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程俊英：一生结缘《诗经》，该文是诗经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程俊英和结缘和《诗经》类论文例文.
一、五四时代“四公子”
１９２０年前后的北京,每逢假日,公园、北海、陶然亭等处,不时见到四个结伴游玩的姑娘.她们个子虽有高低,服装却是一致的：上面为浅灰布罩衫,下面是黑绸裙,裙子中间横着镶嵌了一道两寸宽的彩缎花边.这几个装扮得素净又不乏俏丽的女子,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庐隐、程俊英（１９０１—１９９３年）、王世瑛、陈定秀.她们年龄相仿（程俊英小两岁,其余三人同岁）,志趣、抱负相投,其中三位还是福建同乡,被同学们称为“四公子”.程俊英回忆：“我们四人无论上课、自修、寝室、外出,都形影不离.”庐隐的性格最放旷,自命孟尝君,她后来的小说《海滨故人》,就以“四公子”为原型.
程俊英的父亲程树德是清末翰林,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是北大教授兼清华研究生院导师,我国著名法律史专家,著有《中国法制史》《九朝律考》《汉律考》等.１９１７年,程俊英从报上得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１９１９年改为国文部）招生,她用暑期两个月读完中学历史、地理教科书,顺利考取,成为首届录取的２４名新生之一.但是父亲保守,并不支持女儿读书.母亲沈缇珉是清末福建藏书家沈卓之女,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程俊英１３岁时,父亲纳保姆为妾,母亲郁郁寡欢.母亲很想谋求职业,自立自主,却未能如愿,她帮助女儿逃出去读书.
１９１９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２年又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程俊英的同学们多由各省保送来,很多人都经过一番曲折、抗争才得以进入大学,她们的人生从此转折.但大学生活并不全是海阔凭鱼跃的高远自在,校方的管理严格、拘束,个别老师冬烘、守旧,女学生们不免失望、苦闷.女高师的校服为僵硬的草绿色布衣与裙子,白袜黑鞋,一律梳“一把抓”的高髻,都颇乏味.“四公子”的假日出游,连带别出心裁的着装,算是小小地张扬了个性.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四公子”当然也倾情参与.北大学生是“五四”前锋,女高师学生也不示弱,她们组成讲演团、宣传队去各处宣传,还奋力*学校的后门后墙,上街游行.这所全国当时唯一女子高等学校的学生,举着纸旗走上西长安街,高呼着“还我河山”、“打倒卖国贼曹、陆、章”、“抵制日货”等口号,还闯入新华门,冲进中南海……她们激愤、热切的面容,纤柔的身影,在１９１９年灰扑扑的北京,特别引人瞩目.这次游行影响巨大,程俊英和同学们都异常兴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此后,她们进出校门,无须向学监交出入通知簿了,有如小鸟出笼般痛快.
她们的老师,有国故派的刘师培、黄侃,新潮派的李大钊、胡适和欧美派的傅铜等,很多是来兼课的北大名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胡适对学生们影响很大.胡适“将北大的文学新风吹到了女高师”.他讲授中国哲学史,以白话文写讲义,对学生倡导白话文.程俊英回忆,胡适头一个向她们介绍《新青年》杂志,并将全套《新青年》借给她们.李大钊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学等课程,他出的论文题目是“论妇女解放”,程俊英那篇写得“离经叛道”的论文被他选中,亲自送到女高师校刊发表.李大钊还鼓励学生们以话剧的形式批判封建礼教、宣扬婚姻自由.大家将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改编为五幕话剧,李大钊任导演,程俊英演刘兰芝,冯沅君演焦母,陈定秀演小姑,演员们写好各自的台词.１９２１年在学校预演,当年冬天还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了四天.观众多为北京各大学师生,很多人流泪不已.此后,程俊英还演出了《金钱与爱情》《一只马蜂》等话剧.
女学生初登话剧舞台,不仅又创了“第一”,开女演员演话剧之先河,还另具一层革命性意义：她们挑战了几千年来文人轻视艺人、轻视俗文学的传统.程俊英因此一度动心去当演员,后考虑到当时女演员处境卑微、险恶而作罢.
新文化运动的摧枯拉朽,使旧世界的板滞土壤渐趋松动,万物都添了新异.中国这批最早的女大学生有幸亲身淋浴五四精神的急雨飘风,她们的眼界和举止跟母辈相比,十足地标新立异,那可是炫目的时尚.程俊英等参加北大学生组织的杜威研究会、罗素研究会,去听杜威和罗素讲演；她们上街游行,剪发,演话剧,在学校会客室会见来访的外校男生,轰走宣扬“三从四德”的老师……既是受惠于新风尚新思潮,也是挣脱千年约束,张扬地释放青春、舒展个体生命,且苏醒了女权意识.
二、由绚烂归于沉潜
程俊英从奔放的五四青年,到沉潜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中间的转折看似突兀,却又自然而然.
幼时,母亲教程俊英古诗和四书五经、《文选》,国学根基被奠得很牢.她从１９１８年后不再写古文,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但是程俊英对萌芽时期的新诗却有所保留,觉得胡先生《尝试集》的尝试“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蝴蝶》）,到底不如古诗蕴藉隽永,故一直坚持跟黄侃学古诗,最喜欢黄老师的诗歌选作课,也教授了一辈子古诗.
程俊英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尤精于先秦文学,《诗经》研究更是成果累累.“”结束后,她修改存稿,出版《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注析》等书,备受海内外学术界推崇.她还主编了《诗经赏析集》和《中国文学大辞典》先秦两汉部分.
程俊英与《诗经》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童年.七八岁时在福建私塾念书,老师每天的讲授内容就有《诗经》《千家诗》等.她记得：“读到《宾之初筵》：‘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几句,描写醉汉又叫又闹,搞翻宴会桌上的碗盘,歪戴着帽子,歪歪斜斜不断跳舞.绘形绘声,令人笑不可仰、乐不可支.”自那时起《诗经》就攫住了她.
《诗经》今译的版本不少,程俊英的译本特别受读者喜爱.她的主张是：翻译《诗经》,可以相对自由地“意译”,因为逐字硬译,难免涩滞；但是,为了尽可能接近《诗经》的本味,又不妨“拘谨”一些.来看她的翻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译文为：
茂盛桃树嫩枝丫,桃花灿烂粉红花.
这位姑娘要出嫁,和顺对待你夫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小雅·我行其野》）她译为：
我在郊外独行路,臭樗枝叶长满树.
因为结婚成姻缘,才来和你一块住.
你却无情不爱我,只好回去当弃妇.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郑风·将仲子》）她译成：
求求你呀小二哥！别爬我家大门楼呀！
别弄折了杞树头呀！树倒不算什么,
爹妈见了可要吼呀……
既朗朗上口,又遵循了原诗或雅或俗的口吻、意趣,每字每句的语感、分寸,皆精心推敲.她说：“译诗的优劣,非经过比较和反复咀嚼,不能得其三昧.”程俊英同时也认为,诗歌其实是不宜翻译的,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再高明的译文,都无法复现那种缠绵悱恻之美.她觉得,将《诗经》通俗化的努力,只是帮初学者砌几道台阶,让他们最终能“拾级而上,登堂入室”,去领略“真金美玉”.
三、几桩新式婚姻
家长们都希望女儿未来的家庭稳定而有保障,有的还早早物色好心仪的人选.但“四公子”有共通的择偶标准：不计较对方的名位、财产,唯独看重情与德,她们多数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程俊英的父母本已相中一个“女婿”：“交通部秘书长,擅长文书,日本留学,家有恒产,年轻貌美”（《回忆庐隐二三事》）,而程俊英自有意中人——老师张耀翔.何况,她讨厌官场中人喜逛妓院的恶习,认为男女都为对方守,是婚姻的前提.最具反叛性格的庐隐,情路崎岖,１９３４年死于难产.王世瑛曾与郑振铎有过恋情,但父母嫌弃郑家贫寒而坚决阻拦,后来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结婚.王世瑛经庐隐夫妇介绍,认识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张君劢.１９２５年张君劢与元配沈氏离婚后,与王世瑛结婚,两人感情深厚.王世瑛１９４５年因难产去世,张君劢没有再婚.王世瑛去世后,郑振铎常去她的墓前献花.陈定秀于１９２４年在苏州与程俊英的叔叔程树仁结婚,程树仁是我国最早留美攻读电影专业的留学生.他们后来迁居上海,编辑《中华影业年鉴》,还成立了孔雀电影公司和东海、西海电影院.但后来程树仁移情于外妇,程俊英一直痛惜好友陈定秀“遇人不淑”.
程俊英１９２２年夏毕业后,任学校周刊编辑,兼任中学国文教员.这年秋天她与张耀翔订婚,两人在天坛祈年殿立下誓愿,以教育为毕生职业.程、张于次年初结婚,几十年间感情深厚.他们的朋友,有的做官,有的进入各种党派,也有的去了延安.很多人欲动员他俩参与政治,但他们固守了终身执教的初衷.张耀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硕士,历任北师大、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华东师大等校教授,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心理学杂志《心理》并任主编,有《感觉心理》《情绪心理》等专著,是我国心理学科的重要创始人.程俊英民国时期历任多所大学的讲师、教授,１９５１年后担任华东师大教授,八十多岁还在带研究生.她的学生很多成为一流学者.
程俊英和她的同学,早年都目睹过女性亲友的婚姻悲剧.她们的一位同学因为反对包办婚姻,不幸去世.所以,呼吁妇女解放、婚姻自主,也是她们投身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因.接受教育、走入社会,使妇女得以摆脱依附地位,自尊自立,施展才华；杜绝包办婚姻,则给了她们从心所欲选择爱人的权利.不过,旧式婚姻的质量虽然普遍不高,但自由恋爱结下的也不见得都是金玉良缘.程俊英的闺蜜庐隐就是最伤痛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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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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