学发展的积极因素；被“新文学”长期压抑的通俗文学和古体诗词、赋体及当代新声诗（歌词）写作抬头甚至得到长足发展,超越了“新文学”而和传统文学发生新的联接,且有广泛的受众接受面,也不再被视为“旧文学”而被指责；从上世纪的“40后”到当下的“90后”,当代作家六代同堂,各据文坛与生活领地,书写各自年代经验,文坛圈子一变而扩大成为偌大文学景观,等等,远远超出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格局.（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张未民,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张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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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虚待空间：关于新世纪先锋诗歌想法 冯 强冯强, 山东胶州人,文学博士,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2 0 1 1 2 0 1 2曾赴德国波恩大学访学,指导教师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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